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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中国城市的诞生有两个源头，或者说存在着两大类城市，一是“行政区划的治所”，它的出现首先是因为政治和军事的需要，是为“城”；二是“州治府治县治以外的市镇，它们大多数不是政府主动设置的，而是基于经济因素而自然形成。一旦它们的发展达到相当规模，政府就正式在这些集居点上设市或镇，并派官掌理治安与行政”，是为“市”。赵冈将前者称为“城郡”，后者称为“市镇”[1]。 从中国的历史经验看，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总是起于村落、草市，但设置“行政区划的治所”，往往成为地方社会经济发轫的最强劲动力，也就是说，官制力量的介入乃地方兴盛的必要因素。
宁波三江口地区，在成为县或州级“行政区划的治所”之前，至少在汉代开始就有了星散的聚居村落，历次城市考古曾在汉晋墓葬中发掘到水晶、玛瑙、琉璃等非本土制品，显示此地在汉代起与海外的贸易已相当频繁[2]。 在宁奉平原[3]（鄞奉平原），如以今奉化江-甬江为界，早期的三大古县句章、鄞、鄮中，句章在其西（今江北区慈城镇姚江北侧的城山渡以东[4]），鄞、鄮两县在其东（今奉化白杜和鄞州宝幢），都远离三江口（见图一）。
东晋隆安四年（400）五月，孙恩袭破句章古城，而刘牢之部将刘裕在后来的宁波西门外“筱墙保卫反击战”中取得成功，孙恩败走。翌年，刘裕鉴于城山渡的县城已毁，遂将句章县治迁于此，或许其筱墙内（今筱墙巷以西）的营垒行辕，便成了句章县的官署[5]。 推测句章县署在后来的接官亭附近（今中山西路北侧文化路与鄮西巷之间，下称接官亭址）[6]。 由兹以降，王朝的官制力量开始介入三江口地区的社会经济进程。 隋开皇九年（589），并句章、鄞、鄮、余姚4县为句章县，隶吴州（后隶越州）。这是将除了萧绍平原之外的宁绍平原大部，都归并入一县了（下称大句章县）。这从另一侧面也反映了晋隆安以来的官制力量对绍兴以东的海角边鄙地区不够重视，实际上也缘于南朝宋齐梁陈各小朝廷板荡不定、兵荒马乱，无暇致力于农商城乡建设，因而在宁绍平原大部地区的政治、经济影响相当薄弱的事实，甚至有县无官的情形恐怕也是常态。同时也可以说，直至隋亡，三江口地区还处于村落与草市的自然经济阶段。
但到了唐代，情况开始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武德四年（621），废大句章县，余姚划归新置的姚州，而以原句章、鄞、鄮3县地置鄞州。 如果我们推断，这个鄞州州署置于被废大句章的县城或者沿用了大句章的原县衙门（即接官亭址）[7]，应该是合理的。毕竟，鄞州所辖区域只比大句章县少了一个余姚，她实在不必另起炉灶。况且，当时那种下不设县的州，除鄞州外还有不少，清高宇泰的《敬止录》认为这是大唐对新归附的地方势力所实行的升县为州以示羁縻的权宜之策[8]，故而当时不可能拨款新建州署。 四年后，废鄞州，改置鄮县，“仍移理句章城”[9]，也就是说，鄞州、鄮县仍以刘裕的句章县署为官衙。 显然，这是个大鄮县，她全盘继受了鄞州在四年里积攒的并不丰厚的遗产，但与古鄮县相比，无论疆域、区位，已不可同日而语，又何况，大鄮县处在伟大的唐朝时代，她当然也有着高远的抱负。 贞观十年（636），鄮令王君炤治理县南二里之小湖，首开三江口地区治水之先声[10]。 显庆四年（659）九月十六日夜半，日本第四次遣唐使副史津守吉祥所乘使船，意外抵达东距县署约3公里的三江口，鄮令按朝廷的规定，护送津守一行到越州府[11]。这是宁波在历史上第一次亮相国际舞台，也可视为宁波开港元年；同时，这恐怕也是唐皇首次正眼注意到鄮县。 圣历二年（699），鄮县令柳惠古将鲍郎庙从古鄮县的鄮山之东徙至镇明岭，是为今存之灵应庙（于宋崇宁二年即1103年敕改庙名如是）[12]。
