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社会生活中，人情不可排除，但要纳入合理的轨道，才不至由于人情的不和，而使社会无序、天下大乱。那么合理的轨道是什么？孔子开出的药方，是“礼治”。多少年里，人们以为这是治世的良方。 “礼”的基础和前提是“德”。重德轻力是儒家基本的价值取向之一。孔子说：“骥不称其力，称其德也。”[1]――好马不以力强而被认可，而是以其品性良好获得称道。以比喻的方式，道出了个人的道德与实力的关系。他还说，“道（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2]认为治理社会行政强制与刑法处罚都不如德化、礼治之有效。孟子则从王道与霸道的关系探讨了德力关系，他说：“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3]崇王道而非霸道，尚德而非力，都是从统治者的手段角度看问题，从中可以知道这种道德主义的本意。孔孟重德轻力的道德主义观念为后世儒家所继承，一度成为中国文化的传统政治观念。 儒家从重德轻力的道德主义出发，提供的治理社会方案是“礼治”，它重视伦理道德的教化作用，提倡“无讼”。当然，孔子也说过“刑罚不中，民无措手足”之类，但与“礼”相比，法治却是辅助性的统治手段。“礼”是儒家解决人与他人、社会一套最重要的、根本性的行为规则、道德规范，是一种“应该”、甚至“必须”服从的“绝对律令”。《左传·昭公二十六年》对西周之“礼”记载曰：“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妇听，礼也。君令而不违，臣共而不贰，父慈而教，子教而箴，兄爱而友，弟敬而顺，夫和而义，妻柔而正，姑慈而从，妇听而婉，礼之善物也。”为了维护礼，儒家规定了极为严格、详尽的等级规范，如“三从四德”等。孔子曰：“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论语·学而》）“礼自外作”，无论你是否愿意，都必须无条件遵守。当然，也正因为“礼自外作”，因此儒家要求人们必须加强修行，以使人的行为举止合乎礼的要求。 封建社会有一整套推行“礼制”的办法，即订立一套完整系统的礼制规矩，然后借助严格持续的“教化”制度予以推行。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动必循礼，“礼教”的目的，在于从“礼制”达到“礼治”。“礼”虽不是法，但在当时却具有法的地位，起着与法一样整合社会的功能与作用。“礼”即是“法”，“礼”高于“法”，甚至以“礼”代“法”，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特色。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礼”“法”一直并称，绝不是偶然的。 但是，礼毕竟不是法。古人虽然也说法，如法家学说还特别强调法治，但那时实际上并没有法。人们对法的理解和对礼的理解一样，仍然摆脱不了“人情社会”的水平。人们崇尚“合情、合理、合法”，相比起来，总是“情”的份量更重。对法的理解和要求也是如此：“因天理，顺人情”，“法不外乎人情”，“法合众人之情”等等，往往是人们乐于强调的共识。在一定程度上，它为轻视法律提供了理论依据。不仅法律法规的制定要慎重考虑人情人意，就是法律法规的执行，也必须考虑情理因素。在舆论中经常可以看到，如果有人犯了被认为不合情理的法，总是有许多人出来打抱不平，站出来呼吁、说情。至于那些没有人情味的法规，更是很难得到人们的理解和尊重，甚至有人会设法故意去违反它，从而得到人们的赞赏。因而，由于种种人情的渗透和干扰，即使有法，在执行过程中也总是难以到位，出现许多偏差。况且，在制定法律的时候，就早已有了“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界限。说到底，那时是“人情大于王法”、“权大于法”。“打官司”往往成了“打关系”。所以多少年来，法律只能在情理的怪圈之中艰难地前行，也就不足为怪了。 “礼治”不同于“法治”之处还有一点，就是孔子主张的“无讼”。儒家为了维持封建社会的和谐与统一，主张，重视伦理道德对人的教化作用。同时，为了防止人们之间的争斗，提倡“无讼”，提倡“忍让”，提倡“退一步海阔天空”。在现实的纠纷中，人们往往更关注谁是“好人坏人”，而不大重视合不合法。无论是在文学作品中，还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对警察、公安虐待“坏人”而无动于衷，甚至还有一种莫名的快感；我们也总是为一位“好人”犯法后逃脱了惩罚而庆幸。这些实际上都反映出对“法律公正”的不信任和法制观念的淡薄。 “无讼”的主张，显然与当时法制的水平有很大关系。但由此而一般地忽视法律的调节作用，则是一个历史的误区。封建社会所制定的法律基本上都是刑法，缺少保护人民权利、调解人与人之间纠纷的系统的民法。走进法律程序的人，往往被怀疑和造反、偷盗、抢劫、伤害、强奸、杀人、放火等恶行相联系。所谓“惹上了官司”的人，大多被人笼统地视为“有罪”、“有问题”之人。也因此，古代对于那些常常出入衙门（法庭）、经常官司缠身的人，甚至专门替人──往往被认为是“坏人”──打官司的人，即律师，有一个很不雅的称号──“讼棍”。这种歧视，反映了人们对法治的误解和偏见。 从传统的“礼治”走向“法治”的第一个关键，是变“人治”为“公治”。国家和社会的合理性，首先应该落实于规则、体制和机制的合理性和完备性，让权力姓“公”，使它代表国家和利益或绝大多数人的共同意志，而不在于当权者、官员个人的公正和英明，不是完全寄托于个人的情感理智。相反，个人的表现任何时候都需要受到规则的检验和约束。 传统的封建社会是一种宗法等级制，在这个金字塔型的权力结构中，权力意味着一切，但公权本身却非常容易私化成为少数人的特权。比如虽然有“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之类的说法，但事实上不同的等级的命运却大不相同。且不说法律在皇帝面前显然是苍白无力的，所谓“朕即是法”，皇帝的“金口玉言”都具有法律效力；即使不是皇帝，事实上也有所谓“刑不上大夫”的规定，皇亲国戚、达官贵人们大多可免于法律的管束；就是任何一级“父母官”，对于“子民”也具有“最终裁判权”，“子民”们的命运全得看“父母官”的清浊正邪。对于普通百姓来说，只能祈求“贤人政治”，祈求“清官”莅临，否则就很难获得“公正”。 “礼治”变人治、公权变私权的结果，意味着统治者们可以把法律视作自己手里秘而不宣的工具。公元前约500年时，郑国子产把原来不公布的法律公开铸在刑鼎上，就遭到了贵族、当权者们的反对。他们说：“形（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若“民知争端矣，将弃礼而征于书”，即老百姓知道了法律是如何规定的，就会用法律保护自己，统治者就失出了威严，百姓就难统治了。所以他们认为法律条文不应该公开，以求其对于老百姓的深不可测的威慑力，当然也求其对于权力之行使的方便随意。 这一分歧，充分显示了“人治”和“法治”的差别的实质。 [1]《论语·宪问》。 [2]《论语·为政》。 [3]《孟子·公孙丑上》。 本文摘自李德顺、孙伟平、孙美堂著：《精神家园——新文化论纲》，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 中国政法大学法治与文化研究中心 专注中国法治进程，让法治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