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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薛瑄的学行，其弟子曾引《左传》语曰：“太上立功，其次立德t其次立 言。德隐而不可见，立功亦有命焉，其自我为之而可传于后者，惟言为然” ®，以 此显明薛瑄学行的意义。在立言、立德、立功三者之中，立德是儒家学问首要事。 中国哲学是“生命的学问”，个体生命的展开过程同时也是往天道统摄下切于人伦 曰用之常的学问、境界的铺展过程。从事儒学探索并得懦家道统真义的人，必将 成圣成贤作为理想人格境界和价值信仰加以追求，宂内化而为主体精祌，外发而 为道德践履，显于进退出处，体于H用伦常。被称为“明初理学之冠”、“实践之 儒”、“真铁汉”的薛瑄便是这样一位大儒f其独特的人生境遇和生命历程，毕生 不渝、澈表澈里、学行不二的道德践履与境界追求，正是深受儒家哲学涵养和浸 润的儒者对求道信仰的持守，也同时彰显着儒学的独特学脉和深刻意蕴。因此剖 析薛瑄生平，展现其清修笃学、精思力践、讲学明理、进退以义的生命历程，是 正确理解和评价薛瑄哲学的重要前提。 2.1薛瑄生平 薛瑄（1389-M64年），字德温，别号敬轩，世居山西河津。明太祀洪武二十 二年（1389年）生于北平元氏，卒于英宗天顺八年（1464年），终年七十六岁。 薛瑄生性聪敏，勤学好思，德行厚重，其生平具有传统社会真正儒者的鲜明特征, 而其学行成就得以获致的真实生命历程，则为后人进一步理解儒家道德理想和主 体生命的融贯提供了一份活生生的范本。 3.1. 1资质谨厚，秉承家风 在中国古人的观念中，天地生人有清浊偏全之别，人的天生禀赋亦各有差异， 大凡成就卓著者在其出生时即表现出与常人的不同。薛瑄于明太祖洪武二十二年 出生于山西河津县南薛里，据《薛文清公年谱》记载f其生时即有异象，“肌肤晶 莹于水晶，五脏洞露，目光如漆体清而声洪”，颇为神异： 先一夕，（薛瑄之母齐氏）梦峨冠紫衣人来谒，已而诞先生於学舍.肌肤莹於水晶，五脏洞露，目光如漆.家人怪，欲弃之，祖仲义闻啼声，力止曰： “体清而声洪，必异人也。”因览初度以卜，喜曰：“此儿将大吾门矣，此说或有传说的成分.但预示了薛瑄后来非同寻常的学行成就。事实上，薛瑄不 仅光大了薛氏家族之门，更有功于明初理学乃至后世儒学。 河东薛氏家族繁茂，世代书香，因此资质粹美谨厚的薛瑄自幼得以接受良好 的儒学教育与熏陶，并能秉持良好的家风。薛琯祖先出自奚仲，至隋、唐间最显， 如“河东三凤”®。薛瑄祖父薛仲义为儒学之士，“通经术，以元末不仕，教授乡 里”'对子孙的启蒙教育也十分重视，在薛瑄之父薛贞七岁时就开始令其诵习四 书，更以朴实勤勉廉洁之风影响后代。薛瑄父亲薛贞自幼聪敏好学，博闻强记， 为人谨厚，明洪武十七年（1384年）应山西乡试屮举，后在北平真定元氏、河北 玉田、河南荥阳、四川马湖等地长期担任儒学教谕，“历官教谕四卜年”®，于贫 困中坚守儒者的超越境界与济世之心，勤勉而忠诚，被称为“教谕公”。薛贞以较 为系统的儒学启蒙教育、简淡寡欲的为人风格，使薛瑄的个性品格受到潜移默化 的熏陶，也对其为学道路的形成产生深刻影响。薛瑄在《汾阳阡表》中追忆其父 曰： 先公天资谨厚，简淡寡欲，幼即不妄嬉戏。在庠序，端坐终日。出入造 次，以礼自持，交友未尝至于变色.…教瑄辈为学，以正心修身为切要，...... 其为学，以仁义道德为本，析经义以先儒氏说为主，为文词以理胜，而不为 浮靡，论道以三纲五常为大，而异端邪怪之说，无以干其思，® 又谓： 自读书应举入仕，一听之自然，未尝少屈以干人。历官三十余年，教人 治民，必勤必尽，不以秩卑禄薄，而分外有一毫侥冀心，……乡里父老，至 今谈先辈在庠序有行义者，必举先公为首……嚢箧不问有无，惟于为学为政，则汲汲若不及，至白首皆然.与众会集，或纵酒喧哓，己独默然静处， 若无所闻者……教人以身先之，每日常以鸡鸣而起，未有至旦而出者。 薛贞“天资谨厚，简淡寡欲”，严谨为学，勤廉从教，时时处处谨言慎行，其为人 为学表里如一，学政不二，可谓传统社会典型的儒学之士。良好的家风对薛瑄产 生了深远的影响，使之树立做“伟士”、成“圣贤”的人格宏愿和境界理想，为其 一生追求理想人格、切己践履儒家道德规范、成就卓著的事功与学问奠定了基础。 薛瑄不仅资质粹美，又有良好的家风熏陶，其“自幼天性能作诗赋，人皆以 '薛天才’目之”®,而且聪敏好学，定力超凡。七岁时随侍其父在荥阳，“祖教 以小学、四书，日千百言，即成诵。不为儿戏，端坐如成人f姊妹莫敢过其前。 性善诗，人以为天授云”气薛埴也曾回忆幼时志向曰： 某七八岁时，侍先君子左右。闻其称古人某为大儒，今人某为伟士。因 记于心，曰：“彼亦人耳，人而学人，无不可及之理也。” 薛瑄七八岁幼年时即树立做“大儒'成“伟士”的宏伟志向，不为常人嬉戏，这 些自与家学家风的教育熏陶有关，又与其聪颖、谨厚、勤奋的天资分不开。虽然 尚在幼年，薛瑄已与儒家圣贤境界和真精神的相契，并有超乎常人的向道诚心。 其曰“人而学人，无不可及之理”，可见在薛瑄的心目中，圣贤境界人皆可至，并 非遥不可及，惟勤谨力为则可，十二岁时，薛瑄随父在马湖，展露了出色的诗才, 广受当地士官子弟欢迎，“以地远夷獠难治，士官子弟喜先生幼能诗，咸背负其家， 请与作诗句，教读书。至晚，辄以小豚为礼送之，日以为常”，并“尝著《平云 南赋》，上沐国公，公大奇其才'十四岁时，渐弃诗赋，尤以儒家经典为学，“五 经四书皆通大义” ，及至年龄稍长，更以求道为志，精思力践，潜修笃行。 由于父亲经常调任各地从教，薛瑄也就有机会接触各地的贤豪长者，接受熏 陶，开阔视野。这一经历对丁薛瑄为人风格的形成和为学道路的转进有着至为深 刻的影响。《年谱》记载，永乐七年，薛瑄二十一岁，随父侍教玉田： 玉田多贤豪长者，济南王素亨、大梁范汝舟、东莱魏希文、永嘉徐蕴夫、 安阳范仲仁、海昌李大亨诸公，皆年德老成，先生礼延之家，讲论经书子史, 泛及天文、地理、二氏之谈。诸老退谓人曰：“此子聪明特异，力行可畏，圣 门有人矣，皆避师席，结为友，与习宋诸儒性理诸书.久之，先生叹曰：“此 道学正脉也，尽焚诗赋草，专精性命，至忘寝食。 薛瑄聪明特异、好学深思、力行可畏的品质得到“年德老成”、“深于理学” ®之山 东贤豪长者的充分肯定，甚至“皆避师席”，与年仅二十一岁的薛瑄“结为友”， 共同研习宋儒性理之书，并称“圣门有人矣'以继承系学者称之,足见薛瑄异于 常人的学行所得和出色的精思力践特质。而与各地“贤豪长者”的交游与讲论，使薛瑄更契朱代理学性理之要和求道之旨，因此“尽焚诗赋草”、“尽弃其旧学” , 转而“专精性命”。这一转变也成为其确立为学正途、日后取得卓著学行成就的重要动因。薛瑄以谨厚天资，秉承“正心修身为切要”、“仁义道德为本”的良好家 风，历练勤学好思、简淡寡欲的品格，见诸力行可畏之实，奠定了薛瑄日后为人 为学的生命基调。 2.1.2清修笃学，精思力践 《明史·儒林传》称薛瑄为“醇儒'言其“清修笃学，海内宗焉”。作为寤 寐圣贤、以德润身的方法和安身立命之道，力学精思和笃实践履成为薛瑄个体生 命的两个重要向度。虽然薛瑄有家学所传和师友交游所得，但其父仅任过儿个县 的儒学教谕，魏希文、范汝舟等“贤豪长者”也在儒学史上名不见经传，薛瑄亦 仅与诸人“游处”，未曾拜师从学。