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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放弃了自己的理智，把情绪和行为交给了疯狂。 “终于有人要跳楼了，要跳就跳，果断一些，别给警察找麻烦！” “尼玛啊！楼下好热的，快跳啊！谁不跳跟他舅一辈。” “尼玛，为了等你跳下来，我在楼顶晒了一个小时太阳。” …… 6月20日，甘肃庆阳西峰区19岁女生李依依爬上了当地百货大楼8楼的窗台外延，试图自杀。 “有人要跳楼！”围观的人群蜂拥而至，他们正如鲁迅笔下那些看热闹的人群，仿佛被人用绳子拉着头颈一样，姿态整齐划一，如一群待宰的鸭子一样伸长了脖子，跟打了鸡血一样无比兴奋。所有的人，都在等待着这个女孩纵身一跃，以便从中体验最高潮的快感。 他们公开叫喊着、怂恿着女孩，让她快点跳下来。这是一场公开的集体谋杀。他们跟这个女孩无冤无仇，更不清楚女孩为什么要爬上高楼，他们对这些都不关心，只关心跳楼能否给他们带来精神上的愉悦。 怂恿自杀的看客该不该骂？当然该骂。但这仅仅是这起事件中第一层的反思。如果我们仅仅限于对围观看客的道德谴责中，说实话，我们和他们之间，也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的关系而已。 更进一步值得思考的是第二层次的反思。这并不仅仅是中国所独有的现象，自杀怂恿在其他国家同样存在。这实际上是一种集体无意识的疯狂。当然，集体无意识并不是个人可以免责的理由。著名的耶路撒冷审判，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最终，我们将来到第三层次的思考，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尽量避免这种集体的癔症？我们也只能谈到尽量，而不能谈到杜绝，因为这毕竟是深入人性阴暗面的东西。月之暗面我们都不了解，更何况人性的暗面。 对于看客道德层面的谴责，无数人已经进行了阐述，这里不再多说。我想强调的是后面两层思考。 先说集体无意识的疯狂，这是一种具有人类共性的嗜血意识，触发的条件一是群体性，二是匿名性。 群体性消解了个人的道德感，如果一个人不够理智，就很容易放弃自己对自己的道德约束，而自觉自愿地服从群体的疯狂。这种群体性的疯狂，会带给个人极大的愉悦感，让他体会到单独一个人时体会不到的强大，也会体会到毫无约束的力量。 心理学家唐映红在解释这种现象时，讲了一个真实的故事。2010年2月16日下午，32岁的美国青年迪伦在旧金山哈利迪广场一座建筑的六楼窗台外沿上试图自杀，现场也是遭遇到大规模围观人群。持续一段时间后，人群中开始有人喊“跳啊”，马上有人迎合道“这么久不跳，没劲！”就这样，在人群七嘴八舌的怂恿下，迪伦真的跳下身亡。 戴维·迈尔斯在《看不见的影响力》一书中提到，在1967年，200多名俄克拉荷马大学的学生聚集在一起，围观一个声称要从塔顶跳下来的同学。下面的人起劲地同声呼喝着：“跳！跳！……”最后那个学生真的就跳下来了，当场身亡。 唐映红提到，心理学家曼恩（Mann）曾经在1981年对此前15年来发生在美国社会的当众自杀以及自杀未遂现象做了一个汇总比较研究。在21起有人群围观的跳楼自杀事件中，有10起发生了自杀怂恿，也就是说差不多一半发生了围观人群起哄怂恿自杀的现象。 进一步的分析研究发现，有两个重要因素影响了是否发生自杀怂恿，一是夜幕降临，二是大规模的围观人群。这两个条件，和乌合之众的集体无意识几乎一致。 匿名性则消解了个人对他人的责任感，对于看热闹的人群来说，这是一个陌生人，跟他们毫无关系，自己对她没有任何的责任，可以对她为所欲为。一旦可以为所欲为，一旦没有责任约束，他们就只是要发泄自己的欲望。 1974年，当代'行为艺术之母'玛瑞娜·阿布拉莫维奇，策划了一次叫《韵律0》的作品。让我们看到，失去约束性的群体性行为，有多么可怕。 玛丽娜把自己麻醉了6小时，期间赋予观众对她为所欲为的权利。她可以看到观众们的行为，但却因为麻醉，无法说话和作出反应。