开元二十六年（738）七月十三日（8月3日），江南东道采访使齐澣奏准，分越州立明州，析鄮县为鄮、奉化、慈溪、翁山4县，隶于明州，明州隶于江南东道；齐澣又“招（润州，今镇江市）还流人五百户，置明州以安辑之”[13]。 公元738年的置州与移民，吹响了大唐正式开发浙东山海的号角。 新置明州的疆域，除了大鄮县的陆地，首次设县（翁山）以管辖海上诸岛（即今舟山市），显示了唐王朝的磅礴气象。同时，明州沿用了原大鄮县的衙署，而让新鄮县另觅驻所，应属顺理成章。而新鄮县的官衙驻地之设，则当与安置500户移民的大事一并考虑。 冻国栋先生认为，玄宗开元中期以后，相继推行了召募“客户”、“浮客”于边州安置和屯垦的办法，并随着军事制度的演变，改府兵轮番上役为长征健儿，诸军健儿所召为诸色征行人和客户，他们可以携带家口同住边州，进行屯戍[14]。据此，齐澣所招的润州“流人”，或即上述之“客户”、“浮客”者。天宝十一载（752）江南道户均人口为5.52人[15]，想来此前十几年的开元年间同一数据变化应该不大，因此，这500户移民约有2750人[16]，这恐怕是宁波地方史上官方组织的移民规模最大一次，这为浙东海濡之地的开发拓殖新增了生力军[17]。唐朝实行均田制，授民户田分永业田（世业田）与口分田两种，比例为二八开，前者20亩，后者80亩，永业田可继承，而口分田在身死后收入官，以便向新出现的丁男等再授田；另有官吏授田。又按人地关系，分为宽乡与狭乡，宽乡可授足，而狭乡减宽乡之半[18]。 由于唐代前中期的地方史料奇少，迄今未能明了均田制在鄞州-大鄮县时期的实行情况，但无论是时明州究为宽乡或属狭乡[19]，对这些屯戍移民户应该授田则是肯定的。而且还可以推测，这500户的落户、授田区域不会全部集中在附郭鄮县[20]，有部分很可能会分到州辖其他县。 按理，谁都想落户在州县治所的周边，但官署是区域经济中心，其邻近往往无闲田可授。自刘裕将句章县治迁到接官亭处以来，周边仰赖罂脰湖（后称广德湖）的灌溉，使此处成为三江口地区农业最早发达起来的区域。当年的例外，恰恰是离州治不远的东面三江口高地，——由于地势高，不但灌溉不易，而且冲盐刷卤、淡化土壤也谈不上，可以想见，直到开元中期，高地区域尚未得到开发。 于是，鄮县令王叔通[21]首次登临三江高地，将县署迁至今鼓楼一带，同时将部分移民安插在姚江-奉化江一线之高地两翼，授田垦殖。 关于开元鄮县署，南宋宝庆《四明志》说：“旧经云，县在府子城之东二百八十步。城周回四百四十步。其实非有城郭，特县治之基周回若此尔”[22]。五尺为一步，唐尺合今0.295米[23]，故280步合今413米。今蔡家巷即原子城东墙，向东400余米，即相当于今国医街，猜测此为鄮县署的西墙（宝庆志说得很明白，此处只是县署，非县城。故曰西墙），县署“周回四百四十步”，如为正方形，则鄮县署的面宽为110步，即162米，也就是说鄮县署的东墙相当于今平安大厦东边的小路，现在的开明街正相当于对着鄮县署的正门，此处就是宋时的开明桥北[24]，今中山西路北这的开明街两侧（下称开明街址）。 开明街址成为鄮县署，明代三志认为在长庆迁州治时[25]，而徐兆昺则认为在早先的大历年间[26]。现在看来，此处设县署当在设州之开元二十六年（738）。 也就是说，开元设州后，明州署在接官亭址，鄮县衙则迁至开明街址。
这里有必要对“三江口高地”这一概念作一解释。 （一）旧文有曰：
明为州，濒海枕江，水难蓄而善泄，岁小旱则池井皆竭。（南宋乾道《四明图经》卷一）
鄞，泽国也。潮江贯其中，分东西两戒（域），……地势中高外卑，一泻立罄。（光绪《鄞县志》卷六·水利）
“水难蓄而善泄，岁小旱则池井皆竭”，正是高地的特征。这块“地势中高外卑”的高地，以今甬江-奉化江为界，分东西两翼，其西翼，相当于后来罗城所围区域，亦即鄞县城厢。 （二）三江口高地，又称“三江高地”，大概是周时奋先生2008年前撰写的“宁波博物馆陈列大纲”上首次提出的。
三江汇流处有一块高地。余姚江、奉化江和甬江的三江汇流处，1500年前是茫茫海涂中的一块高地，其平均海拔约比滩涂高2米左右，最高处约在今宁波南城区的祖关山。[27]
这是说整个三江高地的高程比周边（如后之鄞西地区）高约2米，其中心地带的制高点，则为灵应庙所在的镇明岭（见图二）。
（三）从历次城市考古的成果，也可以看到，凡发掘到唐以前文物的遗址，基本上处在姚江-奉化江（江北湾头、乌龟山，江东周宿渡、道士堰）一线到南郊大禹王庙、祖关山，西门口、西河街这一大致闭合的环线之外[28]（见图三）。与此形成明显对比的是，唐宋遗迹富集的区域则处于三江口附近余姚江西南岸和奉化江西岸的濒江地带[29]。因此，这条闭合环线就是三江高地的大江以西部分，即所谓“潮江贯其中，分东西两域”之西翼，而西门口、西河街正处于三江高地的西缘[30]。这说明高地西翼在唐之前未得到官制力量主导的垦殖。
