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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的古国｜蒙古转型期的青年一代 陈姗姗 2018-03-06
这是我在蒙古的最后一夜。 坐着电梯上商场顶楼，我闻到爆米花的气味。走廊的墙上挂着电影海报，这是一家商场的电影院。然而，已经将近午夜，商场里每家店都关了门，玻璃门背后透出打烊后昏黄的余光。连自动扶梯也停止了运转，只有依稀几个看似落单的人形鬼魅般地在昏暗的走道里穿梭。 我听到走廊尽头隐约蹦出的电子乐。当两个站在灰玻璃墙边的保安要求我出示身份证明的时候，我竟对他们身后那个神秘的房间生出些许期待。保安迅速地扫了一眼我的出生日期，摆摆手让我进去。这可是难得一见的幸运：平日在伦敦，我的中国面孔在很多人眼中过份年轻，总让人怀疑我是企图蒙混过关的青少年。我猜，也许在蒙古，大家都是亚洲面孔，保安判断年龄的技术也过硬多了。 进入房间的那一刻，音响系统吼出能刺穿全身细胞的电子浩室（House）音乐。在镭射灯的交错映射下，年轻人三五成群，或围着桌子喝酒，偶尔交头接耳地说话，或围着房间前方舞台上的DJ四下无人地扭动腰肢。整个房间的人——包括表演者——几乎全是蒙古人，平均年龄不超过25岁，我才知道为什么保安如此不屑。 这天是周五晚上，来这里的大多是学生和年轻的上班族。同行的蒙古朋友埃巴说，这算是比较上档次的派对。这些人有一些闲钱，而派对的品味也不错。我左右顾盼，发现姑娘小伙们都穿得时尚得体，不顾门外将近零下四十度的低温。有姑娘穿着露背的小礼服，披下长发，撩人地坐在高凳上；也有姑娘捧着巨大的三升啤酒杯豪饮。 台上的DJ是当地小有名气的Enkoolion x Ermuun。房间一侧的大屏幕上滚动播放着制作精良的短片，配合两位音乐家的节奏刚刚好；房间另一侧的酒吧售卖当地的扎啤，服务生听得懂英文却说不出口，只靠摇头、点头、手指比划来交流。 当晚，我还有幸亲临蒙乐队Nisvanis的现场表演——这个成立了22年的乐队在蒙古摇滚界的地位就相当于黑豹在中国。在乌兰巴托，几乎没人没听说过Nisvanis。在蒙古的 “硬石餐厅”——一家美国连锁主题餐厅，我见到了年轻姑娘小伙不顾周遭环境，一曲接一曲猛力甩头，与Nisvanis一同吼着歌词的盛景。
硬石咖啡厅的乐队演出
除了这里是蒙古的首都乌兰巴托，除了墙外天寒地冻刮着妖风飘着雪，除了服务生只说蒙古语 ，除了乐手和DJ很有名我却不认识，除了这里一屋子黑头发的亚洲面孔，除了他们都很年轻，除了他们完全自在、完全沉静在音乐的快意中，我几乎忘记了自己身处何处。 从电子浩室音乐派对的气氛中，也可看到蒙古“年轻的古国”的一面。蒙古的人口结构较为年轻化，据2017年美国中央情报局估略统计，蒙古5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不到12%；24岁以下人口占总人口的43%；15岁和54岁之间的学龄和工作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62%。也就是说，蒙古的老龄化问题在世界范围内尚轻。而在今后几十年中，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口将进入工作岗位，意味着“他们的工作效率、创业精神和创新精神会促进未来的经济发展”（联合国人口署2015年报告）。 再者，蒙古近年来的发展也日新月异。在许多中国人的印象中，古代蒙古就是成吉思汗，现代蒙古就是草原、牧民和蒙古包。实际上，蒙古在过去三十多年里，低调地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变迁。蒙古1945年独立后，除了苏联，几乎和其它国家没有任何形式上的联系。冷战结束后，苏联对蒙古的影响才逐渐减少，直到1992年才完全撤出驻蒙古的部队，并终止了对蒙古的技术和经济援助。上世纪九十年代，蒙古颁布各项政策，正式开始向市场经济转型。如今，蒙古还保留着许多社会主义的痕迹，也有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者依旧对社会主义抱着怀旧的心情。
