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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春 . 之一：《 . 不管业内人士怎么强调先锋文学创作的顽强生命力，仍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世人的成见。这个80年代中后期大出风头的“王子”，如今在人前失去了关注的目光，逐渐沦落为衣衫褴褛的“贫民”。有人甚至已预测到随着经济的发展，俗文学将大行其道，而探索性的作品将逐渐衰亡……一句话，先锋文学创作已沦为“疯子”的事业。这一现象在曾经出现过《红楼梦》这样的作品的国度出现，真不知是一种必然还是一种讽刺？好在这些只是世俗层面上的问题。从另一角度看，我们还有一些乐观的资本：优秀的作家仍在坚持，优秀的先锋文学作品仍时有出现，而优秀的文学刊物仍在清贫之中一如继往地捧出浸润人类心灵的佳品。 这就是笔者写作此文的目的：作为一个有良心的读者，有必要对优秀的期刊编辑表示崇高的敬意。首先，有决定稿件命运权力的编辑，如果没有开放独到的艺术眼光，中国大多数优秀的先锋文学作品仍将不得不束之高阁。正是那些称职的编辑以高超的鉴赏力为人们挖掘出了真正具有品位的作品，而这些作品反过来又影响了人们的文学观念，提升了读者的审美能力，从而推动中国文学一步一步向前发展。1983年，《北京文学》的编辑王洁在堆积如山的自由来稿中“淘”到了余华的短篇小说《星星》，编委周雁如马上打电话到余华工作的乡镇卫生院，让他到北京改稿，路费和住宿费由杂志社承担；1985年，在《收获》当编辑的程永新经过与马原彻夜长谈后，决定连续三年、以每年两期的篇幅在《收获》上对马原、余华、格非、叶兆言、孙甘露等青年作家的探索性作品进行展示。三年六期的先锋文学专号，在文学界引起强烈反响，使原本无人问津的先锋文学成为焦点。而著名先锋作家洪峰的成名，则与《作家》原主编王成刚分不开。为此洪峰还专门写了《和成刚相遇》一文以表达感激之情。（以上事例见《山花》2004年第11期，黄发有和王云芳合作的《文学期刊与先锋文学》一文）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像程永新、王成刚这样尽职而独具慧眼的编辑，这些作家要想获得像今天这样的地位，可能要晚好几年，甚至永无出头之日。因为文学创作不仅仅是作家本身的事情，还与周围的环境密切相关。 众所周知，作为一个期刊编辑，推举和发表某些“权威人士”看不懂的作品，需要承担一定的风险和压力。据程永新回忆，对《收获》连续三年用大篇幅推出先锋小说专号，作协领导颇有微词，认为刊物此举有某种企图。现在看来，和许多同类事件相比，“作协领导颇有微词”几乎可以说是微乎其微。二十年来，因编发不合时宜的作品而被迫写检查甚至“下课”的文学期刊编辑和主编，加起来可能不少于一个加强排。 优秀的编辑是所在杂志社的顶梁柱，他的心血让作家受益，对杂志社本身也不会徒劳无功。作家知道如何回报编辑，这回报不是物质上的，但比物质更重要。为感谢知遇之恩，作家通常会把自己最满意的作品交给这个编辑发表，而一般不会被另一些杂志的“高稿酬”诱惑。余华的小说基本上发表于《北京文学》和《收获》，随笔则发表于《读书》和《收获》；格非创作的多部长篇小说都和大部分中短篇小说也是在《收获》发表的。有了这些作家的支持，《收获》想不成为中国文学杂志的“老大”都难。 更为可贵的是，一些有责任心的编辑在从众多来稿中遴选出优秀之作的同时，自己也在踏踏实实地进行着创作实践，他们中的不少人都可跻身当今优秀的作家和评论家行列。比如原《人民文学》主编李敬泽的文学批评、原《北京文学》副主编李陀的文学批评、《南方文坛》主编张燕玲的散文、《花城》主编田瑛的小说。就笔者最为熟悉的诗歌界，“诗人编辑”现象更为明显。