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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诗说中国》是首部以古诗及注论形式总结和致敬中华民族众多圣贤豪杰的著作，是为了能够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总结经验、吸取教训，用古诗概括、歌咏中华民族历代圣贤的生平事迹及其精神风貌，融文史哲于一体，显精气神于一言，唯愿广大青少年通过诵读后烙印于心，得圣贤精神滋养、贯通中华文脉、鼓舞华夏儿女大步前行，慎终追远以继往开来，与古今贤哲一道，为推动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力量。此诗由国画家陈超群绘制《尊师重道曾子避席求教》诗意图。本文选自廖彬宇先生《诗说中国——中国精神之礼义三百图》，由著名文化学者张红星教授注解。全书365篇内容将陆续发布，每幅图之命名均为相关成语。 甲申岁大学问对咏曾参七律 求道须恭志益虔，曾参避席拜文宣。 千秋万代人为贵，八目三纲世所传。 两汉以来彰大学，六经之外屹鸿篇。 秉承孔子启思孟，华夏生生涌圣贤。
黄德劲先生诗评： 彬宇先生此诗题目中有“大学问对”，是源于先生2004年退学前夕，与校长有过一番长谈，终于说服了校长不再阻拦他退学。他曾问校长大学之道是什么，校长说这个不用问，大学是为了培养人才。彬宇先生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大学是大人君子之学，说穿了，大学是培养人的，乃至是培养大人之人的，中国几千年下来其教育根本都不是追求培养人才，而是培养人。成人自然能成才，成才未必能成人，或者成为工具，低等一点的工具，便是没有真正的思想，浑浑噩噩过一生；高等一点的工具，被人所利用，君不见许多间谍，哪一个不是聪明有余的人才？又或成为聪明而多诈之徒，善于钻营，更甚者走向投机倒把甚而危害社会。他的这些观点后来被北大陈理群教授严肃提出的“今日大学已沦为培养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的观点所印证。彬宇先生说大学之道，是实现三重境界，第一重境界“在明明德”，就是成人，这是做人最基本的所在；，叫做君子第二是“亲民”，也就是做有益于社稷、人民的人，这叫大人，立功立德立言，都是亲民的具体表现；第三重境界是“止于至善”，那便是成为圣贤之人，无论道行还是德行，均达到极致，获得圆满成就，无愧于一生，无愧于父母，无愧于斯世，无愧于后人，无愧天于地！彬宇先生说，大学之道，也是大成之道（案：彬宇先生退学时与校长的长谈，其相关内容散见于2017年出版的《平心平天下》一书中，同时也收录在2014年11月《中华儿女》杂志封面人物报道中，该杂志以《千古不多独行人》为题介绍了彬宇先生早年成长、求学的事迹；同一月，《中华英才》杂志又以十几个版面的篇幅介绍了彬宇先生早年的学术思想，大家可以自行参看，此不赘述）。彬宇先生退学后，毅然决然走上了一条传承发展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路，“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彬宇先生的生命，自此而有方向，自此而有意义。他处处洋溢着文化自信，弘道四海，讲学不辍，著述等身，盎然迈步于大成之道上。 彬宇先生这首咏曾子七律，给了宗圣曾子一个全面而崇高的评价。一则道德人品，一则思想进境，一则圣学传承。诗句妙处，在一句写实，一句写虚，虚实结合，理事相融，情思互彰。每一位圣人都是磊落千古，光耀万世的人物。彬宇先生诗中“千秋万代人为贵”，“华夏生生涌圣贤”，直抒胸臆，寄意遥深，正是华夏民族文脉传承，精神不朽的最好总结与期冀。 曾子（前505年——前435年），名参，字子舆，鲁国南武城人。黄帝后代，亦为夏禹王后代，孔子弟子，曾点之后，春秋末年思想家、儒学大家，七十二贤之一，儒学五大圣人之一， 孔庙四配之一，被后世尊称为“宗圣”。 “参也鲁”，一个“鲁”字，是曾子的性格特点，也是曾子能够勤勤恳恳，虔心向学，志追孔子，终成圣贤的根源。彬宇先生诗，起首第一句便是：“求道须恭志益虔”！ 曾子之虔 “求道须恭志益虔，曾参避席拜文宣。”以一颗虔诚之心，恭恭敬敬，谦虚刻苦，才是求学问道的正确态度。曾参作为颜回之后的夫子传承人，可谓此中典范。 曾子之虔，虔在敬师。“避席拜文宣”，也就是离开席子，躬身礼拜老夫子是典型故事，出自《孝经·开宗明义章第一》： 仲尼居，曾子侍。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顺天下。民用和睦，上下无怨。汝知之乎？”曾子避席曰：“参不敏，何足以知之？” 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复坐，吾语汝。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大雅》云：”无念尔祖，聿修厥德。” 首先是“仲尼居，曾子侍”，随后是“老师提问，曾子避席”。作为夫子的高徒，曾参的礼敬谦卑，充分体现了出来。