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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嗣昌(1588年-1641年)，字文弱，自号肥翁、肥居士，晚年号苦庵，古武陵县(今湖南常德)人，中国明朝后期大臣、诗人。他父亲杨鹤，官至兵部右侍郎、三边总督，原籍安徽郎溪，在洪武年间因诖误而发配武陵充军，后代逐渐崇尚文学，追逐功名。杨嗣昌在家风熏陶下，自幼潜心读书，埋头科举，于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中举人，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进士及第，开启了从政生涯，历任杭州府学教授、南京国子监博士、户部福建司主事、户部江西司员外郎等官职，深受崇祯皇帝信任。 《杨嗣昌集》是他毕生行政著文的心血结晶，也是留给常德人民的一份珍贵文化遗产，是今人研究湖湘历史乃至整个明王朝史的重要文献。尤以为其《游梁山记》（以下简称《游记》），对于当今人们读懂太阳山、挖掘和弘扬太阳山文化很有参考价值。 大约在明万历年间晚期（即公元1619年之前），杨嗣昌半官半隐闲寄常德家乡时，与其外祖父等亲亲朋好友同游太阳山（也有史称梁山【常德掌故】（50）杨幺兵败与太子庙）而作《游记》。全文由七个篇章组成，杨嗣昌以炽热的爱乡情怀，独到的美学观念，精要的文辞义理，把太阳山的美景佳致、文脉史据娓娓道来，尽书笔底。七篇文章字字玑珠，一读再读，仍让人感到特别亲切，回味无穷。其要有四： 1、《游记》考据了太阳山的山名正误 自唐天宝以来，太阳山名即有两说，一曰阳山，二曰梁山。对此，杨嗣昌引经据典进行了考辨。他说：“余考郡志，曰是阳山。先时祀阳山神，以梁松配，而后因名曰梁山。此未有所据。”说此山原名就是阳山，人们很早就在此祭祀阳山神，是因让汉梁松配享阳山庙后才叫梁山，即使这样，也是没有根据的。 2、《游记》提供了太阳山的古代地理信息 杨嗣昌一行游阳山，是从荣庄王“怀陵”园处“攀枝执条”“迂回而上”的。他以阳山庙为中心，记下了当年各条游路的走向：从庙门向左往南下——观音桥——白龙涧——韩婆岭——松毛塔——观音寺，路约十里，崎岖不平；从庙门左走往东下——金凤嘴——鼓响坡——风门洞——玄真观，路十来里，蜿蜒曲折；自庙门往右走从西北下——两碗水——十二岭——灵泉寺，路程二十里，遥远坎坷；不左不右直向南登台阶而上，是庙门前的一座山峰，一里左右，路很平坦。再由庙后攀藤而上，正北一座山峰，三里路程，险要峻峭。前面的山峰，当地人称它面山（即今天人们看到的太阳神像）。立于面山之巅，西面远望是浮山群峰（今属临澧）；东面则是药山群岭（今属津市）。由面山南走西下，是马鬃岭；后面山峰，形如发髻，故称髻子峰。由此往北走再东下，则是虎耳岩。 杨嗣昌游记中上述的大量地名山名，为以后修撰阳山志也提供了十分宝贵的历史地理资料。历史沧桑变化，昔日的游路与今比大有改变，遗址遗迹所剩无几。 3、《游记》渲染了太阳山的雄奇秀美景观 杨嗣昌在《游记》中写道：我“登其疏处，徘徊孤啸，仰瞩青天，俯观无际，乃知天地大矣。而其炉冶融结，分形布位，至于小石小木之间，无一草草而不有致”，“至其领袖诸山而来者，药山则首东方诸山而峙于左，浮山则率西方诸山而立于右。两山相去各百里，间而双撑如左右手。自面山望之，地丑力敌，无分毫相负，斯一奇也！”行文至此，他不由得击节赞叹：“吁！何造物者之神一至此欤？”描绘了太阳山的宏伟气势。在他看来，阳山虽小，却“备众美焉”。 4、《游记》展示了太阳山的厚重文化积淀 一是王家园陵景观文化。杨嗣昌写道：山中的地产，一半划归荣藩王府，别墅陵园相望，朱门碧瓦，丛林掩映，各种树木，青苍斗色。进山的车道有十多里，高大的松树亭亭而立，夹道垂阴，行者如度幽谷。飘风所过，不亚于十万军马半夜开发，这是平时不常有的。还说这里有樵夫山歌，百鸟啁啾，四季可闻，祭祀祈祷，络绎纷纷。来此游观者，各各意满而去。可见，当年王陵景观之骄人。 二是繁兴的佛教文化。杨嗣昌说：“吾郡宗门唱道自德山始，而其后钦山、药山、苏溪、大龙之属，法席云兴”，阳山是其中一支，是观音大士显化现身之所。作者自妙音和尚驻锡阳山驯白鹿故事始，记述了历代高僧在太阳山弘扬佛法的活动。他说对高僧们阐释佛经“机锋捷疾”的对话，虽不达禅理，也不得不像顽石一样点头称是。可见佛文化影响之一斑。后有学者统计，太阳山地区先后曾有“三十六寺观，七十二茅庵”，是和尚、尼姑、道士聚集之处，也可谓是一方福地洞天。 三是碑刻文物颇丰。杨嗣昌游阳山时，见到不少东倒西歪的碑刻，记述着这里发生的某些变故，有事涉佛门兴衰、【常德掌故】（51）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常德城里娃的童趣历史事件、风物典故者等等。杨先生以其渊博的学识做了考辨，或堪误或存疑或新解。这对当今深入研究太阳山文化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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