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策》是一部介乎子、史之间的典籍，主要记录了战国时代以纵横家为代表人物的思想言论、外交辞令和政治主张等，同时也记载一些历史事实。作为其中一篇记述纵横家游说言辞的典范之作，《邹忌讽齐土纳谏》之所以历久传诵，很大程度并非邹忌“说了什么”影响着后人的思想——建立制度性的言论通道，保障人民的话语权力，尽管这一民主思想，在现代社会依然弥足珍贵，但是，真正让它流芳万世、惠施无穷的，恰恰是凭借其“怎么说”的劝谏智慧与言语技巧，让人津津乐道，回味无穷。在解读这类作品时，需要我们回归生活的本原，从日常交际时的演说情境、交流礼仪、论说互动、辞令“善说”等等，进行全面、综合地考量与研究，或许会撷取别样的收获。于此，本文从选“准”趣味话题、找“准”倾心对象、用“准”表达技巧等三个方面，文本中隐蕴着的生活智慧。
美，一个诱人而迷人的字眼，与人们的生活紧紧相连、密不可分。发现美、崇尚美、追求美是人的天性，也是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审美则是永恒的话题，一头系于亘古，一头延绵未来。邹忌是一个爱生活、富情趣、懂审美的人，尽管《邹忌讽齐王纳谏》并未全面地、立体地展现其生活、兴趣、爱好、才智等情状，但像他那样天生出落美、关注美、推介美，无论是古代还是当下，无论是生活中还是官场上，实难寻觅。我们在啧啧赞叹于邹忌以“比美”话题巧妙地讽劝齐王纳谏之余，更是为他庆幸：“美”总是厚赠予他——让他具有天生丽美的优越感，使他拥有消遣评美的闲情心；特别是让他遇到明君美政的“悦”己者。正是这些诸多“美”事，最终成就了邹忌这段“美”的佳话。
（一）存在之美
美，客观的存在，既是审美的对象，又是美感的源泉。“一方面‘美’是物质的感性存在，与人的感性需要、享受、感官直接相关，另一方面‘美’又有社会的意义和内容，与人的群体和理性相连。”[1]文章从邹忌与徐公比美落笔，泼墨成文，揭示自然美、社会美的内涵。
第一，自然美。人的天生丽质美貌，主要指外表、体貌之美，属于自然美。文章提及两位“美男”，一是徐公，“齐国之美丽者也”；一是邹忌，“修八尺有余，而形貌昳丽”，倘若偏偏要弄出邹忌“与徐公孰美？”，恐怕徐公要略胜一筹。尽管徐公之美，文章及史料并无写实，单从“齐国之美丽者也”——齐国美男子的品牌代言人，便不言自明。邹忌虽说难摘齐国“美男”的桂冠，但凭其堂堂相貌、满腹才情之才貌双佳，足称齐国乃至战国时代的“极品”。天生出落得如此标准、丽质、帅气，是与生俱“得”的厚爱，是独一无二的资本，那么，爱美、呵护美，则需要后天的培育与付出。“朝服衣冠，窥镜，”邹忌早晨起来的第一件事就是穿齐衣服，整好帽子，唯恐有细微差误，对着镜子仔细端详——一身整衣束带、仪表堂堂的正装，镜子里透出着衣饰、帅气的浑成之气。这里与其说是对邹忌衣着美、关注美的行为描述，不如说更是一种爱美、呵护美的心理闪现。只有关注自身之美，持之以恒地培育美，付出心血地呵护美，“美”便成了人们的理念追求，爱美自然就成了人们的生活习惯。
第二，社会美。貌美是出于人的本源，爱美是出于人的信念，政美则是发乎人的品性。政美属于社会美范畴。“社会美是指存在于社会领域中的社会事物的美和人的美”[2]，“不简单是指个人的行为、活动、事功、业绩等等，而首先是指整个人类的生长前进的过程、动力和成果。”[3]古往今来，能将形貌之美、品性之美有机融合、达到完美境界的，则少之甚少。“邹忌便由好色的层次跃到了好德的层次，由个人的心理活动、私生活的狭窄圈子飞升到了政治哲学的思考与实践的层次，第一次使‘好德’与‘好色’两种互相冲突的人生追求得到了和谐的统一与完美的展示。”[4]诚然，“好色”“好德”与“美貌”“美政”相去甚远，邹忌竟能处方寸居室，不沉湎“美”“色”赞誉之声，保持“慎独”静思，找寻自己的缺陷，并能正视、明辨“美我”言语的曲直是非，触类旁通，推及治国施政理念。