（四）据魏岘说：由它山堰、南塘河而来的水，可穿城而过，“出西城望京门，由望春桥接大雷、林村之水，直抵西渡。其间，支分派别，流贯诸港，灌溉七乡田数千顷”[31]。此中的“大雷、林村之水”，实为罂脰湖（即后之广德湖）之水[32]，这反过来也说明，原来的广德湖之水未曾东流抵西城，而南塘河之水却可以西漫入七乡。但魏岘此述，已是北宋时它山堰之情形，建中靖国元年（1101），明州监船场宣德郎唐意（字居正）“复累石于其上，以遏入江之羡流”，但“二年复涸”，崇宁二年（1103）签幕丞议郎明州人张必强，邑大夫宣议郎龚行修，“询其父老，相其利害，增卑以高”[33]。如此数番“培其堰堤”后，它山堰的堰顶高度由唐时的2.40米提高到宋时的3.05米（见图四）[34]。这样，它山之水才得以替代广德湖而成为鄞西七乡的重要灌溉水源。也就是说，唐代时，鄞南与鄞西可能是两片独立的灌区，前者靠它山堰而后者仰广德湖，只有提高堰顶而提升水位，它山之水才能穿越三江高地而将鄞南鄞西连成同一灌区。但毕竟它已成强弩之末，无法遏制广德湖被废后鄞西土壤之退化，最终带来“地要买东乡”的结果。
总之，它山之水经宋代加高它山堰后才得绕城而折西之现象，提示着高地的存在。 由此不难领悟：“三江高地”是一个相当出彩的概念，它既是对一千多年前宁波老城区“中高外卑”的地势之高度概括，也可以用来说明为什么自东晋隆安五年（401）以来，句章、大句章、鄞州、大鄮县的县治近在咫尺，而三江高地仍要苦等三个多世纪而后起之原因。
三江高地西翼，初名“浃口”，始在史籍中出现时，为军事要地。
句章城既卑小，战士不盈数百人，高祖常被坚执锐，为士卒先，每战辄摧锋陷阵。贼乃退还浃口。（《宋书》本纪第一）
五年，孙恩复入浃口。高祖戍句章，贼频攻不能拔。敬宣请往为援，贼恩于是退远入海。（《宋书》列传第七）[35]
《宋书》撰于齐永明五年（487），可见“浃口”之名在东晋时已经出现。 现在一般都接受南宋乾道《四明图经》的说法，认为“浃口”意为通海的江口，指的是今甬江口。 但东晋时，“浃口”是否确指今镇海甬江口，实际上不无疑问。从“贼乃退还浃口”“孙恩复入浃口”来看，“浃口”当为孙恩进攻句章的基地。设若“浃口”果真在今甬江口，则直线距刘裕的“筱墙”达20公里以上，而史籍上常说镇海距郡城六七十里。在冷兵器早期时代，相距如此遥远的攻守双方之间能发生什么样的战斗？ 孙恩之后七十年，“浃口”又一次出现。
初，临海亡命田流，自号“东海王”，逃窜会稽、鄞县边海山谷中，立屯营，分布要害，官军不能讨。明帝遣直后闻人袭说降之，授流龙骧将军，流受命，将党与出，行达海盐，放兵大掠而反。是冬，杀鄞令耿猷，东境大震。（南朝宋泰始）六年（470），敕山图将兵东屯浃口，广设购募。流为其副暨挐所杀，别帅杜连、梅洛生各拥众自守。至明年，山图分兵掩讨，皆平之。[36]
亡命之徒“东海王”招而不安，杀了鄞县（时在奉化白杜）县令，可见田流之流时在今鄞南一带。周山图的攻防基地是“浃口”。如果当时的“浃口”指还处于不毛之地的镇海口，那他防守的目标与意义何在？又将向谁“广设购募”？鄞县已经沦陷，周山图所应保卫的是句章县，所谓“将兵东屯浃口”之“浃口”，只有解为三江口才说得通，因为三江口正是在句章县之东，布阵于此，攻防两宜。就像孙恩将进攻刘裕的筱墙的基地设于此地一样，进退有据。 这两则史料也提示，在三江高地西翼得到经济开发之前，它曾是一个不错的军事要地，而地成兵家之所争，往往是城市诞生的催生因素之一。 因此，尽管后世（乾道图经）对“浃口”意义的演绎理解可以接受，但东晋（400）、南朝（470）时的“浃口”，应该是指三江口，此距“筱墙”2.5公里左右。 “浃，洽也，从也”（《说文解字》），故可解为今奉化江、姚江相从由甬江入海之情形。所以，如果当年有“浃江”之名，也是意为三江总称。 今温州平阳有“浃口村”，处于两条宽仅20米左右的小河交界处，现东北距入海的飞云江6公里，东南距海5公里以上。因此，将“浃口”解为“通海江口”，恐怕未必确切。
永明二年（484）冬，宇之聚党，遂陷富阳。至钱唐僭号，置太子。贼遂据郡，又遣伪会稽太守孙泓取山阴。时会稽太守王敬则朝正，故宇之谓可乘虚而袭。泓至浦阳江，而郡丞张思祖遣浃口戍主杨休武拒战，大破之。[37]