叶延滨的《干妈》在二十年前就激动了千万人的心灵，获得过全国优秀诗集奖，多年来一直笔耕不辍，诗歌随笔双丰收；张新泉在日常琐事中找到了独特的诗意，让人看到了平凡生活中的那一线精神的灵光，这一点也许正是他从众多作家中脱颖而出，摘取鲁迅文学奖桂冠的奥秘；而河北作家大解一开始就有着深层次的文体自觉，他的诗在语言和内涵上共同达到的澄明与开阔，使他在当今诗坛独树一帜，我总觉得是这种澄明与开阔才使得他参与编辑的那家刊物日益辉耀出博雅的光芒…… 谈论这一话题不是毫无意义的。这不仅如上面所言，“作家编辑”的存在，使文学刊物与其它类型的刊物相比，对来稿的选择更为到位，从而在最大程度上避免了遗珠之憾。更重要的是，在先锋文学受到的诘难日益增多，这一话题牵涉到的就不仅仅关系到作家/编辑个人的得失或某一家刊物的兴衰，而是关系到如何进行文学创作，如何对待文学创作，也就是如何提高作家和编辑人员的素质的问题。如果说要求每一个编辑同时是一个著名作家是苛求，把优秀的作家都调去杂志社当编辑也不切实际，那么，留给我们的路只有两条，要么继续碌碌无为下去，要么像以上那些期刊编辑一样注重职业道德，成为本领域的“行家”。我想大多数编辑会愿意选择后者，因为只有这样，才对得起纳税人的血汗，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 . 之二：《说穿了什么都不是》 在文学界，“识货的编辑”不少，“识货且值得尊敬的编辑”却不多见。一些编辑，在业务上很有眼光、很优秀，但他们的人品却与能力成反比，他们的某些行为很难令人尊敬得起来。友人说，编辑也是人，自然也有弱点，只要他把工作做好就行啦。此论断我不敢苟同。虽说“编辑”作为动词而言是一项技能，但实施这个动作的是人，在这个基础上强调一下人品，应该是题中之义。比如那些以手中的发稿权做交易甚至玩弄异性作者的编辑，就如禽兽般令人不齿。去年有朋友向我介绍某个禽兽的劣行，我又把此事告诉一个朋友。朋友说：此等脏货，日后有机会见到，必定揍之。我又把此事告诉另一朋友，令我惊讶的是，那个朋友竟然哈哈大笑，不以为然。也许在他生活的大城市，观念已经开放到常人难以企及的程度了。我从此不再与此人发生任何往来——我坚信，一个人所交的朋友的品位，可以反映出这个人的品位；一个人对“肮脏事物”的容忍态度，可以反映出他心中“干净品质”的储存量。 这就说到编辑与作者之间的关系。前面所述，自然是少数害群之马的极端行为，他们之所以屡屡得手，是因为他认为作者是来求他发稿的，作者自己也缺乏自信，想通过“发表”这一途径获得其它利益，从而认同“编辑发表我的稿件是给我面子”这个说法。于是本来正常的文友关系开始变异，甚至编辑的某些非分要求，作者经过掂量之后，即使心里不见得乐意，也做出了比较适合于自己处境的反应。平心而论，这是人的生存本能和利益权衡决定的，只要双方你情我愿，旁人似乎也不必过多关注和苛责。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嘛。但必须认识到，某些编辑、特别是某些小有影响的刊物编辑总以为发表作者的稿子是对作者的恩典，认为他在作者面前有一种天然的优势，甚至认为作者见了他就应该毕恭毕敬。其实这样的编辑，无非是屁股占了一个好位置而已。感受到某种荣光多了，就渐渐地把自己当回事了。这些狂妄的浅薄人士不知道，刊物不是政府养活的，而是作者以及普通纳税人养活的。没有好的作者，谁去读你的刊物？没有纳税人的税钱，你所在的刊物能够维持几期？ 编辑和作者在人格上是平等的，没有高下之分——多么陈旧的观点啊——作者应该庆幸遇到一个好编辑，反过来，好作品也能提升编辑的地位和刊物的质量。这是一种相互成就、相辅相成的关系。某些作者，总以为贿赂一下编辑，就能发稿，其实这一招只对低层次的编辑起效果，真正优秀的编辑，即使是好友的稿子，也非常讲究质量的。毕竟刊物是他的饭碗，他不可能为了友情把饭碗砸掉，何况这是建立在利益交换的基础上的友情。同样，人格独立的作者，他在向熟悉的编辑投稿时，甚至比向陌生的编辑投稿更为谨慎，因为他知道，要是自己的作品质量不够，就等于是在故意为难朋友。