邹忌“入朝见威王”，设身处地，推己及人，坦诚“王之蔽甚矣”，美在其“言”；让齐威王欣然接受建议，纳谏除弊，美在其“行”；广开言路，不战而胜，达到“平天下”的政治目的，美在其“果”；由寻常家事联系国家大事，为国恪尽职守，全心匡扶明主、建立霸业，美在其“德”。邹忌的可敬可爱之处，未苟且于个人的形貌美，也不在乎别人的是非评判，勇敢地将私生活赤裸裸地暴料于大庭广众之下，率真地表白内心的惴惴不安，隐喻地表达施行“美政”的希翼。推行美政，实现强国梦，展示崇高的境界美。至此，邹忌完成了由感性存在美的认知、到理性社会美的相连，直至提升至美政的践行，从而完成从日常性情之表现转向“好德”秉性之展示的高度。
（二）寻常审美活动
发现美，是一种良好的生活态度；欣赏美，是一种积极的人生体验；品评美，则更是一种绝妙的审美智慧，需要借助体验去觉察。“审美是介于感性功利实践与理性抽象思考之间的一种主体心理活动。”[5]邹忌做事认真踏实、细致考究，从“窥镜”这一细小举止可窥见一斑。借助于镜子，邹忌发现身上的存在之美，纵然出自三分天姿、七分打扮，仍是令他自我陶醉。在打量自己、自我欣赏之余，邹忌向身边亲近者发出了一场趣味横生、传扬千古的“超级美男大比拼”的征询：邹忌怀着忐忑之心，怯怯地问妻、妾“我与徐公孰美？”面对“比美胜出”的答复，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便向圈外的客人打探，以证真伪，客人的回答如出一辙。而当真实的“美”男徐公出现在眼前时，其冲击是凿凿的，能撕破那些遮蔽的幕帘或谎言，让真相昭然若揭于世人面前。透过徐公这面“人镜”，邹忌认清自己身处诌媚阿谀的圈子，易遭“私我”、“畏我”、“求于我”者们的蒙蔽，清醒地意识到把“比美”的权力交由别人，自己只做结果的看客，显然是不可取的。这才是邹忌于朝思暮想、彻夜难眠中寻得的真正答案。
“比美”话题味趣盎然，却足足折腾了邹忌三天三夜，带一个早晨。“朝……旦日……明日……”，问询的事发生于第一、第二天，实际观察、比较则在第三天，上述诸事均发生在白天；剖析答案则在观察当晚，“暮寝而思之”得到的；至于“于是入朝见威王”，陈述事实原委，自然是“暮寝”睡了一夜，官员早朝上奏之事。在三天之中，“比美”的话题充斥着邹忌的生活：他不停地与妻子交谈，与小妾问询，还与客人闲聊，当众人话语不能释怀其郁结的心田时，他自己便反复“窥镜”，省察自我之美，倾心留意“徐公”之美，实际考量、细心比照、细致猜度，真谓费尽心思。由此可见，“以美为主题”的生活，在邹忌那里，是居家寻常不过的事件。
（三）体现美感特征
“美感是人类独有的精神活动，是人在自己所创造的对象世界中直观自身的心理活动。”[6]“美感中所包含的对人类社会生活有益有用的内容，能满足人类社会生活中有益有用的要求。”[7]邹忌的妻、妾、客之所以“美我”而作出与事实相反的审美判断，诚如邹忌“暮寝而思之”所悟，出于“私”“畏”“欲有求”等感情因素和心理态度。理性的分析和翔实的事实足以证明：偏见式的审美判断实质上是一种附庸性的审美判断。邹忌妻子说邹忌比徐公美，出于对丈夫的偏爱和敬重，美的判断附庸于偏爱的情绪，本能地作出偏袒于丈夫的情感抉择，至于丈夫究竟美不美，已全然不具意义。可谓“情人眼里出西施”。美是令人爱慕和喜悦的对象，美的背后潜藏着功利性，必然对人有利、有用。邹忌妾与客人以“美于城北徐公”，皆系于情感私念：妾害怕邹忌，出于迎奉谄媚的心理，必然作出可以想见的审美判断；客人有求于邹忌，也会迎和、吹捧邹忌之美。显然，审美主体一旦以混杂功利私念的眼光来审视客体对象，是不可能作出正确的审美判断的，只会误解乃至歪曲美的事实；审美主体只有经历非功利性的审美体验，才能对客体作出正确的鉴赏判断。