因此，薛瑄之学实际上主要是通过自身的力学 精思和潜玩默体而得，其在宋儒著作和孔孟经典中“寤寐圣贤”、洞见道体，并将 儒家求道之志贯注于自身，切己反躬，笃实践履，学行一贯，为“澈表澈里一般 人”，遂以“真儒醇儒”、“实践之儒”著称于世。其所著《读书录》、《读书续 录》等著作，皆为精勤读书、精诚实践、深思自得之言，并重“下学”、明“上达”， 在此脉络中确立以复性为宗、以实践为本的哲学体系，彰显鲜明的实践特色和切 近生命的真实意义。而这些成就，非深思力学、实得力践无以致之。 (一）勤谨力学 在明初思想背景下，社会主导思想为程朱理学，薛瑄的家学家风所传同样是 程朱理学，因此薛瑄为学的主要依据和自觉继承的也程朱理学，尤其是朱子理学。 薛瑄在为学中，以程朱理学为宗，并经由朱子而见周、张之学及宋代理学全貌， 进而由宋儒所拣择升格的《四书》而及先秦孔孟经典儒学。薛瑄一生无论身居庙 堂，还是退而还家，皆不以为意，毕生所慕唯读书求道一事。如其所言： 余事量力所及而已，非可必也，惟读书一事，乃吾之本心所得肆力其间， 而莫余止者也.韩子“吾老著读书，余事不桂眼”之句，实获我心焉。 万金之富，不以易吾一日读书之承也。 也正因此志之一贯，自幼聪颖好学、刻苦如成人的薛瑄，七八岁时便在祖父指导 下习《小学》、《四书:K十四岁即已“五经四书皆通大义”，并在随侍经历中接触 各地贤豪长者，相与切磋论学，研读周、程、张、朱之书，体认两宋儒者之道，并前溯孔孟儒学之旨，契悟儒学道统真义^ 古人重以文载道，而读书亦为生命之事。因此薛瑄读书并非要从中获得知识， 而是要寻找安身立命、提升生命境界之“道”。于是，读书之人与所读之书并非被 动的认知关系，而是主动的体认、相契与自得，从而读书乃是对自身生命境界的 提升，亦为儒者为学与践履之一重要部分。薛瑄指出： 朱子曰：“董遇云：'读书千遍，其义可见又曰：“'思之思之，又重 思之，思之不通，鬼神将教之；非鬼神之力也，精神之板也，非妄语也 此言读书熟思之精，自有通悟时也。 意指读书之要不在记诵，不在文辞，亦不在知识的获得，而是求生命和境界的通 悟与洞达。薛瑄正是在此主旨下，勤谨读书，潜玩默体，屡至“忘我”、“无我” 或“天通”之境，且与古人契会相感，与天地相融为一。观其多年读书心得之读 书二录，皆为体验身心、深思自得之言，在在可见其潜玩体会、远契古人、怡然 自得之妙。如宣德七年，薛瑄在辰地任职，除了绌贪墨、正风俗、广施惠政之外, 更不忘精研理学。《年谱》记载： (薛瑄）日夕精研理学，寤寐圣贤，手录《性理大全》，潜心玩诵，夜分 乃罢，深冬盛寒，雪飘盈几。唔咿不辍。或思有所得，即起燃灯记之；或通 宵不寐，味而乐之，有不知手足之舞蹈者，遂积为《读书录》。111 曰夕精研，手录《性理大全》，废寝忘食，夜半燃灯记录思之所得t甚或通宵不昧^ 不觉其苦，却有手足舞蹈之乐。若不是与圣贤神会、深得儒家道统之妙境，怎能 如此？薛瑄之视读书为生命，可见一斑。可冉举《年谱》中一例证之。宣宗宣德 五年，薛瑄在沅州作《南轩记》云： 辰之溆浦，湖北之下邑也。余爱其四山攒拱，众溪经复。留旬余，嫌其 宪署后堂东屋蔽昧，遂开南壁易以轩.积久之障，豁然顿开，昼则日光辉耀, 夜则月华穿漏，焚香读书其下，心神内外融朗洞达，忽若不知吾身之为小， 天地之为大也。因念是屋也，向也蔽，今也通；向也暗，今也明，是在人焉 耳。况心为神明之舍，为此蔽暗者，气廣人欲也，去其蔽而开其暗，有不在 我乎？因治屋而得治心之要，遂书于轩端，以启后之人。® 薛瑄以极为恭敬的态度焚香读书，以至“心神内外融朗洞达，忽若不知吾身之为 小，天地之为大也'薛瑄这一境界可谓对宋儒心性义理之学的体认与显发，与张 载“大心体物”而至“物我”无别、“民胞物与”、“天人合一”之境界及程颢“天 地万物一体之仁”的境界相契。薛瑄又“因治屋而得治心之要”，认为人之“气质 ® «薛瑄全铤读书续录卷五K第14丨9IiU ®《薛瑄全集年谱》，第页。 ® «薛瑄全集年诺第1706觅。 人欲”遮蔽了作为“神明之舍”纯然至善的“本心”、“心体'从而有“蔽'“通’’ 之别。进而，“去其蔽而开其暗，有不在我乎？”即恢复、返归和呈现亜善本性的 途径和关键在于主体之“我”的主宰，正如孔子“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 语·颜渊》）之意®，亦与孔孟及宋儒一样，突出了主体之“我”的挺立，实为“为 己之学”。此一主体的开显既是薛瑄读书所获之要，也是其一生精思力践、涵养省 察之为“生命的学问”的内在根据。薛瑄与友生书信来往，亦皆拳拳向道之心， 勤恳劝勉之言^如薛瑄亦曾在《答李贤司封书》中自谓“瑄愚僻无他才能，独于 为学一事，实非他好所能尚，但乏明师友以正其是非，以此不敢果于自定耳”气 可见其力学之一斑。 (二）笃行力践 读书潜修在于诚意正心、充实内在心性和挺立主体的道德理想，儒学宗旨的 关键更在于充其内而发于外，将道德本心与本性发显于日用事力之间，所以道德 实践成为儒家道德形上学的现实根基和落脚点D薛瑄不以创立己说为目标，而是 以天道流行之“於穆不己”的仁德作为人道根据，指出儒家道统所挺立的核心并 不在于理论言说本身，而在于不可“毫发间断'切己身心的涵养省察、躬行践履。 因此薛瑄不仅读书以充内，更注重在日用常行间静存动察、敬义夹持、内外交修、 反躬践履，并以毕生实践承继儒家道统。 薛瑄幼时即“不为儿戏，端坐如成人'早在二十一岁随父侍教玉田时，即被 当地贤豪长者称赞“力行可畏'其一生又以“实践之儒”著称f可见其行之笃实。 薛瑄认为，“天地之间，时时处处皆是道之流行，人之道即天之道，故当随时随处 省察，不可有毫发之间断也” ®，又强调明理与践履不可分，认为主体需将所明之 天人之理一一践履、体贴向自家身心才是真正的明理。如其言“见得理明，须一 一践履过，则事与理相安而皆有着落处；若见理虽明，而不一一践履过，则理与 事不相资，终无可依据之地”气超越世俗功利之学，直指儒学践履本旨^薛瑄又 谓“此心一日之间，不知几出几入也，以是知圣贤之学极难，而亦不可不勉”' 言圣贤之学虽“极难”，但源自天遒流行之自然与人道理想之挺立，使人亦W成荃 成贤之“不容已”的必然，因此“不可不勉”。践履的内容则“进将有为，退必自 修。君子出处，惟此二事” ®，既要在FI用事为之间勤勉冇为，勇于担当，又要在 独处时反省自修、涵养省察。薛瑄以此为志，依曾子“吾日三省吾身”之意，特 [® [浩]刘宝楠：U仑语正义》//世界书局：《诸子集成>，上海；世界书局，1936年版，第262页。 @ 頊全集文集卷之十二》，笫663七64页。 @瑄全集读书录卷一K第1018页。 @《薛瑄全集理学梓言》，第1512页》 e《薛瑄全集读书录卷一》，笫10]8页。] [《薛瑄全集理学粹言》，第1515页。] 重下学工夫，潜修自省，存心养气，反躬践履，挺立内在主体性，使自我生命有 所担当。薛瑄读书二录中自言省察之语随处可见： 余每呼此心曰：主人翁在室否？至必自省曰：一曰所为之事合理否？看 得为学无别法，只是知一字行一字，知一句行一句，便有益，心不妄思，一 心皆天理；身无妄动，一身皆天理；事不妄为，事事皆天理。® 又言： 余每夜就枕，必思一日所行之事，所行合理，则恬然安寝；或有不合， 即辗转不能寐，思有以更其失。又虑始勤终怠也，因笔录以自警。@ 每曰所行之事，必体认某事为仁，某事为义，某事为礼，.