身为弟子，用心服侍老师，老师有所提问，不敢坐着回答，而是立即站起来，走到席边上，很恭敬地说：我太愚笨了，怎么能知道如此至高无上的精妙要道呢？ 小小一个避席动作，却传递了至深的道理。对传道受业的师长是要尊敬的，对遵循天道的礼法是要尊敬的；尊师重道不是表面文章，而是内在德性的外在彰显。如此学生，老师不可能不倾囊相授；如此学习，也就不可能不抵达大道。 据说“唐僧”玄奘，也有类似的故事。未出家之前，陈袆和哥哥们一起听父亲讲《孝经》，讲到了“曾子避席”。父亲问： “你们都听明白了吗？” 几个哥哥都说明白了。这时陈袆却站了起来，整理衣襟，站到边上，毕恭毕敬地回答： “明白了！” 陈祎便是《西游记》的主角，汉传佛教四大佛经翻译家之一，中国汉传佛教唯识宗创始人，后来出家为高僧的玄奘法师。 在孔子去世之后发生的一件事情，则更加说明了曾子对老师发自内心的尊敬。公元前476年（鲁哀公十九年）曾参三十岁。三年守墓过后，孔门弟子子夏、子游、子张认为有若面貌很像孔子，要把有若当孔子来事奉，强叫曾参同意。曾参拒绝： “不可。江、汉以濯之，秋阳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 这样做不行。老师的德行像长江汉河之水濯洗过，像秋天的太阳曝晒过，清净洁白，无以复加，怎么只求面貌像似呢？” （《孟子·滕文公上》：他日，子夏、子张、子游，以有若似圣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强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汉以濯之，秋阳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 曾子对孔子的尊敬，是发自内心的，是源于老师的道德学问，而绝不仅仅是外在的样貌。子夏等人硬来，怎么能行呢？ 在《大戴礼记·主言》中，还有一段类似的故事，愈发看出曾子对老师的虔敬： 孔子闲居，曾子侍。孔子曰：“参，今之君子，惟士与大夫之言之间也，其至于君子之言者甚希矣。于乎！吾主言其不出而死乎！哀哉！” 曾子起曰：“敢问：何谓'主言’？”孔子不应。曾子惧，肃然抠衣下席曰：“弟子知其不孙也，得夫子之间也难，是以敢问也。” 孔子不应，曾子惧，退负序而立。 曾子之虔，虔在礼道。同样有一则非常有名的故事，“曾子杀猪”。 曾子之妻之市，其子随之而泣。其母曰：“女还，顾反为女杀彘。”妻适市来，曾子欲捕彘杀之，妻止之曰：“特与婴儿戏耳。”曾子曰：“婴儿非与戏耳。婴儿非有知也，待父母而学者也，听父母之教。今子欺之，是教子欺也。母欺子，子而不信其母，非所以成教。”遂烹彘也。（《韩非子》） 曾子之妻本来是逗儿子玩的，但是曾子不这么认为，曾子是言出必行的人，是言必信，行必果的人，所以一定要兑现妻子所说的话。“母欺子，子而不信其母，非所以成教。”如此话语，何其深刻而直指时弊！当一个社会成了你骗我我骗你，你不信我我不信你的状态，还有诚信乎？还有公信乎？仁义礼智信又何存焉？而这一切，不正建基于最基本的父母子女家庭诚信吗？ 曾子曰：“夫行也者，行礼之谓也。夫礼，贵者敬焉，老者孝焉，幼者慈焉，少者友焉，贱者惠焉。此礼也，行之则行也，立之则义也。（《大戴礼记·曾子制言上》）大道之本在礼义，礼义之本在践行。 曾子之虔，虔在苦学。“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曾子的苦学，自幼而老，夕惕若厉，从未懈怠。 先是“伏案苦读”。曾子的父亲曾晳对曾子寄予厚望，在曾子六、七岁时就教曾子读书识字。曾子不辜负父亲的期望，父亲教给他的字，他总是不停地背、写。曾子十二岁开始读诗书，每天除完成父亲安排的学业外，总是尽量多读书，常常学习到深夜。 在《大戴礼记》中，则记载了诸多曾子学习的言论。 比如《大戴礼记·曾子立事》： 君子爱日以学，及时以行，难者弗辟，易者弗从，唯义所在。 君子既学之，患其不博也；既博之，患其不习也，既习之，患其无知也；既知之，患其不能行也；既能行之，贵其能让也；君子之学，致此五者而已矣。 君子珍惜时间学习，并及时付诸实践，难的事情不逃避，容易的事情不盲从，一切以义为选择标准。 “一事不知，儒者之耻”，学须“博”也。但是，博还不够，还要习，还要知，还要行，还要让。也就是在渊博的基础上，要温习，要理解，要践行，要能让——推贤尚善、与人无争，“人不知而不愠”，才是学习的大境界。曾子的五步学习法，明显地在《中庸》得到了传承和体现：“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比如《大戴礼记·曾子制言上》： “不能则学，疑则问。” 不会的就要学，遇到疑惑就要问。学习态度何其端正！ 曾子之虔，虔在至孝。曾子之孝，不仅在《孝经》一文，关键在切身力行也。《二十四孝》之中，曾子积极践行孝道，是“二十四孝”的第三大孝子。“啮指心痛”的孝母故事在二十四个故事当中，排位是非常靠前的，仅次于帝舜、汉文帝之后。 公元前492年（鲁哀公三年），“躬耕于泰山之下，遇大雨雪旬日不得归，因思父母，而作梁山之歌。” 公元前475年（鲁哀公二十年）曾参三十一岁。父病故时，曾参“泪如涌泉，水浆不入口者七日”，以后“每读丧礼则泣下沾襟”。 曾子有至纯之孝，因而能和父母心灵相感，亲情相通。比如“啮指心痛”。 曾子从仲尼在楚而心动。辞归问母，母曰：“思尔，啮指。”孔子曰：“曾参之孝，精感万里。”