审美意识是情与理的统一。审美感受带有浓厚的主观情感因素，而情感是人对客观现实的一种特殊反映，带有“趣味判断”“鉴赏判断”的特质，与实际的利害无关。据此，我们不能断然下结论：邹忌妻、妾、客的审美判断全都是虚伪的。毕竟邹忌的妻、妾、客所肯定的对象确实具备存在之美的客观事实——“修八尺有余，而形貌昳丽”，他们就“比美”作出的审美判断和评价，尽管因情感因素和利害关系有别而存在细微差异，但总体上保持一致的默契。单从程序上说，审美结果是可信的。审美判断并非科学判断，更何况这里的审美主体与客体之间存在种种情感的维系，曲折而间接地暗含着伦理、非纯功利的因素，因而，邹忌的妻、妾、客所作的审美判断，完全合乎情、顺乎理。至于另一番的判断结果，看似贴切事情真实，但背离本心、违逆人情，这才是最大的欺骗性、蒙蔽性。依此类推，我们大可怀疑邹忌劝谏齐王是否出于真心道义？齐王“蔽甚”的情形是否更为严重？齐国及战国的历史岂不重写？！可见，邹忌从事件中生发出的令人深思的道理，是这般自然、贴切，令人信服！
（四）于审丑中审美
“凡是否定和敌视人的本质力量、阻碍历史的发展、阻碍人类创造积极生活的事物和现象都是丑。”[8]丑与美相比较而存在，是美的对立面，具有与美相反的性质与内涵。丑也可以转化为美，成为人们欣赏的审美对象。
以丑衬美。丑的东西由于违背了美的规律而具有反审美的性质，只令人厌恶，不可能激起人们的美感。生活丑在一定条件下，能够与人形成审美关系。比如邹忌貌美不如徐公，于逊色中显“丑”。通常以丑衬美，在于突出美；然而以“大美”衬丑，“丑”未必是真。这种经丑衬美的手法，也可适用于表现同一人物外形与内心的美丑对比效果，邹忌自知不如徐公貌美，不妒嫉、不生恨，勇于承认不足，坦然而以理性的态度正视自己与“美”的差距。以丑衬美是符合对立因素相生相克、相反相成的规律的，它是艺术辩证法的运用。经过文学家艺术性的处理和正确的审美评价，邹忌于“比美”中凸显的“丑”被载入文学画廊，成为永久的“艺术美”，具有特殊的审美价值。
以丑化美。生活丑又可以转化为艺术美，成为供人欣赏的审美对象。邹忌的妻、妾、客的溢“美”之辞，言过其实，违背真相，言辞浮夸而趋于虚假，这是生活“丑”；同样，宫妇左右、朝廷之臣、四境之内，让齐威王置于更为严重的“蒙蔽”境地，这也是生活“丑”。 罗丹说：“在自然中一般人所谓‘丑’，在艺术中能变成非常的美。”[9]在文学家那里，通过典型化处理，将这些人物塑造成谄媚附会、迎奉白马的反面典型，集中揭示“丑人物”的本质特征，使人们在这种艺术中获得正确的审美评价，激起憎爱分明的情感体验，达到否定丑、赞扬美的目的。显然，这里的妻、妾、客，或者宫妇左右、朝廷之臣等，已经不是生活丑原貌，而是一种被化丑为美了的、以其艺术的存在否定自身现实存在的原型价值美，成为美学意义上的典型美。
以丑观美。在审美活动中，人与生活丑结成特定的审美关系，但不能改变丑的本质。然而，人们可以在审美活动中培养正确鉴别和反映生活美与丑的能力，并通过对生活丑的否定性审美评价，表达对美好事物的肯定和对美好理想的追求，邹忌面对别人的“美”赞之辞，不自喜，保持冷静的头脑；对自己遭受的困惑，不迷茫，做到理性的剖析；对齐王遭遇的蒙蔽，不推诿，指谪施政的漏弊。邹忌不只是一位难得的“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的贤士，更是一位可以点石成金、化腐朽为神奇、变丑为美的能臣。
[1] 李泽厚，《美学四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43页。
[2] 李戎主编，《美学概论》，齐鲁书社2005年版，第135页。
[3] 李泽厚，《美学四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68页。
[4] 罗漫，《修齐治平：<邹忌讽齐王纳谏>的儒学释读——兼论邹忌是儒学人物》，《漳州师院学报》，1995年第1期P59-60
[5] 李戎主编，《美学概论》，齐鲁书社，2005年版，第307页。
[6] 李戎主编，《美学概论》，齐鲁书社，2005年版，第254页。
[7] 李戎主编，《美学概论》，齐鲁书社，2005年版，第259页。
[8] 李戎主编，《美学概论》，齐鲁书社，2005年版，第192页。
[9] 罗丹，《罗丹艺术论》，人民美术出版社，1978年版，第23页。