苏式老建筑
蒙古的基础教育系统共11年，包括5年小学义务教育。由于蒙古30%的人口，即90万人，是牧民（世界银行2017项目报告），其工作性质和生活方式要求他们每年在草原上迁徙寻找合适的草场。所以，是把孩子送去学校而与家人分居，还是让孩子放弃教育随家人迁居，就成了一个问题。近年来，在各县中心设立的政府资助学校，加上向城市迁居而让牧民家庭对教育更加重视的大气候，使更多牧民的孩子开始上学。在蒙古，除了政府，各大非营利机构——如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救助儿童会——也在城市和农村落实各种救助计划，为蒙古的孩子上学提供便利。 我的两位蒙古朋友艾巴和迪洁，分别在关注儿童的国际性非政府组织在蒙古办公室的工作。艾巴告诉我，苏联对蒙古教育系统的影响颇大，特别是社会主义时期提供全民教育和重视理科教育。没有公立私立谁优谁劣的对比，加上只有300万人口，全民教育相对容易。在蒙古，教育面前人人平等。 位于美国华盛顿州的非营利组织教育政策和数据中心（EPDC）的数据显示，蒙古的初中入学率高于百分之百（重读生和超龄生所致），毕业率也接近百分之百（EPDC网站2013年报告）。这意味着，在蒙古，你碰到的十个人之中，一半以上会是年轻人。这些年轻人全都上过中学。 然而，游牧生活传统正在瓦解，或许这正是市场经济的副作用之一。过度放牧使得草场枯萎，在严冬中牲畜大批死亡；加之对更舒适的城市生活的向往，更多牧民将孩子送往学校，这在往日是不可想象的。迪洁说，如今，六七成牧民会将他们的孩子送去学校上学。 2008年，蒙古更逐渐将基础教育年限延长至12年，将入学年龄从6岁提前到5岁。由于开始义务教育的年龄越来越小，许多家长不得不和家人分居两地，带着孩子在学校周围租房以便照顾。这种新一代的“移民家庭”或“留守家庭”越来越成为问题。更甚，蒙古唯一的城市，首都乌兰巴托，容纳了超过150万人口，也就是总人口的50%。膨胀的城市外围和污浊的空气，成为蒙古首都的标志，是这个曾经以蓝天草场而闻名的国家未曾预测到的。 但蒙古的青年一代却享受着他们的父母辈不曾想象过的生活。三十岁出头的艾巴和迪洁是典型的蒙古青年：在城市出生长大，受过良好教育，有一份自己喜欢的工作，有空就出国旅游。 除了工作，艾巴还在蒙古设立了在国际艺术电影圈小有名气的“艺术电影”网。“在蒙古，电影行业多样性不大，一般上映的都是商业大片”，艾巴说，“为了启蒙蒙古观众，为了给大众电影教育，2009年起，我开始运营’艺术电影’网，并和朋友们组织每周一次的电影放映活动‘梦想者日’。”去年，艾巴受柏林电影节的邀请，与歌德学院合作，一同赴电影节交流心得。 艾巴还设立了蒙古唯一的独立电影节：“金胶片独立电影节”（Altan Khalis Independent Film Festival）。一开始，电影节主要支持实验电影，后来逐渐开始放映独立短片。如今，电影节的运营团体通过接拍视频、翻译电影长片和给电影长片配字幕来赚取资金。无论吃饭还是坐车，艾巴总是忙着和他的电影“战友”在线上讨论网站或电影节的工作。开办至今，虽然艾巴谦虚地说，电影节还很年轻，但他们已经成功地与阿莫斯·波（Amos Poe）和张献民等知名独立导演合作。 迪洁也是多才多艺。在电视台工作多年后，她转行在非政府组织工作。我和艾巴、迪洁讨论国际上的音乐和电影，他们说流利的英文。他们享受乌兰巴托国际化的商业、娱乐和文化。 从迪洁那里，我知道了许多蒙古人近年来有去韩国工作的热潮，包括她自己也在韩国做了一年交流学生 。难怪乌兰巴托的街头随处可见韩国餐馆和服饰店，商店里也随处可见韩国商品。大多老一辈的蒙古人会说俄语，但现在随着和中国的贸易加深，许多年轻人说一口流利的中文。
