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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偶练，一部101，本来是平凡人选秀成就明星梦的励志综艺，现在生生变成了各路粉丝撕B争番位捧爱豆的舞台。“明星养成”时代，粉丝才是游戏的主角。 巧合的是，历史好像绕了个圈，90年前的“饭圈”，也是这么“养”爱豆（捧角儿）的。  当时的电影业刚刚萌芽，大众熟知的明星大都来自京剧圈，影响力最大的，就是由梅兰芳、程砚秋、尚小云、荀慧生组成的“四大名旦”。而这个称谓，不但延续到了现今的娱乐圈，它的诞生背后，也跟现在的“明星养成”套路迷之对应。它的面世，还要从一个日本人说起。 1. 听花，日本人，清末民初来到中国，是京城知名的“中国通”，说着一口地道的北京话。听花热爱中国京剧，北京城里大小戏园子常年能见到他的身影。当时日本人在北京办了一张中文报纸《顺天时报》，听花就是该报的主笔，他在《顺天时报》开了专栏，写“伶人访问记”和剧评，专门谈论京剧和秦腔。由于国籍的特殊，在当时的北京新闻界和梨园行，听花的所作所为颇引人关注，也因此不少圈内的名伶都跟他很有点交情。 因为有个戏迷主笔，《顺天时报》登载的戏剧类新闻特别多，比如每天更新的大量详细的演出海报，一度是京圈票友们的看戏指南。而《顺天时报》在戏剧界最知名的一次报道，就是组织了一场，被视为“四大名旦”诞生由来的观众选举。 1927年6月20日，《顺天时报》刊登了一则“征集五大名伶新剧夺魁”的消息，报纸上说，“本社今为鼓吹新剧，奖励艺员起见，举行'征集五大名伶新剧夺魁’投票”。投票采取报纸上印发的专用表格，记名无记名均可，一个月之后公布投票结果。  然而，尽管是面向公众征集投票，这场选举事实上却带有《顺天时报》主创方的明显偏好。选举针对的并不是伶人自身，而是他们出演的新剧目，且报纸直接筛选出了五位艺人，因此也不涉及除这五人以外的演出剧目。这五大名伶分别就是：梅兰芳、程艳(砚)秋、尚小云、荀慧生和徐碧云。 7月23日，《顺天时报》揭晓了投票结果。“五大名伶”各自的最佳剧目分别是：梅兰芳的《太真外传》，得票总计1774票；程砚秋的《红拂传》，得票总计4785票；尚小云的《摩登伽女》，得票总计6628票；荀慧生的《丹青引》，得票总计1254票；徐碧云的《绿珠》，得票总计1709票。 后来的很多传记作者，把这场选举作为“四大名旦”称号面世的起源，但严格来说其实有点牵强，况且在这场选举里荀慧生新剧的得票数还比不上徐碧云。但可以确定的是，因为这场选举，无疑对这五位“名角儿”的作品和个人影响力，产生了巨大的推动和宣传，也为后来“四大名旦”称号响誉全国起到了良好的启蒙和铺垫作用，尤其是对荀慧生来说。 2. 民国的京剧圈，尤其在明星伶人之间，有个特别的讲究，就是成名地直接影响番位和地位。一个实力与名气兼备的老艺术家，必须得先在北京唱红，然后再行走外埠，比如上海和天津。在北京火了以后，又能在津沪扬名，那才能算红遍南北，才能称得上是“角儿”。只在一个地方有名，或是成名地顺序改变，都配不上这个高级称号。比如你在北京唱砸了，准备去天津碰碰运气，那就只能叫“下天津”。 在后来选出的“四大名旦”中，最受争议的荀慧生就是因为这个出道顺序备受诟病，但又正是因为跟传统名伶上位路线的不同，才让他得以进入这个排名。而这一切，都要归功于他的狂热粉丝们。  当时的北京的戏迷圈有一些“五大名伶”、“四大金刚”之类的杂牌叫法，但都未成气候，叫来叫去，也就是一些名家，比如孟小茹、王凤卿、梅兰芳之流，其次是尚小云、程砚秋、杨小楼，出道较晚，但声势猛成名快，也是强有力的劲敌，再后来的荀慧生、徐碧云等人虽然也小有名气，但距离前辈们还差得很远。 到20年代初的时候，杨小楼、尚小云等几位名家组织同行赴上海公演，同去的就有谭小培和荀慧生（早期的艺名为白牡丹），新闻界称这次京圈明星行走外埠为“三小一白下江南”。 没想到这次公演让荀慧生在上海滩一炮而红，每当有他的新剧，就常出现万人空巷、家喻户晓的盛况，结果演期也因此一再顺延，这一延，就让他在上海呆了将近10年。等10年后荀慧生回北京的时候，尽管在北京戏剧圈中的影响力大打折扣，但上海粉丝“捧白”的呼声却越发高涨。 上海早年的一本知名戏剧杂志《半月戏剧》，其主笔，专事戏剧评论的梅花馆主，郑子褒，曾经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四大名旦”专名词成功之由来》，他在文中解释“捧白”这一现象： “提倡'四大名旦’最起劲的，不用说，当然是拥护留香的中坚分子，因为那时的荀慧生，离开梆子时代的白牡丹还不很远，论玩艺，论声望，都不能和梅尚程相提并论，可是捧留香的人（区区亦是其中一份子），声势却非常健旺，一鼓作气，非要把留香捧到梅、尚、程同等地位不可,于是极力设法,大声疾呼地创造出了这一个'四大名旦’的口号。” 