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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族传统服饰中的边饰艺术探析—以北京服装学院民族服饰博物馆清末民初经典藏品为主要研究实例(上)

 掌染草2012 2018-06-29

边饰,又称缘饰,《说文·系部》载:“缘,衣纯也。”段注:“缘者,沿其边而饰也。”指对服饰边缘进行修整装饰的意思。汉族传统服饰边饰多指用狭窄的布条、皮边包裹、镶沿在衣服的领口、袖口、大襟、两裾、底摆等边缘,增加衣边牢固度,同时达到美化目的的条带状装饰及其制作工艺。汉族传统服饰边饰艺术是在中国文明的基础上产生的艺术,是人们以通俗易懂而又富有美感的装饰形式表达仪礼和对美好的追求,服饰边饰的发展反映了在特定的自然及社会条件下人们的艺术观和价值观。         

一、 中国传统服饰边饰的发展概况

商周时期中国的衣冠服制开始建立,到周代逐渐完善,并被纳入“礼治”的范围,服装形式主要采用“上衣下裳”制,衣领、袖及边缘多有不同形状的花纹图案。春秋战国时期已有“衣作绣,锦为缘”的记载,据1977年河北平山县中山国王墓出土的“战国银首铜身填漆俑油灯”观察,可见持灯人物身着交领曲裾深衣,衣领与裾加缘饰,缘饰之上隐约可见有纹样痕迹。

战国银首铜身填漆俑油灯

(图片来源:《中国织绣服饰全集》)

两汉时期的深衣、绵袍等服饰的衣领、襟及裾都镶有较宽的缘边装饰。《礼记·深衣》记载:“具父母,大父母,衣纯以缋。具父母,衣纯以青。如孤子,衣纯以素,纯袂,缘纯边,广各寸半。”从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墓出土的多件服饰及随葬木俑实物可以看到,其服饰的领、裾、袖口、下摆多饰各种缘边,十分醒目。

朱红绫纹罗丝绵袍

(图片来源:《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

印花敷彩纱丝绵袍

(图片来源:《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

印花敷彩绛红纱绵袍

(图片来源:《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

着衣女侍俑

(拍摄于湖南省博物馆马王堆出土文物展)

侍俑局部

(拍摄于湖南省博物馆马王堆出土文物展)

着衣“冠人俑”

(拍摄于湖南省博物馆马王堆出土文物展)

着衣“冠人俑”局部

(拍摄于湖南省博物馆马王堆出土文物展)

彩绘木俑

(拍摄于湖南省博物馆马王堆出土文物展)

彩绘木俑

(拍摄于湖南省博物馆马王堆出土文物展)

彩绘木俑

(拍摄于湖南省博物馆马王堆出土文物展)

魏晋南北朝服饰领袖俱施边缘,隋唐五代锦边大袖尽显雍容华贵,宋代程朱理学的兴起使社会审美导向趋向淡然,服饰的造型与纹饰相对清雅含蓄,边饰风格亦趋向简洁,多用于门襟、袖口,并成为服饰装饰的主要部位。1975年江苏金壇毛利周瑀墓出土的“宋代黄色缠枝花卉纹纱直领衫”其衣以六幅黄色缠枝花卉纹纱缝制,领、襟与袖口镶褐色窄素绢边,十分低调。

宋代黄色缠枝花卉纹纱直领衫

(图片来源:《中国织绣服饰全集》)

2017年5月中国丝绸博物馆《丝府宋韵-黄岩南宋赵伯澐墓出土服饰展》中展出的宋太祖七世孙赵伯澐装殓时穿着的对襟缠枝葡萄纹绫袄,缠枝葡萄纹绫为面,绢里,其领口及门襟处镶约5厘米宽素绢镶边。同墓出土的对襟双蝶串枝菊花纹绫衫,领、袖及底摆处亦用深色面料缘边装饰。

对襟缠枝葡萄纹绫袄

(拍摄于中国丝绸博物馆黄岩南宋赵伯澐墓出土服饰展)

对襟缠枝葡萄纹绫袄结构图(作者绘制)

对襟双蝶串枝菊花纹绫衫

(图片来源:《丝府宋韵-黄岩南宋赵伯澐墓出土服饰展》)

1975年福州黄昇墓出土南宋褐黄色罗镶印金彩绘花边广袖女衫上用到了印金彩绘花纹镶边,同一墓中还出土了大量手绘花纹的衣边,这些都体现了古人在特色边饰运用上的创新与智慧。

褐黄色罗镶印金彩绘花边广袖女衫

(图片来源:《中国织绣服饰全集》)

褐色牡丹花罗镶花边夹衣

(图片来源:《福建南宋黄昇墓》)