城市街景
蒙古的法制还不健全，有许多让人头痛的地方。乌兰巴托的冬天因为烧煤而污染严重；蒙古有几百个电视台，但许多电视台被不同政党控制，内容就是政党间互相拆台；乡村的卫生问题有待改进，许多地方没有自来水和排水系统。 但年轻人的生活和梦想在蒙古。他们没有在西方受过教育，民主制度下成长的他们，坦诚地讨论政策，议论选举，直白地表达自己的喜好。他们每天的努力都一点一滴地改变着蒙古。 每周四，迪洁都会加入她朋友左拉“革新女性”组织的小组活动，讨论年轻女性如何在基层改变社会并为提高女性地位做出实质举措。蒙古的女孩往往比男孩受教育程度高，由于游牧民族传统是男性放牧、女性持家，当今男孩往往留在家作为劳动力，女孩会留在学校直到毕业或结婚。然而，男主外的传统导致的性别间的不平衡仍会产生家暴、酗酒等问题。 “革新女性”致力于提倡男女平等，提高女性的领导力，以及为青少年提供公民教育。迪洁说，去年的印度之行让她见识到了印度民众的行动力，而蒙古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迪洁说，蒙古很小，乌兰巴托很小，每个人都相互认识。而我说，因为蒙古每个有能力为社会进步做出努力的人，都付出了多于百分之百的力量，所以遇到的每个人都让我记忆深刻。
年轻的古国｜老牧区，新移民 陈姗姗 2018-06-22 伴随着“轰隆隆”的摩托车马达声，18岁的杨东踏着它的宝贝坐骑停在了外公家的蒙古包前。他推开蒙古包的门，带着羊肉和牛奶香的热气扑面而来。 妈妈和阿姨坐在火炉前，一个把包好的羊肉馒头一只只地摆在铁锅子上，准备做当天的第二顿饭；另一个搅和着未经消毒的牛奶，等着做奶茶用。很快就要到蒙古新年了，牧民家的女人们除了要帮着放牧，还额外担起了准备食材迎接新年的任务。 蒙古后杭爱省的一个夜晚。 对少年杨东来说，这是蒙古西北面后杭爱省冬日里典型的一天。早上六点多，他就帮着外公把草料铺在牛羊圈里。母羊产下了小羊，加上在外面厚厚的雪里很难找到能喂饱牧群的草地，一家人整个冬天都靠喂草料和饲料来养活牛羊群。 杨东的外公居吉年过七旬，掌管家里大小事务。他年轻的时候是摔跤能手，古稀之年还身手矫捷，能几步登上牛羊圈两三米高的顶棚，从上面把草料撒开。他的外孙杨东现在是家里唯一还留在草原上放牧的男孩，所以他还雇了一个帮手，一起打理羊群。 但这个家庭本身并不富裕，在经历了另一场极端天气“祖德”之后，只剩下不到100头牛羊。根据蒙古政府牧民和动物统计数据，2009年蒙古全国平均每家牧民的牧群总数在200头左右，包括绵羊、山羊、牛、马和骆驼。居吉一家的牧群数量还达不到全国的平均水平，情况不容乐观。 祖德（Zud或Dzud）是蒙古语里形容动物大量死亡的严冬。在经历了干燥的夏天之后，草原上草料不足，再加上气温低至零下四十度的极度严寒，动物无法拨开坚硬的雪地寻找本来就残存无几的草根，于是导致了大量死亡。 从少年杨东出生之后，每两三年就经历一次严冬。成批的羊牛死在路边的景象仿佛是常态。成群的羊结伴倒下，就再也起不来身。牛因为饥饿和寒冷而跌倒拧断了脖子，四脚朝天的庞大身躯不用多久就冻得僵硬。野狗和秃鹰啃噬着它们的尸首，被撕开的尸体暴露在空气中，散发着令人窒息尸臭。 冬季，牧区的动物 而杨东的阿姨阿兰则格，也就是居吉的小女儿，还在杨东这个年纪的时候，大概每十年才会出现一次严冬。她说，草曾经长到高过牧群，整个冬天都吃不完；而现在，只剩下尘土。