古代政治家的言语活动从来没有制度的保障，完全依凭君主的道德修养和个人胸襟。在列国纷争的战国时代，作为特殊阶层的“士”，对某一国君的依附关系相对松弛，言论活动相对开放，但总体上仍然摆脱不了与君王之间依附与被依附的关系，高才秀士们在成就君主霸业的同时成就自己的功名。然而，“君德浅薄”乃天下大势，这是忠臣贤士面临的生存境遇，也是不得不面对的政治生态。这种尴尬状况，也导致了君臣之间互动上的犯难，想给君主说点意见、提个建议，都得煞费苦心，三思而后言，一言不慎，轻则丢官，重则脑袋搬家。邹忌无疑是一位洞明世事的清醒者，他之所以选择齐威王作为倾诉对象，是基于：第一，齐威王具备纳谏的潜质。首先，齐威王是一位胸怀大志、励志图强、知错即改的能主。齐威王公元前356年继位，见吴越两国俱称王，自己不甘居下，便自称“齐王”。即位伊始，贪图享乐，沉湎于酒色，左右大臣和地方官吏才敢不择手段谋取私利，以致百官荒废，国人不治。“好为淫乐长夜之饮，沉湎不治，委政于卿大夫。百官荒乱，诸侯并侵，国且危亡，在于旦暮。”（《史记·滑稽列传》）而当齐威王幡然醒悟，便下定决心王霸天下，欲以黄帝、晋文公的功业来发扬父辈齐桓公的令名令德，铸鼎声称：“皇考孝武桓公、恭哉大谟克诚。其唯因齐，扬皇考昭统，高祖黄帝，迩嗣桓文，朝问诸侯，合扬厥德。”浪子回头金不换！他虚心纳谏，励精图治，最终成就了春秋霸主的地位。
其次，齐威王是一位求真务实、任能用贤的明君。他没有躺在他的宝座上象征性地听听左右大臣的虚假汇报，也没有任由官吏的乱纪摆布，而是走出去，实地考察，通过调查研究掌握真实情况。一旦了解实情，绝不姑息下吏，放任劣行，而是以果断的态度、分明的奖罚，严厉的惩处，正纲纪，明视听，立规矩。《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记载齐威王“治吏”之事：
于是威王召即墨大夫而语之曰：“自子之居即墨也，毁言日至。然吾使人视即墨，田野辟，民人给，官无留事，东方以宁。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誉也。”封之万家。召阿大夫语曰：“自子之守阿，誉言日闻。然使使视阿，田野不辟，民贫苦。昔日赵攻甄，子弗能救。卫取薛陵，子弗知。是子以币厚吾左右以求誉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尝誉者皆并烹之。遂起兵西击赵、卫，败魏于浊泽而围惠王。惠王请献观以和解，赵人归我长城。于是齐国震惧，人人不敢饰非，务尽其诚。齐国大治。诸侯闻之，莫敢致兵于齐二十馀年。[1]
这般惩戒令齐国上下震动，“群臣耸惧，莫敢饰非，务尽其情。齐国大治，强于天下。”[2]从此，人人不敢隐过饰非，欺骗造假便没有了市场。齐威王治吏的手法确实残忍了点，但从这一治乱事件中，不难看出他是一个求真务实、“兼听则明”的明君，是一个扶正压邪、扬善除恶的智君。
第二，齐威王待邹忌以“知音”的礼遇。邹忌主张革新政治，修订法律，任用贤臣，铲除奸佞，恤民养战，以善于辩论和敢于进谏著称。起初还是一介布衣之时，邹忌就得到齐威王的待见，第一次接触是以弹琴为媒介，因相同志趣和好爱，共语三日，“谈奏”十分相投，堪为“知音”。“邹忌说琴谏齐王”[3]之事，《史记》作了记载：其时，齐威王不务正业，迷恋弹琴，九年不理朝政，国力日衰，齐国内外交困。而邹忌以一介布衣，拜见规劝齐王，自称是高明的琴师，能为齐王抚琴，齐王高兴召见了他。邹忌首先恭维齐王琴艺高超，大弦声音庄重，就像一位明君；小弦清晰明朗，恰似一位贤相；情感指法灵活协调，好比国家的政策法令。接着以琴喻理，用琴声比治国理政，君臣齐心，才能政通人和；令行禁止，就会国富民强。当齐王要听邹忌弹琴时，邹忌只摆出个弹琴的架势，并未奏出美妙的琴音。齐王怒责邹忌欺君时，邹忌顺势规劝齐王改邪归正，有国不治，就像有琴不弹一样。齐王猛然醒悟，从此专心治国理政，整顿朝政；邹忌三月后即被任命为相国，参与改革政治，官运一路亨通。从某种程度上说，邹忌与齐威王互为伯乐、知音。