（《搜神记》） 曾母想念儿子，千里之外咬自己的手指，曾子能突然感到心痛。孔子认为是至诚之孝，感动万里。也有故事是说家里来了朋友，曾母急着让曾子回来，所以咬自己的手指，情节大同小异，道理则一也。 另一则故事更加耐人寻味： 曾子和父亲在一起除草，不小心把苗给锄掉了。曾晳非常生气，盛怒之下拿着锄头就打。曾子没有回避，被父亲一下子打昏在地。醒来之后，还怕父亲因为自己下了重手而后悔，赶紧忍着疼痛，跑到屋子里“抚琴而歌”，为了让父亲安心。曾子的这个行为被孔子听到了，孔子就很生气，对弟子们说：“你们去告诉曾参，他从此以后不是我的学生了，不要再来见我了。” 曾子虽然知道老师很生气，不想见自己了，甚至不要自己当学生了，但依然很恭敬，还是去向老师请教，说：“我这样做认为已经是尽到孝道了，老师为什么还不要我呢？” 孔子于是说：“如果你的父亲在盛怒之下，一不小心下手太重把你打死了，那就会让别人都议论他，说这个父亲连自己的儿子都给打死了，真是太没有仁爱之心了。你这样的做法并不是真正地为父亲好，而是会陷父于不义之中。” 孔子告诉曾子，以后再遇到类似的事情，应该是“大杖则走，小杖则受”，能承受的就承受，不能承受的就赶紧跑开。曾子从此对“孝”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曾子事亲至孝，在 《孟子 》等文献中有很多对曾子孝行的记载：“曾子养曾皙，必有酒肉。将撤，必请所与。问有余‚必曰有。曾皙死，曾元养曾子，必有酒肉……若曾子，则可谓养志也。”曾子事亲，能体察亲心，顺承亲意，无微不至。曾子行孝，孟子称为养志，可谓人子之行孝至矣。据据 《荀子 》记载：“曾子食鱼，有余，曰：'泔之。’门人曰：'泔之伤人，不若奥之。’曾子泣涕曰∶'有异心乎哉！’伤其闻之晚也。”这是曾子笃于孝行的例子。《孟子 》中还记载了其父曾皙生前嗜羊枣，曾皙去世后，曾子睹物思亲，遂不忍食的故事。曾子至孝之心忘己，其心中只知有父母，而己之好恶尽舍。孟子云：“大孝终身慕父母 ”，曾子实实在在地做到了这一点。 《大学》之伟 彬宇先生咏曾子七律之颔联颈联，核心便是曾子一生分量最重的扛鼎之作——《大学》。“千秋万代人为贵，八目三纲世所传。两汉以来彰大学，六经之外屹鸿篇。”《大学》有八目三纲，自汉以来，日复一日，愈受推崇，乃四书五经所不可或缺者，官定教科书与科考必读书，于儒家士子修身养德，中华民族精神养成，皆为不可磨灭之经典。 钱穆先生在《中国思想史》中写道： 《大学》的贡献，在把全部复杂的人生界，内外，本末，先后，举出一简单的观念与系统来统统包括了。这是人生哲学里的一元论，也还是一种德性一元论。其实也还是《中庸》之所谓“明善”与“诚身”。 在这人生一元论里，政治只是一种文化事业，只是一种道德事业。国家只如家族般，只是社会大群中应有之一机构。此种社会大群，应以全人类为其充量至极之最高阶层。但每一个人，却在此全人类大群中各占一中心主要地位。 善是人生最高理想，而善即是人心内在所固有。把此人心内在固有之善，发挥光大，则全人类可到达一终极融和之境界。而此种事业，则在每一人身上平等负担。此虽孔孟传统，都讲这些话，但在《大学》里才开始最简单最明朗地系统化地说出了。 又在《讲学札记》中说道： 苟能精读一书，自能启发自己之识见聪明。朱子教人首先读《大学》；阳明开始亦读《大学》；王心斋成学前无师友，平时只看《大学》一篇。 每一个民族，均有其人人必读之书。自朱子起，六百年来人人必读之书为四书。《论语》、《孟子》为我国两千年来必读书。《大学》、《中庸》则为六百年来所定。 如果精读儒家一本书，那么一本两千余字的《大学》，足矣。《大学》何以有此“神通”？ 《大学》出自《礼记》，原本是《礼记》四十九篇中的第四十二篇。成书时代大体在孔子、曾子之后，孟子、荀子之前的战国前期，即公元前5世纪左右，系出于曾氏之儒一派的纯儒家作品，即现在学术界比较认可的战国初期曾参所作。 《大学》至今已流传两千多年，汉唐时期宋代以前，《大学》一直从属于《礼记》。尽管《大学》没有从《礼记》中独立出来，但是，西汉的董仲舒、东汉的郑玄、唐代的孔颖达和韩愈等，对《大学》的传承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影响了《大学》的学术地位。 董仲舒对《大学》的贡献主要在于将儒家经学由民间思想提升到国家意识形态的高度，开启了儒学成为官学、显学和国学的始点。 郑玄将西汉后期流传的各种《礼记》抄本，相互校对，并作注解，使得《礼记》大行于世，并流传至今。他的著作《三礼注》中《礼记·大学》是现今可考的最早的《大学》研究著述。 孔颖达解读《大学》，重点强调“诚意”的关键性作用。他将《大学》文本分为两大段，为朱熹将《大学》分为经、传两部分做好了铺垫。韩愈把“仁义”定为“道”的根本，并以《大学》为依据，提出了“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道德的修炼路径。他在《原道》中引用《大学》“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来证明和张扬儒家道统，并把《大学》《孟子》《易经》视做同等重要的“经书”，提高了《大学》在儒家道统中的地位。 