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然而我还不料，也不信竟会凶残到这地步」。
甘肃庆阳一名年仅19岁的女孩跳楼身亡的视频在网上疯传。
女孩在2年前受到班主任的性骚扰后被确诊为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6月20日下午15时左右，选择用跳楼轻生的方式，结束自己鲜活的生命。
但更让人感到痛心和愤怒的是，当时现场数百名群众驻足观望，有人不时发出“跳啊，快跳啊”的言论，而且还发各种评论朋友圈爆料。
如果说她被自己的班主任“杀”了一次，那这些围观者无疑又“杀”了她一次！
01
这位班主任无疑是禽兽。本该为人师表的他，却成了披着羊皮的“狼”。
2年前，正在庆阳六中读高三的女孩因为胃疼在教师公寓休息，当晚其班主任吴某进入女孩休息的房间，以探病为由亲吻、搂抱女孩，后因另一位老师进入才离开房间。
昔日尊敬的老师形象在心中坍塌，最终把女孩逼得抑郁不能正常上学，两次自杀未遂。
而班主任呢？还依然在做着老师，没有判刑、没有坐牢，只是被当地教育局做出了行政降级的处分，只是被行政拘留了10天。
网友们骂他是“杀人凶手”，这样的人怎么还能继续出现在教育行业？！还要祸害多少女孩？！
更是把矛头指向了检察院。因为他们在禽兽老师的恶行面前，选择了“不起诉”。这岂不是助纣为虐？
02
以法论法，不起诉不是因为司法体系“太黑暗”，而的确是因为缺乏证据。
整个案子中极有可能被认定为强制猥亵罪的，主要在于“摸后背、脱衣服、咬耳朵”等行为，而该部分行为除了女孩的陈述，并没有证据证明。
无法查证，在法律事实上就难以成立。
而能够查证的亲吻额头、面部和嘴部等行为，从《不起诉理由说明书》中我们没有办法看出它的严重程度，而且也并没有证据证明班主任使用了暴力、胁迫、哄骗等手段，被认定为“情节显著轻微”确实没有问题。
至于很多网友控诉这是“强奸未遂”，而现实情况却是，并没有证据能证明班主任有与女孩发生性关系的直接行为，甚至连客观举动都没有。
要评价他是强奸未遂在法律上也就根本不成立了。
根据刑事司法中“疑罪从无”的规则，检察官就算同情女孩，也只能长叹一声“无能为力”！
在很多性骚扰的案件中，有一种无奈，叫明知凶手就在眼前，却无可奈何。
我们在北航教授性骚扰事件中就曾经写过，性骚扰行为通常发生在比较私密的环境和状态下，除非事先有准备，否则一旦加害人不承认事实，受害人很难举证。
所以只能在日常尽量收集证据，我们就算重复十次二十次也要教会大家，保存证据及时报警：
收到骚扰短信、电子邮件、纸条等不要偷偷处理掉，要留下作为证据，最好到公证机关作证据保全；
如果有对方写的悔过书、保证书等也可以保存好作为证据；
如果有机会，可以用手机录音、摄像、拍照，或者随身携带录音笔进行取证。
03
一方面因为证据不足不予起诉，另一方面女孩也并没有得到学校、老师、社会的理解和支持。
女孩在朋友圈留下最后的遗言后，爬向了丽晶百货8楼的窗台外。
朋友圈遗言
除了消防员，几百名仰着头的看客，没有劝说，没有营救，有的只是嘲讽，是催促。
这已经不是这位消防员第一次解救这个女孩，可却变成了最后一次。他想救她，他用尽全力想在最后时刻拉她上来。
然而，饱受抑郁症3年的女孩却再也听不进去。她抬起头，笑着对消防员说了最后一句话：“哥，谢谢你，我走了。”
主动松开了那只手……
消防员哭了。一个如此阳光、如此勇敢、坚毅的消防队战士，在窗台上哭得是如此的撕心裂肺！
他的自责，他的无奈，他让我们看到了这个社会的良知！
可是1个人的哭声与100个人的笑声相比，太轻了。
如果说老师是“杀人凶手”，那围观者就是帮凶是共犯！
从下午三点发现到晚七点跳下，整整四个小时，如果不是围观起哄，而是有效的劝解开导，缓解女孩情绪，分散她的注意力，或许女孩不至于松开消防员的手。
可是现场几百名围观群众兴奋得就像在看拍戏一样，不怕事大不问事情好坏，有戏看有谈资就成，至于戏中人的死活，他们自认为与他们无关，他们只是旁观者，没有任何责任。
从看客拍摄的视频中可以看到，当姑娘跳下时看客中有人吓到惊声大叫，有人闭上眼睛遮住耳朵，其中还有魔鬼，鼓起了掌...
他们犯罪了吗？从严格的刑法意义上来说，这种“围观起哄”的行为，因为对最终女孩的自杀缺乏必然的因果关系，不能被认定为教唆自杀，并不构成犯罪。
警方对他们的拘留，最多也就是因为“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涉嫌寻衅滋事。
在刑法上没有办法治他们的犯罪，可是他们却是实实在在的“心理罪”。
他们已经失去了人类的同情心和同理心，对他人的痛苦，不是感同身受，而是幸灾乐祸，高高在上，站在河边看风景。
这个社会可能真的病了。
鲁迅在100年前说：“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然而我还不料，也不信竟会凶残到这地步。”
100年后的中国社会，我们该如何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