所以，没有任何资质平平的人能够依靠贿赂而成为优秀作家。优秀作家的地位，是依靠实力一个字一个字地码出来的。 “认识编辑就可以优先发表”这个说法成立吗？成立，但是有个前提条件——在作品质量比较接近的情况下，这个时候，编辑一般会优先发表熟识者的稿子。这是人之常情。但即使是这样也有例外。作为一个小报编辑，我认识一个外地作者。作品质量属于可发可不发之间，但我多年以来一直尽量避免与他交流，也很少发表他的作品。因为每一次他发来自己的稿件，都会暗示或者明示：我刚从法国回来，给你带了点礼物，改天寄给你；我们这里开了家饭店，有两个菜不错，你下次来我一定请你吃饭……每一次看到这些，我全身都会起鸡皮疙瘩。如果真是好朋友，你偶尔请我吃一两次饭或者我请你都未尝不可，但你不要一边给我递上稿子一边许诺好吗？你以为我是一个除了吃喝就不顾其它的“乞丐”，或者以为我的时间多到必须和一个不算太熟识的人去浪费？当然，我也知道有一些喜欢占小便宜的编辑，发表了别人的一篇文章，就想办法从别人那里取得一点回报；也知道有那样的作者，每一次贿赂，都能得到“回报”。不过他找我算是找错人了。因此多年以来，我一直在等待他改掉这个毛病，如果哪一天他不许诺了，我也可能会以比较正常的眼光看待他的作品。 当然，由于文学创作是一门特殊的手艺，由于文学作品的发表涉及到精神层面以及社会影响的问题，“编辑和作者的关系”有时候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简单。虽说编辑与作者在人格上平等，但在某些情境下却很难体现出来，一个高水准的刊物，似乎天然地拥有对低水平的投稿不屑一顾的权利；一个全国知名的作家，也可以对向他约稿的刊物挑三拣四。正所谓“店大欺客，客大欺店”。这不仅是“品质”两个字可以解释的，还牵涉到文学期刊在中国的历史地位、作品质量、双方身份和地位的对等程度等因素。 也许有人会问：你这样写，如果有编辑对号入座，岂不是对你以后发表文章不利？我想这人多虑了，且不说正直的编辑肯定会与我有同感，如若真有哪位觉得不舒服，以后不发表我的文章就行了。我珍惜朋友，也从不怕得罪小人。 也许有人还会问：你时常在外面发表作品，你对编辑是什么态度？我说：作为一个普通作者，我对人品干净的编辑会十分尊敬，对自己不了解的编辑也会保持友好，但无论对哪一种编辑，我都不会曲意奉承。我同时也是一个20多年编龄的老编辑，也从不期望我的作者对我点头哈腰。 . . 之三：《作家与编辑的“过节”》 事情要从1998年轰动文坛的“断裂”行为说起。 1998年5月1日，韩东与朱文聊天，两人决定进行一次“大动作”，向全国数十个青年作家发出一份问卷，请他们回答一些非常具体的问题，然后根据作家们的回答进行统计并形成文件公布出来。 从5月12日发出问卷，至7月13日，朱文发出问卷73份，收回55份，加上朱文本人的答卷，共56份。随后，朱文对各个作家的答卷进行了统计，并写下了13则“工作手记”。《岭南文化时报》《文友》和《街道》杂志相继发表了问卷的部分内容，在一定范围内引起反响，《南方周末》《精品购物指南》等媒体进行了报道。 1998年10月，《北京文学》以《断裂：一份问卷和五十六份答卷》为题发表了这56份答卷，以及作为附录的“问卷说明”、“答卷数据统计”、“工作手记”，还发表了韩东的《备忘：有关“断裂”行为的问题回答》等内容。由下面节选的几段文字可以看出，韩东的答卷的尖锐程度： 当代文学评论并不存在。有的只是一伙面目猥琐的食腐肉者。他们一向以年轻的作家的血肉为生，为了掩盖这个事实他们攻击自己的衣食父母。另外他们的艺术直觉普遍为负数。 我对《读书》《收获》两大名刊的评价是：知识分子和成功人士平庸灵魂的理想掩体。 我对《小说月报》《小说选刊)两大权威选刊的评价是：如果作为最差小说的选本，它的权威性将不容置疑。 我对茅盾、鲁迅两大文学奖的评价是：如果作为当今最恶劣小说的奖项它的公正性有目共睹。 . 