宋代时期，程颢、程颐将《诗》《书》《礼》《易》《春秋》称作“大经”，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称作“小经”，并继续尊崇儒家经学的正统地位，认为“大学，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 《大学》真正的“雄起”，在宋，在司马光，在二程，更在于朱熹。《四库全书总目》言，“大学自唐以前无别行之本”，朱彝尊《经义考》则说 “取大学于戴记讲说而专行之，实自温公始。” 北宋时期，司马光编撰《大学广义》,是为《大学》独立成书之始。朱彝尊认为司马光是对《大学》进行专题性研究和独立性研究的始作俑者。程颢、程颐又编撰《大学》原文章节成《大学定本》。 时至南宋，朱熹将《大学》从《礼记》中抽取出来，为《大学》《中庸》做章句，为《论语》《孟子》做集注，把它们编在一起，成为《四书章句集注》，经此，《大学》与《中庸》《论语》《孟子》合称为“四书”，并被确立“四书之首”的地位。自宋以后，《大学》成为科举考试科目的钦定科目。 元明清时期，元仁宗于皇庆二年（1313年）十一月颁布“考试程序”，明确规定《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用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作为科举用书。 明代是中国科举制度的鼎盛时期，规定乡试、会试头场必考八股文，而八股文以四书五经中的经文做题目，故大多读书人往往倾注一生，研读四书五经和八股文，使《大学》在儒家学说中的地位更加显赫。 而据相关专家总结，清代是《大学》诠释史上大师云集，著述宏富，学派林立，新见纷呈，成就斐然的一代。明代的祝允明指出：“自宋以来始有四书之目，本朝因之，非敢妄议。愚谓《大学》、《中庸》终是《礼记》之一篇，……故愚以为宜以《学》、《庸》还之礼家。”揆诸史料，应该说祝允明是较早发出《大学》重返《礼记》的学者，然囿于朱子学的强势地位，祝氏这一主张虽在当时并未引起多大影响，但其所涵具的象征意义要远远大于其实际意义。而后明清之际的郝敬、陈确、王夫之等在祝氏的基础上迈出实质性的一步，直接在其礼学著作中全文录入《大学》，尤其是随着乾嘉汉学的兴起，“《大学》璧回《礼记》”蔚然成风，且在乾隆二十年（1755年），由乾隆皇帝亲自主持编纂、刊行的《礼记义疏》直接收录《大学》，可谓是从官方的角度肯定了《大学》返归《礼记》的主张，其所产生的蝴蝶效应，至清廷解体依然存在。 但必须指出的是，《礼记》之《大学》的出现，并未取代《四书》之《大学》，反倒是形成相峙并存的态势。但“由于没有出现一个权威的注本（包括《礼记》在内），《大学》、《中庸》仅仅是在形式上重返《礼记》而已。”也就是说，《四书》之《大学》仍然称雄科场，而《礼记》之《大学》则虽有官方支持，但并不具备足以取代《四书》之《大学》的实力。无论如何，《礼记》之《大学》与《四书》之《大学》双轨并行确是清代《大学》诠释史上的一个特色所在。 ……纵观清代代表性学者的《大学》注本，如王夫之、李光地、魏源、惠士奇、毛奇龄、杨亶骅、刘古愚、温飏、张文檒等皆以遵从古本为是，很大程度上反映出清代学者在《大学》版本上的唯古本是从的取向。（清代《大学》诠释的学术特质·李敬峰） 《大学》全文简约深刻，影响深远，历来都有极高的评价。梁启超先生言：“儒家哲学，范围广博，概括起来，其功用所在，可以《论语》'修己安人’一语括之；其学问最高目的，可以《庄子》'内圣外王’一语括之。做修己的功夫做到极处，就是内圣。做安人的功夫做到极处，就是外王。至于条理次第，以《大学》上说得最简明：所谓'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就是修己及内圣的功夫；所谓'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安人及外王的功夫。” 《大学》起首一章，便提出了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三条纲领，又提出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个条目。八个条目是实现三条纲领的途径。在八个条目中，修身是根本的一条，“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据言，此一章，盖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后续十章，则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也。 康有为说：“夫内圣外王，条理毕具，言简而意赅者，求之孔氏之遗书，其惟《大学》乎？” 《大学》“三大纲领”——“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於至善。” 明德，即彰显善良，行善避恶；亲民，即助己助人，服务大众；至善，即身心统一，至于和谐。 “明明德”和“亲民”的最终方向是“止于至善”。至善即合理，即“随心所欲而不逾矩”。人的心灵由此获得最大程度的自由，达到与自然与事物与社会发展相统一的境界。 《大学》“八大条目”——格物，调查研究；致知，认清本质；诚意，至诚之意；正心，动机纯正；修身，提高修养；齐家，经营家庭；治国，以德治国；平天下，平定天下，天下太平。 