浅褐色绉纱镶花边单衣

(图片来源:《福建南宋黄昇墓》)

紫灰色绉纱镶花边窄袖袍

(图片来源:《福建南宋黄昇墓》)

紫褐色罗印金彩绘花边单衣局部

(拍摄于中国丝绸博物馆丝路展)

1960年江苏无锡钱裕墓出土的“元代镶宽边绸夹袍”实物可见,服饰领、襟、底摆、两裾、袖口都镶饰有非常宽的深色镶边,这也反映了当时江南地区中上层妇女的服饰特点。

元代镶宽边绸夹袍

(图片来源:《中国织绣服饰全集》)

明朝后期资本主义萌芽出现,服饰装饰逐渐趋向华丽鲜艳,边饰质地和工艺也更加丰富多彩。清代服饰体系及规章制度最为繁复,汉族妇女服装在男从女不从的规范下变化相对较少,后妃命妇仍承明俗着凤冠霞帔,普通妇女多穿袄裙,边饰的发展也逐渐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近人徐珂的《清稗类钞·服饰》记:“咸同间,京师妇女衣服之滚条,道数甚多,号曰十八镶。”光绪末年形成“一衣仅有六分绫绸,而镶条则居十之三四”的局面。边饰的制作工艺也繁杂起来:镶、嵌、绲、绣、绘、挖、印、染等常常见于一件服饰的边饰装饰。

清末浅绿提花绸镶珠绣绦边女衫

北京服装学院民族服饰博物馆藏

浅绿提花绸镶珠绣绦边女衫边饰局部

民国初年,传统服饰等级制度退出历史舞台,国外各种衣料及机织绦边源源不断的输入国内,中国服饰文化进入空前活跃的时代,旗袍、文明新装成为着装新时尚,晚清时期繁复的边饰也逐渐简化。

随着朝代的更迭,服饰边饰的演变繁简交替,作为服饰构成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它呈现出来的是简洁风格,还是繁复样貌,都代表了当时人们的价值取向及审美喜好,也间接反映出当时社会政治、经济、丝织染绣技术发展的程度。  

二、边饰在传统服饰中的作用和意义

边饰在我国传统服饰上出现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在中国服饰发展的长河中经久不衰,至明清时期达到巅峰,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由于中国纺织史发展的独特性,丝质面料在衣装生活中有着特殊地位。加之古人“师法自然,敬天惜物”道德意识的熏陶和日常生活、劳动的实际需求,服饰的耐穿性及牢固度尤为重要。中国传统服饰材质以丝、麻织品居多,衣料较轻薄脆弱,面料边缘易脱纱散落,用在领口、袖口、前襟、下摆等部位更易磨损。用狭窄的布条皮边将这些部位进行镶沿包裹,以增加服饰边的牢固度及耐磨性,边饰的实用功能就突显出来。在研究过程中,我们常会发现某些传世服饰的领口、袖口、门襟的面料、纹样及装饰工艺与衣身主体材质及工艺类似却并不相同,甚至还可见有拆缝过的痕迹,排除后人修补的因素,推测或许是当年穿着者由于长期服用,服饰边缘已磨损严重,而衣身却仍可穿用,所以仅将破损的边饰替换掉,这样既节约了面料与人工成本,又使服饰有了新的面貌,充分体现了古人在生活中惜物节约的意识及智慧。

相较于西方服饰中强调三维的“立体结构”,中国传统服饰多以二维的“平面结构”为主要结构特征,在面料幅宽允许的前提下,衣身与袖通常用整片布裁下以追求面料的完整性,这与中国儒道自古崇尚“自然包容”、“完整统一”的思想密不可分。以平面结构为主的中国传统服饰裁剪、缝合线迹较少,而服用面料上大面积的平素留白使得服饰中的“线”性装饰,特别是利用边饰强调轮廓线的形式成为必然,“线”、“面”结合成就了中国传统服饰的基本构架。  

自古衣缘边饰在装饰、美化服饰,体现礼仪仪表方面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从早些年湖南长沙、江苏金坛、湖北江陵等墓地出土的服饰中可见大部分衣物上都缝缀有边饰,且颜色多与衣身颜色相异,镶缝在领、袖、襟、裾的边沿。如江陵马山1号墓出土的“战国浅黄地绣凤鸟花卉纹绢绵袍”,其衣领外侧镶7厘米宽“纬花车马人物驰猎猛兽纹绦”,领缘与襟缘相连延伸至衣前身右侧后垂直而下一通到底,在宽不足7厘米的绦带上,分上下两行图案刺绣了古代车马人物田猎的宏大场面。又如长沙马王堆1号汉墓出土的西汉褐色罗地‘信期绣’曲裾式丝绵袍,边饰从领延伸至襟边和底摆,随着续衽绕围呈现出多层次曲裾缠绕的效果。从先秦时期的深衣曲裾,到隋唐时代的襕衫,宋之背子,至明清时期的袍服袄衫,中国历代服饰发展的脉络无不说明了古人借用衣缘来装饰自身、体现仪礼的观点。衣缘边饰的丰富变化也使得被镶饰的衣服显现出不同的风格特征,充分体现了中国古人在服饰边饰运用上的高度智慧和技艺。