阿兰则格是个单身母亲，因为从来没有结婚，所以还和老父亲住在一起，同家里的男人们一起打理牧群。 今年又有许多动物死去，放牧变得越来越难，担心孩子和自己的未来，阿兰则格一直想着能否去城里谋一份工。她16岁的儿子泽曼达克住在后杭爱省的镇子上，有时，阿兰则格为了照顾泽曼达克也搬到镇上去住一阵，这也让她对城市生活更憧憬。 泽曼达克坐在整洁的教室里，看着老师在黑板上书写课文。“鞭打一匹马”，老师用古蒙古语写道。但16岁的泽曼达克梦想着的是460公里外的首都。 在泽曼达克的学校，几乎所有的学生都是牧民的孩子，而他们的教育受到政府资助全是免费的。如果成绩好，他们就留在学校，争取考上大学，去首都乌兰巴托学习和工作。 杨东家的蒙古包离外公家只有不到1公里远，在被冰雪覆盖、人烟稀少的广阔草原上，看着距离更近，好像几步路就能到。杨冬家门口拴着两匹活泼好奇的蒙古马，但杨东喜欢他绿色的坐骑。干完活，他就登上摩托车在辽远广阔的草原上兜圈子，好像永远驶不到尽头。 草原冬季 “蒙古包区”大约是在十年前在乌兰巴托外围形成的。市内是没有这些城市新移民的落脚地的，所以他们在离市中心驱车大约一小时的空地上扎下蒙古包。来久了的移民或租或买下土地，再租给新来的移民。如今，蒙古国300万人口的一半，即150万人口，住在乌兰巴托，而蒙古包区吸收了超过96万人口。 站在乌兰巴托“蒙古包区”的山坡上，一眼望去是白茫茫一片蒙古包尖尖的屋顶，足可想象人口密度之大。 褚杜尔是少年杨东和泽曼达克的叔叔。在一次严冬后，家里的牧群冻死到只剩下三十多只 ，整个家庭陷入极度脆弱的困境。作为长子，他2015年只身去乌兰巴托谋生，什么都没有带。开始并不容易，没有钱租房，就在市郊的“蒙古包区”租下后院的空地，扎个蒙古包。 那年冬天，褚杜尔在院子里给未来的小家打下地基，一点点造起房子。三年后，全靠自己，他终于有了自己的家。 游牧的生活方式，对许多移居城市的蒙古年轻人来说，已是遥远的记忆。他们十几、二十岁的时候来到城市，在这里成家、生子，特别考虑到自己后代的生活，就很难再回到需要辛苦劳作、靠天吃饭的游牧生活。老父亲居吉虽然希望儿子能回家搭把手，却也理解他现在有了自己的后代，在城市里，孩子有更好的未来。 然而，城市生活并非玫瑰花园。膨胀的人口也对城市交通、住房需求和工作机会造成压力。更让褚杜尔担心的是乌兰巴托的空气。他的三个孩子都还没到上小学的年纪，在冬天，他们很少会在室外活动。蒙古包区没有通煤气，家家户户全靠烧煤取暖、做饭。在蒙古包区，常能看到运煤车拖着成吨的原煤，贩煤人在车上把煤敲成更小块装在麻袋里卖给居民。在市区，更是几步路就能看到一个煤店。 将近零下四十摄氏度的蒙古冬天，建在城市中心的四个发电厂必须不停工作，因此也不停歇地往外吐着滚滚黑烟。乌兰巴托的盆地地形让黑烟变成一个锅盖，把每个人都盖在这座人口爆发的城市里。白色的蒙古包顶上的烟囱往外喷着黑色的烟，黑压压地笼罩在城市上空，在最晴朗的天气里也看不清太阳的轮廓。 除了没有中央供暖和供电，蒙古包区也没有自来水和下水管道设备，所以家家户户还需要寻找水源，甚至从很远的地方接水供日常使用。同时，大多蒙古包区的道路都还是土路，没有铺上沥青，这对新移民进城和孩子上学带来极大不便。 除了生活不便外，蒙古包区的居民和他们的后代，很难融入主流城市生活。英国伦敦大学学院2015年发布的研究表明，除了社会服务外，蒙古包区的居民在社会关系中也受到排挤。 这并不是几百公里之外在蓝天、草原环绕中长大少年们梦想中的生活。 “乌兰巴托大都市区域”（The Ulaanbaatar Metropolitan Area）是JICA日本国际协力机构及乌兰巴托市政府道路、交通、建设和城市发展部共同策划的城市发展计划。这个长期计划避免了为迅速解决问题而建造临时设施和制定临时政策，真正致力于改造蒙古的城市区域。