邹忌先后说琴谏齐王、讽齐王纳谏，有异曲同工之妙：先设法跨越“门槛”，取得进言的机会；进而投其所好，引起共鸣；最后，乘势规劝齐王：奖励臣民进谏，修订法律，监督官吏，严明赏罚，选荐得力之人坚守四境。齐威王立志改革，思贤若渴；邹忌有才华有才干，颇有君子风范——明君赏识贤臣，贤臣被招之明君麾下，成为得力助手，君臣戮力同心，共理朝政，国运昌盛。明君贤臣也是儒家重要的政治理想，《孟子·离娄下》：“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4]主从善如流，为政以德，以君主的明智，来换取臣子的忠贤。明君、贤臣二者缺一不可。缺少明君，臣子的忠心便是愚忠，有时还会招来杀身之祸。缺少贤臣，那么君主的王国便有倾危之险。我们虽然不能用儒家理念来规范齐威王、邹忌的君臣之礼，然而，齐威王和邹忌这一对明君贤臣多少给理想政治着上一道亮丽的色彩。
[1]司马迁，《史记·田敬仲完世家第十六》，年版，第页。
[2]司马光，《资治通鉴》，，年版，第页。
[3]司马迁，《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年版，第页。
[4]朱熹，《四书章句集注》，《新编诸子集成》，中华书局，1983年版。
与人交际，用自认为好的方法对待别人，是自作多情；用希望别人对你的方法对待别人，是将心比心；用别人期望的方式对待别人，是善解人意；为对方着想，才是最朴素也是最高超的技巧。谈问题、提建议，婉言相劝，忠言顺耳利于听；讽言迂徐，谦言善谏宜于纳，邹忌在对齐王劝谏过程中，展示了高超的“善说”技巧和交流艺术：从生活琐事而及治国理政大事，从修身齐家推及治国平天下；采用换位思考方法，让君主乐于纳谏，从而走上强国之路。文章微婉善讽，贴情入理，颇得“陈其势，言其方，人之急也，若自在隘窘之中”的“善说者”之要领（见《齐策三·孟尝君在薛》章末论断）。
第一，“修齐治平”[1] 家国同构
司马《史记》将邹忌与孟轲同传，据此，有人就认为“邹忌是儒家人物”[2]。对于邹忌是否儒家人物，尚有存疑，不过《战国策》的编定者刘向是一位经学家，当他在收录该文时，未尝不在邹忌身上着上一些政治色彩，更何况说邹忌就是一个公共层面的政治人物。因而，以儒学的思维准则、为人准则与处世准则，推导邹忌的政治作为，自然是可行的。
邹忌是一个政治人物，既活在个人生活的当下，又活在政治生活的未来。私人层面的个人生活与公共层面的政治生活本是对立的，难能可贵的是，邹忌能从个人生活中抽出政治生活的线索，透过个人生活的细微敏锐地察觉政治生活的秘密。《孟子·离娄上》“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家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3]诚如《孟子·梁惠王上》：“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诗》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从我做起，推已及人，以德服天下，正是邹忌讽齐王纳谏的成功之处！
《邹忌讽齐王纳谏》人物活动、演绎的线索十分清晰，感美—比美—反思—讽谏—战胜于朝廷；隐藏在这条逻辑链背后并循此方向同步演进的是：（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条线索正是人生理想的演绎过程。《礼记·大学》:“古者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4]正心诚意，致知格物都是修身的手段，是修身的准备阶段，就是所谓的“内圣”。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修身的结果和延伸，就是要至于“外王”。“形貌昳丽”的邹忌，注意外在形象；“朝服衣冠，窥镜”，细心穿戴，十分在意外表美。