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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迟子建 | 悲苦是蜜,全凭心酿

 静雅轩345 2018-06-14

迟子建-悲苦是蜜,全凭心酿 来自十点人物志 2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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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岁时发表第一篇作品,迟子建从青年写到了知天命的年纪。那仿佛预示着,在她接下来的创作里,可以穿过文字,连接起某种不对等的年龄,与此相勾连的,是在文字中看似沉重的隆冬里,融化出的春意。


当我在大堂,看见她笑意盈盈的款款走来,我意识到苏童说的那句“很少有人像迟子建那样,历经多年而容颜不改”,此言不虚。


她依然喜欢将头发高高地束成马尾,她的声音里,带着东北姑娘的直性子,线条分明,不像很多作家那样压着嗓子说话。越是这般,就越不难理解她文字里呈现出的温情,心大着呢。


1986年,迟子建在《人民文学》发表了首部中篇小说《北极村童话》,2018年,她的新作《候鸟的勇敢》出版。从开始创作以来,迟子建用女性特有的笔触,书写着家乡东北黑土地上的温暖与苍凉。


作为唯一一位三次获得鲁迅文学奖、一次获得冰心散文奖、一次获得茅盾文学奖的女作家,在三十多年的时间里,迟子建共发表了五十多部中篇。


相较于之前每部体量的三五万字,这本《候鸟的勇敢》约有八九万字,成为迟子建中篇里篇幅最长的一部小说。不过在她看来,这些“约定俗成的东西越来越不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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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子建出生在中国最北端的漠河县,那里气候奇寒,冬天通常在零下三四十度,冷起来是“冒白烟”似的茫茫一片。但严寒并没有把她塑造成冷漠封闭的性格。



连同着五彩变幻的自然环境一起,小时候的迟子建活泼而淘气,流连于大自然中,她曾把自己全副武装,“捅了房梁上的马蜂窝”。这样“皮实”的性格和无法忘却的故乡原风景,在她的笔下,自然流淌了出来。


“自童年起我的世界观就是相信万物有灵,一棵草,一朵花,甚至一片云,都是有来历的。”迟子建说。


迟子建的作品大多取材自白山黑水之间,东北人的辛酸和苦难,开朗的性格和心底的柔软,都在她的笔下闪闪发亮。


无论是具有生活意味的《原始风景》,还是朴素感人的《亲亲土豆》,以及后来让她获得茅盾文学奖的《额尔古纳河右岸》,还是近几年的《晚安玫瑰》和《群山之巅》。


她饱含暖意,用细腻的笔触勾勒着自然的伟大,也从未放弃发现世俗生活中的脉脉温情。


几年前,迟子建完成了她最重要的作品之一《额尔古纳河右岸》,这部茅盾文学奖获奖小说讲述了生活在大兴安岭之中的鄂温克人的故事。


鄂温克族被称为中国最后的狩猎部落,他们信奉萨满教,与驯鹿相依为命,在现代文明的挤压下寻求生存。对迟子建来说,这个神秘的民族却一点也不陌生,她从小就生活在大兴安岭脚下,对这个民族的认知源于童年的记忆。


在这本书中,她以鄂温克最后一个酋长女人的自述,讲述了这个民族的兴衰,书中这样写道:


我不愿睡在看不到星星的屋子里,我这辈子是伴着星星度过黑夜的,如果午夜梦醒时,我望见的是漆黑的屋顶,我的眼睛会瞎的。


在写作《伪满洲国》和《额尔古纳河右岸》这种经验范畴外的故事时,迟子建常要自己奔赴故事发生地体验和搜集材料。


虽然辛苦,但故土依旧,用文字不断触摸这些故乡的历史和风物,于她而言,这种定格和记录是幸福的。故乡的分量之于迟子建,就如血液一样,没有什么时刻是强烈感知它的存在的,因为它一直流淌在自己的血管里。


2003年,这个中国最后的狩猎部落,集体搬迁到了城镇中新建的定居点,从此告别了祖祖辈辈赖以为生的森林,直至今日,关于这次移民得失的争论始终没有停息。



今年,《候鸟的勇敢》这本书依旧回到她最熟悉的东北,也同样承续着她惯常的叙述风格——内容宏阔且写作冷峻落寞。她用在极寒气候里练就的一双“冷眼”,试图建构儿时所熟悉的候鸟栖息地与人们所仰仗的自然命脉。


时序更迭,人逐渐要面对生态破坏潜在的威胁、人际关系的复杂,亲情的冷漠还有阶层的变化与贫富差距造成的心理错位、扭曲等等,这种种问题,作为一种新的“尝试与转向”,也是迟子建在这本书中想要探讨的内容。


