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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丨陆莹 编辑丨李臻
这几个数字分别对应：“70%以上的孩子，与父母关系紧张，尤其是与母亲；80%以上，有过自杀的念头；90%以上，讨厌学校的学习；100%的学生，希望教育能有所改变。”这个结论来自于周华杰对他110位一到九年级的学生的小调查，虽不权威，但已经能看出一些端倪。 “居然还有常常考全年级第一的学生问我，老师，怎么可能有人会喜欢学习啊？”周华杰诧异，说，“这对我的震动很大。”他意识到，孩子们的“厌学情绪”已经非常之普遍。怎么办？ 经过几番尝试，周华杰找到了自己心目中最合适的解决方法——项目式学习（project-based learning）。项目式学习的概念在国外早已不新鲜，国内的国际学校目前也广泛使用这种方式。“但在中国，我观察下来，绝大多数，估计八九成的老师、家长根本不知道PBL是什么，即使知道项目式学习这个名词，也不大懂怎么运用起来。”周华杰说。 周华杰一直对教育感兴趣，北京大学教育社会学硕士毕业后一两年，2010年，他自己创办了一间教育机构，教中小学生阅读，在此，周华杰教了7年英文阅读、2年中文阅读。周华杰两个儿子，成天与男孩子们斗智斗勇，也让他迫切需要一个妙招，把孩子们旺盛精力转化成学习的助燃剂。 周华杰老师 2015年，一次引入项目式学习的教学小实验，让他直接感受到了PBL的惊人魅力。从去年开始，周华杰已经将工作重心转移到在中国推广项目式学习这件事上。采访中，他告诉外滩君——
“老师，第八节课什么时候上啊”？ 教了多年英文阅读，周华杰始终觉得课堂氛围不太对劲，想法设法改进而不得要领，终于有一天，他做了一个大胆决定：这堂课，取消！ “同学们，这堂课我们不上了！”周华杰把从1年级到9年级的110个孩子全部召集起来，宣布了一项新任务，“我们一起做一件事。来，集体画一幅巨幅画作，梵高的<星夜>，然后把它展出、拍卖，所得款项全数捐赠给本地的农民工子弟学校。” 此举一出，反响热烈。学生们的反应令人惊喜，“此前对画画毫无兴趣的同学，居然主动请教班上学过画的同学应该怎么画；拿手机的同学主动查询资料，并分享给周围的同学；5位因为生病无法到校的同学，主动要求父母到学校里拿了材料，自己在家中完成。” 最终，这场兴师动众的实验结果是——学生成功完成巨幅画，画作被嘉定图书馆菊园分管收藏，学会“star”的形容词是“starry”。尽管如此，很多家长表示：“这样的英语课以后还是可以多上点的。” 由孩子们共同创作出来的画作 自此，“第八节英语课”就成了周华杰和学生们的一个约定，每8节课，他们就会展开一次项目式学习，以至于学生念念不忘，总在等着这堂课：“老师，第八节课什么时候上啊？” “你给学生一个WHY，他们会还你一个WOW！”周华杰认为，项目式学习之所以如此吸引学生，不因为别的，只是它强调并鼓励了“主动”， 一个被中国老师和家长长期忽略的“最熟悉的陌生词。” 在项目式学习的过程中，孩子们并不感觉到自己在学，老师也不觉得自己在教，驱散压力的学习让周华杰猛然发现：“也许学的最高境界是不学，而教的最高境界是不教。” 最近几年，PBL的概念才被引进中国，成为教育创新领域的常见热词。而在国际教育中，这是已经实行几十年的教学和学习方法。 19世纪，教育家约翰·杜威（John Dewey）主张“做中学”的教育理论，也就是强调“知行合一”，在行动中学习。 PBL，有project-based learning（项目式学习）的意思，也有problem-based learning（问题导向性型学习）的意思，早期，PBL逐渐在美国各大医学院应用，学生艰难记诵疏于应用的状况得以改善； 很快，PBL的应用便从大学延伸到中小学，电影《怦然心动》故事发生的1960年代，女主角朱莉获得第一的那场平常的学期展示会，便是项目式学习的最终阶段“公众展示”。资料显示，2015年，美国就已经有5000多所高中放弃传统教学法，采用项目式学习。 为何项目式学习如此大受追捧？ 项目式学习，不仅激发学生主动学习的“热情”，还有更多侧面。巴克教育研究院（Buck Institute of Education）实践和推广了PBL三十余年，他们认为，高质量的PBL应该考虑和满足如下核心要素：
