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直以来，明朝的朝贡体系都是近现代外交关系的反面对比。然而明朝的朝贡体系不仅足够复杂，而且在方方面面都体现着制定者的深思熟虑与执行者的灵活多变。虽然这些往事早已离我们远去，却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考察古代多变关系极佳范本。 复杂的初衷 朱元璋对内要保持儒家家天下 对外要维持蒙元世界性宗主形象 朝贡体系当然不是明朝才有的事情，但却和最初的版本有着巨大的不同。相比西周建立的一套家族与利益集团的内部等级分工，后来的大一统时期的朝贡是既有家天下味道，又不能回避国际体系现实。 作为明朝大部分制度的总设计师，朱元璋从一开始就对自己的帝国有着复杂定位。新的大明王朝会是传统儒家世界观的守护者，其次还要在列国间替代蒙元帝国的宗主地位。因此朱元璋在很多方面都急于同周边势力建立起固定的上下级秩序。  蒙古人的桀骜不逊迫使明朝在其他方向进行外交努力 鉴于当时北方的军事压力问题，他对东南各国都表现的异常怀柔。无论是砍了明朝特使的日本，还是后来兵戎相见的安南，都被列入了不征国名单。就连曾经对明朝抱有很大敌意的高丽王朝后裔，也出于笼络需求被算了进去。 你要觉得这只是简单的国际关系追述，那就大错特错了。因为朱元璋的理念从一开始就有相当部分的经济内容。他不仅希望用更多手段从地方农业税中汲取财富，还要在最大程度上限制民间的手工业与商业行为。不仅对生活必需品进行垄断，也在法律上基本禁止了私人出海贸易的可能。  明朝的海禁政策也迫使他们又拿起了朝贡体系 但仅仅管制国内的沿海居民，并不能解决问题。至少在宋元以来就已经牢固建立的经济生态圈不可能被一刀切的消灭。因此，朝贡体系在实际上承担了明朝官方掌握的对外贸易。东南各不征国的定期朝贡，不仅可以获得基本的贸易需求，还不必和民间残存的走私力量联合。南京的朝廷也会根据各种需求，调节朝贡的频率与规模，做到一种经济上的远程掌控。 至于大量蒙元分封体系残余下的西北势力，明朝的态度就更为复杂了。朱元璋一点都不排斥将他们和平纳入新的朝贡体系。他通过几次对漠北残敌的作战，已经意识到明朝军事力量的局限性，因而不希望在儒家官吏系统可控的十八省外，消耗资源。但对外需要继承蒙元宗主情节，对内又必须维持儒家的世界中心形象。  控制西域的东察合台汗国与明朝早早达成了协议 所以，诸如哈密、吐鲁番、东察合台汗国和北元系部落，都轮不到明朝开恩为不征国。但只要认可一下朱元璋的地位，配合的以朝贡形式来做点官营贸易。大家都还是一片和气。不然就是北元部落的萧条惨状，经常挨打还要被经济制裁。 在理清了这个基本框架后，我们就可以看看在朝贡体系开始崩溃前，明朝是如何以不同标准来面对四方诸国的。限于篇幅，我们只能找出几个特别具有代表性的对象。  明朝的版图 最大受益者琉球 古代琉球王国贵族 琉球群岛在明朝建立前就已经存在三个彼此攻伐的小国。但我们很难在明朝之前的历史上，注意到他们的存在。因为他们的家园远离旧的海洋贸易航线，远离东亚世界的任何一个文明分中心。 但明朝的朝贡体系却将这个地方的历史激活。由于明朝国内的海商阶层被限制取缔，琉球人一下子有了很大的转手贸易空间。他们通过频繁的朝贡贸易，将货物转手运往日本和南洋，大赚一笔。明朝则在国际上率先找到一个对自己毫无威胁，又马首是瞻的贸易助手。甚至于琉球本地饲养的马匹，也成为了南方明军的战马进口来源。  依靠明朝朝贡体系富起来的琉球 明朝对琉球的另一个定位，是在对日外交上削弱东面李朝的作用。由于早年同日本的关系紧张，他们就将琉球当做对幕府释放外交信号的中间人。相比实力更强，私心也更大的李朝来说，经济严重依赖对明朝朝贡的琉球人，是被认为最可靠的传递手。日本方面如有回应，也会通过琉球的海船，送递福州。