56个作家的答卷发表之后，引起轩然大波。文学界议论纷纭，叫好的、讨伐的、看热闹的不计其数。在当时的中国大陆，互联网还远远称不上普及，但即使是在十多年后的今天，搜索一下“断裂问卷”这个关键词，仍然可以看到上千条相关新闻。 韩东对一些主要文学期刊的评价，令很多人不快。时隔9年之后的2007年，时任《收获》副主编程永新回忆往事，仍为韩东对《收获》的评价“知识分子和成功人士平庸灵魂的理想掩体”耿耿于怀： . 我们可以说说韩东、朱文，为什么我们后来跟他们疏远了？快十年了，我一直对这件事保持沉默。他们在90年代后期，纠集一批刚刚学习写作的新人搞了个“断裂”，为了表示对现状不满，为了表示一种姿态，他们骂了很多东西，但是不应该骂《收获》。就像莫言说的那样，他们反对的很多东西也是我们所反对的。这是我很多年里，第一次正面谈这件事。那时的韩东和朱文从社会底层拱出来，内心比较压抑，对此我能够理解。其实说穿了，他俩就是嫌自己还不够有名。他们俩喜欢来事，却又缺乏搞运动的素质，像是发育不良的侏儒。对朱文我无所谓，我计较的是韩东。也就是说，任何人可以骂《收获》，你韩东不可以。什么道理我下面说。有一次上海写小说的张旻碰到我，为韩东说好话，他说韩东不知道我还在《收获》，我说我在不在韩东都不可以骂《收获》，因为《收获》是孵育你韩东长大的母亲。中国有句老话叫做“子不嫌母丑”，这是道德底线。……你韩东骂《收获》就是违反伦理，为什么？《收获》整个改变了你的生活境遇啊，狼仔对狼母也有情的，何况是人。你连做人的起码道理都不清楚还混什么？（《关于先锋文学和先锋编辑》，载于程永新专著《一个人的文学史》，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10月出版） 为了证明自己和《收获》对韩东的知遇之恩，程永新花费了不少笔墨来介绍自己与韩东的交往情况： . 当年我去南京的时候，韩东他坐了辆“马自达”来见我，“马自达”就是三轮车。在茶馆见的面。他是经我同学黄小初推荐、介绍认识的。我知道他写诗，在诗歌界也有一定的影响，虽然并不属于我特别喜欢的诗。黄小初说他写了些小说，想见我。他用轻轻的声音告诉我他在大学里教学，讲课有心理障碍，不能当一个好老师，断断续续，嘟嘟囔囔，表达词不达意。很落魄的样子，给我一种病态的印象。后来他拿出一堆乱糟糟的稿子来，是他断断续续写的六、七个短篇。当时因为是黄小初推荐的人，我把他的稿子带了回来。 我第一次给他发了个很短的短篇，纯属是帮忙性质，严格的意义是人情稿。当然，他的文字很有特点，很洗练，很干净，叙述也很简洁，之前我听马原也提到过他，严格说，这篇东西按照我内心的标准，是不一定可以在《收获》上发的。但是出于情面，还是想帮他。后来我看其他杂志，如《作家》等杂志也发了他的短篇，这增加了他的信心，他连续写了不少东西，一直到他写出《反标》，那时我知道他一下子上来了，《反标》后来在文学界的影响也是比较大的，他后来一些重要的中篇都是在我们杂志上发的。 据程永新介绍，他不仅编发了不少韩东的中篇小说，还编发了韩东推荐的其他作家的作品，比如朱文和李冯。据程永新称，在《收获》发表朱文的小说《小羊皮纽扣》之前，朱文尚未在中国大陆发过小说。和韩东一样，李冯几乎所有的重要作品，也都是在《收获》发的。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程永新面对韩东的“断裂答卷”时的那种憋屈和气愤了。 公平地说，程永新的这番话，有可以理解的“悲愤”。中国的传统，讲究知恩图报、礼尚往来。《收获》对韩东们如此青眼有加，韩东们的确没有必要对这份刊物“放狠话”。但是，这段话也反映出了程永新在愤怒之中的疏忽，首先，将参与“断裂”行为的56个作家定位为“刚刚学习写作的新人”，不甚妥当。诚然，这里面有少数几个年纪较轻，进入文坛时间不长，可以说是新人。但至少就我最为了解的诗歌方面而言，于坚、翟永明、吕德安、杨克等人都是成名十年以上的“老诗人”了，用“刚刚学习写作的新人”来概定他们，显然不能服众。