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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对古籍中字义的理解看 研究的思路和逻辑 高行之
汉字经过几千年的发展，经历了N次的简化或繁化过程，尽管有一些早已经没有了最初的丝毫痕迹，但是，大部分仍然体现出汉字最初的造字方式。自汉代以来，就已经有“六书”的说法，六书，即汉字的六种造字方法：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实际上，转注和假借，是属于用字方法产生的新字或新义，而象形、指事、会意、形声才是严格意义上的造字方法。 正是由于经历了很多次的的简化或繁化过程，许多字已经在字义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的甚至已经彻底失去了造字时的本意，这就给我们研究古代文献带来了很大困难。因此，我们只能根据现在所掌握的字义去理解，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然而，历史也给我们留下了许多的线索，通过研究这些线索，我们可以发现与今天的解释不一样的字义；同样，我们根据古籍文献的一些记载，也辨认出了许多解读不出来的甲骨文、金鼎文等古代的相对原始的字。本来，这是非常正常的现象。可是，许多人却进入了一种误区：认为习惯的解读才是唯一正确的，或者认为研究出来的与今天不一样的字义是试图改变今天的字义、改变已经习惯了的传统。这其实是误解。这种误解源于不了解研究的价值和目的，盲目维护习惯传统。记得小时候曾经看过这样一个笑话：大意是一位贵妇人不懂文学却紧跟时尚随大流。当马克·吐温问她为什么会喜欢的时候，这位贵妇人回答说：“流行的不就是高尚的嘛。”马克·吐温反问道：“流行感冒难道也是高尚的吗？” 我们要坚持我们的习惯，这是毫无疑问的。不过，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坚持大多数人的习惯、选择从众并不适用于所有领域。例如，在社会伦理、人际关系、生活方式等方面，如果不从众、不符合大多数人的习惯，很可能就是问题或者疾病。心理学和精神病学都将是否符合大多数人的习惯模式作为最重要的辨别正常与异常的的参考标准之一。 然而，对于事业发展、科学研究、军事、人生发展等领域，遵从大多数人的习惯、从众，却一定是种强大的阻碍。2017年4月23日，马云在河南郑州举行的2017中国绿公司年会上，谈到了自己对未来30年技术和商业趋势的判断。他说：“未来二三十年这个世界的变化超过所有人的想象力，而且绝大部分人是很倒霉的。”这句话让很多人很受伤，这意味着遵从习惯，可能会产生让我们难以承受的后果。昨天是某学院给学生上课，课间与在校园内打扫卫生的物业工作人员交流得知，学校物业因为买了两部清扫车，已经裁员三分之一。这对那些习惯于认为“大不了我还可以去物业打扫卫生挣钱”的人来说不啻于一个惊雷：并不高端的机器已经影响到了打扫卫生的低层就业者，那么对于那些指望出卖劳动力为生的大多数普通人，高科技机器人的发展又意味着什么呢？您是否还认为遵从习惯是正确的呢？ 马云还说：“未来的世界一定是八二，也就是你必须要服务好80%昨天没有被金融机构服务的东西，未来的金融必须是普惠的，未来的金融必须是每个人有公平的套路。如果你今天不去思考80%没有被服务的，你不去思考金融是让每个人拥有公平的权力，你没办法做，如果你不去思考如何让金融变得普惠，你不会取得很好的发展。”“思考80%没有被服务的”，显然是呼吁人们放下自己遵从的习惯。如果遵从习惯，就不会有昨天的张瑞敏、柳传志；如果遵从习惯，就不会有今天的马云、马化腾、潘石屹、雷军；如果遵从习惯，就不会有今天的微信、微商、支付宝；如果遵从习惯，就不会有机械化的诞生和发展；如果遵从习惯，就不会人类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进步！历史告诉我们，研究的任何一个有价值的成果，都是对传统习惯的突破、否定甚至是颠覆！比如相对论、比如精神分析。因此，科学研究、事业发展，一定不能把自己困守在习惯之中，困守在习惯之中必将难成大器、难出真正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所以，搞研究，第一个困难是突破自己多年的习惯，这也是取得研究成果最大的障碍，是研究人员必须要突破的第一道门槛。 