某事为智，庶 几久则见道分明D§) 凡所为当下即求合理。® 偶一事发不中节，终夕不快.® 事亲奉祭未尽孝，为臣奉职未尽敬，宗族疏戚未尽仁，交友接人未尽忠， 读书行己未尽诚，此吾自少至老恒念有未尽也。® 薛瑄省察克己工夫见于进退出处、立身行事、事亲为臣、交友接人、读书行己及 身心动静、念虑发动之间，其日用伦常所行、一身百体所发皆要“当下即求合理”、 “发而中节”，时时事事皆然，才能恬然安适，得体道、达道之乐，此类兢兢检 点之工夫，足见薛瑄躬行之切，省察之深.难怪乎弟子李贤赞之“身体力行，志 无稍息” ®。薛瑄力行至深，故深知“克d最难”，坦言“气直是难养。余克治用 力久矣，而忽有爆发者，可不勉哉！二十年治一'怒’字，尚未消磨得尽，以是 知'克己最难’”®,并“尝默念：为此七尺之駆，费却圣贤多少言语！于此而尚 不能修其身，可谓自贼之甚矣” ®。虽然深感修己最难，但薛瑄并不因此少有怠惰， 涵养力行“无毫发间断”。又如宣德五年薛瑄在辰州任职期间，记录涵养所得云： 须是尽去旧习，从新做起，乃有进《张子田：'濯去旧见，以来新意，极 有益/宣德五年闰十二月初二日夜，余在辰州府分司，睡至五更，忽念己德 所以不大进者，正为旧习缠绕，'未能掉脱，故为善而善未纯，去恶而恶未尽， 当自今一刮旧习，一言一行，求合於道，否则匪人矣，® 0<薛瑄全集读书录卷四》，第丨118页„ 01《薛琯全集读书荥卷一》.第川24页。 ®《薛瑄全集读书录卷一》，第102]贡， ®《薛瑄全集读书录卷七h第1195页。 ®《薛瑄全集读书录t七》，第1214页。 ®《薛瑄全集读书续录卷四}，第1398页。 ®《薛瑄全集行实录卷一>,笫1623页。 ®《薛瑄全集读书录卷一》，第1022页， ®《薛瑄全集读书录卷_》，第1023页。 *《辟瑄全集读书录卷一》，第1038-1039页- 薛瑄“为善勿怠，去恶勿疑”，夜半而思虑德不大进的原因，足见克己工夫之深与 实践之笃，又见其求道之诚心。刘宗周称吴与弼之学“刻苦奋励，多从五更枕上 汗流泪下得来'“及夫得之而有以自乐，则又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薛瑄又 何尝不是如此？七十六年如一日，不事著述而专意潜修践履，寤寐圣贤，深契于 道，实不愧“实践之儒”的美誉，亦是其成为“明初理学之冠”的重要根据。 2.1.3设教授徒，讲学明理 中国传统社会的儒者在进行思想探索和修养实践的过程中，无论是积极事功 还是隐逸于世，内心深处大都有讲学授徒的愿望，一旦具备了讲学的机会和条件， 便通过积极的讲授活动将自身所思所得外化，从而实现其所推崇和追求的价值， 将“内圣”之学转化为“外王”行动。而讲学作为一种相对自由又较容易实现的 “外工”途径，成为传统社会儒者的安身立命之道。因此，对儒者的讲学活动进 行考察成为理解其思想的一个重要视角.讲学之风是明代学术最突出的特点之一， 如清儒程嗣章言“明代道学，固不及洛闽之醇，而穷经通儒，亦罕闻焉。独讲学 之风，较前代为盛” @。薛瑄以学行义理和讲学活动创立明代第一个学派即河东学 派，因此对其讲学进行考察，可为理解薛瑄提供一重要视角。 同中国古代许多真儒一样，薛瑄视讲学为一种现实的安身立命之道。其平生 淡泊明志[0《明懦学案师说》，第3页。 e 程嗣章： <明橘讲学考>,影印淸道光四年刻本《 #《薛瑄全*读书录卷一》，第1018页。 '《薛瑄全负读书录卷九》，第1248页。] [ «薛瑄金笫薛文清公年谱>,第17!8页。 《薛瑄全集薛文淸公书院iE》，第1656页。]官场进退不以为意，唯一真心所愿之事就是任教职，设教授徒，以卒 所学。薛瑄强调“教本于道，道本于性，性本于命” '认为“法者，辅治之具， 当以教化为先”®。薛瑄甚至于英宗正统十四年上《讲学章》'向英宗系统陈述 讲学“有资于成大功，堪大难”的意义，强调讲学是明朝初建时期“宜急行之而 不宜缓焉者'从事讲学之廷臣则应“学术纯正、持己端方、通达占今、明练治体' 尊奉朱子所注“《大学》、《论语》、《孟子》、《中庸r之“四书'以“正心”、“治 道”为首要，以正心诚意、修齐治平为工夫次第，如此才能使个体有所挺立，使 社会群体顺适协调，从而使儒家道统有所传承与彰显。 薛瑄不仅对讲学的意义有深刻的认识，更一生讲学不辍，明理育人，对诸生 “拳拳以复性正学为教”'提撕引导之意甚切。薛瑄一生曽多次表示愿就教职f 且从四十岁幵始走上仕途，至七十六岁逝世，三十六年间从事教育达十七年之久。 期间包括任山东佥事提督学政，两度“设教河汾' 于家乡立私塾，授徒讲学' 并在讲学过程中亲为力行，尽心竭力，因材施教，玉之于成f深受弟子及后生的 感慕和尊重。史料中有明确记载的薛瑄正式讲学活动主要在正统、天顺年间。据 丨己载，“国朝文清公敬轩薛先生，当正统、天顺间，讲道河汾，慨然自任斯文之重” ■正统元年（1436年)，“的有言学政不举者，诏過选硕儒”，吏部尚书郭进首荐 薛瑄，年己四十八岁的薛瑄对此表示了极大的热情，欣然以此为职事。《年谱》记 载如下： 先生欣然曰：“此吾事也。”作《祗命山东》及留别赵彬、姚克修、院中 诸友之什如山东通津驿，有诗：“六月官船发潞阳，水村烟树共渺茫。天门忽 已如天上，只见青山一带长至山东，首以白鹿洞规开示学者，俾致知而力 行，居敬以穷理，由经以求道^所至先询行而后文词，亲为解剖，告以为人 为己之学„取人随材器，或行步，或字画，或讲诵，或诗词，各玉之于成。 数者皆无，不得已使儒衣冠谢其祖，乃去之。有一生，以贫废弃，屡举不第， 亟求退。学博亦曰：“宜罢之。”先生“生祭日事何事？ ”佥曰：“击磬耳， 先生曰：“磬在八音之中最难谐，能知之，亦可用也。”不听去。后其人果登 第.诸生无少壮贤愚，皆感慕先生，称为“道学薛夫子”焉„ ® 薛瑄对此次任教职“欣然”接受，遂于“是月二十八日除督学佥事”。在任职过程 中，薛瑄“首以白鹿洞规开示学者”，确立为人大本，进而“俾致知而力行，居敬 以穷理，由经以求道”，循循善诱、因材施教、随才成就白鹿洞规”是朱子重 修并讲学于白鹿洞书院时所订《白鹿洞书院揭示》，提出教育的目标、内容和途径， 规定为学、修身、处事、接物等行为的系统纲领和规范，目的是“讲明义理以修 其身，然后推己及人”，反映了儒家育人、修身的基本理念和程序，对后世影响深 远，办为薛瑄所沿用。因此，薛瑄在提督山东学政五年间，深受弟子后生的尊敬 与爱戴，令“诸牛.感慕不己，至今谈及，辄皆下泣。无老少贤愚，皆以'道学薛 夫子’目之”气而在正统六年，薛瑄赴京师转任他职时，“诸生一闻，涕泣远送， 徘徊不舍，为牌位先生祀之”®。 英宗正统八年0443年)，五十五岁的薛瑄因仗义执言、刚正不阿、秉公办事 而得罪王振，下狱论死，后被削籍放归ffl里。自此设教河汾，讲学授徒t潜心研 读诸儒著述®。英宗正统十四年（M49年)，薛瑄更是潜心义理，专意讲学。《年谱》 [® «明代理学大师一■薛瑄>,第85页。 ® «薛瑄仝集行实录卷三1第1654页„ ®《薛瑄全集年谱》，第1710页。 ®同上3] [《薛瑄全集行实录卷一》，第1613页。 ®此段出于《薛瑄全集年谱》，第1714-1715负，而薛瑄门人正盛所撰《薛文淸公书院记> 办有阆样记载,] 记载： 时居家数年，闭门不出，虽邻里罕见其面。而秦、楚、吴、越间来学者 以百数。先生拳拳诲以小学以及大学，由扫洒应对至於精义入神，居敬以立 其本，明经以求其道，不事言语文字，而必责诸躬行之实。