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子的思想，主要是对孔子思想的继承，但在许多方面又有所发展。其主体部分是孝道和修身，在政治上、哲学上、教育上也有所发展，是儒家思想宝库中的重要部分。
曾子特别注重对孔子思想的继承。如，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曾子则把“仁”作为人生的价值取向：“君子以仁为尊。天下之为富，何为富？则仁为富也；天下之为贵，何为贵？则仁为贵也。”（见《大戴礼记·曾子制言中》）因此，应该为“仁”奋斗不息：“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见《论语·泰伯》）
在一些具体的观点和做法上，曾子也仿照孔子去说去做。如，《论语·述而》说：“子不语怪、力、乱、神。”曾子则说：“君子乱言而弗殖，神言弗致也，道远日益云。”（见《大戴礼记·曾子立事》）再如，孔子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曾子则说：“君子思不出其位。”（均见《论语·宪问》）
曾子不仅忠实地继承了孔子的思想，而且在许多方面有新的建树，最主要的是孝道和修身。
以孝为本是曾子思想的核心。他以“天地之间人为大”的人本思想为总纲，把孝作为“天下之大经”，从孝是“仁之本”推衍开去，以“身是亲之遗体”为逻辑起点，以“忠”（发自内心）为内在动力，以“礼”为外在规范，以“敬”为判断标准，以“治天下”为政治目标，构建了“孝”的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由于有血缘亲情的维系和长期教化，使孝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之中，并在海外也有重大影响。
修身为本是曾子的另一个重要思想。他把修身看作是实现仁政德治的根本。他以君子为修身标准，就如何说话、做事、待人、交友提出了一系列主张；他以学习、实践与自我反省有机结合为基本修身方法，强调“爱日以学，及时以行”，“日旦就业，夕而自省”。他的“吾日三省吾身”和“慎独”要求，是人们公认的修身规范；他的“冻饿而守仁”，“临大节而不可夺”的君子气节，鼓舞着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奋斗不息。
曾子的政治主张是他的孝道和修身思想紧密相连的。他从“事父可以事君”相推衍(yǎn)，提出“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孝的三部曲，进而实现以孝治天下。他以修身为根本环节，提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从政者设立了人生的阶梯。
曾子还在其他一些方面发展了孔子思想：
在世界观上，曾子冲破了孔子没有定见的状态，提出了自然天道观。孔子的世界观是矛盾的，既相信有人格意志的上天，又把天看成自然的东西；既相信鬼神，又怀疑鬼神。因而常常采取对天和鬼神少谈或不谈的态度。但是世界观的问题是回避不了的。特别是春秋战国之际，崇尚自然的老子学说已经对孔子的仁义礼乐思想提出了挑战。为了捍卫孔子的学说，曾子在《大戴礼记·曾子天圆》中提出了气和阴、阳的概念用来解释世界和人类社会。他认为，世界万物的原始物质是气，气又分阳气和阴气。各种自然现象都不是上天的意志，而是阴、阳二气的变化所引起的；世界各种生物都不是上天创造的，而分别是阴气、阳气和阴阳二气所化生的。这就否定了有人格意志的“天”的存在。曾子也谈神灵，但把阳气的精华称为“神”，把阴气的精华称为“灵”。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曾子把人说成是阴阳二气的精华，圣人又是人中的精华。因此，圣人是天地的掌管人，山川的掌管人，鬼神的掌管人。礼乐仁义都是圣人依据自然规律制定的。这就使孔子的学说与自然天道观有机地结合起来，从根本上捍卫了孔子的学说，大大扩展了儒家学派的理论阵地。
在伦理思想上，曾子把“礼”由典章制度向伦理道德转化。孔子把“礼”作为实现“仁”的道德规范。礼是维护等级名分的宗法制的产物，这表现了孔子思想保守性的一面。但孔子又注重礼的精神实质。如，林放问礼的本质，孔子说：“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见《论语·八佾》）曾子从这一点生发开去，把礼节仪式的“礼”逐渐演化为待人恭敬、谦虚、礼貌之“礼”。
在政治上，曾子由孔子的积极入仕转向重人格气节。曾子一改孔子辱身求仕的做法，重人格讲气节而轻做官。他说：“诸侯不听则不干其土；听而不贤，则不践其朝”，“凡行不义，则吾不事；不仁，则吾不长。”（见《大戴礼记·曾子制言下》）。
在认识论上，曾子扩展了孔子重实践的思想，把孔子的学说变为可实践的学说。曾子的一生最重实践，不仅关于实践的论述多，而且身体力行。曾子认为实践可以丰富自己的知识见闻。他说：“言不远身，言之主也；行不远身，行之本也。言有主，行有本，谓之有闻矣。”（见《大戴礼记·曾子疾病》）他还把实践的过程分为“思考、论证、行动、检验”四个阶段，他说：“君子虑胜气，思而后动，论而后行，行必思言之，言之必思复之，思复之必思无悔言，亦可谓慎矣。”（见《大戴礼记·曾子立事》）曾子的这一思想，不仅符合唯物主义认识论，而且对于我们今天做事仍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