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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先生，在一次访谈中，直言不讳地批评黄仁宇：我认为黄仁宇非常糟糕，余先生学问很好，不应该教出这样差的学生来，我一点也不佩服他。 一向温文儒雅的金老先生如此犀利评语，令人诧异。黄仁宇，何许人也，中国史学界“独行侠式”的特殊人物。他的老师余英时，被中西方学界推崇为二十一世纪中国史学之泰斗。虽说，黄仁宇比余英时大了12岁，但古语称“闻道有先后”，两人一直保有持久长青的“亦师亦友”关系。 黄仁宇肖像插画 2000年1月8日黄仁宇在美国去看电影时心脏病发辞世，结束了他多彩多姿阅历丰富的人生。最具戏剧性的是，辞世之前，他还含笑对格尔说：“老年人身上有这么多的病痛，最好是抛弃躯壳，离开尘世。” 今年6月25日正是黄仁宇诞辰百年的日子，不论是史学界还是民间，都没有什么纪念活动。“他人在海外，不像大陆高校里的老先生们，有很多弟子张罗宣传。”中华书局人文图书编辑室副主任徐卫东感叹，“从1982年《万历十五年》出版至今，36年了，大陆没有为他举办过一个大型活动。” “黄书是非”的古今之争 如果你不知道黄仁宇，应该知道他的著作《万历十五年》，这本书自1982年中华书局首推之时，就风靡已久，在豆瓣图书分类下的中国史项中，常年占据前十爆款；作为严肃的历史学专著，被选为美国大学教材，广泛传播在世界“象牙塔”。但令其真正成名，走进大众视野，还得归功于《人民的名义》，不但剧中人物三番五次地提及，高小凤更凭借着熟读这本书，一举攻陷了不贪财色的高育良。 初读《万历十五年》之时，小编一度怀疑作者是外国的汉学家。因为这本书的行文风格与叙事角度和中国学者撰写的历史著作大相径庭，事实上，在黄仁宇之前，我们不知道历史还可以这样写，它似乎只能在象牙塔之内乏人问津；但黄仁宇之后，不仅明史走入了公共阅读的视野，整个历史学都在大众范围内引起一场又一场关注热潮。 黄仁宇没有套用唯物史观的框架，而是从小处着笔，将大历史“切成薄片”，专门写“16世纪末某一年发生在中国的事”。他选中了1587年，“中国历史上无关紧要的一年”，从明代官吏绣金线，喇嘛寺白鹤到司礼官低沉的唱名，野心勃勃地阐清一个延续数百年的难题。 《万历十五年》自1982年中文版出版至今，几乎成为大陆史学界最畅销的读物之一，各版统计下来，应该有300万册。自问世以来，它影响了几代读者，从学者到作家，从商人到官员。许多读者认为，黄仁宇的独特视角和研究方法，实际上比国内某些著名历史学家强很多。 历史类畅销书《万历十五年》 然而，就是这本最能代表黄仁宇的著作《万历十五年》，最初在美国并不被视为历史学术著作，充其量算是通俗读物，据说出版时多次遭拒，后来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后，被名作家厄普代克推荐，才于1982和1983年获得美国国家书卷奖历史类好书的两次提名。而在国内，揆诸各方意见，黄仁宇的治学方法不够严谨可能是其备受诟病的主要原因，演绎的成分多，引用史料过于随意，文学色彩浓，较多诗意的发挥，因而其论证过程与结论往往经不起严格的推敲。 被批评“半路出家”，“不伦不类”的学者黄仁宇，骤然处理数百年、上千年的大历史架构，总让历史学者觉得过于冒险。在台湾李敖的眼里，这位被读者喜爱“还不错”的史学家黄仁宇，与另外两位史学大家余英时、许倬云都不过是鬼画符而已，一如当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儿》，虽然一纸风行，但学术界并不觉得它除了普及之外，在学术上有什么值得一提的贡献。 《万历十五年》英文版 两极分化的争议至今未休，历史学家江政宽认为《万历十五年》是“以文学手法撰成的历史著作”，尽管生动，但历史想像发挥过了头；王汎森则批评他的“中国大历史”写法“有时未免作了太过印象化的概括，读来竟像是一个外国人在描写中国”；而龚鹏程的评价则不客气得多：“我读黄先生书，辄为其缺乏中国思想、文学、艺术等之常识所惊”，“技仅止此，便欲纵论上下古今，可乎？” 当然，冯象曾说过，“越是专家，往往意见越是偏颇，标新立异，脱离大众趣味；高王凌也赞叹说，黄仁宇是不可企及、无法代替和无法效仿的，在于他将自己独特经历揉进了自己的研究，在中国的知识分子和改革者中，也拥有最多的读者。 虽说黄先生对中国历史的学术贡献，不足以让其成为学界普遍认可的大师，但他的性格和创作状态，则让其在世界读者群中产生远胜于专家们的震撼力、影响力和布道效果。在史学同行中他更像一个作家，在追求故事和史评的读者群中他则更像一个思想者。难怪会在漫天的毁誉中成为一个新学科的研究对象：那个新学科叫作“黄学”，而那个学科的书被戏称为“黄书”。 