问科举之学，则 默然不对。终0正衣冠危坐，如对神明，洛阳阎禹锡徒步来游，及别，先生 送之里门，谓曰：“程门教人以居敬穷理为要，女归勉之® 此数年薛瑄潜心义理，专务讲学，“家居数年，闭门不出，虽邻里罕见其面”，“如 对祌明”，可见薛瑄已将生命收摄内敛，并将学问与生命融贯为一，深契周、程、 张、朱及孔孟宏旨。其拳拳教导诸生洒扫应对、精义入神、居敬立本、明经求道、 责诸躬行，实依于程朱，契于孔盂，成己成人，内外一贯。而薛瑄此时的讲学己 与在山东时有所不同，据其门人张鼎在《敬轩薛先生文集序》中记载： 予尝记先生设教河汾，一时及门之士，云集川汇。......大抵先生刚方正 大，以圣贤为师，处己接物，不诡随，不屈桡。讲论经书，穷究义理，自一 身一心，推之至于万事万物，然后约之以归于一.其余子史百家，靡不咽贯， 究竟至极.尤邃于性理之学，《周易》，《太极图《西铭》、《近思录》，未尝 释手，常瞑目端坐，思索有得，欣然见于颜面。其学盖已至于乐之之地也。 言动举止，悉合规度，可为人法。辞受取予，一决于义。终日衣冠危坐，忘 之俨然可畏，虽燕闲亦然。居家孝悌忠信，对妻子如严宾，及至接人，和气 可掬。不语人其所未至，尝以程门教人居敬穷理，接引后学，晚年造诣高明， 践履笃实，益至纯熟^ ® 此段所记应在英宗正统八年薛瑄返归田里之后^■在这一时期，薛瑄一方面由于刚 正不阿的品质和满腔为民的热情难以在复杂的官场中施展，反而屡遭排挤陷害， 得君行道的外王途径不再畅通，另一方面其自身生命的积淀与澄汰、内向反省与 提升更显其意义<■因此.薛瑄转而专意潜修义理和讲学授徒，并致“欣然”、“乐 之”之境，使此心有所挺立和主宰，而心之所发、身之所行更“益至纯熟' 愈至晚年，薛瑄愈重“为己之学”和先后浅深、循序渐进教人之法，潜修自 省，拳拳育人。其于景泰三年（】452年）曾在回复弟子阎禹锡的书信中，自陈“某 本世俗之学，中年稍知理趣，而卒有所未得，亦仅置于心不忘耳”，“窃惟古人为 己之学，于人之知不知、与夫毁誉之言，皆不足以动其心'又言“学徒告以微渺， 茫茫若夏虫之疑冰，是诚然也。夫以子贡之高识，仅悟性大道于晚年，况他乎哉! 表明薛瑄正式设教河汾应该在英宗正统八年，此前薛瑄因险被大权独揽的宦官王振所害，后被放归为民，遂_ 潜心自修与专®讲学。 &《薛瑄全笫年谱第1717页。 61《薛瑄全集行实录卷四》，绾1670页， 程子终身不以《太极图》示人，正谓是耳。故教人之法，最宜谨其先后浅深之序， 若不量所至，骤语以高妙，小止小能入，彼将轻此理为小足信矣” ®D至天顺元年 ( 1457年），薛瑄已六十九岁。此年春英宗复辟，后于谦被害，薛瑄虽固争之，却 无力可挽。面对道之不行的现实，薛瑄“即有去志”。后来更见政局颓变，曹吉祥、 石亨乱国，绝非行道之时，薛瑄不愿与诸同流f “遂决意求去”，多次上疏请告， 后终得辞官返乡。此后，薛瑄绝意仕途，全心向学与从教，时“家居八年，闭门 不出，四方从学者日众，至市馆不能容”，教授诸生“拳拳以复性为教言“学 者读书穷理，须实见得，然后验于身心，体而行之。不然，无异买椟而还珠也” ' 从天顺元年回乡至天顺八年逝世，薛瑄生命最后的八年都在从事授徒讲学事业。 据王盛《薛文清公书院记》记载，薛瑄晚年讲学于“文清书院” ®，“四方学者云 集”，弟子及答问者约七十余人，范围遍及山西、陕西、河南、甘肃、山东等地， 其中著名者有李贤、张鼎、阎禹锡等人，形成“几与阳明中分其盛”的“河东学 派”，为南宋以来袤落凋零的北方理学的重振起到重要作用，并开启明代讲学之风， 实现了其“愿就教职，以卒所学”的宏愿。 2. 1.4进退以义，光明峻洁 中国传统儒家主''内圣”，亦重“外王”，主张“学而优则仕' 勇于担当社会 责任。因此在传统社会中，入仕为官便成为儒家“内圣”之学得以向现实铺展的 “外王”途径，也成为传统儒者实现人格境界和价值信仰的现实道路。但在封建 专制皇权体系屮，担负弘扬道统之任的儒者必须心存超越的人格追求，才能在残 酷浑浊的官场中保持一身一心之宁静，并能从中超拔出来，求得人格的挺立和超 然。薛瑄一生倾心理学，以复性为宗，以诚敬为本，负有儒者的担当精神与救世 情怀，亦将入仕作为“外王”的途径，并以《中庸》“视民如伤”为座右铭，挺立 自我道德主体，以仁爱之心临民处事，勤谨恭肃，方刚正大，不役于外物，不阿 附权贵，淡泊名利，廉洁无私，出处大节，光明俊伟，为官多年，持守如一，始 终保持真性情的抒发。其谓''一命之士，苟存心於爱物，必有所济。盖天下事莫 非分所当为，凡事苟可用力者，无不尽心其间，则民之受惠者多矣”®，又言“心 ®《薛瑄全集年谱》，第1720页《 ®《薛瑄全集行实录卷一》，笫〗617页. ® «薛瑄全集行实录卷三》，第1655页。王盛《薛文淸公书院记》记载：K河津县城内大街西W文溃薛先生旧 宅一因，乃先生退体讲学明理之处.……题其门S '文淸书院“文清书院”由王盛丁明弘治元年（1488 年）建于薛瑄讲学故宅，既是薛瑄晚年河扮讲学之所，也楚河东学派的发源地和学术活动中心。 纟頊全集从政名言卷之二》，第1543页。. 契乎性理之渊源，行蹈乎圣贤之轨辙。穷达一心，夷险一节”®。在此襟怀之下， 薛瑄为政以德，进退以义，可谓“澈表澈里·般人”，亦成为有明一代从祀孔庙第 一人。 (―)为政以德 薛瑄思行为一，学政不二，知行两得，彻表彻里。薛瑄认为“圣人之治天下， 仁心仁政，本末具举” ®，强调“仁心”为本，“仁政”为末，既有“仁心”，则有 “仁政'薛瑄亦有著称于世的“居官七要”之论f即“正以处心，廉以律己，忠 以事君，恭以事长，信以接物，宽以待下，敬以处箏”，此“七要”以“正以处 心”为居官首要'依《大学》次第，以“忠”、“恭”、“信”、“宽”、“敬”事君事 长、待人接物、临民处事，实为孔盂仁政与德治之显发=■薛瑄认为，儒家政体设 官的本意无非“以其能治不能，以其贤治不贤” ®，教化民众使之识性明理、依道 而行，因此“正以处心”是在天人境界下以仁爱之心尽人道之实，“所谓王遒者， 真实爱民如子”' “为政以爱人为本”®，“圣人子民之心，无时而忘”'保此仁 爱之心，则“为政清其源而流自洁” @。 薛瑄主张为治以德治为本，认为“帝王为治之本在德，其次莫先于用贤才、 修治法。治法者，礼乐刑政是也”，“三代王佐事业，皆本於道德；后世辅相事功， 多出於才气”气因此为官者须德才兼具，诚敬为要，仁爱为本，公平正大，“以 教化为先” “不欺君，不卖法，不害民”“养民生，复民性，禁民非” [*《薛埴全集行实录卷五》，第】682页， 151《薛瑄全集读书续录#二》，第1351页。 〇《薛瑄全集读书彔卷七》，第1194-1丨95页， ’ 《薛瑄全集读书录春七L第丨丨96页。 f《薛瑄全集从政名肓卷之E》，第〗549页， #《薛琅全粜从政名言卷之一》，第1534 ^ >《薛适全集从政名言卷之三K第155厂页， ®《薛瑄全集读书维泶卷三》，第1379页„ 《薛瑄全集从政名言卷之三》，第1550页。 —《薛瑄全.集从政名言卷之二第丨546页，] [《薛瑄全M从政名言卷之二I第1543页。] [u 瑄全集从政名言卷之一》，第1537页„] [15《薛瑄全集从政名言卷之三>,第！ 