当然，也许程永新这样说是基于某个极为苛刻的前提，比如与卡夫卡、艾略特等人的成就来比较，这56个作家的确都是“新人”。可是，如果真的与卡夫卡、艾略特比较，不独这56个作家，所有中国作家不都是“刚刚学习写作的新人”吗？ 其次，程永新把韩东和朱文比喻为“发育不良的侏儒”，以及说韩东“嘟嘟囔囔”、“落魄”、“病态”。有失厚道。无论如何，韩东“骂”《收获》，是对刊物的一种态度，针对的是“物”，没有涉及到人身攻击，而将一个健康的人说成是“发育不良的侏儒”，不仅有失风度，而且是明摆着的是进行人身侮辱了。 而韩东似乎在填写问卷的时候就已经预料到自己将来可能面临的指责，所以，他在1998年《北京文学》第10期发表的《备忘：有关“断裂”行为的问题回答》一文里，专门谈到了这个问题： 我们备受指责的地方还在于所谓的“自相矛盾”。比如问卷上的问题涉及到对《小说选刊》《小说月报》《读书》《收获》、“鲁迅文学奖”等的具体评价问题。《小说月报》曾两次刊登我的小说，《读书》转载过我的谈话，《收获》五次刊登我的小说，我亦是“鲁迅文学奖”的提名人，《小说选刊》因没有刊登过我的小说特地向我表达了歉意，对此我将作何解释？我觉得所有这些与我对它们如何评价是两回事，它们对我个人所做的与它们的基本倾向以及所扮演的角色是两回事。如果有人因此指责我“恩将仇报”那也没办法。 反观当时“断裂”行为出现的大背景，我们也许可以很“中庸”地认为：程永新和韩东都没有错。从韩东的角度说，对《收获》的评价是整个“断裂”行为的一个小小的组成部分，他针对的更多的是一种文学体制，其中的偏激和决绝，也并不一定完全出自深思熟虑，而是一种策略上的需要。因此对于《收获》，可以说是一种无心之过，或者误伤；从程永新的角度来说，他身为《收获》的编辑，而且正好是韩东在《收获》发表作品的责任编辑，他为这个作品付出了很多劳动，甚至可以说是韩东的“伯乐”，他不可能不注重一个作者对曾经发表过其作品的刊物的评价，于是，作为众多回答中的一个，韩东对《收获》的评价被专门拎了出来，就显得异常突兀而刺眼。当人们——特别是与《收获》关系良好的人们——把这一原本具有普遍性意义的观点落足到具体的细节之中，“忘恩负义”和“吃完奶后不认娘”的“帽子”也就无法避免地被戴上了。 这里面还牵引出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那就是：究竟是刊物成全了作者，还是作者成全了刊物的问题。在某些人的心目中，刊物发表了作家的重要作品，作家应该心存感激，日后不能对刊物产生不敬。问题真有如此简单吗？我们不妨反过来想，如果作家的作品让更多的后来者认同并喜欢一份刊物，这份刊物是不是也应该对作者心存感激？选发优秀的作品原本就是编辑本身的工作职责，作为编辑，似乎不必因为自己曾当过“伯乐”而强求别人一辈子感恩戴德。所以，在遇到像“断裂”行为这样的特殊情况时，人们不妨宽容些，不必过于在意那些未经过深思熟虑的激愤之语。 我注意到，“断裂”事件之后很长一断时间，《收获》好象没有再发表韩东的作品，看来程永新是真的生气了。但一个真正的编辑不会永远和自己的作者赌气，2012年4月，记者问程永新：“在当下的文学创作中，有哪些您认可的新一代先锋作家？”程永新很大方地回答:“这些年，我对李洱、韩东、薛忆沩、艾伟这批中间层的作家充满期待，因为他们的作品里，延续了一种文学的探索精神。”我还注意到，2015年7月出版的当年《收获》第四期推出了韩东的长篇小说《欢乐而隐秘》。 这个结局令人开心。 . （注：此三则小文摘自刘春即将出版的随笔集《文坛边》。纸质媒体如需发表请提前取得作者同意。网络媒体转发记得署名及注明“摘自刘春随笔集《文坛边》，海豚出版社2016年7月出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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