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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时间，发生一件令我痛心疾首的事。一个亲戚因心肌梗塞去世。 我们就没太在意，开方交待医嘱。去世前的几天，胸痛到医院检查诊治，西医最后的结论，没事。她还对别人说，没事，我高血压几十年了，吃降压西药就行。患者虽然八十多岁，身体却还是很好的。却因为西医大夫的一个错误的诊断而去世了。一个活生生的生命就这样漂逝了。如果当时胸痛就到深圳梧桐山中医学堂诊治，不可能出现这样严重的后果，毕竟，治疗严重的心脑血管，是我们深圳梧桐山中医学堂的优势项目，不是医院特别是西医所能比的。 现在许多医院和医院，活人却成也死的仪器和指标的奴隶。我的亲戚就成了这死的仪器和指标的牺牲品。 寸有所长，尺有所短。西医的仪器和指标的缺陷尤其严重。 为什么医院的检查报告上的指标都是正常的，但总还感觉身体很难受呢？ 告诉大家一个残酷的事实： 肝脏坏到50%，医院检查指标都是正常的。 肝脏坏掉90%以上才叫肝硬化、肝腹水，肝癌。 血管堵到30%，指标一切正常。 只有堵到50%以上，才能检查出高血压。 肾脏坏掉50%，一切正常， 只有两个肾全坏了，才叫尿毒症，需要透析！ 乳腺增生一级、二级、三级，医院会说没事，是女人都有的。 如果没有一级，怎么可能会有二级增生？没有三级，更不可能有乳腺癌！！ 我们人体自身的灵敏度要高出医院的检测仪器千万倍！ 不要以为“体检正常”或指标正常就是健康的。 举肾病为例。西医就没有什么特别的药物，基本只能等着疾病进展到去透析。而中医治疗好慢性肾炎的例子不胜枚举。正好遇到两个名人的病例，很值得回味。中国近代名人胡适的肾炎就是找中医治好的。胡适以前大声批评中医，肾病好后再不敢批评了，但是也不好意思大声赞美中医。 1920年，胡适患肾炎，西医对这种病束手无策，最终还是上海的中医陆仲安妙手回春医愈了胡适的病。为感谢陆仲安，胡适在一九二一年三月三十日《题陆仲安秋室研经图》中写下这样一段话： "林琴南先生的文学见解，我是不能完全赞同的。但我对于陆仲安先生的佩服与感谢，却完全与林先生一样。 我自去年秋间得病，我的朋友学西医的，或说是心脏病，或说是肾脏炎，他们用药，虽也有点功效，总不能完全治好。后来幸得马幼渔先生介绍我给陆仲安先生诊看。陆先生有时也曾用过黄芪十两，党参六两，许多人看了，摇头吐舌，但我的病现在竟好了。 去年幼渔的令弟隅卿患水鼓，肿至肚腹以上，西医已束手无法，后来头面都肿，两眼几不能睁开，他家里才去请陆先生去看。陆先生用参芪为主，逐渐增到参芪各十两，别的各味分量也不轻，不多日，肿渐消灭，便溺里的蛋白质也没有了。不上百天，隅卿的病也好了，人也胖了。 隅卿和我的病，颇引起西医的注意，现在已有人想把黄芪化验出来，看他的成份究竟是些什么？何以有这样大的功效？如果化验的结果，能使世界的医学者渐渐了解中国医学药的真价值，这岂不是陆先生的大贡献吗？" 关于陆仲安医治胡适的经过，当时有名的西医俞凤宾也有简明扼要的记载： "胡适之先生，患肾脏病，尿中含蛋白质，腿部肿痛，在京中延西医诊治无效，某西医告以同样之症，曾服中药而愈，乃延中医陆君处方，数月痊愈。处方如下： 生绵芪四两 潞党参三两 炒于术六钱 杭白芍三钱 山萸肉六钱 川牛膝三钱 法半夏三钱 酒炒苓三钱 云伏苓三钱 福泽泻三钱 宣木瓜三钱 生姜二片 炙甘草二钱 此系民国九年十一月十八日初诊，治至十年二月二十一日止之药方。" 据这个处方看，大约是取法金代名医李东垣（名皋）《补中益气汤》。此方以黄芪、党参为主药，主治脾胃虚弱以及气虚下陷引起的胃下垂、肾下垂、子宫脱垂、脱肛等症。历代医师多用其方。清朝乾隆嘉庆人汪辉祖在《病榻梦痕录》记得中风，医师重用黄芪、党参治愈说：“得良医张上舍树堂（应椿）专主补气，每剂黄芪四两、上党参三两，附子八钱，他称是，重逾一斤五六两，见者惊其胆。然服之两月余，食饮日加，右手渐能执笔。初医者狃于治风先治血之说，重用地黄，痰湿日增。微树堂，病几积重。”乾嘉学派著名学者钱大昕患痿脾症，亦用东垣《补中益气汤》治好。他在《敬亭弟墓志铭》记其事说：“岁甲辰，予忽患痿脾，腰以下麻木不仁。亟延敬亭诊之，曰：‘此脾阴下陷，当用东垣补中益气汤。’如其言服之数剂渐瘥。半月后已能行矣。”（见《潜研堂文集》卷四十八）陆仲安医胡适重用黄芪至四两，党参至三两，竟与124年前张应椿医治汪辉祖相同，可知陆仲安不但精研我国古医书，并博览到古代年谱、文集，林琴南绘他的《陆仲安秋室研经图》确是写实，不是虚构的。 而梁启超也是宣扬科学，宣扬西医，贬低中医，后来也是肾病，非不去找中医，到协和医院，被错割了好肾，死了。两位中国重要文化领袖级人物，都在肾病上与医学相遇。一个让中医治好；一个让西医治死。让人不由感慨，他们的命运是否也暗含了中国文化的命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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