549页，] [N《薛瑄全集从政名言卷之三》，第1546页。] [e《薛瑄全集读书彔卷_》，m 102丨页，] [ mm元：《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小牠小旻》，北京：中年朽局，1980年版，第449页。],使 人人自化于廉，向善于道。薛瑄亦强调“事无大小，皆当谨慎“作官一事不 可苟” M，并称“惟亲历者知其味。余忝清要，RI夜思念于职事，万无一尽，况敢 恣肆于礼法之外乎”|5。薛瑄无论身居何职，官处何地，皆以“战战兢兢，如临深 渊，如履薄冰” W的谨慎之心于辜之“至微至易”处皆谨慎处之，宽博忠厚，慎始 虑终，广施惠政，重视教化。其亦以“为人不尽人道，为官不能尽官道”为忧®， 以事之处置得宜为乐，0言“事少有处置不得其宜，心即不快。必皆得宜，心乃 快然而足” 儒者身居官位t义利収舍之间更见为人风格与气象D薛瑄为政以德，淡泊名 利，寡欲廉洁，不愧为“实践之儒”。其谓“天之道，公而己，圣人法天为治，一 出於天道之公，此王道之所以为大也。”®，“伊、傅、周、召，王佐事业大矣。自 其心观之，则若浮云之默然无所动其心”气若心中有仁爱为主、天道为公，自然 不为外物毁誉所牵扰，从而“大丈夫心事，当如青天白日，使人得而见之可也”®。 薛瑄又强调“为人须做彻表彻里一般人” ®，“凡事分所当为，不可有一毫矜伐之 意” “为政当以公平正大行之，是非毁誉皆所不恤，必欲曲殉人情，使人人誉 悦，则失公正之体，非君子之道也” ®，重视0我挺立与担负。关于“廉”之义， 薛瑄曾做分辨，指出“世之廉者有三”，即“有见理明而不妄取者T有尚名节而不 苟取者，有畏法律、保禄位而不敢取者'三者虽同为“廉”，却有高下之别：“见 理明而不妄取，无所为而然，上也；尚名节而不苟取，狷介之士f其次也；畏法 律、保禄位而不敢取，则勉强而然，斯又为次也”®.其中，薛瑄最为推崇的是“见 理明而不妄取”之“廉”，此是在明理基础上发自道德本心的自然而然的不妄为， 无纤毫私意的掺杂。对于趋利自私者，薛瑄深表厌恶。如其指出“人己一也，浚 人之脂膏以自肥，何其不仁如是哉”®，“富贵贫贱莫不各有一定之命“取不义 之财，欲为子孙计者，惑之甚矣！ '因此，人应持守超乎功利之上的道德本心和 人之为人的本性。薛瑄为官淸廉恭谨，曾监湖广沅州银场，同列以为获得肥差而 表示祝贺，薛瑄却举古诗“此乡多宝玉，甚莫厌清贫”[°《薛瑄全集从政名言卷之一>,第15M页， ®《薛瑄全集从政名言卷之二>.第1539页„ ® C薛瑄全集从政名宫卷之三>,笫1548货。 @《薛瑄全免从政名言卷之三>,第丨547贞。 @ «薛瑄全集从政名畜卷之三》，第1548贝。 薛瑄全集读书续录卷九>,第1465贝. a《薛瑄全集从政名言卷之三>,第〗547页。 0《薛瑄全集从政名言卷Z_h第1536页。 ®《薛瑄全集从政名言卷之二》，第1542页„ 薛瑄全集从政名言卷之三》，第丨547页-] [《薛瑄全集从政名言卷之_》，第i532页。] [13《薛琯全集年谱》，笫丨7〇4-!70:5页。] [15《薛琯金集年谱》，第17fl7-1708页-] [《薛璃全集年谱》，笫I7C9页，.]以警示，并在任中“所至 多惠政”，“首绌贪墨，正风俗，奏罢釆金宿蠹'使沅民大悦在京师任职数年， 廉洁奉公，安贫乐道，“五年于兹，买宅京师，仅容卧榻，苦东壁暗甚，力不能办 _窗。子淳取车轮为之”H。天顺元年六月，薛瑄致仕归家，“至直沽，道中风雨 大作，舟不能行，糇粮俱乏，R终犹未食，先生方赋诗吟啸不辍。子淳愠，见出 怨言。先生以杖击之曰：'我身虽困，而道则亨也’。”®，可见其以道为求，心体 浩然。 (二）进退以义 薛瑄虽身处官场复杂的政治漩涡之中，但心中自有所挺立与主宰，即惟义是 守。薛瑄强调“出处去就，士君子之大节，不可不谨。《礼》曰：'进以礼，退以 义。’孔子曰：'有命/盂子不见诸侯，尤详於进退之道D故出处去就之节，不可 不谨” ®。因此无论在朝为官f还是退居乡里，均惟义是尚，更能进退以义，境界 超然洒脱，气象光明俊伟，从不阿附权贵，更不以荣辱生死为意，体现超然之风 骨与气节。 宣宗宣德三年（1428年)，薛埴被任命为广东道监察御史，监察湖广银场，这 是他从政生涯的幵始，周围人都认为监银场是一个容易获利的肥差，纷纷表示羡 慕祝贺，薛瑄却丝毫不以此为求，并“上章愿就教职，以卒所学”，请求不得而去 赴任。当时，朝中地位显赫、最具权势的三杨®闻其声名，屡次相邀，欲识其面。 薛瑄却加以回绝，称“某忝纠劾之任，无相识之理” ®，益得三杨赞叹。英宗正统 六年（144丨年)，在杨士奇的举荐下，薛瑄受命京师大理寺左少卿，执掌刑狱。当 时王振权倾朝野，而薛瑄能够入朝为官也多少与王振的推荐有关，因此三杨劝之 曰：“时势所在，虽某荐先生，彼亦素闻名，盍同谢之？”薛瑄却毅然曰：“安有 受爵公朝，拜恩私室耶？” ®后来朝臣议事东阁，见王振皆拜之，唯薛瑄独立不为 动。王振反而揖之曰：“多罪，多罪！ ”有人称“先生泥古，不知变通'薛瑄此举 表面似为“泥古”，实则坚持着儒者一腔铮铮正气。 正统十四年（M49年）至天顺初年（1457年）T薛瑄再次得到重用，任北京 大理寺右丞、南京大理寺卿、北京大理寺卿等职，所到之处秉公执法，多洗冤抑， “所平反全活无数” ®。《年谱》关于薛瑄任南京大理寺卿期间的两段记载，颇能 反映薛瑄的耿介： 景泰二年，升南京大理寺卿.......时太监兴安袁诚镇守南京，例该各部 每月赴彼议事„都御史张纯，先生同年也.谓先生曰：“初见太监，盍加礼焉？” 先生至，兴安降阶，与分庭抗礼^兴安退谓人曰：“此人曾与王振作对头，肯 为吾屈耶？ ”遇端午节，令人馈扇。先生独不受.曰：“此朝廷之礼，不敢受， ■(薛瑄全集年谱》，第1726页。 《薛瑄全集读书续录卷十》，第！472页， “三杨”即杨士奇、杨荣、杨溥，为明代洪熙、宣德以茧正统时期内阁的三位重要阁眨，被称为**三杨' 《薛埴全集年谱》，第！705页。 《薛瑄全集年谱》，第i7【4页- 《薛瑄全衆年防>,第1723页。 及后： 太监金英以使至，及还诸司，祖道江上，先生不出。英谓众曰：“南京好 官，惟薛卿耳！彼虽不吾送，吾不怪也。”® 后來薛瑄调任北京大理寺卿，以仁爱之心临民处事，严持节度，辨冤明理，不畏 权势。其处事无论大小，一切以礼为要，严谨恭肃，如英宗天顺元年（1457年)， 薛瑄升为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直文渊阁： 一日，诏入便殿，上亵衣冠御，先生拱立不入。上遽易服，乃进见。语 移时，皆正心诚意之言。左右窃听之，曰：“此正薛夫子也。”® 对于官员的逾阈越礼、阿谀谄媚薛瑄同样极为厌恶： 一曰，将入阁，有达官抠同列衣以逾阈.先生曰：“音有拂须参政，今有 抠衣侍郎。”后人问之，终不言名氏。坐内阁，同列偶他去，先生问左右曰： “何往？"对曰：“适往谒中责某耳/比至，先生曰：“学者多说道，不知出 门一步已错了既又曰：“狐趋狗媚，吾所深耻/ ® 可见无论出处大节还是视听言动，薛瑄“皆揆之以义”，将其所尊奉的儒家道统 外化而为日用践履，不趋炎附势，不谄媚权贵，不隨波逐流，超然挺立。 尤其在进退出处和死生之间，薛瑄更显惟义是守、超然无系的风骨。正统八 年（1443年)，在担任大理寺左少卿期间，薛瑄任职数月即“辨锦衣卫大狱十佘案”， 不徇私情，秉公断案。但却因此很快触怒王振，险遭杀身之祸： 初，先生既却振馈，又不一见振，与振遇，又违众不为礼，振滋不悦。 