《大学》“六大心路”——知止，知道有所为有所不为；有定，有定力，不游移；能静，沉静下来，拒绝浮躁；能安，身心安详，从容有度；能虑，思虑周详，无有偏颇；能得，有所收获，心安理得。 “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见君子而后厌然，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视己，如见其肺肝然，则何益矣。此谓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大学》特别提出了“慎独”的重要性。闲居独处，无人监督，更要自律自省，做好自己，“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其严乎？”。 “中国有一段最有系统的政治哲学，在外国的大政治家还没有见到，还没有说到那样清楚的，就是大学中所说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一段的话，把一个人从内发扬到外，由一个人的内部做起，推到平天下止。”孙中山先生指出，西方新文化，“还不如我们政治哲学的完全”。 明朝中叶“理学名臣”邱濬在《大学衍义补序》中，给了《大学》极高的评价： 臣惟《大学》一书，儒者全体大用之学也。原于一人之心，该夫万事之理，而关系乎亿兆人民之生。其本在乎身也，其则在乎家也，其功用极于天下之大也。圣人立之以为教，人君本之以为治，士子业之以为学而用以辅君，是盖六经之总要，万世之大典，二帝三王以来，传心经世之遗法也。 如果说《大学》是曾子的思想巨著，灵魂高峰，那么《孝经》可以作为曾子的行之高标，垂世示范。 《孝经》，《汉书·艺文志》说得很明白：“《孝经》者，孔子为曾子陈孝道也。”说是孔子给弟子曾参陈说孝道之书。《孝经》也由此成为最能体现曾子孝道思想之书，是“十三经”当中，字数最少，内容最浅，而影响最大，也饱受争议的经典。 《孝经》全书仅1800余字，字数虽然不多，但是传播非常广泛的，无论帝王将相，还是黎民百姓，对曾子的《孝经》都非常尊崇，而且传播范围除中国，还远播至东亚的朝鲜、日本以及欧洲的比利时等国家。 汉代之后，历代帝王给《孝经》作注的大有人在，有晋元帝《孝经传》、晋孝武帝《总明馆孝经讲义》、梁武帝《孝经义疏》、梁简文帝《孝经义疏》、唐玄宗《孝经注》、清顺治《御注孝经》、清雍正《御纂孝经集注》…… 《孝经》集中地阐发了以孝为中心的儒家伦理思想，是中国古代儒家的伦理学著作。在这部经典中，曾子第一次将忠君与孝道相结合起来，把孝看作是衡量一切的准绳，是无所不在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夫孝者，天下之大经也。夫孝置之而塞於天地，衡之而衡於四海，施诸后世而无朝夕，推而放诸东海而准，推而放诸西海而准，推而放诸南海而准，推而放诸北海而准。诗云：'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此之谓也。”并指出孝充盈于社会每个角落，几乎可以囊括个人活动、社会关系以及政治行为等方面的所有规范，将孝的重要性提高到了人类行为规范的最高层次，“孝”的发展和扩大就是“忠”的体现。“孝悌之至”就能够“通于神明，光于四海，无所不通。”（《孝经》第十六章） 曾子虽然《孝经》在伦理道德上有不足之处，但从本质上来说，它是我国文化、思想史上塑造中华美德、和谐社会关系的最全面最深刻最行之有效的经典杰作之一，是孔子《论语》的一个延伸、拓展。 也正因为曾子积极践行孝道，是中华孝子的杰出代表，并且在传承孔子的儒家思想上做出了非常杰出的贡献，所以后世也将曾子称之为“宗圣”，在孔庙的当中享有“四配”的地位。 在《孝经》当中，首篇就讲到了“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简单来说，就是我们的身体都是来自双亲，不应该为了一己之私损害自己，哪怕是一根头发、一块皮肤，都要尽量保护好。如果我们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就有了基本的孝；如果轻易损坏了自己的身体，就是不孝的表现。 《大戴礼记》中，有曾子“本孝”“立孝”“大孝”“事父母”等篇章，其中诸多“孝道”的经典论述： 曾子曰：“忠者，其孝之本与？孝子不登高，不履危，痺亦弗凭；不苟笑，不苟訾，隐不命，临不指。故不在尤之中也。 ……故孝子之事亲也，居易以俟命，不兴险行以徼幸；孝子游之，暴人违之；出门而使，不以或为父母忧也；险涂隘巷，不求先焉，以爱其身，以不敢忘其亲也。 孝子之使人也不敢肆，行不敢自专也；父死三年，不敢改父之道；又能事父之朋友，又能率朋友以助敬也。 故曰：孝子善事君，弟弟善事长，君子一孝一弟，可谓知终矣。 曾子曰：“孝有三：大孝尊亲，其次不辱，其下能养。” “故君子一举足不敢忘父母，一出言不敢忘父母。一举足不敢忘父母，故道而不径，舟而不游，不敢以先父母之遗体行殆也。一出言不敢忘父母，是故恶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及於己，然后不辱其身，不忧其亲，则可谓孝矣。草木以时伐焉，禽兽以时杀焉。夫子曰：'伐一木，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 单居离问于曾子曰：“事父母有道乎？”