以文字研究为例。由于在文字演化过程中，有许多字被合并为了同一个字。尽管有的并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这些字就是同一个字，有的纯属猜测，有的如此解释可以解释得通，于是就作为同一个字合并在某一个字上。庸，就是如此。据笔者的研究和不完全统计，今天的庸之所以会有太多的字义，最大的一原因就是它是由多个不同的字合并为一了。这种合并意味着，今天多个古籍文献中出现的“庸”字，在古籍文献中其实是好几个不同的字。而事实上，其中有些字和“庸”的意思、写法根本完全不一样！我的研究发现，后世的误读，是汉字一字多义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多个不同的字被统一为一个以后，后世便用今天的“庸”去解释本来那个不是“庸”却被后世当作“庸”的那个字，结果就发现，尽管“庸”的字义很多，然而，无论哪一个意思都不能顺畅地解释这句古文。于是专家们纷纷说：古文原文错了，或者原文就有毛病。 问题出在哪儿呢？ 出在研究思路和习惯性的思维模式上！ 既然今天的某个汉字很可能是由古籍中的多个写法不同很可能意思也不同的汉字被统一成了同一个字，那么，我们就不能用今天这个字的意思去反推另一些古文中相对应的那个具体的字。比如，笔者的结论：如果
“庸”可以解释为最高的（A），那么这篇文章很可能是写于秦以前的（B），于是反推：因为此“庸”所在的某篇古文已经确定是秦以后的（不B），所以“庸”是“最高的”的解释一定是错误的。这就是笔者所说的“如果A则B，那么B一定A”的习惯性思维模式的表现形式之一：“因为A不B ，所以A 则B的结论是错误的。”这样的逻辑推理怎么可能成立呢？可是就有人不明白。 这一模式还有另外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有人提出：确定是秦以后的某文章中的某个字也是你所解释的意思（A不B），你敢说这个文章就是写于秦以前的（B是不B）？请大家注意：反对者所使用的逻辑是：“因为A不B，如果A则B，难道B=不B？所以A则B不成立。”看到这里，相信大家应该可以看明白这个逻辑问题出在哪里了吧？另一种形式是：确定是秦以前的某文章（B）中的某个字不是这个意思（不A），所以，对秦以前的这个字的解释（A则B）不成立。这里的推理逻辑是：“因为不A也B，所以，A 则B不成立。” 从现实上说，虽然今天我们看到的是同一个字，但是在古籍文献中，它们很有可能本来就不是同一个字.也就是说，今天我们所看到的A，其实是A1、A2、A3……AN，这篇古籍中的该字其实可能是A2，而彼篇古籍中的该字可能是A3，另一篇中的则可能是A6，因此，如果A可以解释为不同的意思，其实很正常:可以解释成相同的意思，则可能这个字同为A1或者A2或者AN；可以解释不同的意思，则这个字在古文中可能分别为A1或者A2或者AN。这是其一；其二，编于秦以后的书中的文字未必就是秦以后的人写的，也有可能是摘录的秦以前的古籍资料；其三，在文字演化过程中，字义发生了变化，我们根本不能把字义作为一个固定不变的东西来看待。这三个原因必然导致A和B显然不是彼此的充分必要条件。因此，这两种习惯逻辑推理的核心错误在于把A和B当成彼此的充分必要条件了，这不但不符合文字发展的事实，也明显违反逻辑学基本知识，显然是不成立的，是错误的。 这样的错误逻辑在生活中非常普遍，也是研究历史、文字、心理等人文社会科学中常见的思维模式。对于普通人来讲，这本不是什么问题，也不会有明显的不良影响。但是，对于一个研究者来讲，尤其是对于研究历史、文字、心理等人文社会科学的专业人士来说，却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负面影响因素，严重阻碍着研究的开拓和深入。 再比如“盗”字，或许大家以为这个字没有争议。《甲金篆隶大字典》收录了9个不同写法却被世写作的“盗”的字；《甲骨文字典》收录了9个与之不同的被后世视作“盗”的字，大部分其义不详，而且至少有两种完全不同的写法。可见，大概是因为此字绝大多数人不了解、不知道，所以才认为这个字没有歧义。不仅如此，当时各诸侯国的文字是有差异的，有的甚至差异巨大，大量的战国时期的汉字到现在没有得到破解。