会百户某实病死，妾欲嫁其私人王山。山，振值也。妻在，持妾弗得嫁。山 教妾诬妻以魇魅杀夫，下御史狱，坐死。妻诬服，莫能白。先生察其冤，数 救解之.调问者八道，皆畏振、山势，因仍无所平反。先生奏下刑部议，郎 中潘洪廉得其实冤，先生遂劾诸御史官经讯者。都御史王文，素恨先生，欲 以先生媚振，而庇诸侍御。乃与指挥马顺交谮振前，振大怒，嗾谏官劾先生 是非古今，妄辨已成大狱_。® 薛瑄不畏王振、王山权势，力辨官吏妻子之冤，并弹劾执法之官，因此得罪都御 史王文。王文伙同马顺“谮于王振'陷害薛瑄，使王振大怒。而薛瑄能够入朝为 官，或多或少与王振念于同乡的举荐有关，薛瑄却既不拜谒阿附王振，又丝毫不 ®《薛瑄全集行实录卷一》> 第1615页。 ®《薛瑄全集年谱》，第1720页。 ® «薛瑄全集年谱》，第1724页。 01《薛瑄全集年谱K第1725也， ® «薛瑄全集年谱》，第1715苋。 徇私情，亦不畏其权势，此种儒者的固守与超然符合儒家道德义利之判。薛瑄却 因此遭王振愤恨，且加王文、马顺的诬陷，终被诬而下入大狱，诏弃市之罪，后 改下锦衣卫狱^生死危在旦夕，薛瑄却超然无系，“读《易》不辍”： 先是学士刘球上章忤振，下锦衣卫狱„振使人缚至暗壁中，斧钻暴下， 支解其体.先生继至，人皆危之。先生怡然曰：“死生命也!”读《易》不辍 通政李锡闻之，叹曰：“真铁汉也!，，® 薛瑄心有所主，超脱生死。后因王振见身边一位与薛瑄同乡的老仆闻其将刑而哭 泣，又有王伟等官员抗疏固争，王振亦感其耿介清廉有可敬处，遂将其削籍为民, 放归山西.此事既见其风骨，也从_侧面反应薛瑄之为“实践之儒”在普通民众 中的深刻影响。景泰四年（1453年)，面对“众莫敢言”的苏松饥民冤案，薛瑄再 次“首抗章争之”： 十月十曰视事，适草场灾，上怒，欲尽诛典首者，先生辨其冤，苏松饥 民乞富室粟，不与，火其屋，蹈海避祸.太保王文往核之，以彳朱权论，籍平 民家五百余来京，众畏文势，莫敢言。先生首抗章争之，文大恨，思报先生. 谓人曰：“此老倔强犹昔先生闻而笑曰：“辨冤获聲，死何愧焉！”争益力。 面对王文的忌恨，薛瑄不但无所惧怕，反而“争益力”，此亦可见薛瑄为人的耿介 刚毅与特立独行。天顺元年（丨457年）正月，曹吉祥、石亨用事谋害忠臣于谦， 虽然形势极为险恶，薛瑄仍冒死抗辩： 中官曹吉祥、忠国公石亨，专恣无忌，曹用事，同列约相贺，先生独不 往。亨与徐有贞诬于肃愍谦，王太保文谋危社殺，抵攻迟死。二十二曰丁玄， 同列皆衣紫。先生问之，同列曰：“不知耶？欲刑某等耳，先生惊曰：“此事 人所共知，各有子孙亨愤然曰：“事已定，不必多言会上召诸臣会议， 诸臣皆默然.独先生曰：“陛下复登大宝，天也，今二臣之罪状未著，且三阳 发生，不可用重刑，有!S争曰：“若不置谦等于死，今曰之事为何名？"遂 诏减一等4先生退而叹曰：“杀人以为功，仁者不为也，即有去志。® 忠良于谦卷入圼权斗争的漩涡，被以谋反之罪陷害，因此人人自危，面对忠良之 死，“诸臣皆默然'尤人敢言。唯薛瑄意求抗辩，却无奈力不能挽。在缺乏约束 的皇权之下，面对现实的无可奈何，薛瑄只能以辞去官职、远离朝廷、潜心义理、 讲学授徒作为最终的选择。在黑暗险恶的呈权政治体系中，以求道为志、以仁义 为尚的薛瑄只能艰难地在权力夹缝中生存，将儒家的道德信仰和理想境界发显为 a《薛瑄全集年谱h第丨715页。 ®《薛頊全集年谱》，第1722页„ 薛瑄全集年谱》，第1724页。 治国、平天下的“外王”之举，并以独立的人格和卓然的风骨保持对专制皇权的 抗争与不合作，终能进退以义，保持了光明峻洁的人格。 (三）从祀之路 明代的庙学制度作为当时教育制度和国家祀典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社会 影响深远，因此从祀孔庙成为帝制时期文人士大夫所能获得的最高荣誉®。薛瑄成 为有明三百年从祀孔庙第一人，可见其学行影响之巨。薛瑄弟子及后学、当朝及 后世儒者多次上疏礼部请许薛瑄从祀孔庙，如弘治二年（1489年）张九功、嘉靖 元年（1522年）许赞、嘉靖十八年（1539年）杨瞻、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尚 维持等人均曾上疏要求准许薛瑄从祀孔庭，以表章其文行并重、德言兼优，进而 模范世人。隆庆元年（1567年）开始，要求薛瑄从祀的呼声更为高涨，数人累疏 要求薛瑄从祀，甚至此年六月前后即有五人上疏。礼部关于请薛瑄从祀的奏章中 对薛瑄言行的赞誉颇盛，任举一例如潘晟等人的上疏，从学问之大原、行履之大 略、著述之大旨、树立之大节等方面对薛瑄进行了评价： 乃其力任斯道，卓然为一代理学之冠者，则惟故礼部侍郎薛瑄为最 焉,……其学以复性为的，以居敬穷理为功，以反躬践履为实，潜心体玩， 至老弥精，充养之纯，超然自得。此其学问之大原可考也。平生言动举止， 悉合于矩；辞受取与，一撥请义.居家则孝友无间，与人则乐易可亲，中正 足以矫枉律偏，刚直足以廉顽立懦。此其行履之大略可稽也，所著有《读书 录》，有《河汾集》，虽不专以述作为事，而只简片言，皆可师法；微词奥义， 悉合圣谟，至今学者莫不尊信而诵习之。此其著述之大旨可窥也.至于立朝 行己之际，不折节于权门，不谢恩于私室，不屈法于责近，不摄志于临刑， 荣辱不以关其心，死生无以易其操·此其树立之大节可纪也·故一时信从者 有“河东夫子”之称，而后之追尊者有“一代真儒”之许。21 此评价反映了薛瑄为人师法、承继圣学的学问成就^及其进退以义、方刚正大、 不以死生荣辱为意的为人气象，足见当时人对薛瑄学行的普遍肯定与尊崇。潘晟 等人也于隆庆五年U57〗年）上疏请许薛瑄从祀，称“学责心得，道在躬行”，措 出“不知讲求于大明之后者为功易，兴起于绝学之P者为力难”，指明“国朝倡明 此学者，则惟埴为首”'不仅当时朝中多数官员极力赞成薛瑄从祀孔庙，部分在 野士人也对此问题表示了关注。如曾任山西佥事并“里居四十余年”、“肆力于学” [®丨新加坡]许齐雄：《为昭代真榀辩护——明朝人讨论薛瑄从祀问题的一个重要ftM面》，《晋阳学刊>,2(W7年 第4期。 &《薛琯全集行实录卷二》，第1645页。] [《薛瑄全集行实录卷-：》，第[646页。] ®的李濂（1488-1566年）曾作《薛文清公从祀答问》，以其在山西短暂为官期间对 薛瑄德行声望的了解，认为薛瑄“死生利害不动心，出处进退皆可师法”气极力 赞成薛瑄从祀。甚至阳明弟子邹守益（1491-1562年）也作《薛文清公从祀疏》， 论曰： 我列圣以道德礼乐化成天下，文章政事之臣，咸足以匹休往古，勃然以 理学为宗，实自瑄倡之。瑄之深造自得於濂洛静虚动直，大公顺应之旨，为 未敢妄许，然其自幼至老，笃志力行惓惓，亦自以复性为教，考其出处进退 之间，不折节於权贵，不谢恩於私室，不曲法於贵近，不摄志於临刑，不濡 滞於相位；一时翕然尊信，以薛夫子目之，此岂可以声音笑貌取者！揆之於 古，其近狷者之流乎！世之议瑄未宜列於从祀者，或又以其见理未莹，不足 以传斯道，则虽颜、曾而下，已有不得其宗者，是责於瑄者大备矣，或又以 其少於著述，不足以羽翼圣经，则虽颜、曾之德其宗者，视后儒己有所不逮， 是求於瑄者又大浅矣，® 明中期的邹守益站在心学的立场对明初薛瑄躬行自得之学深表肯定，实见薛瑄实 践之学的深刻影响。