曾子曰：“有。爱而敬。父母之行若中道，则从；若不中道，则谏；谏而不用，行之如由己。从而不谏，非孝也；谏而不从，亦非孝也。……孝子无私乐，父母所忧忧之，父母所乐乐之。……” “八目三纲世所传”，“六经之外屹鸿篇”，一本《大学》，一部《孝经》，便足以将曾子送上殿堂了。 宗圣之弘 “秉承孔子启思孟，华夏生生涌圣贤。”孔子是“宠爱”曾子的，是对曾子寄予厚望的。在孔子七十三岁阳寿将尽的时候，他将自己的孙子子思（孔鲤的遗孤）托付给曾子，希望曾子可以悉心教导，让其将自己开创的儒家思想在子思的手上发扬光大。事实证明，圣人的眼光确实具有非同一般的穿透力，是十分“精准”的。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弘毅的曾子，很好地传承了老师的思想，扛起了儒学的重任，不负嘱托，不辱使命，绍圣继绝，光大门楣。由孔子而颜子曾子，而子思孟子，而荀子董子（董仲舒），而北宋五子，而朱子阳明，儒学之烛火不熄，中华之精脉不绝，弦歌雅奏，代有其人，真正是“华夏生生涌圣贤”。 曾参在孔门弟子的地位原本不太高，不入“孔门十哲”之列，直到颜渊配享孔子后才升为“十哲”之一。唐玄宗时追封为“ 伯”。中唐以后，随着孟子地位的上升，曾参的地位也随之步步高升。北宋徽宗时加封为“武城侯”，南宋度宗时加封为“ 国公”，元至顺元年加封为“宗圣公”，到明世宗时改称为“宗圣”，地位仅次于“复圣”颜渊。康熙二十八年（公元1689年）闰三月十六日，清圣祖颁发御制《宗圣赞》。雍正三年（公元1725年）八月初五日，清世宗书赠宗圣殿匾额“道传一贯”。乾隆十三年（公元1748年）二月二十八日，清高宗亲制《宗圣赞》（勒于碑石），并派官至嘉祥宗圣庙致祭曾参。乾隆二十一年（公元1756年）三月四日、三十六年（公元1771年）三月七日、四十一年（公元1776年）三月二十七日，清高宗亦亲制祭文，并派官至宗圣庙祭祀曾参。可见曾子之备受尊崇。 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 唯。”一个“唯”字，其意何深！岂非“一以贯之”乎？“曾子是向后世传播孔子儒家学说的最关键的人物之一，如果没有曾子的努力，那么中国古代文化中的儒家学说的传播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如果没有曾子的贡献，那么中国古代文化将肯定会是另外一副面孔。在中国古代文化当中，尤其是在儒家思想体系的形成和儒家文化的发展中，曾子的贡献是巨大的。曾子的思想既是对孔子思想的继承，又有其发展和建树。”这么一段评价，是十分中肯的。 以曾子继颜回之后独祧孔学正宗，此说系出于宋儒。宋代理学、心学大师，如程颐、程颢、朱熹、陆象山等均以为曾子秀出于孔门三千弟子，而得孔子正传。例如，朱熹谓： 孔子之圣……独取先王之法，诵而传之以诏后世……三千之徒，盖莫不闻其说，而曾氏之传独得其宗。 朱熹还曾引韩子之言“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门弟子不能遍观而尽识也，故学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后离散，分处诸侯之国，又各以其所能授弟子，源远而末益分。惟孟轲师子思，而子思之学出于曾子。自孔子没，独孟轲氏之传得其宗”，这个说法勾画出孔子——曾子——子思——孟子的道统延续脉络。二程亦肯定孔、曾、孟之思想为同一线索的发展，其言谓“孔子言参也鲁，然颜子没后，终得圣人之道者，曾子也。观其启手足时之言，可以见矣。所传者子思、孟子，皆其学也”。宋代心学大师陆象山同样推崇曾子，他说：“孔门惟颜、曾传道，他未有闻。盖颜、曾从里面出来，他人外面入去，今所传者，乃子夏、子张之徒，外入之学…… 曾子所传，至孟子不复传矣。”陆象山肯定“颜子既亡，而曾子以鲁得之”。由于得到理学、心学大师们的一致推崇，所以曾子传孔子之学的说法影响非常广泛。 曾子对于孔子思想的继承是全面的，在此只简略说两方面： 第一，全面继承孔子的道德范畴。 孔子是周代文化的集大成者，他上承西周文化，总结性地提出了诸多有恒久价值的道德概念，如仁、义、礼、孝、君子、士等等，这 些传统的概念经过孔子重新诠释和发挥，以新的内涵出现于世人面前，遂成为儒家学说中的精华，并且影响深远，垂及后世。在曾子的思想学说中，完全保留了孔子的道德范畴，并且有所发挥，如曾子谓： 晋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吾何慊乎哉？ 曾子将孔子道德范畴中的“仁”与“义”并举，直接开启了孟子 的仁义学说。再如曾子讲孝： 君子立孝，其忠之用，礼之贵。 曾子突出强调孔子道德概念中“礼”与“忠”的作用。再如，曾子有著名论断：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已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曾子极其庄重地道出了士人以“仁”为责任的豪迈气概。可以说， 曾子所运用的许多道德概念，其中蕴含的精神都深契于孔子的思想宗旨。虽然曾子学说中的道德范畴未能超越孔子思想体系，并且没有抽象和概括出新的命题，但是作为孔、孟两大思想高峰的中介，曾子思想却是当之无愧的。