富阳人唐宇之作乱于富阳一带，他所派遣的伪会稽太守孙泓企图取会稽郡城，在浦阳江为杨休武所败。杨休武的官职是“浃口戍主”，如果这个“浃口戍”在宁波三江口或是镇海口，那么，等杨休武接获会稽郡丞张思祖的命令再提兵起程赶赴浦阳江回防，一定来不及。所以，这个“浃口戍”必定在浦阳江一带，与宁波三江口或镇海口无关。 南朝时，“浃口”再一次在史籍中出现。陈天嘉四年（563），陈文帝在剪除了闽人陈宝应的盟友留异、周迪两股势力后，派都督章昭达由陆路、益州刺史领信义太守余孝顷由海道，两路夹攻陈宝应，时尚书陆琼（伯玉）作“下符讨陈宝应”檄文，中有“蝥贼相扇，叶契连踪，乃复逾超瀛溟，寇扰浃口，侵轶岭峤，掩袭述城，缚掠吏民，焚烧官寺，此而可纵，孰不可容”等语。
是时东境饥馑，会稽尤甚，死者十七八，平民男女并皆自卖，而晋安独丰沃。宝应自海道寇临海、永嘉及会稽、余姚、诸暨，又载米粟与之贸易，多致玉帛子女，其有能致舟乘者，亦并奔归之。由是大致赀产，士众强盛。
据此，陈宝应的割据范围的确曾及浙东，但却时在陈文帝讨伐前之十三年，所谓“是时”即梁大宝元年（550）。但由上引文看，与其说是作乱，毋宁说的是笼络，如果“寇扰浃口”指的是这事儿，恐怕挨不上。于是檄文声讨的可能是陈宝应的盟友留异与周迪，但周迪势力在江西；剩下的只可能是留异，而留异似乎活动于东阳、钱唐一带[38]。如此，则“寇扰浃口，侵轶岭峤，掩袭述城”可能历数的是这个同盟的合罪。“岭峤”、“述城”两地名至今似乎依然无考，因此，“浃口”是否一定指今天的宁波、镇海一带便也难以肯定。退一步说，即使“浃口”泛指浙东，那也应该是句章县东的三江口，而不可能是当时荒无人烟、无民可扰的镇海口。 如今所见文献最早提及“浃口”者，是三国时的韦昭。唐杜佑撰《通典》时，曾引用了韦昭的说法：
鄮。汉句章县，故城在今县西。鄞县，故城在今县东南。越王句践平吴，徙夫差于甬东，韦昭曰：“即句章东浃口外洲”。鄞音银，亦汉鄮县地。[39]
杜佑（735-812）所撰的《通典》，成书于唐贞元十七年（801），他对“甬东”之释，可能采自三国时韦昭（204-273）的《吴书》，但今存《三国志·吴书》中未能检得“甬东”一词。韦昭认为“甬东”是一个“洲”（洲，通州。水中可居者曰州），处于“句章东浃口外”，一般解其意为指今舟山岛。后汉三国时句章在城山渡，更东边是时在宝幢的鄮县，按空间距离说，古鄮县离今舟山更近，韦昭为什么不说“鄮县海外”呢？推想是因为古鄮城抵海当时未必有路，而且还可能有大片滩涂阻行；以交通条件说，指出可达水路，则更为明确：“句章”在姚江边，乘舟沿江向“东”到“浃口”后，往“外”而不是向古鄞县方向的“里”，即可达“甬东”。所以，将韦昭的“浃口”理解为三江口，也是说得通的。考虑到当时的语境（镇海口尚未得到经济开发），这一解释更合乎情理。 目前尚未检得北宋之前将“浃口”与唐元和年间所设的望海镇、后梁开平三年（909）所设的望海县（或又有静海镇）联系在一起的文献。现今所见将浃口径自解为今镇海口的，是南宋乾道《四明图经》卷四：“定海县，盖海壖之地，本会稽郡鄞县之静海镇。晋安帝时，孙恩寇上虞，刘裕出戍句章，贼退还浃口，即此地也”。但既然“浃口”的地名至少从东晋时就已经存在、并且是指今镇海口的话，那么当唐五代在今镇海设立军政机构时，为什么没人直接说“于浃口置镇”之类呢？
明州设立之后，以鄮县令和润州移民为先锋的开发者们，在朝廷与刺史的支持下，三江高地的开发步伐大大加快，州学（738）、开元道观（738）、开元寺（740）、太平兴庆寺（740）、天庆观（743）等相继兴建。这些土木之工的完竣与投用，加上此前香火不断四十多年的灵应庙，实际上反映了三江高地已经集聚了相当数量居民的事实，说明此地已经初具城市的景象。 看来开发者们自始便意识到，三江高地西翼并不适合于农业垦殖，但将之作为城市来建设，则无疑是一块风水宝地。 鄮县令陆南金因此而于天宝三载（744）首次将治理水利的目光，投向大江以东的“西湖”（后名万金湖，即今东钱湖）。 天宝十一载（752），三江口码头又迎来了日本遣唐使，4艘约400人至。这一次，明州刺史直接就把使者们诣长安、谒唐皇的涉外手续给办妥了[40]。 至此，明州郭下鄮县，城市的行政、教化、经济和社会生活的组织功能大为完备。
