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我方特邀作者赵立波 一、能吏能吏道光二年，（1822年）林则徐第一次受到道光帝的召见，在谈话中，道光对他过去的工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汝在浙省虽为日未久，而官声颇好，办事都没毛病，朕早有所闻，所以叫汝再去浙江，遇有道缺都给汝补，汝补缺后，好好察吏安民罢。” 接着林则徐向道光帝请教今后工作指示，道光回答说：“照从前那样做就好了。” 林则徐青年时因科举落第，只得做师爷谋生。嘉庆十六年（1811 年），26 岁的林则徐终于殿试高居第二甲第四名，选为庶吉士，授翰林编修，踏上了仕途之路。此后七年的京官岁月，饱尝贫困之苦，由于刚正不阿的性格，耿介处世的林则徐看不惯官场种种，因事愤而辞职回乡。 道光继位后，林则徐的老师曹振镛多次向皇帝推荐了自己的这位学生，因此道光帝未见其面先闻其名。 之后，林则徐出任江苏按察使，在任期间澄清江苏吏治，亲自裁决案件，甚至参与验尸等工作。短短在任四个月内，就把许多陈年旧案全部处理。不仅如此，当时江苏遇上数十年来未见的洪灾，庄稼尽毁，林则徐负责赈济灾民工作，他一方面把国库拨给的百万赈济款发到灾民手中，不让吏役、生监、土棍从中侵占，由于措施得力“活老弱无算”被百姓称为“林青天”。  几年后，他不顾个人仕途得失，毅然决然为江南水灾的百姓请求减免税粮。就在具摺请缓时，接到军机大臣转来的廷寄，措辞严厉：“近来江苏等省几于无岁不缓，无年不赈，国家经费有数，怎能这样一年又一年拖欠成为了惯例？” 与此同时又接到道光上谕批评林则徐“不肯为国任怨，只知道博取声誉”。在这种谴责下，林则徐上书给道光为百姓痛心疾呼：“多宽一分追呼，即多培一分元气”在他的坚持下，道光终于批准缓征建议，为百姓赢得了生机。 除此之外，林则徐主政各地都首重民生水利建设，认为这是民生之本：“水利之盛衰，农田系焉，人文亦系焉。” 1820年，他外放杭嘉湖道就修建海塘“士民德之”，此后他工作的各地到处如水一般对民生滋润。 虎门销烟后，林则徐被贬新疆后，在新疆大力倡导民生发展“周历天山南北二万里，东西十八城，浚水源，辟沟渠，教民耕作”。在南疆最忙的时候，他“昼夜总在路上，行时多，歇时少”，有时甚至没有及时给家寄去书信。 林则徐可谓是无论放到哪里都能做出业绩的人，走到哪里都能得到百姓的广泛拥护，如果说他是个能吏，不如说他更像个“民吏”，就是给百姓带头干活的封建时期的良知平民官员。 二、廉吏林则徐身上还有这一个廉字，不光自己廉，同时也要求家人廉，苦口婆心在家书中天天对其儿子们进行“远程教育”：“京官中虽多仕流，吾儿所交者未必尽是匪人，然亦不可不慎，言语亦需谨慎。鸦片一物，更须屏绝，否则非吾子也。”  对于自己他要求更是严格，在当时官吏送往迎来，盛宴款待，大肆挥霍已经司空见惯，有的饮宴三天三夜都不能终席。 林则徐虽然升迁和职务变化非常快，但是每次上任途中，事先就发出《传牌》，昭告各地官员，谢绝一切接待供应。 在《传牌》中林则徐明确规定：“所雇佣船只，按照当地加个付给，不许沿途支付水脚，亦无须添蒿帮纤，伙食一切，亦自己买全，沿途不要送酒食等物。”最后表示：如果地方官员违背要求，该地方官立即严拿惩办，不得稍有徇纵。 1841年，闽浙总督颜伯焘因厦门失守被革职，他回家路过漳州，遂行夫马六七百名，接连走了10多天，随行的兵役、抬夫等仆从达到3000人，酒食上下共用400余桌。 而林则徐的一生却如同清澈泉水，不染一尘。每到地方做官，马上贴出《关防告示》，向百姓郑重宣布：“所有事情都是我亲自办理，没有别人干扰，奉公廉己，并向百姓保证如果发现：“各种情弊，马上来我这里报告，或就近地方官拿究，以凭惩办。” 同时又请大家监督自己一切食用，均系自己购买，不收地方供应，平买平卖，不准勒索赊欠。 对自己如此，对身旁工作人员和自己的亲属也提出严格约束：“倘若有诡称与本司亲朋故旧可代为关说，以及衙役在外照耀，混称打点照应者，无论事体大小，犯必立惩，如果能给予举报的，一旦证实，给予重赏。”  为官40余年，林则徐所留家业十分微薄，甚至他给父亲的养老费还是节约得来，为此曾国藩在家信中跟弟弟感慨说：“听说林文忠公三子分家，各的六千串，督抚二十年，家私如此，真不可及，吾辈当以为法。” 三、忠吏道光帝虽然在任内遭遇了“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成了鸦片战争的最大责任人，但是在任内力图振作，大力提拔林则徐、陶澍、张集罄这类清流官员，扶持官场作风不遗余力，以至于这些臣下在听说道光去世后莫不发自内心顿首痛哭。 道光帝在不断使用他时倒也说出了比较坦诚的话：“知人难，得人尤难，汝当知朕之苦衷，一切勉力而行，毋负委任，朕有厚望焉。” 在看了道光的勉力后，林则徐感动的“再三跪诵，感极涕零”，因而唯有“殚竭血诚，一切认真办理，以期仰答鸿慈。” 林则徐发自内心对道光帝存有深厚感激之情，如果没有道光帝在其离职后的复职，并不断提升重用，林则徐也断然不会有着重大作为，虽然在鸦片战争中，林则徐被贬黜新疆，也实在是道光帝的无奈举措，这也解释了林则徐后来得以复职并出任重要的陕甘总督、陕西巡抚、云贵总督的主要原因。  在道光去世不久，太平军在广西起义，林则徐病势沉重。此时他身体极其虚弱，街道诏书立即启程，10月12日走到诏安，病情急转直下，几天后到了广东普宁时，竟至“昏晕难起”，不得已口授遗折，由随行的次子代笔上书咸丰。 随即，他就不治病逝。数日后，还不知他已病故的咸丰帝，还加派他兼任广西代理巡抚。倘若他不是重病在身，带病赶路，以至于并未能治理而恶化，如果天假以年凭他的能力、经验、名声、威望，可能在拜上帝会未能成为气候之前，加以瓦解。 林则徐的晚年本来可以安闲治病养老，却在国家重大危机时刻抛却自我厉害，不计个人祸福生死，用行动诠释了他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人生信条。 史料来源：《林则徐日记》，《道咸宦海见闻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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