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近代文明的引进、创新与发展，是1860年天津开埠通商和设立租界之后开始的。西方资本主义在通商口岸倾销工业产品和资本输出的同时，还把西方近代文明源源不断地移植到通商口岸，而使通商口岸既成为半殖民地化的典型地区，又成为传播和创造近代文明的基地和窗口。天津和上海等沿海通商口岸一样，最初认识和引进西方近代文明大都是从市政文明和工业与科技文明而发轫，进而主动引进西方文化教育及其治国之法度。这正是当时中国人认识与学习西方的普遍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通商口岸传播近代文明的历史轨迹。尤其是宏伟的西洋建筑、整洁的街道、通宵达旦燃着的电灯、神奇莫测的电报电话、昼夜轰隆的机器以及一日千里的火车轮船等西洋新事物的舶来，成为感性认识西方近代文明优越的起点，进而启迪国人理性思考，学习、模仿、创造和广为传播，天津近代文明的发展轨迹，正是如此。 近代建筑的魅力 天津近代文明的标志 天津开埠通商后，最早的西洋建筑是1863年在英租界建立的西式平房和简易的铁皮板棚所组成的饭店，这就是中外著名的利顺德饭店。它集洋行、货栈、旅馆于一体，基本上展现了这家洋式饭店风格独特的近代文明气息。1886年后，这套平房被拆除，建造成三层楼房的豪华饭店，至20世纪初又增建四层洋楼，充分展示了西洋建筑独特的建筑风格。它那高超的设计艺术和建筑技术水平，为中国建筑业的近代化树立了“样板”。就连驻津的各国外交官、商人、洋行、银行及其买办，亦争相仿效，相继在天津租界建造各类不同风格的欧式楼房，逐渐使天津形成“万国建筑艺术大观园”。在天津租界内，放眼望去，希腊式的柱子、罗曼式的装饰、格特式的尖塔应有尽有。当时各国国内流行的“冠以各种复兴名义”的建筑流派，如古典主义、折中主义，以及现代建筑和带有地方特点的欧美建筑形式，相继在天津租界出现。 从表面看，在租界拔地而起的西洋建筑群，形成天津近代社会文明的一道“风景线”，实质上既有正常经商贸易的商人的店堂与住宅，也有外国淘金者和冒险家大发横财而构建的乐园。但是，那些从事各种欧式建筑的中国工匠，一方面受洋监工的驱使，一方面则以血汗、勤劳和智慧初步学到了一些近代建筑的知识和技术，逐渐成为近代建筑的生力军，并在客观上促进了天津人主动仿造或创新近代化的中国建筑，中国的传统建筑与城镇格局开始发生重大变革，产生了中西融合的建筑形式。 中西合璧的近代建筑，尤以20世纪初期，袁世凯在天津开辟的河北新市区最为典型。新区的街道、商店、公共建筑、娱乐场所、园林等等都做了具有近代性的设计。开辟的大经路作为新区的中轴线，和旧城区紧密相连，还开辟了与经路垂直交叉的多条纬路，路面宽阔，井井有条。兴建的新车站(即天津北站)和劝业会场(又称天津公园)，清秀壮丽、气势不凡，具有欣欣向荣的近代性气息。此外，商店、会馆、学校、市场、陈列所、造币厂、茶园和娱乐场所等各种建筑，大都不同程度地受到租界建筑的影响，形成中西杂糅的建筑群体，天津的建筑成为模仿西洋建筑形式而又掺杂中国建筑风格与手法的典型。 近代市政与公共设施 天津近代文明的彩环与近代建筑交互映辉的，则是近代化的市政设施的发展和传播。 近代化马路的修筑是近代城市市政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城市近代化的标志之一。据英人雷穆森著《天津———插图本史纲》记载，1870年“从(天津)老海关大楼到利顺德饭店修筑了平坦的马路”，是为天津有近代马路的开端。 1887年津海关税务司德璀琳筹款修筑租界地的马路，把租界地内的街道逐次修筑整齐，并得到商贾们积极资助。1887年，由利顺德出资资助，修筑海光寺至八里台的南北向的碎石马路，时称“德璀琳路”。1900年八国联军拆除天津城墙后，修筑了环城马路，天津成为中国第一座有环城马路的城市。然而，20世纪以前的天津街道大都很不景气，除了租界内的街道之外，其余的街道大都没铺路面，没有良好的泄水沟渠，每当降雨之际，不仅全部道路变成河流，污水横溢，不少房屋也灌进了水。20世纪初期，北洋新政的推行，城厢街道马路进行了较大范围的改造，尤为赫然醒目，在海河北岸开辟的新区建筑群及其近代性的马路和纵横交叉的街道，成为天津市政近代化的标志。加上近代化的交通工具电车把天津城区与租界连成一片，黄蓝白电车等六路电车疾驰行驶，大大增加了天津近代化的气息。 创办电报、电话、电灯和新式邮政事业，是天津近代文明的辉煌成就和亮丽彩环。1875年6月，架设天津紫竹林至大沽炮台电报线成功，成为全国自设电报的开端。 1880年架设天津至上海的电报线，次年架设竣工，并在天津设立电报总局。电报的建成，给军政、商务带来极大方便。时人称赞：“此诚开辟以来之创举也。”仅仅十余年间，电报线已“布满各省，瞬息万里，官商乘便”，并制止了外国企图垄断中国电报事业的侵夺利权的活动。 