宝应元年（762）发生袁晁之乱，曾进占明州。或许是时，明州署曾被毁。于是，明州署大概在大历六年（771），东迁到了今中山西路北侧的布政巷附近（下称布政巷址）。 之所以猜想如此，是因为： （一）《元和郡县图志》说：“句章古城在州西一里”[41]。而布政巷址西距接官亭址约530余米，正合唐大里1里。自东晋隆安五年（401）以来，句章、大句章、鄞州、大鄮县和明州历代官署，一直都在接官亭址不曾变动，即所谓“仍移理句章城”。但到了元和志，却出现了“句章古城在州西一里”一语。是志编撰成书于元和八年（813），故可推断明州署在738-813年间的确东迁了1里。
（二）所以猜测明州迁署于771年，是因为该年废翁山县。南宋乾道《四明图经》说“海寇袁晁作乱于翁山，而鄮久弗能复，乃移治鄞”[42]，这是宁波地方史上“大历移治”说法的来源。但细究起来，此语多有抵牾，至少袁晁之乱于次年即被敉平，“久弗能复”并非确论[43]；另外，敉平袁晁之乱的责任主体当为明州，而非鄮县。从后来翁山县域归鄮县管辖这一事实看，贴切的说法应该是“州复翁山，乃移治鄮” （三）明州迁署在乱后9年，似乎于理不通。但其实，当年兴建官署，如果不是朝廷拨款，恐怕的确颇费时日。比如，南宋建炎四年（1130）金兵毁明州城，鄞县官署于9年后的绍兴九年（1039）才在旧址完成重建；元至大二年（1309）倭商焚官署与民宅，鄞县直到1325年才重建廨舍[45]。因此，如果乾道图经将撤翁山县和明州移治两事混同而说，那么事过9年，明州官署才易地重建，也是合乎情理的。
大历十二年（777）在原鄮县署附近建纯孝庙[46]（即后来的纯德庙，又称董孝子庙），它与早先的鲍郎庙一起，构成了宁波地方文化认同中的两大观念，即民应如董黯，官当为鲍盖。 在整个唐朝时期，三江高地有城的历史86年（821-907），有郭（罗城）的时间不到十年（898-907）[47]。以坊市制为特征的唐代城市管理制度，在有城无郭的状态下，恐怕没有推行的条件，现存历代方志中出现的纯孝坊、千岁坊、开明坊、富荣坊、行春坊、迎凤坊等里坊，乃至市心桥之官市，大概是宋代时才出现的[48]。因此，宁波城市在发轫之初，就出现了庙社，意味着三江高地居民的社会生活方式，越过官方管制（坊市制）阶段，而由乡村宗法治理模式直接跃进到城市公共治理模式，庙社在奠定社区居民自治管理的基础——地方文化认同当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必须指出，“庙社”之“庙”，非指儒释道之孔庙、佛寺和道观等庙宇建筑。民国《鄞县通志》上说：“今之庙，即古之社也。古者，人民聚落所在必奉一神以为社，凡期会要约，必于社申信誓焉。故村社之多寡，即可觇其时民户之疏密，……神庙多处，其民居亦盛，村落凋亡地，其神庙亦多废圮，于此亦可考见地方今昔兴衰之故。盖神社虽亦属迷信之一，而其起源则与僧寺、道院绝殊，不可不表而出之也”，诚为的论。 元和九年（814），鄮令建县学和孔庙在县署之东[49]，它与州学一起，为鄮县乃至明州的平民铺设了由科举而晋身的道路。 庙社、寺观、儒学，一座中国城市应有的精神象征设施，已于公元9世纪初，在三江高地完成了基本建设。
鄮县署于738年进驻三江高地以来，“相土尝水”，不断探索“因地制宜”的规划思路，根据这里的“处平易之都，据四达之地”[50]的区位优势，最终确立了将三江高地西翼建设为明州新城的开发方针，经七八十年的持续努力，一座富有活力的崭新城市已经出现在宁绍平原。当此之时，上官们坐不住了，再也不愿局促于新鄮县城西边的“卑隘”之地。 长庆元年（821）三月，浙东观察使薜戎奏请朝廷时说，“明州北临鄞江，城池卑隘，今请移明州于鄮县置，其旧城近南高处置县”，朝廷批准了这一要求（“从之”）[51]。南宋方志则记为“移明州于鄮县置”，“易县治为州治，撤旧城筑新城”[52]。此乃宁波地方史上“州县治所互易”之说的缘由。 这里的“旧城”，究竟是指州旧署（布政巷址），还是指鄮县腾让的旧署（开明街址），实际上是不清楚的[53]。如是指前者，则有互易之说。但如是指后者，意味着明州署迁入鄮县署，而鄮县可在腾让的开明街址“近南高处”另觅场地“置县”；如此，则实为州县治所同迁，而非州县治所互易。 鄮县或鄞县作为附郭县，历来有为上司腾让官署的传统，如果不算上738年新鄮县让出了原大鄮县的官署（接官亭址）予明州，那么唐长庆州县治所互易就是开天头一遭。