她对故土始终有热忱,她谈到:“我情钟于这片土地,依然能在这片土地里发现当下生活,我们所面临的焦虑、矛盾、不公、欢笑、坚忍、眼泪等等这一切,这就是我们的生活和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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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自然的原风景,故土人情带给她的冲击与烙印依旧无法回避。迟子建在成名作《北极村童话》的开篇里这样写道:假如没有真纯就没有童年,假如没有童年就不会有成熟丰满的今天。


如果说迟子建早期作品更多透露的是纯净之气的话,那么她的后期作品,则有了苍凉之气。这都与她的人生阅历有关。


迟子建的父亲去世的很早。在父亲生命的最后时刻,她和妈妈都守在身边,在那样一个生死弥留的瞬间,她抬头看了一眼妈妈,发现她的眼睛里突然有颗红豆一样的东西在里面。


那一瞬间的迟子建是恐惧的。葬礼结束之后,她发现妈妈眼里的“红豆”不见了。


后来,在写作《白雪的墓园》时,她突然意识到,爸爸在那个时刻不愿意离开,在那个瞬间,他就化作一颗红豆,藏在妈妈的眼睛里面,待到亲人把他送到山上的墓园里,他才算真正离世了。


虽然有寒冷与不幸,但迟子建的作品中还是保持着一种感人的温暖。她在《白雪的墓园》中写道:自始至终她没有落一滴眼泪,她的眼睛里收留着那个温暖的,孩子般地栖息在她眼底的灵魂。



除了父亲的早逝,还有爱人的突然离开。他们有过四年多安宁而幸福的婚姻生活,但这短暂的温暖,像“秋天树上的两片叶子”,在2002年,被一阵大风吹落。


爱人遭遇车祸,这对于迟子建的打击是巨大的。迟子建的安宁和幸福生活在瞬间破裂。


“那时候我再回塔河的时候很奇怪,是春天出的事情,我料理完丧事是大兴安岭的初春,树已经开始绿。真是奇怪,每年春天来的时候,我看见大兴安岭,觉得森林的那种绿是美好的,可是那一年我觉得那种绿苍翠得像眼泪,那些森林好像都被悲伤浸透了。”


几年前,迟子建在中篇小说《世界上所有的夜晚》中,讲述了一个女人因车祸丧夫之后踏上路途寻找自我的故事。


书的第一句这样写着:我想把脸涂上厚厚的泥巴,不让人看到我的哀伤。实际上这部小说是迟子建真实生活的投影,是对故去亲人的漫长悼词。


生活的经历和变故让她在创作中执着于对死亡的书写,这些死亡或温暖、或悲伤、或困苦、或绝望,从《白雪的墓园》中父亲离世,到《额尔古纳河右岸》中萨满的儿女纷纷夭折,中间蕴含着迟子建对生命的独特理解。


“我觉得真正相爱的人,他不在场和在场,他离去和不离去,其实都是一样的,因为真正的火不会熄灭,真正的泉水也不会干涸。”迟子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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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构画故乡美好、生命多彩无常的同时,迟子建的作品也在通过更多角度展现社会的冷暖,只是她想把批判与揭露转化为“一种温煦的丰满”。这是一种“既关注,又疏离”的感觉,正是这种感觉,让她心向往之,也让她清醒与坚守。


生活中的迟子建,作息十分规律,到了下午一定要放下笔来吃吃喝喝,并且最喜欢做饭,自诩“可以开个餐馆”。在她的概念中,作家要从世俗中来,要热爱生活,写出来的东西才会有滋味。


她不用触屏手机,但欣慰于侄子用电子书阅读梭罗的《瓦尔登湖》,提到近期最开心的事,她想也没想就说是几天后的世界杯,“时差也没有很多,也就几个小时”。



伏案三十多年,她的颈椎痛给她的写作带来了一定的困扰,说上一段时间的话,就要换一个姿势。但她爽朗的声音,与房间里被调低的佛教音乐一起,还是让她的眉眼中充盈着幸福。


有人说,“迟子建就像一颗夹心水果硬糖”。她几乎没有作家特有的深沉,说到动情处也会红了眼眶。当她的“坚硬”褪去,你能触摸到她心底的温暖与希望,有时候就像穿过乌云,闪过一隙阳光,却能瞬间将苍茫照亮。


  对话  


十点人物志:篇幅、字数这种约定俗成的东西,现在对你的影响还大吗?写作《候鸟的勇敢》这本书时,是在尝试一种写作的转向吗?