例如关于人们思考的层次与修身的本质问题，孔子曾谓“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以及 “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对于“非礼”之事，孔子提到视、听、言、动四者，但对于内在深层的“思”却避而不谈，那么，对于非礼之事能不能“勿思”呢？曾子则指出： 君子之于不善也，身勿为能也，色勿为不可能也；色也勿为可能也，心思勿为不可能也。 在这里，曾子不仅划分了修身的层次，确定了内在之心为思想的本质，并且明确提出“心思勿为不可能也”的论断。可见曾子较孔子 进一步肯定了“思”为修身的根本所在。但是，应当怎样思呢？曾子虽然有内省体察的修养学说，但却未上升到命题的高度。孟子沿着这一思路进行发挥，谓： 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 孟子提出了“心之官则思”这一著名命题，不仅如此，孟子还进一步提出思的原则—— “诚”。他说： 居下位而不获于上，民不可得而治也。获于上有道，不信于友，弗获于上矣。信于友有道，事亲弗悦，弗信于友矣。悦亲有道，反身不诚，不悦于亲矣。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其身矣。是故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 汉儒赵岐谓“是以曾子三省，大雅矜矜，以诚为贵也”。可以看出，曾子提出了实践与思的关系问题，并且主张从内心深处下工夫，儒家传统在曾子这里获得一次最有系统的整理与发挥。 第二，全面贯彻孔子“ 一以贯之”的方法论 在孔子思想体系中，“ 一以贯之”为其重要的思想脉络。《论语·里仁》篇载： 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此为曾子亲聆孔子讲述“一以贯之”。据《论语 ·卫灵公》篇所记，子贡也曾聆听孔子讲述“一 以贯之”之道： 子曰：“赐也，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对曰：“然。非与？”曰：“非也。予一以贯之。” 此为孔子教诲子贡以“ 一以贯之”之方。孔子一再提及“ 一以贯之”，可见此道于孔子而言当有深意在焉。然而，“一以贯之”的含义究竟是什么？孔子并未明言，故自汉以降，向为经生争辩之端，各家之说当中不乏持之有故、富于启迪意义者。 综之，孔子所讲的“一以贯之”,是其思想当中至关重要的方法论。这一方法论对于曾子影响极为深刻，可以说曾子学说体系的建立与之密切相关。 曾子的思想学说，可以概括为人生观、修养论、宇宙观三个方面，其中人生观（道德观）是其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曾子的人生观以孝为核心。曾子曰：“民之本教曰孝。”他将人生诸德穷究至于“孝”,以“孝”为人生道德的根本。归纳出这一思想核心之后，曾子并没有就此止步，而是以"孝"为基点进行演绎，使“孝”成 为一系列理论的根本，曾子说：“夫仁者，仁此者也；义者，宜此者也；忠者，中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礼者，体此者也；行者，行此者也；强者，强此者也”,以为仁、义、忠、信、礼、行诸德都可以从“孝”这一点派生出来。 在曾子那里，“孝”虽然早已突破了家内界限，但它却是由家内伦理这一点出发逻辑地推衍出诸种道德伦理，最终衍化为人生大法、宇宙之则。曾子将关于人事的孝道推论成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规律，此诚为反求诸己、知人知天的至高境界。由此可见，“孝”是贯穿于曾子人生观中的“一 ”。总之，曾子赋予孝基本原理的意义，强调孝是一切德行的基础，可是曾子又认为它并非一成不变，并非只囿于家庭内部伦理，而是由孝贯通人生诸理，提倡人们在实践孝道时由表及里、由此及彼、由近及远地遵照这一原理进行推论、衍化，将其施诸各种情况，由家内伦理一步步地扩展，不断触及、知晓、通达人生诸理和宇宙之理。因而，这个“一 ”(即孝)只是起点，其所通向的目标，则是成就君子博识万物的高远志向。 其次，关于曾子的修养论。这方面同样也表现出曾子对于孔子“一以贯之”之道的笃实。曾子修养论中独具特色的是他的修心理论。曾子虽然没有提出“修心”一词，未如孟子那样提炼出“存心”、“求其放心”、“以仁存心，以礼存心”等命题，但他反躬自省、内 察诸己的精神显然较孔子更为重视修心的作用。曾子所提出的 “吾日三省吾身”及“君子之孝，其忠之用”等理论，实肇开儒家修心理论的先河。 曾子的修心理论，强调主体意识及其能动性的作用，其实质是将修养的整个过程归究于心，以修心为修养的根本，认为修心对个体修养具有决定的意义，故曾子强调内心体验，在内心当中下功夫，使道德情操变为内心的自然流露。曾子谓“君子思仁义”，以仁义内化于心，显而易见，这是将君子的修身归纳于修心。不过，修心虽为修养之本，君子却不必拘泥于抽象的修心，而是由修心这一点起步进行演绎，将其施诸于人生各种具体情况：如在人己关系中，君子讲求孔子所提倡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忠恕之道；在对待朋友时，曾子认为君子应当深思“与朋友交而不信乎？”