之后，元至大二年（1309），鄞县将才重建一新四年的开明桥北县署让给了浙东海右道肃政廉访司分司；元末，方国珍据郡治为行省，至正二十二年（1352）命鄞县宋礼由子城西移治于行春坊（今第一医院附近）；1950年，鄞县将县前街的县府让给了宁波市府[54]。 这里还必须对薜戎奏折中的“鄞江”与“城池卑隘”的意义作一厘清。 作于太和九年十一月八日（835年12月1日）的《唐故盐铁转运江淮留后勾检官文林郎试太常寺协律郎骑都尉解君墓志铭并序》一文中，有“殷公作鄞江守”“余承命鄞川守”“不料殷公薨于鄞川”等语[55]。 陈正言作此文时，距鄞县被撤并（589）已246年，距鄮县更名为鄞县（909）尚有74年，也就是说唐时的明州辖下，没有“鄞县”，从而不可能如后世那样因县名江，如“奉化江”、“慈溪江”；而且，也不可能以古鄞县（署址在奉化白杜）来命名奉化江，因为古鄞县只在奉化江的流域内，却并不傍江，在后梁开平三平（909）前，奉化江的任何干流、主流和支流被称为“鄞江”是不可能的。 实际上，唐代时“鄞江”之“鄞”，恰恰指的是本朝（唐）初年曾置的鄞州，而现在的奉化江、余姚江和甬江这三江正处在唐初鄞州的境内，因此，唐代时的鄞江、鄞川，正是如今宁波三江的总称。 如此，浙东观察史薜戎奏请迁移州城时所说的“明州北临鄞江，城池卑隘”云云，就非常易于理解了：文中的“鄞江”是唐时的概念，指包括今姚江在内的三江，不可以宋时“鄞江”的称呼来附会。处于布政巷址的州署，北偏东距今姚江西南岸仅1.6公里（约在北斗河东北，后建北郭堰方阻姚江之水），而唐时姚江未建江堤，咸潮南侵而距州署更近，此即所谓“明州北临鄞江”之意；又，州署所在之处，为鄞西水网地带，犹如前述，其地面高程低于三江高地西翼，故曰“城池卑隘”。 据《宝刻丛编》：“唐移州城记，唐韩杼材撰，韩泉正书并篆，长庆二年岁次壬寅立”[56]。照此看，韩杼材（字利用）所撰“移州城记”（宁波历代方志均称之为“移城记”），还曾刻碑，碑石于南宋编纂宝庆志时还在，并著录为“移城记，唐推官韩杍材撰，在签厅”[57]。但历代方志似未录“移城记”全文，只见有“功大而民不知役，费广而用不厉民”[58]之语，可见造州城之费来自朝廷拨款，而非就地征役课赋。移城碑立于长庆二年（822），说明州城建设工期起码有一年。在这过程中，明州署当在开明街北的原鄮县署过渡；至于鄮县，暂且到布政巷址的原州署办公，从而形成“州县治互易”的现象。作为安慰与交换，观察使和刺史在鸠占鹊巢同时，奏准鄮县可以在“州旧城近南高处”新建官衙。但鄮县也不愿意再回到“地形卑隘”的“州旧城”，最终还是回到了开明桥北，或许趁机翻新了县署公宇[59]。 刺史韩察所建之城，周长420丈，南建谯楼（即今鼓楼，又称海曙楼），北置州衙，民居城外。严格说来，此城当称为州城。仅当乾宁五年（898）黄晟建了罗城之后，才可以称为子城。
州城完竣、县署新葺之后，明州与鄮县同处三江高地西翼。紧接着，这块神奇土地上的官民，开始了她演绎个性的戏份：灵桥、它山堰、国际港口。 （一）灵桥
四明，泽国也，大湖漫其西南，大江带其东北”。[60]
奉化江自南来限其东，慈溪江自西来限其北，西与南皆它山之水环之。[61]
这说的，就是三江高地西翼、后鄞县城厢的地理格局。 据南宋乾道《四明图经》载，明州刺史殷彪初架浮桥时，选址在后来的东渡门外，即今江厦桥两堍。
鄞江跨江浮桥，在县东南二里。旧曰灵现桥，亦曰灵建桥。唐长庆三年（823）刺史应彪建。太和三年刺史李文孺重建。初建桥于东渡门三江口，江阔水驶不克成，乃徙今建桥之地。经始桥基，云中微有形，弯环如虹，众以为异，因建桥于其下。[62]
这是中国潮汐江上第一座浮桥。未几，因此处江面过于宽阔，又太靠近三江口，水文复杂，且管控浮桥经验不足，乃移设于今址。 过河跨江，简便易行且成本低廉的交通方式，无疑是船渡，一劳永逸之法则是建造固定桥。而浮桥，无论是方便舒适程度、投资额，都介于船渡与固定桥之间，但桥梁的日常维持所需，则远超乎津渡与固定桥，尤其是像灵桥这种处于潮汐江上的浮桥，事功与耗费，更甚于普通季节河的浮桥。因此，浮桥之设，大多是一种短期的、临时的和过渡性的交通措施，时过境迁之后，浮桥便被拆除；过河需求足够强劲，浮桥自然会升级到固定桥。 灵桥虽不是中国最早出现的浮桥，却是中国第一座建于潮汐江上的浮桥，而且存续时间最长[63]，竟然化了1113年才完成向固定桥的过渡。