也就是说，面对现场观众这个群体，在6个小时的时间里，她失去了人格的保护，成为一个可以为所欲为的匿名对象。 观众们最开始还犹犹豫豫，慢慢的发现玛瑞娜真的被麻醉了，毫无抵抗之力。于是他们开始大胆的开始尝试，把玛瑞娜的衣服全部剪碎，在她身上划出伤口，将玫瑰刺入她的腹部，在她身上涂鸦，在她头上浇水。 这些都还是小儿科。接着，有人把她绑起来，有人划破她喉咙的皮肤吸血，有人把她的鼻梁打断，有人拿着弹簧刀在她肚子上划来划去，有人强吻她，有人拿着上了膛的枪对着她并试图扣动扳机，幸亏有理智尚存的观众抢走了枪支。 六个小时后，麻醉药效消失，玛瑞娜缓缓的站起来，满身伤痕，两眼含泪。她慢慢地走向围观的群众，目光悲伤而又愤怒。在场的观众渐渐的恐慌了起来，他们终于意识到自己做了什么，随后四散逃跑。玛瑞娜后来接受访谈时说道：这次经历令我发现， 如果你将全部决定权交诸公众，那你离死也就不远了！ 在集体无意识中，他们放弃了自己的理智，把自己的情绪和行为交给了疯狂的集体。小到一个群体，大到一个国家、一个社会，都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当法治不再有效，当道德突破底线，100个疯狂的人组成的群体，要比100个单独的疯子，造成的破坏性要大得多。在历史书上，我们曾经见过太多这种场面。事实证明，这种人性的恶从来没有远去。 这就是为什么互联网上这种现象越来越频繁的根本原因。借了高利贷还不起的北京女孩自杀被救，受到很多人质疑，最终全家再次自杀，两死一伤。成都“索酬不成摔死狗”，当事双方在网友的口诛笔伐下，两败俱伤。南京有人因儿子被狗咬伤，发酒疯摔死一只狗，网友对其进行人肉、骚扰、威胁，当事人妻子吓得割腕“赔命”…… 这些网友，和现场叫嚣着快跳的人，都是一路货色。 这就要讲到第三层思考。大众之所以陷入这种集体无意识的疯狂之中，无论是基于群体性也好，还是匿名性也好，最根本的原因是在于缺乏对基本事实的了解，同时也缺乏对一边倒力量的对冲机制。 这意味着：第一，如果民众接受到信息的渠道更加多样，信息的披露更加透明，更便于接触真相。第二：如果在群情汹汹的时候，有人能够提出相反的意见，则不至于让集体的疯狂一路狂飙。有这两个条件，人们会更加倾向于理性思考。 哪怕是他们知道这个女孩的名字，也不会形成这种怂恿跳楼的狂热。如果他们能更多了解一点女孩跳楼背后的原因，恐怕会更多给予同情。如果现场有人对这种怂恿跳楼的言行予以果断阻止，则没有那么疯狂。 可怜的女孩李依依，她本来是个开朗的女孩，经常主持学校里的活动，还会邀请朋友到家里玩。一场突如其来的性骚扰和强奸未遂，让当时还是高中生的她一下子就崩溃了。作恶的班主任吴永厚没有得到处理，学校拿出35万元，要求家长签署放弃诉讼要求的协议，这种不平等条约，完全就是视权利为无物，家长当然不肯。
然而，报警之后，检察院虽然认可了班主任吴永厚有搂抱、亲吻、摸胸等行为，但却认为情节轻微，不予起诉。教育局官员公然说，“我了解到这个女孩原先就有抑郁症，他们老师在照顾她的过程中没把握住自己的行为”。事实上，是别的老师敲门进入，才使班主任吴某强奸未遂。事件发生后，北京安贞医院的诊断明确表示为“创伤后应激障碍”，这足以证明，是性骚扰诱发了抑郁症，并最终刺激女孩爬上了高楼。
父亲曾经希望，让作恶者受到惩处，才能让李依依走出心理障碍。然而，组织途径和法律途径都失败了。在那个小地方，一个女孩子却发出了“本该像鲜花一样的年龄，我却不知道为什么活着”的哀叹。 消防员明明已经拉住了她的手，她却已经失去了生的欲望。她笑着对消防员说，“哥，谢谢你，我走了”，说完这句话后，她松开了手。两位消防员瘫坐在楼外的平台上嚎啕大哭，其中一位刚刚结婚，他们的哭声，回荡在庆阳百货大楼的8楼。而楼下，是一群失去理智的群氓，他们发出惊叹和嘻嘻嚷嚷的声音。
事后，一些起哄者被当地警方拘捕，这固然有助于人群恢复理智。但最该做的，是对性骚扰事件做出公正的裁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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