简单用现在的饭圈用语来说，“四大名旦”这个称号，其实就是荀慧生的粉丝们搞出来的，目的就是帮爱豆捆绑梅尚程上位。这个操作套路，可以说是十分现代了，当然换个角度也可以说是，现代粉丝继承了这一“中华传统”。  这套“捆绑一线明星，捧爱豆上位”的具体操作流程，也十分有章法。 首先是几位荀慧生的小粉头，比如上海文人严独鹤、袁寒云、周瘦鹃、沙游天及国画大师吴昌硕等人，他们著书立说为荀鼓吹，相当于今天粉丝为爱豆写宣传文。吴昌硕还亲书“白也无敌”四字相赠，上海各报争先刊登，这就为荀慧生打开了知名度。 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有几位大粉头，比如《戏剧月报》的主编，上世纪20年代著名的戏曲评论家刘豁公，上海大画家、社会名流舒石父（这位舒老先生甚至收下荀慧生为弟子，是捧荀慧生的领袖人物）。于是，在一次上海名流的饭局上，以刘舒等人为代表的粉丝们一激动，就交流出了一个选“四大名旦”的点子，准备用这个封号把爱豆捧进一线。 梅花馆主郑子褒后来写文回忆，为了让这个称号定得更加名正言顺，自己也为这个点子贡献了意见。郑子褒提出最好先来一次以“四大名旦”为题的征文，试探一下各界对荀慧生的印象如何，等地位明确之后再看准行情，推出“四大名旦”特号。这样“不但刊物可卸却标榜吹捧嫌疑”，并且在荀慧生的面子上，似乎也格外光彩，显得好看些。 是不是十分眼熟，这个套路不就跟偶像练习生和101一模一样，先推出一票爱豆给公众选，然后只需不露声色地给主推的选手多几个镜头就好了，曝光度、美誉度一起来，就离成为一番不远了。套路自然，还能避免黑幕嫌疑。 总之，在各路“白党”同心力捧下，《戏剧月报》真的搞了一场征文，征文出来后，戏曲评论界名家苏少卿的《四大名旦论》一文拔得头筹。经苏少卿在文章中一番旁征博引、深入浅出的分析，得出的结论就是：一番当属梅程荀尚。于是“四大名旦”的口号，就此在上海叫响。甚至在苏少卿的鼓吹下，荀慧生的排位，居然还排在了尚小云之上。简直就是饭圈操作之典范。  3. 民国京剧圈的粉丝，不但狂热度不比现在的影迷歌迷球迷低，质量也相当高。 听戏就要买门票，这个门槛就首先过滤掉了一票路人白嫖粉，因此捧角儿的粉丝都是真情实感砸钱来的。 和今天的粉丝团一样，民国的粉丝团体也有自己响当当的称号，比如“痰迷”（即“谭迷”，谭鑫培迷）、“羊迷”（杨小楼迷）、“瑶痴”（王瑶卿迷）、“梅毒”（迷梅兰芳迷得中毒）等。然后又催生出专业的饭圈团体组织，比如捧梅兰芳的有“梅社”，捧尚小云的有“尚党”、“醉云社”等，这些社党完全自发，无需注册缴费，完全是死忠粉们自发组成。组织一发声，粉丝们就互相呼应，有演出了，大家相约捧场，需要宣传一波，则由粉头们带领萌新广而告之。 粉丝团的运作相当给力。因为来自各行各业，粉丝们也会充分利用自己所长为爱豆的名声贡献力量，比如能写文的剧评家，除了日常吹捧，要是有爱豆的新剧上映，就撰文一篇投送报社，既为票房做了广告，又对舆论做了导向。有钱有力的，甚至还能直接搭台邀请爱豆来唱戏，既满足了自己追星的愿望，也顺便为爱豆增加了曝光度，说不定还能为组织吸引更多新粉。这里就颇有点养成的意味了。  更令人瞠目结舌的，还有民国饭圈的“对撕”。1936年初，梅兰芳每礼拜一至礼拜五被邀请到给孤寺第一舞台公演，为避免撞车，尚小云则把演出放在了星期六日两天，其他几天休息。当时程砚秋尚属后起之秀，但劲头颇猛，社会上对他常有赶超梅兰芳的评价，为了让程老板跟梅老板刚一刚唱腔和观众缘，程迷直接让程砚秋礼拜一至三在中和园登台，跟第一舞台的梅兰芳大唱对台戏。 然而梅党也不是吃素的，粉头一呼应，大家都去戏院捧场，第一舞台是北京最大的戏园，两千人的坐席，场场爆满，相比之下，中和园就逊色多了。 这种组织有序，应援给力的粉丝团，可以说是饭圈榜样了。但唯一一点跟现代不太一样，过去捧爱豆，总还要建立在角儿们的业务能力之上，能唱能演勤登台的，才能受到追捧，不比现在卖卖人设就能圈粉。 何况过去的公众对明星私德也尤其看重，比如“四大名旦”强有力的竞争者徐碧云，就是因为德行不检被踢出竞选行列，后来甚至一路flop至销声匿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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