其所以如此，技术上的原因是决定性的，也就是说20世纪前的工程技术，无法克服在水流湍急的潮汐江上的造桥困难。 需要长期而持久的人力物力投入以维持其正常运营的浮桥，在唐代中晚期就出现在几乎无法建造固定桥的奉化江上，反映了当时过江交通的需求已经相当旺盛，哪怕沿江再设渡口、再加渡船也满足不了，故而愿意担不匪之赀以兴建与养护一座过江浮桥。 还须予以注意的是，殷彪兴建了浮桥后，还录得大和三年（829）刺史李文孺曾经修桥一次，另可推断七年（833）刺史于季友也修桥一次。这说明，灵桥，并非为某种临时之事而建，更不是某位刺史好大喜功、心血来潮的结果，而实在是当年城市经济似乎已然发达到必须向东拓展空间的地步。 三江高地才开发了85年（738-823）就觉得空间逼仄了？即便如此，为什么必须东扩？ 向西是不行的，何况从句章迁治（401）以来，历朝县署包括明州经营了420年（401-820），三江高地以西的卑隘之地（即后来的鄞西），顶多因水利工程的成功而改造成为了农田，但在城市建设上依然乏善可陈。 向北，同样需要架设浮桥，但收益前景不如江东，是不难判断的，因为江北是姚江与甬江围合而成的半岛形陆地，发展余量不大不说，其田地受两江之咸潮夹击，治理难度更大，况且当年其中还有已经退化为沼泽的雁湖。 向南，则近有月湖、日湖阻隔，远有小江湖、奉化江限界，情形比鄞西好不到哪儿去。 江东，是三江口高地的东翼，它因此比鄞西少受咸潮困扰，又可引东钱湖之水灌溉，土壤肥沃，所谓“儿子要亲生，地要买东乡”之谚，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推想在明州设置以来在润州移民的开发（738）下，以及受惠于陆南金治西湖的水利工程（744），此地的农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既如此，那鄮县和明州又为什么不再沿着自接官亭（东晋句章）-布政巷（长庆前明州）-鼓楼（长庆后明州）-开明街北（开元鄮县）这条城市发展时空轴，继续东进呢？ 浮桥初设时的桥址，即今江厦桥址，正处于这条城市发展时空轴上的一个关键性节点。这个节点，最早是由船渡来打通的，而壮心老骥的刺史殷彪[64]也的确想用浮梁来链接，以继续这座新兴城市的东进步伐。 在此，必须指出这条城市发展时空轴的神奇之处，——2014年迁入东部新城的宁波市政府新址，就在这条从东晋射出的直线上！更神奇的是，被疑为古鄮县治所在地的宝幢同谷口[65]（今为宝同村），居然是这条直线的东端点！而大唐从621年的鄞州署开始，就沿着这条城市发展时空轴登临三江高地的，才85年功夫就挺进到了三江口，殷彪之所以将中国潮汐江第一条浮桥架设在这条直线上，或许意味着先哲们胸中早已有了一张宏伟的蓝图，——向东，与最古老的贸邑汇合！越岭，呼唤未来的大港问世（见图五）！
可惜，浮桥难以在宽阔汹涌的三江口（A）立足，殷彪只得按捺住雄心，在神霓灵虹的喻示下，将浮桥移设于南退近一里的江滨（B）[66]，浮桥因名灵现桥，又名灵建桥，简称灵桥。 但灵桥易址，对明州城市规划理念的改变，却是相当深刻的。三江口造桥失败，止住了盛唐明州东扩的进程，而易址于灵桥门外，浮桥则成为维系城厢与江东之间人流、物流的沟通设施，它的前提是城厢与江东的区域分工，江东是保障城厢居民生活的农副产品物资供应基地。这种理念贯彻千年的结果，可以从1883年的《宁波府城图》上看出来，——尽管灵桥架设已经1060年，但江东的城区建成面积依然小得可怜，并且是以百丈路为主干向南北两侧生发（见图六）；到了上世纪60年代，从航拍地图上看，情形并无根本性的改观（参见图二）。也就是说，今址灵桥，并非是城市面积扩张的举措，而是保持城市内在繁荣的手段。