在孝敬父母时，君子必须以发自内心的忠爱敬事父母，曾子谓：“忠者，其孝之本与!”在问道习礼时，君子由内心反省自身，“传不习乎？”对待自己的职事，则无论是天子抑或是庶人皆须将其深纳于心，兢兢业业，努力以赴，曾子谓“天子日旦思其四海之内……诸侯日旦思其四封之内……大夫士日旦思其官……庶人日旦思其事”。可见，在曾子的修养论中，“心”为根本，由心出发可将修心之事演绎、渗透至人生的每一事项，由修心统率、会通人生修养的每一具体过程，并且由修心而最终成就“著心于此，济其志也”的理想境界。 总之，曾子所论修养过程是运用主体性原则，将修心贯彻到事事物物，修炼成为品格高尚的具有美好情操的人。显然，在曾子的理论 中，修心是修养过程中“一以贯之”的“一 ”，它贯穿于人的整个修养过程，由修心开始而抵达成仁成礼的至高境界，从而具有无穷的妙用。 可以说，正是凭借孔子这一方法论的启迪，曾子才完善了自己相合相谐的理论体系；“一以贯之”既是曾子的人生观、修养论以及其宇宙观的基本思路，又是贯穿于曾子思想的一条基本线索，是构成其学说体系的基本方法。（《曾子研究》·罗新慧） 而以“鲁”为典型特征的曾子，又“一以贯之”地，不负托孤之命，将思想毫无保留地传递给子思，再传至孟子。孟子受学于子思，子思受学于曾参，曾参是孔子的弟子。所以孟子思想源出曾子一派，后人又将孟子之学称为“思孟学派”。 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师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曾子、子思易地则皆然。” （《孟子·离娄篇下·第三十一章》）孟子说：“曾子、子思所走的道路是一致的。曾子，当时是老师，相当于父兄；子思，当时是卫君的臣，是小官。曾子、子思互换位置也会这样做。孟子的话，恰恰给了曾子和子思以最好的肯定。 子思，名伋，孔子之孙，儒家代表人物之一。《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生鲤，字伯鱼。伯鱼生伋，字子思。”“尝困于宋，子思作《中庸》”。《汉书·艺文志》曾著录《子思》二十三篇，可惜已经失传。子思上承曾参，下启孟子，在孔孟“道统”的传承中有着重要地位，而《中庸》一篇亦为儒家心性理论的主要著作之一。 荀子在《非十二子》中论子思、孟轲之学，谓：“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犹然而材剧志大，闻见杂博。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案饰其辞而祗敬之曰：此真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轲和之……”韩非子在其《显学》篇中论孔子死后“儒分为八”，“子思之儒”亦为其中一派。元朝文宗至顺元年（1330），又追封子思为“述圣公”，以后便被称作“述圣”。 曾子70岁，得病卧床不起，对弟子们说:“你们掀开被子，看看我的脚和手，都保全得很好吧。我一生正像《诗经》上说的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小心谨慎地以保身。从今以后，我知道身体能够免于毁伤了。” 灵魂与躯壳俱完美的曾子哦！ 一天夜里，病危中71岁的曾子，注意身下铺着一领花纹华丽光洁的席子，是当时鲁大夫季孙氏送给自己的。但自己未做到卿大夫，不应该铺大夫的席子，就招呼大家把席子换下来。还没等换上的席子铺好，曾子就去世了，享年71岁。 一生弘毅一以贯之的曾子哦！ 《论语·泰伯》有一段曾子的自白—— 曾子曰：“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欤？君子人也。” 曾子其唯君子乎？曾子真圣人也！放眼当下，其才学德识若曾子者，有几人也？彬宇先生诗言：千秋万代人为贵，华夏生生涌圣贤。现代儒学之传承，中华文化之光大，国家之崛起民族之复兴，正待曾子者流之圣贤君子也！ 张红星教授注： 八目：即《大学》八条目，诚意、正心、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 《诗说中国——中国精神之礼仪叁百图》为廖彬宇先生古体诗集，《礼记》云“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彬宇先生汇集历年吟咏往圣先贤及其事迹的古体诗365首，透过圣贤事迹来讲述中国故事，弘扬中国精神，发扬礼乐文明。该文献简单易记，大雅斯文，使圣贤精神能够让人口耳相传，深入人心。是坚定文化自信，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心血之作。既是歌颂古今贤哲，致敬圣贤，也是献礼新时代，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绵薄之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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