外在美与内在德行互为补充，内外兼修，“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提高自我修养，以优良秉性感召和规范家人，整顿好家人，此为齐家。对妻、妾、客等家人的言行极为关注，邹忌反复思考，慎之又慎；而国是家的放大，由家“推恩”出去方为实现国治。邹忌由一家之事而想到一国之事，由自己的蒙蔽而想到齐王的蒙蔽，以小见大，以微见著，极具说服力。同时，也得到了齐威王的积极回应，遂下达奖赏令，全国上下群情振奋，臣民纷纷进言。自此，齐国大治，出现“平天下”的盛景。真可谓“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5]文章以“此所谓战胜于朝廷”总结式和评点式的话语作结，突出反映了“仁政”治天下的思想理念。
第二、换位思考 成效见著
换位思考——即将自己的内心世界、情感体验、思维方式等与对方联系起来，将心比心、设身处地，站在对方的立场上体验和思考问题，从而与对方在情感上得到沟通，为增进理解奠定基础。凡事未必谨慎思考，但说话过过脑子总须要的，更何况等级森严、动辄得咎的君臣之礼数？古往今来，有许多贤臣良相因直言进谏而惨遭杀身之祸，其中除“暴君”不能从善如流，也或因劝谏方式失当而招之祸害。劝谏进言，需考虑对方当时的情绪和心理状态，采取对方能接受的言说方式，使对方在良好的心境下心平气和、心悦诚服地接受意见，才能达到预期目的。邹忌自然是换位思考、谨行慎言的高手。
换位思考关注对方的需求，易于产生同理心，使付出有良好的着力点。这样既给自己减少不必要的烦恼与痛苦，又给对方减少些许麻烦，最终使双方彼此得到收获。邹忌朝觐齐威王，不是出于说趣闻、道家常，帮助君主排遣寂寞，而是基于一则真实、有效的论说事实，创设一种和谐、融洽的交流情境，轻松自然地进入话题。由“臣之妻私臣，臣之妾畏臣，臣之客欲有求于臣，皆以美于徐公”的境况拓展开来，让齐威王醒悟自己所面临的境况：“宫妇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内莫不有求于王”。从和徐公比美这一寻常趣事，推及一国之君所面临的境遇，指出齐王受蒙蔽极深、危局堪忧。因是站在齐王立场上想问题，给齐王留了足够面子与思考空间，齐威王便愿意接受邹忌提个警示，并以邹忌为“镜”发现身上遮避着的种种问题，进而采取有力措施。劝谏前做好思维预设，劝说时采用换位思考——正是邹忌谈话的高妙之处，也是其劝谏成功的秘笈。
换位思考是基本的道德教谕，是言语交际的行为准则，更是一种关爱！孔子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邹忌就是换位思考的践行者，他追求真实，不愿意被人蒙蔽，即使面对别人出于善意的溢“美”之辞，他都会昼夜惦量、辗转反思地发现此中的端倪；作为忠君尽职的臣子，邹忌自然不愿自己恪守效忠、又有知遇之恩的齐威王是饱受蒙蔽、整天浑浑然的一代昏君。于是，把 “不欲”“不悦”“苦闷” 诉说给君王，一方面是“知己”的交心，以排遣内心的孤寂与苦闷；另一方面，不希望生发在自己身上的“覆辙”在齐王身上“重蹈”发生。对于其个体而言，邹忌式的蒙蔽或许是获得一时的虚妄满足，也或是造成片刻的心灵不宁；然而，对于一国而言，齐王式的蒙蔽则是国之灾难，也是百姓的祸患。无论是出于有心还是基于无意，邹忌的劝谏实质是忠君报国、心系苍生，可谓劳苦功高、功德圆满。
换位思考是人际交往的基础，融洽彼此的最佳润滑剂。给人提意见、说建议，应换位思考、善解人意，把话说到对方心坎上，交流起来便能改善和拉近彼此之间的关系，产生信任感，最终结果就是多一份理解、多一次接纳，增进交流的效果。若一味直言相告，或多说逆耳之辞，势必使对方心里不悦或处于难堪境地，极易产生抵触情绪，从而损害交流效果以及融洽的人际关系。邹忌是能言善辩的高手，在劝齐威王纳谏中展示了高超的交流技巧——站在齐威王位置思考问题，体验齐威王面对受“蒙蔽”问题，劝谏语言含蓄委婉，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让齐威王愉快地接受劝谏，并采取有效措施，即在全国范围内掀起除弊热潮，使齐国不战而屈人之兵。显然，邹忌那样换位思考、巧妙“劝谏”的方法是可取的，既收到了预期效果，又和谐了君臣关系，一箭双雕，妙不可言！