大唐明州东扩不能的另一大重要原因恐怕在于水，特别是饮用水。太白山之水不如鄞西山区丰沛，而引东钱湖作为城市饮用水，尤其在唐代，困难不是一般的大，而且江东没有像城厢那样有日月二湖，即使宋元明清通了数条塘河，但江东地方有源无蓄，还是难以保障饮用水的稳定供应。 江东的饮用水问题，已经让当年的官民意识到它对城市人口容量有着显著的制约作用。这其实也是古鄮县（原处于宝幢）在隋开皇九年（589）被撤并后再不能复治鄮山之东的最主要原因。在当年的经济技术条件下，三江高地的东翼，只能作明州城的谷仓菜圃，却不能如西翼那样当作城市用地来开发。 三江高地东西翼之间的地域分工格局在公元9世纪初即已形成，并持续了1100多年，这是灵桥之所以成为中国存续时间最长的浮桥的原因所在。 （二）它山堰 灵桥问世之后，三江西翼高地的城市功能更加完善，州城周边遂集聚了大量的人口，十年不到，居民的饮水成为一个必须解决的大问题。于是，鄮县令王元暐在太和七年（833）兴建的它山堰，也像灵桥那样，泽被桑梓千百年。 它山堰，其实是一项具有阻咸、蓄淡、灌溉、泄洪及引流入城等功能的综合性水利枢纽工程，堰址位于樟溪入鄞江水口的它山傍，其上游汇水山区面积达348平方公里。筑堰之前，“溪通大江，潮汐上下，清甘之流酾泄出海，泻卤之水冲接入溪。来则沟浍皆盈，去则河港俱涸，田不可稼，人渴于饮”[67]。堰成之后，涝则七分水入于江，三分入河，以泄暴流；旱则七分水入河，三分入江，以灌以饮。王元暐更在下游江河交接处设乌金、积渎、行春三碶，涝时开闸泄洪，旱时顶潮纳淡。 樟溪之水经它山堰引导，由南塘河入日月两湖，再经支渠网络全城，供居民饮涤之用，又出西门，与广德湖汇流，合溉鄞西七乡。 王元暐的它山堰，堰顶高程2.40米，堰下水面高程1.10米（见图四），可见它山堰将入河之水的水位最大提升约1.30米。这一高差，可使得三江高地的地表河渠水位提高得恰如其分，达到了先哲所设想的“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之治水境界。这是王元暐“历览山川，相地高下”的结果。它山堰这一高程设计，以及下游配套三碶的建设，保证了南塘河及城中河渠湖泊水位的稳定，无论亢旱淫雨，“此水岁可恃以为常”，而全天候水位的恒定，是传统城市饮用水工程的圭臬。 （三）国际港口 州治迁到鼓楼之前，日本遣唐使舶抵明州三江口共三次，前两次已如前述。第三次是贞元二十年（804），日本第十八次遣唐使第二船抵达明州，朝廷准许27人入京进贡，副使石川道益等留住明州（其间石川身死）。二十一年（805）二月六日，唐皇下诏赐给在明州留住人员每人绢5匹，日本使舶自明州港归国[68]。 日本承和五年（838。即唐开成三年），是日本遣唐使第19次，也是最后一次。此后的839-907年间，录得唐日间商船往来37次，其中唐赴日24次，又其中记有出发港的10次，又其中出发港为明州的6次；另有一次是日赴唐，明确记载到达港为明州。日方记载的明州海商最早一次到日本，是会昌二年（842）李邻德由明州赴日，最后是咸通六年（865）李延孝从望海镇（即今镇海）东渡[69]。期间的大中元年六月二十二日（即公元847年8月6日），明州海商兼造船家张支信从望海镇出发，仅三个昼夜便抵达日本值嘉岛那留浦[70]，创造了唐代渡日的最快记录，之后的宋元明清各朝似乎也无超乎其右者。 这就是说，在明州设立之后的752-865年间，唐日间的交往至少有10次是以三江口为到达港与始发港的，其中对日人的接待、安排晋京、留住人员的生活以及伴随着的交易，都是对明州城的行政、社会和经济能力的考验和历练。日本停派遣唐使后，明州赴日者都是民间的海商，特别是842-865年间，著录于史的次数大大超过官办的朝贡（7:3），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明州综合经济实力已经达到了相当的水准。 1997年初，公园路唐宋子城遗址考古发掘中，在唐代文化层出土了9片波斯陶[71]。这不但让南宋开庆年间便已著录于方志的“波斯团”[72]、清光绪年间依旧名为“波斯巷”的街坊其产生年代大大上推，而且为明州就是公元9世纪时大唐四大贸易港之一的Djanfou或Khānjū，提供了极其重要而有力的证据[73]。 可见，明州问世百多年，就已经成为当年的东西洋国际港口城市。
三江高地的城市化进程，始于大唐开元盛世的公元738年，告成于乾宁五年（898）的罗城，中经明州官署东迁高地兴筑州城后，高地西翼的开发大大加快，灵桥（823）、它山堰（833）和民间海商渡日（842），在短短二十年间便已为这座城市安排了千年以来的史剧角色。 从此，明州的伟大传奇，史不绝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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