战国浅黄地绣凤鸟花卉纹绢绵袍

(图片来源:《中国织绣服饰全集》)

西汉褐色罗地“信期绣”曲裾式丝绵袍

(图片来源:《中国织绣服饰全集》)

三、汉族传统服饰边饰的主要工艺及材质应用特色

    边饰制作的工艺种类丰富多样、变化万千,概括起来主要有折边、绲边、镶边、嵌边、刺绣、堆绫、镂空、彩绘、编织、绗缝、印染等。由于不同的服饰类型、服用材质、穿用者身份地位、穿着时间场合等客观因素的存在,边饰工艺的应用自有其规矩与特色。折边、绲边、镶边、嵌边工艺因其操作简便、效果明显,成为边饰装饰常见的工艺技法。通过北京服装学院民族服饰博物馆大量馆藏实物研究,我们常在一件衣服上看到镶折、镶绲、镶嵌、嵌绲、镶嵌绲、镶边间饰刺绣等多种缝制工艺相结合的现象。边饰的色彩有纯素、一花一素、一深一浅、深浅渐变等搭配;材质上多用面料本料或配成品花边、蕾丝组合使用,以此来成就服饰绚丽多姿的面貌。但无论使用何种装饰形式,传统服饰边饰基本都以手工缝制为主,直到清末民国之后才逐渐开始使用机器与手工结合制作的方式。

边饰在美化服饰、勾勒衣装轮廓、增强服饰牢固度上有着重要的作用,边饰材料的丰富多样与色彩搭配需服饰制作者们细细琢磨。边饰材质应用大致可分为四大类:与衣料相同材质、与衣料不同材质、机织花边、综合类材质。边饰材料的选择必须与衣料具有相容性,这种相容性体现在材料的薄厚、软硬、拉伸度以及缩水度等方面。在配色规律上则大概分为与衣身颜色相调和色彩搭配及相对比色彩搭配两种类型。清末汉族女装上常常出现数种材料共饰一件衣服的情况,如绸缎类面料、花边类材料并排镶嵌、平金绣片与刺绣花边相结合等等,边饰的功能性已经退居其次,装饰性成为首要目的。民国初期边饰材料相对简化,种类比较单一,这与当时大众的审美取向有关。通过有限的研究来看,各种缘饰材料中绸缎类面料使用频率最高,这与绸缎面料自身良好的光泽度、拉伸度、薄厚度、手感舒适、操作易平服、较高的社会认可度等特点相关。随着社会的发展、国外先进生产技术及各类缘饰材料的引进,机织花边类材料逐渐取代传统手工刺绣边饰,各种特殊材质的运用也使得边饰装饰的风格更加多样。

(未完,下篇待续)


参考文献:

1、(东汉)许慎 撰,(清)段玉裁 注《说文解字》,中国戏剧出版社,北京,2008年5月版。

2、高春明,袁杰英,刘正:《中国织绣服饰全集-历代服饰卷上》,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天津,2004年12月第1版。

3、(汉)郑玄:《礼记》,中华书局,北京, 2015年9月第1版。

4、湖南省博物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文物出版社,北京,1973年10月第1版。

5、中国丝绸博物馆:《丝府宋韵-黄岩南宋赵伯澐出土服饰展》,中国丝绸博物馆,杭州,2017年。

6、福建省博物馆:《福州南宋黄昇墓》,文物出版社,北京,1982年3月第1版。 

7、周汛,高春明:《中国衣冠服饰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上海,1996年12月第1版。

8、(清)徐珂撰:《清稗类钞》,中华书局,北京,2017年10月版。

9、 沈从文:《龙凤艺术》,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北京,2010年2月第1版。

10、 邹毅:《晚清民初时期中国女装缘饰研究》,东华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

11、 王晖:《试论我国传统服饰缘饰的内涵》,《中国纤检》,2007.12。

12、蒋金锐:《论中国历代服饰中的“平面”加“衣缘”现象》,《饰》,2000.15。

13、 刘婷婷,冯伟一:《无饰不成缘边》,《艺术与设计》, 2009.12。


注:原文发表于《艺术设计研究》杂志201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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