迟子建:这也正是我想表达的。从《候鸟的勇敢》开始,我真是觉得不要考虑篇幅有多长,这就像一条河,它要冲积出多大平原,尽由它去。


你要让自己的前期准备得到充分的释放和施展。我更多的想对自己的故事负责,至于在此基础上它是什么样的长度,这越来越不重要了。现在我越来越感觉到这种大的中篇和小的长篇之间的分别不是泾渭分明的。


谈到转向,我想一个写了30多年的作家,一定有很多东西是一脉相承的。每个作家都在努力挣脱以往作品可能带来的羁绊。


所以,接下来每写一部东西,都想让自己从原来那个天地钻出去,哪怕你的河流无比美好,但畅游久了,也要上来透一口气,这样你才能体力充沛的游下去。《候鸟的勇敢》就是我走到54岁的时候,应该出现的作品。


十点人物志:目前你写作的状态和内容,都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这和你的成长环境和文学启蒙有很大关系吧?


迟子建:特别有关系。因为我是在大兴安岭出生,在北极村长大的,小时候接触的就是遮天蔽日的树,漫无边际的原始森林,然后冬天去山上拉柴,夏天可以去草甸子采各色野花,或者拿着鱼竿去钓鱼等等。


这种生活或许你现在觉得很诗意,其实在那时候是一种比较清苦的生活,但有种很美好的亲情和乡情在里面。我现在每年还要回到我的故土,会在那里看到变化,听到很多故事。



至于我的文学启蒙,很大程度上说不是看文字,而是听鬼神故事和民间传说。我能记得五六岁的时候在大兴安岭,冬天听老人们讲各种鬼怪传奇。


还有看小儿书,识字以后,因为我父亲是个小学校长,他喜欢读书,就会听他讲《红楼梦》这些书里面的一些片段。

  

我父亲喜欢诗词,毛笔字写得好,每到过年我们那个小镇的人家,差不多有一半的春联是我爸爸写的。他还会拉手风琴、小提琴,我觉得好像没有他不会的,但他给我的文学启蒙是自由的。


他喜欢我那种比较自由的天性,他会夸我作文有文采。但他从来没有规定我要读什么书,背什么样诗。


十点人物志:后来父亲等一些亲人的去世,对你的创作有什么影响?


迟子建:比如对死亡的认知,人总是要死的,这个我打小就知道。小时候我每次上山拾柴的时候,遭遇最多的就是坟,这些坟墓就是生命的句号。大多的坟主我还认识,除了隐隐的害怕,心里还会有股说不出的悲伤。


但当死亡真正落到自己亲人身上的时候,比如说我的爷爷、我的父亲,甚至以后我的爱人,这个死亡是一锤一锤的,不仅是敲在我的头上,也是敲在我的心里,痛极了。你对生命的无常的认知,会让你重新审视这个世界,进而影响你的写作。


十点人物志:经过这些变故后,你是会更相信宿命这些东西吗?


迟子建:我是个比较宿命的人,但我依然觉得生命可以活得很灿烂。为什么一个人的人生不是人生呢?为什么世界上的幸福,非要被你长久拥有呢?你为什么不可以残缺呢?


因为生活就是如此,我就是一个平凡人,我会遭遇一个人应该遭遇的这一切,悲欢离合、生老病死这些东西体验了,对一个作家的写作是没有坏处的。


但是谁会希望这些东西降临到自己身上?但当寒流来袭的时候,我没有恐惧感,因为我身体里已经因这寒流,集聚了足够的热量。这不是一个故作的姿态,我觉得生命本应如此。


其实我作品的调子还是苍凉的,只不过因为我对人性的期望值比较高,我在作品当中塑造的人,哪怕是恶人,他里面也有微小的闪光点。我更注重人性复杂性里好坏掺杂的这些东西。


十点人物志:在您的作品里,对于男女性别是怎么呈现和定义的?


迟子建:每个作品气质不一样,所以男女主人公所要经历、承载的故事就不一样。我想作家一定不要给自己的人物有预设,一个小说就像搭建一个舞台,你把他放进来以后。


至于他的故事,他应该肩负起什么样的故事和角色,你要让他演绎他自己,你不能让他演绎作家自己,而要演绎他人物本身的东西。


当一个作品当中人物活起来的时候,这个人物会牵着你的笔走。虽然是你设计的人物,但是这个人物会挣脱你,我觉得这是比较好的状态。


十点人物志:最近您在读什么书?


迟子建:最近我读了戈尔巴乔夫的《苏联的命运》,还有一个美国人写的《泥土:文明的侵蚀》,以及舒尔茨的《鳄鱼街》,都蛮有意思的。


我之前在采访中说过我喜欢玛格丽特·杜拉斯的东西。但比起她,另一个法国作家玛格丽特·尤斯纳尔更得我心。她的东西会更加的立体、丰满,尤其处理历史问题的时候,更加的有气魄。


另外,我前段时间重读了苏联作家艾特玛托夫的《死刑台》,感觉还是很震撼,俄罗斯有那么广袤的土地和变幻万千的历史,所以产生一代又一代的伟大作家不足为奇。

图片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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