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罗曼·罗兰在著作《约翰·克里斯多夫》中说：“阅读不是为了雄辩和盲从，而是为了思考和权衡。当我们处在迷茫与困境时，静下心来阅读，你会发现书中的这些话，从你看的第一眼开始就会被它征服。很多人在二三十岁的时候就死去了。因为一旦过了那个年龄，他们只是自己的影子，余生都会在模仿自己中度过。” 这句话让我印象深刻。在上海交大闵行校区的三个大图书馆中，包玉刚图书馆的定位是“人文社科综合馆”，也是其中规模最小的一个。 进门右侧，踏上半截旋转楼梯，再往右走，就到了文学社科阅览室，大概又是包图最小的阅览室了。我刚入学的时候，总嫌弃校图书馆的文学书太少，它们分散在包图四层各个阅览室的各个角落，而且有时拿着索引编号也找不到。 一般珍贵的绝版书在主馆A区1楼的密集书库，工作日四点多下班，周末不开门。一部分外国当代畅销书被挪到D区4楼，最多的是日本作家，从东野圭吾到乙一，从《星之声》到《航海王》，都能找到。而C区3楼外文阅览室，配合旋转楼梯和打蜡的地板，则是交大最有档次的图书室。 然而我最常去的还是包图2楼东。自从我发现阅览室里还有一个更小的图书室，一道窄门迈过，犹如步入深林，原先找不到的书都在这里出现了。这里没有空调，没有桌椅，摇头扇常年不开，书架摆得也拥挤，但是足够安静。 只有这个最小、最隐蔽的房间，才是交大真正摆放文学书的地方。它给我一种“闭门即是深山，读书随处净土”的感觉。 我一直认为，只有在沉寂封闭的环境，才适合读经典。封闭有两个层次的含义：一是外在环境要足够安静，不要人声，不要音乐，最好只有一个人；二是追求自我的感觉，封闭自己的心，不在深山却恰似于深山。但凡达到第二个境界的人，第一个条件也就不重要了，因为已经“随处净土”。
现在这几年，大众对阅读的观念逐渐变化，“整个社会都在哄你读书”。这似乎形成了一场拉锯比赛，娱乐产品更新换代，阅读时间越来越少；而大众阅读的口号下，读书又变成了可以“标榜”的事，在金庸、毕淑敏、余秋雨、三毛等易读作品的社会普及中，人们仍然在追求更加简单明了的阅读体验。 自媒体让创作和出版的门槛变得更低，创作者一门心思地讨好阅读者。当书籍演变为消费品，“读书”这件事本身也成了消费对象。 以前，文艺是属于文化范畴的，而现在呢，它已经被不断放在小资的命题下讨论了。我不明白有些人为什么鄙视看村上春树、毛姆和余华，难道一定要看罗曼·罗兰、果戈里、塞万提斯才是高级吗？读书的鄙视链里，看哲学的瞧不起看文学的，小众的瞧不起大众的，严肃文学瞧不起通俗文学，近代也瞧不起现当代。甚至一本书，因为译本问题，也会被轻视。 在我看来，艺术当然有高下之分，既然大家都自认是阳春白雪，又何必再捧一踩一以求优越，让阅读流于形式呢？ 惭愧的是，这篇文章不过也是在“哄你读书”，那就还是说一些“哄你读书”的话吧。 回到那个小小的图书室。有一天，我蹲在最后一排的书架后面，翻看《少年维特之烦恼》，一个男生从一边过来，因为只关注着找书，差点踩到了我。我蹲了很久，只有他一个人经过这个位置，在德国架上寻找着什么，相视的那个瞬间，我们忽然像卡夫卡与歌德一样产生了某种紧密的联系。 我们生存，或许总会寻找与世界的联结，以自我为中点，一圈圈扩散，再回归自我。阅读其实是很好的途径，因为它没有什么门槛和成本，也不需要别人配合。越读越多，就会发现自己的限度。 像培根说的：“读书足以怡情，足以博彩，足以长才。其怡情也，最见于独处幽居之时；其博彩也，最见于高谈阔论之中；其长才也，最见于处世判事之际。”所以“读文学书是最无用的，读书本身即是目的”。
我们可能都期望通过阅读成为一个有深度的人，可读书有时候仅仅是因为想要读它而已。灵魂被冲击的时候，是会有感觉的，每个人都该经历一次“文艺复兴”。 希望下一个世界读书日时，网络上不会再掀起转瞬即逝的读书热，希望大众阅读不再被过分强调，希望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最后一排书架”。 责任编辑：张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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