虽然亦有反对者认为薛瑄著述有限，但薛瑄《读书录》与《读 书续录》以及《文集》诸作，虽因记录性质所限体系不彰，但在整个明初时代的 学术环境下可谓所论精深，加之所行信伟，因此足为世人之范，可谓“一代真儒”。 也正因如此，当朝及后世几代人不断上疏请许薛瑄从祀孔庙，是对薛瑄学行的肯 定和褒扬，绝非流俗之举。而至隆庆五年（1571年）九月®，历经成化、弘治、正 德、嘉靖、隆庆五朝，薛瑄终于死后一百零七年准许从祀孔庙，成为明代从祀孔 庙第一人，以正统形式获得了认可，成为世人之范。 综观薛瑄的为学、为官与为人f表里如一，学行不二，为“澈表澈里一般人' 其力行不辍、进退以义、恭谨严肃、刚毅耿介之气象有类伊川，峻洁光明、心境 洒脱、超然挺立亦似明道，.确为方刚正大的“实践之儒”。薛瑄之学以程朱为宗， 以复性为本，继承宋儒的天人视域，面向实然世界和生命践履，亦通过清修笃学 与精思力践/将儒家理想人格境界熔铸于生命过程。其以讲学为安身立命之道， 创立“河东学派'重振明初北方理学，促使明代关学中兴，开端明代气学，影响 明代心学。其学笃，其行实，广受当朝及后世的敬重和推崇，《明史*儒林传序》 即言“英宗之世，河东薛瑄以醇懦预机政，虽弗究于用，其清修笃学，海内宗焉” &«明史卷二H六十八文苑二K笫7360页= [明】李廉：《嵩渚文策Pil库全书存目丛书，济南：齐昝书社，2001年版。 明捭守益：娜守益集薛文诰公从祀疏》，江苏：风凰出版社，2007年版，第Ifi页。 薛瑄全集疔实录卷二》，第1646页， s’有明一代三W年间，从祀孔庙仅WIL4人，薛瑄为柒一人（1571年从祀〉，S.余三位是胡居仁（1585年从祀), 陈献萆U585年从祀)，I：守仁（1584年从祀)。 ®。薛瑄弟子李昶形容“先生之怒也，如雷迅风烈：其过也，如云消雾释。刚毅绝 肖伊川，其气象亦类之”，后学相世芳称“薛文清公夫子，山川钟秀，天与斯文, 道统上接程、朱，相业远宗周、孔。实我圣朝真儒之首也”@，虽不乏溢美之词， 亦足见薛瑄学业之深、德业之盛。薛瑄在透见与挺立儒家道德本心的前提下，将 儒家义理重新纳入到实践脉络与生命历程中加以彰显，返归儒家曰用践履之旨， 并以“天下事莫非分所当为”的精神在庙堂内外实践儒家内圣外王之学，这便是 薛瑄之学的“自己学脉”。 在明初渚儒中，黄宗羲与其师刘宗周对吴与弼和曹端颇为称道，认为吴与弼 为明初诸儒中唯一的“醇乎醇”者，并将曹端喻为濂溪f赞其数十年见道之功，“方 正学而后，斯道之绝而复续者f实赖有先生一人” ®。而对于薛瑄f刘、黄二氏却 颇有微辞，称其“多困于流俗”，“无甚透悟”，此处不得不辨。曹端与薛瑄同为明 初北方朱学代表，义理同出于朱学正统，学K也相似，甚至可以说薛瑄是''闻先 生（曹端）之风而起者”®。但曹端思想影响甚微，且并未创立学派。薛瑄则以“实 践之儒”著称于世，并为明代从祀孔庙第一人，河东学派弟子遍及北方数省，并 在明代几与阳明氏中分其盛■■薛瑄的人格、学问及学行成就与影响盛于曹端。同 时代的江西学者吴与弼自陈“为保性命” ®而拒不做官，选择远离庙堂的方式求得 人格的自由。薛瑄与吴与弼分别以不同的生命路向与道路选择共同彰显着儒学宗 旨。相比之下，能在险恶的官场中求得一身清介，并能广施仁爱、仗义执言、进 退以义的薛瑄，更显人格的光辉、担当的厚重与真性情的抒发，其成就无论在思 想还是践履，均不亚于吴与弼》但为什么刘、黄却对薛瑄评价很低呢？究其原因 有三：一是对身处庙堂之儒者困境的不够深体；二是所持心学立场的“门户之见”; 三是当时的时代格局使刘、黄二人难免更为激愤，此激愤虽合情，却未必合理。 刘宗周所不满于薛瑄者主要在其为人，对其为学义理则较少论及，只称其闻 曹端之风而起。刘宗周认为薛瑄在朱棣称帝和于谦之死两件事中未能“铮浄一论 事”，“坐视忠良之死而不之救”。实际上，中国的官场历来不免黑暗险恶的一面， 政治斗争与权力更替绝非一介文官所能左右.薛瑄为人耿介，其修身、齐家、为 政皆时刻以儒家疒义保持内心道德的卓然和出处进退的严谨。虽身处庙堂，仍能 在权力斗争的核心中保持超然独存的人格与境界，并在从政中以“内圣”之学行 “外王”之事，将儒家道德规范与境界理想贯彻于实践中，潜心静修，拳拳为教, 《明史卷二百八十二懦林传》，第7221页。 《薛瑄全集年谱笫1731页》 《薛瑄全集行实录卷三:K第1660页. 《明懦学案师说》，第2页》 同上。 《明偁学案崇C学案K第16页《 广施惠政，绝不愧“实践之儒”的美誉。当然t屡次进退、官至礼部右侍郎兼翰 林院学士的薛瑄，与仅任山西霍州、蒲州学政的曹端以及终生绝意官场的吴与弼 有着截然不同的外在际遇，身居庙堂的薛瑄比远离权力中心的曹端和吴与弼少了 些许自由与豪放，多了一份谨慎与责任。远离黑暗纷争的官场，固然无须面对复 杂残酷的权力斗争和临事抉择，较容易保持学术的自由与行事的超然无羁，却逃 避或远离了儒家外王所必须深入与面临的现实政治，从而难以体会身处其中的艰 难复杂，更不易显出儒家人格与理想在政治中推展的独特面相。视天下事皆“吾 分内事”的薛瑄则不能不面对，因此虽然屡次进退，险被处死，却并不放弃为官 以行外王的机会。至于为刘、黄所诟病的对忠良于谦之死的态度，薛瑄也不能说 未尽其义。英宗复辟，于谦为忠良之士，被诬论死，朝中人皆知其死为皇权斗争 的牺牲品，力不能挽，绝非一介臣了所能改变，因此“诸臣皆默然” 此时独薛 瑄“固争之”T争而不得，亦独曰“陛下复登大宝，天也D今二臣之罪状未著，且 三阳发生，不可用重刑，使“诏减一等”。一介臣子无法改变皇权的决定，更 无力挽回忠良之死。这一残酷现实也使薛瑄彻底感受到面对专制体制中至高无上 皇权的无可奈何和个体生命的无所依托，只能“退而叹曰：'杀人以为功，仁者不 为也’”，即有去志，并一月之内三次请告，决意求去，归乡从教，终能进退以义。 即便是方孝懦那样以节义鸣世的儒者，也只能以一己之身殉道，对于皇权专制体 制之弊端毫无办法。而要真正解决这样的弊端，只有通过建立一种能够对绝对皇 权真正加以制衡与规约的新体制，那是近代以后的事了。因此，刘宗周与黄宗羲 的对明初薛瑄的批评，未免苛责于人，有失公允t不能掩没薛瑄的独立人格与操 守，更不能因此抹煞薛瑄理学的深意与价值。 在为学上，刘宗周、黄宗羲批评薛瑄义理“未见性”、“无甚透悟”、“困于流 俗”，难免出于心学立场的门户之见，《四库全书总目》已指出此点。刘、黄二人 主要站在阳明心学的立场，以心学之“高明”评点以下学践履为要的薛瑄，指其 “未见性' “无甚透悟”，对心性的透悟与阐发不足。但刘、黄二人并未注意问题 意识中心的转换，亦未能透彻理解朱子理学笃实践履的独特学脉。明初诸儒皆面 临学术重振的困境与责任，因此各从不同的路径从程朱理学内部开出新意，而理 气一元化和心性元化则是明初诸懦共同的趋向。至于“门徒遍天下，流传逾百 年”的王学则成于明代中期，若以阳明心学为视角总评明代理学，那么为异军突 起之王学所掩盖的程朱理学自乏光芒可言，以践履躬行为要的“实践之儒”更难 成为肯定的对象。而从孔孟经典儒家来讲，并末特别强调人心通贯天地、涵括宇 《薛瑄全集年谱》，第1724页, 宙的属性，也并不直言“满街都是圣人”，而是重在提斯人所固有的本然善性和“心 之所同然者' 指出“人皆可以为尧舜”的可能性。至于宋明儒在佛道的刺激与影 响下高举本体，掘发心性，将“理”、“气”、“性”、“心”扩充、提升至超越的本 体地位，则主要在宇宙论和本体论方面对儒家义理做了深化与拓展。