考虑到明初的政治中心是南京，琉球人的效率无疑比李朝高出不少。 至于琉球本身的历史，也因为这个格局而发生了聚变。三个小国都想获得更多朝贡份额，矛盾激化自然是不可避免。在很短的时间内，较大的中山国脱颖而出，一统小小的琉球。从此，原本由三家分享的进贡资源，也就被整合到中山国一家之手。虽然日本在15世纪后就想办法加入了大明朝贡体系，但在很长时间内都还比不上受到有待的琉球。  出使琉球王国的明朝官船 最有底气的帖木儿后裔 帖木儿是大明朝贡国里最不给明朝面子的 在朱元璋接受的朝贡国中，中亚西察合台汗国的驸马帖木儿，是最为独特的。明朝人根本不会想到，后者在仅仅20内就能够成为一个在国际上与自己平起平坐的强大势力。 到了朱棣篡位成功的时期，帖木儿帝国同明朝之间的关系已经陷入低谷。朱棣为了宣布自己的时代到来，向列国派出了大量特使。结果在撒马尔罕的宫廷内，新晋篡位者的使节被老派篡位者当众羞辱。有明朝版苏武之称的傅安，不仅连席地而坐的毛毯待遇都没有，还要当着金帐汗国、马穆鲁克、拜占庭、卡斯蒂亚等国使节的面，忍受帖木儿的冷嘲热讽。此后更是在中亚被扣留多年。  跪倒在帖木儿面前的大明使节 尽管明成祖朱棣对帖木儿的东征缺乏防备，却还是靠后者的酗酒猝死而逃过一劫。忙于稳固内外局势的他，也根本没有惩戒帖木儿帝国的能力。于是，这种实际上的平等外交局面，又以朝贡体系的名义存在了两代人时间。 在朱棣死后的明仁宗与明宣宗时期，帖木儿帝国已经从巅峰期跌落，但仍不失为中亚地区的最大强权。尤其是将都城搬迁到赫拉特经营的沙哈鲁汗，为了自身利益而同明朝展开了非常频繁的外交联系。明朝的使节曾造访赫拉特，沙哈鲁的大使也多次拜访兰州和明朝新都北京。而明朝这边也罕见的不以至高姿态来接待对方，显示出对这个中亚没落强权的忌惮。 沙哈鲁作为中亚一霸 让明朝给予他实际上的平等外交地位 就利益考虑而言，双方的需求其实也比较简单。15世纪的国际贸易路线，已经更多的从陆地转向海洋。没有欧洲人的影响，阿拉伯人商船也更多的航行在红海到香料群岛之间。陆上的贸易路线则因为战乱而消停，也由于欧洲和西亚丝绸产业的兴盛而重启动力有限。 沙哈鲁这样的跨地区强权，是需要疏通商路来维持绿洲城市的繁华。如果贸易继续萧条，那么除了撒马尔罕这种超级大都会外的市政，都可能被生活贫困的市民抛弃。 帖木儿一系的军事实力是明朝忌惮的原因之一 明朝也同样不能舍弃对中亚世界的需求。无论是最优质的武器，还是品种较好的战马，又或是亡命天涯的武士，全部都是明朝人所无法拒绝的好东西。尤其是在北方边患频频告急，内部战力又一落千丈的时期，帖木儿后裔在实际上成为了明朝军事科技的最大外在助力。 所以，哪怕是祭出对别国不舍得浪费的真金白银，稍稍放下自己的高傲口气，也必须将这种异类朝贡进行下去。无奈沙哈鲁这样的强人，每次都不会把最新、最好的武器技术卖给你。帝国的持续衰退和分裂，也让双方的关系最终停滞。 明朝禁军的头盔 进口自中亚 过眼云烟的南洋诸国下西洋属于明朝朝贡体系经营史上罕见的主动出击 当然，最让这个朝贡体系声名鹊起的战略，还要数郑和的下西洋与支撑整个行动的战略逻辑。因为南洋与西洋个朝贡国是在地缘上对明朝最无威胁的存在。所以在这个方向上的大动作，都源自明朝本身的主动出击。 经济因素依然是推动下西洋朝贡贸易的最大诱因。朱元璋时期定下的诸多祖制，不仅扼杀了民间经济活力，反过来也大大制约了朝廷自己的资源汲取能力。有志于干一番伟业的朱棣就发现自己囊中羞涩。但他既不能开放民间的对外贸易，又不可能无缘无故的增加赋税压力。可迁都造紫禁城与疏通大运河的花销都耗资巨大。所以，他必须要在新的方向上寻找答案。 明成祖恢复的运河漕运耗费巨大 其结果就是郑和的官营贸易船队，与进入安南的占领军部队。 前者以垄断手法，将国内官营作坊的丝织品、瓷器等货物，输入南洋各地。再将奢侈品、香料等无法自产的商品，输入国内。从一开始的获得暴利，到过度进口后的跌价滞销，最后成为分担官员俸禄的强行摊派。