是战地记者又是史学大家 黄仁宇本身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他被史学大家余英时称为“奇侠”式的学者。有生之年，他留过学、参过军、当老师、做学问，一本《万历十五年》，让他被誉为最会讲历史的作家，更被戏称为“历史学界的琼瑶”。 19岁的黄仁宇 看《黄河青山》里黄仁宇年轻时的照片，形象气质和通常人们心目中“温文尔雅有着真性情”的人文学者形象相去甚远。那时，他是军人，学的是工科，绝没料到中国社会的天翻地覆会影响到他日后的命运，以致要背井离乡到美国，以30多岁的高龄半工半读，从头研究历史。 黄仁宇于湖南长沙长大，自十四五岁起（1932年）就开始向当地报纸投稿，写作热忱自此从未间断。当时《湖南日报》副刊，连续登载他写的世界名人传记，每篇都有他自己手绘的人物画像。1936年，黄仁宇考上天津南开大学电机工程系，不久抗战开始，他放弃读了一年半的大学学业，从军报国，报考军校。在尚未进入军校就读的5个月空当中，他在长沙《抗战日报》觅得记者一职，并在抗日战场上随手写下的一些战地通讯，取名《缅北之战》。 事实上，缅北之战后，黄仁宇并没有很快跳出他的军人职业生涯，抗战结束后赴美到陆军参谋大学就读，毕业后在国防部任职，后又加入驻日代表团，以团长副官的身份驻守东京。似乎在34岁之前，一直随波逐流，1950年退伍后再次赴美留学，攻读新闻系，后转学至历史系，依靠自我努力，成为一代有体系、有价值的历史大家。 他之所以立志成为历史学家，与父亲的遭遇有关。他的父亲来自湖南一个家道中落的地主家庭，曾加入“同盟会”，投身革命，但十多年的动乱让父亲厌恶革命，最终只是在时代的夹缝中苟活幸存。黄仁宇曾说：“父亲让我自觉到，我是幸存者，不是烈士。这样的背景让我看清，局势中何者可为，何者不可为，我不需要去对抗早已发生的事。” 黄仁宇与妻子格尔 然而，黄仁宇的人生总是充满传奇色彩，48岁时在南伊利诺大学担任助理教授的他，与夫人格尔完婚，并育有一子。1979年3月，62岁的黄仁宇，被纽普兹大学在正教授职位上解聘。美国人设计出FTE（全职教书等量单位），按照选课学生数、课时数、学生的不同身份折合为某个数量，“不考虑该门功课是否必修，也不管教师的等级、资历深浅或专长，一切都是由电脑来计算”。黄仁宇的FTE从没超过0.40000，而当时的平均数字是1.0000。 于是，花甲之年的黄仁宇被辞退，整个家庭陷入经济上的困境，除了到救济机构寻求帮助外，他还靠写作赚取生活费。正是这时，黄仁宇开始动笔撰写《黄河青山》，历经三年完成，定稿后未作修改并束之高阁，直到二十年后去世时才付梓出版。他在《黄河青山》回忆录中写道“我被开除了。这是侮辱，也是羞耻。这件事实会永远削弱我的尊严”。因此这本书也被评为“是一本孤独忧愤之书，是写个人失败和国家失败的结合”。 除《万历十五年》、《黄河青山》外，黄仁宇比较卖座的书还有《中国大历史》、《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黄河青山：黄仁宇回忆录》等。在这些著作中，“大历史”是一个屡被提及的词。黄仁宇认为：惟有大视野才能见到大历史，整个中国的历史，不是孤立的，而是有它的内在规律和联系。而这一“大历史观”，影响了几代几国人。 黄仁宇与妻子格尔 黄仁宇的传奇人生，造就了他对历史异于常人的视角和写法。今时今日，是非争议，不是为了对逝者横生指责，而是重新审视作品及所谓的“黄仁宇现象”。任凭时光流转，黄仁宇的作品仍为学术界提供了“走出去”的启示。 1956年黄仁宇（右）与其弟黄竞存的合影。当时，年届三十八岁的黄仁宇尚在密歇根大学，一边打工赚钱，一边攻读新闻系的硕士，而其弟早已获得博士学位，正执教于圣母大学。 后来，黄仁宇的弟弟黄竞存在《我的哥哥黄仁宇》一文中回忆道，仁宇兄辞世那天是由他夫人格尔驾车到二十多英里外的一家电影院去看一部文艺影片，片名叫《雪降洋杉》，这部影片根据一九九四年间一部最畅销的小说编摄的，讲述一个当地新闻记者查访法庭审问一件命案。仁宇兄对写小说有兴趣，他去看这影片，不是纯粹为了娱乐，而是要把文艺著作和电影两种媒体相互比较，有研究的性质。
仁宇兄常说：“我一生经历过中外各阶层的生活，不论是治世乱世，无所不闻，无所不见。现在我个人要做的事都已做了，可一死而无憾。”这种看法，和他最后一天和格尔嫂所讲的话，如出一辙。 在《黄河青山》（台湾联经出版公司2001版）的封面上，赫逊河畔的老人黄仁宇倚着躺椅，背向读者，远眺高山大川，好像在俯瞰历史。 就像他19岁时一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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