电话是更为先进的通讯工具。电话最早传入中国的时间地点说法不一，据《招商局史》的说法，1875年招商局已开通该局至虹口码头的电话，但这段电话线很短。天津设立电话的时间也是说法不尽一致，有1875年和1879年两种说法。但是，1879年从天津大沽到紫竹林栈房的电话线，则是我国自设的第一条电话长线线路。1900年以前，天津官电局所经营的电话设备简陋，后被八国联军破坏，另有丹麦人濮尔生设立了天津电话公司，并以单式电话线架成天津与北京之间的长途电话。1903年天津设立电话局，两年后，京津之间的第二条复线式长途电话线也架设成功，而且兼并了濮尔电话公司。天津电话的领先发展和京津间的长途电话的增进，标志着近代文明明显提高。 电灯是市政建设的又一重要内容，也是社会生活近代化的重要标志之一。19世纪70年代，在直隶总督衙门附近的运河沿岸上，树立一些外国洋灯即煤气灯，“这些灯的形状就是进步的标志”。天津采用电灯照明是从1902年开始的，先在法租界建起第一家发电厂，采用电灯照明。1806年英租界建立发电厂发电照明。同年，比利时商人建立的电车电灯公司发电厂，供天津全市用电。 电灯照耀，通宵不息，于官于民、于公共事业大有裨益，并增添了城市近代化的色彩。 自来水的出现是近代化城市公共事业的重要内容。1881年从西方传入上海。天津第一家自来水厂，是1881年由英租界英商仁记洋行兴建的，主要供英租界用水。1901年，天津成立了中外合资的济安自来水公司，并逐步在市区推广自来水的使用。自来水这股近代文明的清流，源源不断地流入租界，流入城厢百姓家，增添了近代化的气息。 近代邮政的设立和推广，成为近代文明传播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沟通行情、信息、知识和人际交往的重要工具，体现着近代文明的领域拓宽和文明程度的提高。1876年赫德建议清政府设立“送信官局”，成为中国近代邮政的开端。1878年以天津为中心，在北京、上海等地试办华洋书信馆，在天津发行大龙邮票，开始在天津公开收寄华洋公众信件。天津曾一度成为中国近代邮政的总汇点和枢纽。 上述情况清晰地展现了天津近代文明辉煌及其传播发展的历史轨迹。 兴办新式教育，培养近代化的人才，是近代文明的重要内容，也是传播发展近代文明的源泉和动力资源。洋务运动早期，天津兴办新式教育主要是创办军事技术学堂和一些专门学堂。这些学堂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技术人才和军事人才，其中以北洋水师学堂最为出色，培养的人才多、水平高，成为北方海军教育基地和近代文明的窗口，并为我国的近代基础教育、科技教育和军事培养等方面提供了模式，为改革旧教育制度提供了借鉴。 早在1895年创立的新式大学，即天津中西学堂(后改为北洋大学)，是中国第一座依照西方模式创建的大学。及至20世纪初期，天津已成为北方兴办新式教育的中心，名噪一时的北洋新政，正是从大办新式学堂开始的，创办了各类新式学堂，包括小学、中学、大学、专门学堂、技术学堂、师范学堂、医学堂、巡警学堂和军事学堂等，天津兴办新式学堂居全国之首位。此外，还办了许多半日学堂、夜校和识字班。学堂的兴起和文化教育走向普及，明显地提高了近代文明的程度。不但促进了近代教育与科技文化的发达和生产力的进步，也启迪了民智，引起人们思想观念、生活习俗与伦理道德的变更，把近代文明的传播引向了更深的层次。 近代工业文明的传播和欧风美雨的阵阵袭来，使社会生活发生了显著的变异，增添了新的内容，也影响了社会风气，这在衣食住行等方面更为明显。仅以“衣”的变化略作说明：在西方生活影响下，通商口岸的服饰变化较快。天津开埠后，穿西装、戴洋眼镜、打洋伞的人多在租界里出现，随后逐渐增多。20世纪初期，天津和上海等通商大埠一样，代表西方文明的西服革履率先被买办和青年学子穿着和推广，改装易服的风气日益兴盛，并在青年学子的带动下，逐渐把“改装易服”活动升华为“剪发易服”带有革命的运动。 从上述三个方面的叙述可以看出，天津在近代变革与更新的过程中，一方面付出了代价，遇到了困难险阻，一方面则在客观上推进了社会文明的扩展与进步。它激发了人们产生了趋新与谋求变革的近代意识，主动地接受西方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仿造和创新洋事物，革除陋俗而创造新生活等等积极的社会效应。因此，应当充分正视近代文明传入和发展的积极作用远远大于消极因素的客观事实。(陈振江)
陈振江，1937年生，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义和团研究会理事长，天津历史学会会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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