计划分现今-2020年和2020-2030年两个阶段。 乌兰巴托城市建设战略2020年以及到2030年的发展趋势（JICA日本国际协力机构） 蓝色部分:土拉河流域 橘红色部分:中心蒙古包区域 橘黄色部分:中间地带蒙古包地区 黄色部分:边缘地带蒙古包地区灰色部分:城市 绿色部分:露营地 蒙古城市区域50平方公里的范围都包括在乌兰巴托大都市区域内。城市中心区域将改造成商业区。为了疏解城市中心的压力，乌兰巴托将会设立多个亚中心和迷你中心。每个亚中心都包括地方政府、商业区、文化中心、医院等等，能够为15到20万人提供服务。迷你中心将设立在蒙古包区，并且会配置幼儿园、学校、卫生所、商业便利设施等，能为8000到15000人提供服务。 乌兰巴托的蒙古包区，里面有一辆煤车 这样的发展策略，与中国的“卫星城”建设相似，但亚中心和迷你中心离城市中心更近。在这两种中心区域中，预计在2020年将建造可供55500人居住的住宅开发区。但比起150万的城市人口，新住宅开发只能为不到四成人口提供住所。从2020年到2030年，预计再建造能供259000人居住的住宅开发区。 此外，城市人口密度从2010年的56人每英亩（约6亩）上升到了2014年每英亩超过73人，但蒙古包区的人口从183人每英亩降到26人。随着新的乌兰巴托城市铁路的建造和沿线站点的不断增加，也会计划更多卫星城市的建造。 “乌兰巴托大都市区域”的计划报告是一套完整而复杂的城市建设计划，并涉及庞大的资金投入。2017年6月，世界银行和乌兰巴托市签约，为其城市计划和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投入首笔超过2亿美元的资金支持。 2020年已经不远，对城市建设来说两年的时间非常短暂。泽曼达克或许在那时已经被大学入取，将和叔叔褚杜尔一样变成城里人。那时，褚杜尔的大女儿也到了上小学的年纪，也避免不了出门上学和室外活动。那时的乌兰巴托是否能达到城市建设计划的预期，新移民和他们的后代的生活是否能改善，是否能看到一丝蒙古期许的未来，我们拭目以待。 参考资料 (1)蒙古政府牧民和动物数据 https:///livestock/index.php?lang=en 网页2018年6月18日有效 (2)《乌兰巴托城市建设战略2020年以及到2030年的发展趋势》，章节6-7 至 6-8，JICA日本国际协力机构及乌兰巴托市政府道路、交通、建设和城市发展部，2013年 http://open_jicareport.jica.go.jp/pdf/11937158_02.pdf 网页2018年6月18日有效 (3)《在乌兰巴托蒙古包区的社会排挤现象》Social Exclusion in the Ger Districts of Ulaanbaatar，英国大学城市大学学院，2015年 https://blogs./mongolian-economy/2015/06/24/social-exclusion-in-the-ger-districts-of -ulaanbaatar/ 网页2018年6月18日有效 (4)《乌兰巴托城市建设战略2020年以及到2030年的发展趋势》，JICA日本国际协力机构 及乌兰巴托市政府道路、交通、建设和城市发展部，2013年 http://open_jicareport.jica.go.jp/pdf/12119830_01.pdf 网页2018年6月18日有效 (5)世界银行乌兰巴托项目 http://www./en/country/mongolia/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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