下西洋的初衷没有实现，收回的成本远远及不上耗资巨大的成本。但只要宝船队还能定期出航，南洋各国就对明朝的恩惠来者不拒。甚至于那些受邀来朝贡的外邦船队，也可以破例在沿途与民间做些买卖。可以算是一定程度的加大开放。 明朝的势力也史无前例的深入到爪哇、马六甲海峡和锡兰。这种对科摩林角以东水域的霸权，连过去的蒙元帝国都无法做到。巨港与马六甲这两个南洋黄金港的崛起，就仰仗于这个阶段的时代红利。暹罗王国的南下战略与陈祖义的海外经营，也因此蒙受了无法挽回的打击。 15世纪欧洲古世界地图上明朝海船形象 但当明朝无力继续维持宝船队的航行，这些脆弱的势力范围认可，便会在没有外力的情况下，消失殆尽。 至于深入安南的占领军，尽可能多的将当地社会拉入明朝的国内体系。从强迫改变服饰，到移植军事系统的卫所制度，都引起了土著居民的强烈反感。更有大量青年劳动力被迫离开家乡，步行去北京建造紫禁城。其结果也必然是反抗的愈演愈烈，将占领军限制在有限的大城市内，继续消耗明朝从国内拨发的军费。 越南传统妇女服饰 因而明朝对安南的入侵和占领，在不长的时间内就陷入死局。最后的背叛撤退，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在仁宗和宣宗时期的撤退完成后，南洋诸国在明朝朝贡体系中的最重要关系，就好似并为发生过一般。需要后来人从历史的残骸中去抠出蛛丝马迹。 骑马狩猎中的明宣宗 体系的崩溃西方人到来时的明朝朝贡体系已经崩溃 1509年，第一支绕过科摩林角的葡萄牙船队抵达马六甲。明朝曾经大力经营的朝贡体系，实际上已经分崩离析。留下的仅仅是数据残片，时不时的被意外读取一下。 在海上，曾经被朝贡体系努力压制的民间力量，正引领着各朝贡国商船抵达广州。但当马六甲苏丹的特使在北京和南京进行了10年的控诉后，明朝的水师依然没有去帮助收复自己一手扶持起来的黄金港。 在陆上，持续的萧条还是没有挡住西域商队的热情。但中亚世界的战乱与毁灭，还是永久性的让丝绸之路濒临毁灭。不再有大明朝的特使去往撒马尔罕或赫拉特，也不再有中亚人愿意为做生意来冒充本国的全权代表。大明军队也从屡次夺回的哈密，被永久的驱逐了出去。 今日在赫拉特附近已经可见的古代驿站遗址 这是一个世界各地开始彼此加深了解的时代，大明朝的形象却在全世界眼里变的愈发模糊。葡萄牙王室的私人医生向曼努埃尔一世保证，明朝是居住着大量德国人的基督教王国。其实写这份报告时，他还在马六甲和香料群岛之间两头跑。奥斯曼帝国的智库，向苏莱曼大帝推荐了份一手见闻录。作者在书里信誓旦旦的宣布，明朝皇帝是信仰伊斯兰的虔诚君主。但他很可能没亲自去过嘉峪关以东的地方。 明朝自己对世界的认知也开始沦为一无所知。前一个世纪里的外交家们已经死绝，他的事业后继无人。他们好不容易获得国际视野，也被只会之乎者也的后辈抛弃。年轻的皇帝学了几句外语，并和外番谈笑风生，居然让权臣们看的痛心疾首。至于前一个世纪引入的战马马种、犀利武器和中亚武士，则已经在封闭环境下一去不返。 士大夫们基本没有理解世界多边体系的能力 当然，明朝并非没有自我意识。和自己的风俗制度最为接近的李朝，是他们必须死保而不变色的底线。对于形势的发展，明朝更会进行独立思考。于是就将曾经区别对待的蒙古各部落势力，统一视为必须矮化和敌视的政治正确。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明朝注定无法维持当时儒家所期望的光荣孤立。最后靠着自身位置的偏远，熬到了满洲征服者的新一轮崛起。自闭双眼的儒家士大夫们，又在清王朝的庇护下，将明朝式的朝贡体系运框架支撑了两个世纪......（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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