邹忌生逢战国乱世之时，九流诸子“及其出而用世”，“必兼纵横之辞以文之”（章学诚《文史通义·诗教上》），因而游说的技巧需格外讲究。西汉刘向在《说苑·善说》中指出：“人而无辞，安所用之？昔子产修其辞而赵致其敬，王孙满明其言而楚庄以惭，苏秦行其说而六国以安，蒯通陈其说而身得以全。夫辞者乃所以尊君重身，安国全性者也，故辞不可不修，说不可不善”。修“辞”“善说”上升到“尊君重身，安国全性”的高度，其实一点也不虚妄、浮夸！事实上，跟君主“怎么说”远远超过“说什么”的问题，“怎么说”甚至决定着“说得怎么样”——决定着说话预期最终能否如愿达成。《邹忌讽齐王纳谏》堪为“善说”的典范之作。
注释
①李泽厚，《美学四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43页。
②李戎主编，《美学概论》，齐鲁书社2005年版第135页。
③李泽厚，《美学四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68页。
④罗漫，《修齐治平：<邹忌讽齐王纳谏>的儒学释读——兼论邹忌是儒学人物》，《漳州师院学报》，1995年第1期第59-60页。
⑤李戎主编，《美学概论》，齐鲁书社，2005年版第307页。
⑥李戎主编，《美学概论》，齐鲁书社，2005年版第254页。
⑦李戎主编，《美学概论》，齐鲁书社，2005年版第259页。
⑧李戎主编，《美学概论》，齐鲁书社，2005年版第192页。
⑨罗丹，《罗丹艺术论》，人民美术出版社，1978年版第23页。
⑩何建章著译，《战国策注释》下，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357页。
11司马迁，《史记·田敬仲完世家第十六》，年版第页。
12司马光，《资治通鉴》，，年版第页。
13司马迁，《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年版第页。
14朱熹，《四书章句集注》，《新编诸子集成》，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页。
15罗漫，《修齐治平：<邹忌讽齐王纳谏>的儒学释读——兼论邹忌是儒学人物》，《漳州师院学报》，1995年第1期第59-60页。
16罗漫，《修齐治平：<邹忌讽齐王纳谏>的儒学释读——兼论邹忌是儒学人物》，《漳州师院学报》，1995年第1期第59-60页。
17朱熹，《四书章句集注》《.新编诸子集成》，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页。
18陈戍国，《四书校注》，岳麓书社，2004年版第页。
19杨伯峻，《为政》，《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页。
【本文发表于《中学语文》2016年上旬第12期，人大复印资料《初中语文教与学》2017年第4期全文转载。】
[1]罗漫，《修齐治平：<邹忌讽齐王纳谏>的儒学释读——兼论邹忌是儒学人物》，《漳州师院学报》，1995年第1期P59-60。
[2]罗漫，《修齐治平：<邹忌讽齐王纳谏>的儒学释读——兼论邹忌是儒学人物》，《漳州师院学报》，1995年第1期P59-60。
[3]朱熹，《四书章句集注》《.新编诸子集成》，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页。
[4]陈戍国，《四书校注》，岳麓书社，2004年版，第页。
[5]杨伯峻，《为政》，《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