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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你怎么看待中药的性味归经理论呢？ 药物归经之说由来已久，多数医学家均以此说来解释药物的功能，该说实际上是建立在药物的特殊功能之上的。 例如，麻黄发汗、平喘、利尿，其作用与肺的功能略近，于是便称其可入肺经等等。 本草学的发展演变与医学其他学科一样，上古时代较为朴素，宋以后则日益繁杂，并有大量思辨之术参杂其间。 《神农本草经》所载，只是客观记述药物的效用，至宋以后，随着认识的深化，逻辑思维方法的介入，中药学理论便日益丰富起来。 如升降浮沉、气味厚薄、性同用异、引经报使、四季用药等理论，其中药物归经说，对后世影响较大，一直左右着临床医生的用药规律。 应当承认，归经说是对药物作用的一般归纳，因而是有其一定道理的，但归经说也有很多不完备处，用之过执则有碍药物的正确应用。 对此，灵胎提出了药有专能、性同用异说。 在《医学源流论·治病不必分经络脏腑论》中，认为病变传变多端，各脏相互影响，人体虚实不一，又难一概而论，一药每兼多种作用，更不可执归经说而过泥。 理论根据是，人体气血的运行贯通周身，药物的寒热温凉、有毒无毒之性，于人体亦无所不到，补则俱补，毒则俱毒，应无偏止某经之理。 “益人之气血无所不通，而药性之寒热温凉、有毒无毒，其性亦一定不移，入于人身，其功能亦无所不到，岂有药止入某经之理？ 即如参芪之类，无所不补，砒鸩之类，无所不毒，并不专于一处也”。 补药、毒药如此，其他如理气、活血、解毒、消痰等药也都如此。 同时，药物的作用不只一种，就更难说专入某经了。 所以，“以某药为能治某经之病则可，以某药为独治某经则不可。谓某经之病当用某药则可，谓某药不复入他经则不可”。 因此，灵胎临床用药的经验是，“不知经络而用药，其失也泛，必无捷效；执经络而用药，其失也泥，反能致害。” 药物的效能来自实践中的发现，归经之说则为其理论抽象。 但正如徐灵胎所看到的，归经之说，这种抽象总结，尚属不完善的抽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药物的功能，可以使人们有所遵循，但又有不完善，甚至理论上的明显破绽之处。 对这种现象，灵胎认为，掌握归经理论，不如直接掌握药物的专能更为贴切。 他认为，许多药物的作用都难以用固有的理论去把握。 所以“药之治病，有可解者，有不可解者。如性热能治寒，性燥能治湿，芳香能通气，滋润能生津，此可解者也。 如同一发散也，而桂枝则散太阳之邪，柴胡则散少阳之邪；同一滋阴也，而麦冬则滋肺之阴，生地则滋肾之阴；同一解毒也，而雄黄则解蛇虫之毒，甘草则解饮食之毒。 也有不可尽解者，至如鳖甲之消痞块，使君子之杀蛔虫，赤小豆之消肤肿，枣仁生服不眠、熟服不睡，白鹤花之不腐肉而腐骨，则尤不可解者，此乃药性之专长”（《医学源流论·药性专长论》）。 他研究《本经》，更是注重药物的专能。 例如，对菟丝子去面䵟的功效，他认为属于“亦必试验而后知之”的专能。对中药理论与实践经验，他更重视的是后者。 所以他还主张广为搜集效验可靠的单方秘方，临床参考“以广识见，且为急救之备，或为专攻之法”。（《医学源流论·单方论》）。 他的药物专能说，对其自身治学也有很大影响。 例如，研究《伤寒》，他最重视研究方药的运用规律，而大多数医家侧重于理法的探究。 这说明灵胎不认为理论问题可以代替实践作用，同样，现有中药理论也不足以概括药物作用。 一味中药往往有多种作用，同类中药，更是各具专能，对此，他又提出了药物性同而用异之说。 他分析一药多用的现象，认为是一药多能之故。 “在此方则取其此长，在彼方则取其彼长，真知其功效之确，自能曲中病情而得其力”。 他分析性同而用异的现象，认为古人用药，并不单凭寒热温凉补泻之性，而以药物的形态、结构为凭，也就是取药物的特殊成份以发挥其特殊效能。 他说：“又同一热药，而附子之热与干姜之热，迥乎不同。同一寒药，而石膏之寒与黄连之寒，迥乎不同。一或误用，祸害立至。 盖古人用药之法，并不专取其寒热、温凉、补泻之性也。或取其气，或取其味，或取其色，或取其形，或取其所生之方，或取嗜好之偏。 其药似与病情之寒热温凉补泻若不相关，而投之反有神效。” 以药物专能说为基础，则性同可以异用，而性异也可以同用。 以此理论为指导，灵胎又很好地说明了古方中大量攻补寒热并用的原理。 他在《医学源流论·攻补寒热同用论》中说：“虚证宜补，实证宜泻，尽人而知之者。 然或人虚而证实，如体弱之人冒风伤食之类；或人实而证虚，如强壮之人劳倦亡阳之类；或有人本不虚，而邪深难出；又有人已极虚，而外邪尚伏，种种不同。 若纯用补，则邪气益固；纯用攻，则正气随脱。此病未愈，彼病益深。古人所以有攻补同用之法。 疑之者曰：两药异性，一水同煎，使其相制，则攻者不攻，补者不补，不如勿服。若或两药不相制，分途而往，则或反补其所当攻，攻其所当补，则不惟无益，而反有害，是不可不虑也。此正不然。 盖药之性各尽其能，攻者必攻强，补者必补弱，犹掘坎于地，水从高处流下，必先盈坎而后进，必不反向高处流也。 如大黄与人参同用，大黄自然逐去坚积，决不反伤正气；人参自能充益正气，决不反补邪气。 盖古人制方之法，分经别脏，有神明之道焉。 如疟疾之小柴胡汤，症之寒热往来，乃邪在少阳，木邪侮土，中宫无主，故寒热无定。 于是用柴胡以驱少阳之邪，柴胡必未犯脾胃；用人参以健中宫之气，人参必不入肝胆。则少阳之邪自去，而中土之气自旺。二药各归本经也。 如桂枝汤，桂枝走卫以祛风，白芍走营以止汗，亦各归本经也。以是而推，无不尽然。 试以《神农本草经》诸药主治之说，细求之自无不得矣。凡寒热兼用之法，亦同此义。 故天下无难治之证，后世医者不明此理，药惟一途，若遇病情稍异，非顾此失彼，即游移浮泛，无往而非棘手之病矣。但此必本于古人制方成法而神明之。若竟私心自用，攻补寒热，杂乱不伦，是又杀人之术也。” 他在药物学方面的最大贡献，就是较深入地阐述了药有专能，并使人们在研究药物作用时，重视实践作用，重视药物的结构及所含物质的差异。 该说较归经之说似更妥贴。 对归经说，他既肯定了其合理性，又提出“无所不补，无所不毒”的说法，曾对近世否定归经理论的人产生了一定影响，但其学术指导思想，在于说明药有专能，并非否定归经。 肯定药有专能，提出性同用异、性异用同之说，为深入研究药物作用机制，指导临床合理用药，提供了全新的思维方式和理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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