PBL八大核心要素 这些复杂步骤直接指向“21世纪核心素养”中，对于孩子“读、写、算”之外多元能力的培养，比如批判性思维、沟通能力、团队合作、创造力。 在周华杰的“星空课”的实践中，这些方面学生都在奔向“完成画作、拍卖”这个目标中不知不觉地完成。“星空课”中，孩子们似乎只多认了“starry”一个单词，不过，美国乔治罗卡斯教育研究所的一项研究计划“行动习知”实验显示，严格遵循质量要求的PBL课程，教学效果优于传统教育，是帮助学生胜任进阶课程的重要方式。 孩子们在“星空课”上作画 视线转回国内。最近两年，媒体、教育界才频频把PBL称为一种“教学新形态”，2016年，崇文实验学校的老师在PBL研讨会上发言表示，原来一直把PBL简单理解成了“主题教学”，以为把各个学科结合在一起，就算是在做PBL了。 “后来与工作坊的美国专家交流，专家说，这样做还是把不同的课程拼凑到了在一起。于是我们就推翻原来的设想，专家让我们先锁定一个学科，找到目标，再把它划分几个阶段目标，比如一周、一个月，再选取其中可以用来做项目的课程标准，把它具体化，这样才是PBL。” PBL不是万能解药， 但让5岁男孩连续学习7小时，不是梦 “课堂热闹，看起来效果的确比沉闷听讲要好，但孩子们真的学到什么了呢？” PBL的确推进学生的自主学习欲望，周华杰解释说，“但不是说要去颠覆，或完全覆盖掉原有的教学体系。我一直认为PBL是学校教育之外的一种补充。即使我自己在做PBL推广，让我两个孩子学习全用PBL方式来，那我还是会说NONONO！” 周华杰认为，知识型的学习，依然需要通过阅读以及传统的教学方式集中获得，PBL在教系统知识时的确存在弱点。 而这种以终为识的方法，其实是为孩子的未来生活做预备，放眼看，成年人的生活和工作中，充满了PBL的应用，“比如说，你要写这篇稿子，要提前做功课，要开展采访，要公开发表”，周华杰直接拿正在进行的采访打起了比方，“这一系列过程，就是一个PBL。” “况且，要说效率，什么效率有用？一个学生学学学、念念念，考了高分，然后过两天就忘了，这个高分就代表了短时间内的学习效率高吗？” “PBL中强调真实性，也就意味着项目完成，学生必须公开展示或者解决一个实际问题，这会不会造成最后学生过度依赖老师帮助，变成老师帮学生完成任务了？”我继续问。 周华杰说，PBL过程中，老师就好像在搭一个个脚手架，根据学生年龄段和知识储备的不同，老师搭建脚手架的密度会不同，“我自己理解，project-based learning，这中间是有两条线贯穿其中，真正做项目和项目式学习，是有区别的。做项目注重的是完成，如果是老师和学生一起做一个项目，项目成功是主要目标；可是，项目式学习，注重的是学习。它是一根明线，一根暗线联通起来的。” 学生在热火朝天做项目，小组合作、团队沟通，这是明线；老师在一旁，做阶段性的观察、辅助，这是一条看不见的明线。“如果说，最后项目遗憾失败了。我认为，只要达到了教学目标，整个项目式学习，也不能算失败。”周华杰说，在PBL的暗线上，老师需要持续观察教学设计中，需要学生学习的东西是否完成，单纯认为PBL中老师什么都不教是个天大的误解。 “感受一下这个场景”周华杰才说完观点，立马切换到PBL现场——
周华杰自问自答，扮演学生也扮演老师，给我模拟出了一个PBL的教学现场。学生的“明线”，老师的“暗线”在这个场景里，清晰无疑。 PBL被教育界人士大力推崇，但当项目式学习遭遇中国，水土不服的症状十分明显，2016年的小学教育国际研讨会上，聚焦PBL，老师们倒了很多苦水，“在中国，对教师的考评和学生的成绩完全是捆绑的，所以教师就不敢放手”、“我们实验了十年，难以推广，是因为PBL在评价方面，从理论到实践中国都是非常滞后的……咱们中国孩子会念书、会考试，但是不善于关心社会、不善于动手、不善于实践。” 巴克教育研究院列出的PBL的高标准，也许的确需要专业教师的操作和系统性安排，不过，周华杰倒并不特别追求BIE的高要求，他认为，基于中国的条件，PBL的开展需要循序渐进，在亲子互动中，也大可以巧妙地运用项目式学习的方法。 有一回，周华杰和儿子乘坐高铁从广州到上海，5岁男孩精力充沛毫无睡意，要想让他不打扰他人地度过7个小时，难度十万分，周华杰说，“我只有因地制宜，急中生智，对儿子说，儿子，你想不想来一次特别的高铁冒险？”这次小冒险中，他给儿子设计了3个关卡“找一找”、“测一测”、“乘客行为调查”，分别和儿子探索和认识高铁标志、用手机计步软件测高铁长度、观察了乘客行为，“直到下车，儿子和我孩子津津有味地讨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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