由此推测，各诸侯国的所谓诸子百家的作品中出现的被后世视作“盗”字的很可能并不是同一个字,或许意思根本不同；另外，从今天我们常用的“小偷”、“大盗”、“盗窃”、“偷窃”“强盗”这些词的意思上看，似乎“偷”、“盗”、“窃”的本义应该是有所不同的。正因为如此，我们不能因为自己不知道，就拿彼处的“盗”来解释此处的“盗”或者来否定第三处的“盗”。 心理学研究认为，人们对事物的理解，是自己内心世界的反映。就是说如果你理解这个人此时在愤怒，那么这首先反映出你在相同情境下会愤怒；如果你觉得这个人、这件事会让另一个人很伤心，那么，你一定也会因此伤心。所以，在心理咨询中常用的一句话就是：你对对方的感觉就是一面镜子，你如何感觉对方，你就是什么样的人。所以，有句心灵鸡汤说：请注意，你一定会成为你最讨厌的那个人。古代还有个苏东坡和佛印的故事：说苏东坡回到家很开心的样子，苏小妹就问什么事让他开心。原来，苏东坡和佛印开玩笑说：“我眼里看到是一陀大便。”；佛印却回答说：“我眼里看到的是一尊佛。”苏小妹对哥哥说：“你的面子丢大了。你心中有大便，所以看到的是大便；佛印心中有佛，所以看到的是佛。”这些说的都是心理学规律。 孔子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朱熹却认为：诗三百多淫诗。《诗经》还是那本《诗经》，变化的是人的内心。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更有意思的是，《诗经》中的《国风·召南·野有死麕》几乎所有后世的名家均认为是与“淫”有联系的，而朱熹则恰恰认为，这就是“贞洁”。这反映出他内心与大多数人的不一致。《诗经》中的诗究竟写的是贞洁还是淫邪？是爱情还是两个男子之间的友谊？想来只有作者自己心里清楚，后人只能是根据自己的成长经历和经验去体会和理解了。如果一定要猜测一下的话，不论从时间逻辑上还是从时代背景上，距离作者生活时代更近的孔子，显然要比朱熹更有可能接近作者的真实想法。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成长经历和经验，有着不同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自然对同事物有着不同的看法，本不存在对与错之分。鲁迅先生说：“《红楼梦》是中国许多人所知道，至少，是知道这名目的书。谁是作者和续者姑且勿论，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 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在我的眼下的宝玉，却看见他看见许多死亡;证成多所爱者当大苦恼，因为世上，不幸人多。惟憎人者，幸灾乐祸，于一生中，得小欢喜 少有罣碍。然而憎人却不过是爱人者的败亡的逃路，与宝王之终于出家，同一小器。但在作《红楼梦》时的思想，大约也止能如此;即使出于续作，想来未必与作者本意大相悬殊。惟被了大红猩猩毡斗篷来拜他的父亲，却令人觉得诧异。”（《集外集拾遗补编·〈绛洞花主〉小引》）可以看出，不同的人对《红楼梦》的理解、认识和关注点是不一样的。例如鲁迅先生上述最后一句话就表明，鲁迅先生认为此句明显不符合大家的想象而“令人觉得诧异”；而续作者则一定以为这才是自然的结果，所以才这么写。这再次印证了不同的人对同一事物的观点是不一样的。 历史所谓的真实大概也是这个样子，电影《罗生门》说的也是这个道理。正因为如此，只要有证据，你就可以有自己对历史的独特的见解，因为历史真的也有可能是这个样子的；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需要开放和包容。开放和包容也意味着更大的发展和突破。 所以，笔者认为，文字的研究要遵循开放、包容的原则，要使用正确的逻辑思维和逻辑推理关系；最忌讳的就是没有听明白对方说的是什么有什么证据，却凭想当然用自己的习惯认识去理解对方进而进行批判或反驳——因为那就是您自己在反驳自己，对方的观点无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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