但此亦同时 产生偏裨，其形上义理的彰著未免使传统实践宗旨稍嫌掩没。薛瑄则继承朱子， 在不失天人视野和超越意识的观照下，立基于复性工夫，将道德实践的原动力回 摄于人心，以“性天通”为理想境界t以落脚于日用事为之间的道德践履为归向， 回复儒学本真，呈现出向孔孟儒学回归的迹象，从而显示出自身出于天理、本于 人性、归丁·实践的独特脉络。而薛瑄之在实践系统中传承儒家道统，见诸毕生践 履之实，当然是以见道和见性为前提的，而其对“性体至善”和“性”之“括尽 天地万物”的“大本大原”地位的凸显，更显其明性、复性之宗旨，其“性天通” 之境界，则是其一生学问与践履之根本所在.因此，正如钱穆所言，刘宗周与黄 宗羲由于心学立场所限，既没有真正理解薛瑄自己的学脉，也“未能真识敬轩之 为人也”®。从而尽管薛瑄《读书录》与《读书续录》由于“盖为体验身心，非欲 成书”的记录性质所限，内在义理似喑而不彰，但其以实践为特征的“自身学脉” 绝不应因此掩没于心学立场“困于流俗”、“未见性”的评价之中。有关薛瑄的哲 学思想将在后面详细论述。 2.2为学进路 在理学问题意识转换与生命实践归向的双重因素作用下，薛瑄在哲学义理的 苦读精思与涵养省察的笃实践履中，在为学道路上经历了从科举之学到“慨然求 道”，再到“专精性命”的转变，并获得学术与人格的双向成就。薛瑄在宣宗宣德 三年所作《与杨进道书》中，曾自陈为学进路□: 某七八岁时，侍先君子左右，闻其称古人某为大儒，今人某为伟士.因 记于心，曰：“彼亦人耳，人而学人，无不可及之理也，又六七年，先君子 见可教，授以诸圣贤书。始发奋笃专于诵习，昼不足则继以夜，不讽诸 则思诸心，虽人事胶扰，未尝一日易其志■■积十余年，然后察夫圣贤千言万 语之理，无不散见于天地万物之中，而天地万物之理，无不统会于此心微密 之地。自是以来，澄治本源，而恒惧夫邪念以淆之，笃专修习而不敢以他好 夺之。积之既久，因以中之欲发者，发为丈辞，则但觉来之甚易，若有物以 尝于内而迫之於外也.后先君子命试有司，一往既得之a仰希大儒伟士虽不 《中H学术思想史论丛》笫七册，第26页^ 敢及，然韩子所谓在进士中粗为知读书者，窃以为近似焉。今退居又六七年， 遭值大故，哀痛之余，尚惧玩愚荒怠，负先君子之大训。因时取向所授书而 温绎之，但觉意味愈切，理趣愈深，有得于心而不能形于言者。此某之自少 及长，勤苦既得，而犹不敢自已者也。® 此自述中，不仅表明其自幼为学、澄澈本源、体察圣贤、以心契道的实践工夫， 又大致勾勒出为学道路转进的轨迹。而纵观薛瑄的一生，其为学进路经历了几个 关键的转变点，并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始厌科举、确立“慨然求 道”之志阶段，第二阶段为潜心孔盂、寤寐程朱的精研阶段，第三阶段为契道以 心、体道以身的义理融贯与实践圆熟阶段 2.2.1始厌科举，慨然求道 在明初程朱理学独尊、思想高压专制的时代环境下，科举制度成为朝廷选拔 官员的主要路径，作为官方学术的程朱理学被定为科考程式的规范，因此以程朱 理学为主导的科举之学便成为学人士子自然的共途和致思的框架。思想上的程朱 一尊与政治上高压专制愈加导致自由思想空间的狭窄。薛瑄生逢明初，由于整体 时代环境的影响，自幼接受正统程朱理学的教育和熏陶，及长则习科举之学，读 四书五经，并热心诗赋草，颇显才华，被视为“薛天才”。但在中国儒家传统与历 史中，凡有所成就者，必能脱于世俗之学，提升人格境界，挺立超然心性，从而 成就儒家的立言、立德或立行之功。并且虽然同在科举制度下和科考规范中，人 之所见有高下之分，有以科举为利禄仕途之方者，有透过科举所定宋儒著作和孔 孟经典直追圣贤真义和儒家道体者，真有霄壤之别。 薛瑄虽家学所承、耳目所接皆为官方钦定的四书五经、程朱性理诸书，但其 聪颖异常、好学精思、笃实力践的品质使其表现出与一般学人士子的不同。薛瑄 在接受家学正统教育的同时，受到先祖尤其是父亲的学行影响和人格熏染，又同 各地贤豪长者交游，因此其学虽然始于科举之学，却能自幼树立做“大儒”、成“伟 士”的志向，不任才气，不重俗学，于普通的科举之学之外不乏超越的价值追求。 在成圣成贤的志向指引下，薛瑄以无比惊人的毅力，废寝忘食、夜以继日阅读圣 贤之书，体察宋元诸儒及先秦孔盂的社会关切和人性关怀，从而逐渐厌弃追求功 名利禄、无切于己之身心、将程朱理学本义异化的科举之学^得以超越世俗功利， 为“为己之学”，直承宋儒本义和儒家道统。在家学熏陶、贤豪交游、潜思默体的 基础上，薛瑄的为学道路在成祖永乐三年（1405年）发生了第一次转折，自此“始 《薛琯全m窠年谱》，第17〇4页= 厌科举之学，慨然以求道为志”，确立了一生为学的正途。《年谱》记载薛瑄此年 的为学进境曰： (薛瑄）始厌科举之学，慨然以求道为志，靳人陈宗问参政河南行部， 至荥，舟中偶触云：“绿水无忧风皱面。”因不得对句，语教谕公，公语先生, 先生不思即曰："青山不老雪白头，亟请见，不往。宗问异之，因访於学舍, 索诗稿观焉t谓曰：“子所作，才泓气昌，当为大儒，非吾侪备员苟禄者比也。” 欲以奇童荐请朝，先生固辞，乃止。因赠诗，有“知汝晚来成大器，愿修德 ik赞熙雍”之句。® 年仅十七岁的薛瑄不仅展露出色的才华，更于言行中体现出恢宏的志向与超然的 向道之心，难怪乎陈宗问赞之“才泓气昌，当为大儒”，并赠“知汝晚来成大器， 愿修德业赞熙雍”之语以示褒扬，且“欲以奇童荐诸朝'但心中以“大儒”、“伟 士”为目标的薛瑄却并未像一般人那样欣然前往，反而“固辞”，体现出“以求道 为志”的不俗气象。此一由科举诗赋向“求道”正学的转变，对薛瑄体认天道性 命精微义理、涵养践履个体生命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深得程朱和孔孟本义大旨、识得古圣相传之儒家道体本根的基础上，薛瑄 自科举之学转出，亦深感科举之学对人性彰显和道体呈现蔽障甚深，造成诸多社 会现实弊病。薛瑄指出t由于明初科举程式的限制，学子多以追求功名利禄为目 的，不知实理之所在，不能深切领会程朱、孔孟之旨，更不能切用于自家身心， 因此仅限于“只是讲说不曾实行”气对此f重视实行的薛瑄深表反对和厌恶，指 出“言不及行，可耻之甚“道之不明，科举之学害之也” ®，深见科举之学对 人的弊害薛瑄还强调性理为本，辞章为末，认为为学应超越功利目的和辞章之 限，以追求古圣相传之“道”为要，从事“力己之学”，求泰然之境。其谓“用力 于词章之学者，其心荒而劳；用力于性情之学者，其心泰然而乐”®, “圣贤学性 理，学其本；众人学辞章，学其末”'“世人闻人论道学t不非笑之以为狂，则 憎恶之以为矫。噫！使学不学道，则所学者果何事耶？” 强调为学必求其本。 在此基础上，超越科举、’追索儒学更根本的价值就成为薛瑄为学道路的必然走向。 薛瑄也正是在这一透悟过程中，摒弃科举之学，逐渐专意宋儒性理诸书，深悟周、 程、张、朱本义和先秦孔孟本旨，超越文辞之间，慨然求道为志，以至“精思力 ®《薛瑄全集年谱》，第丨700页。冏禹锡所作《薛先生行状》中也有同样的记载，但时间为永乐元年，比《年 谱》早两年，按记载的真实性来看，应以《年谱》为准。 ®《薛瑄全集读书录卷四》，第H1S页。 ® «薛瑄全集读书录卷八>,第1222页， 薛瑄全集读书录卷三h第1075页。 &《薛瑄全集读书录卷六》，第H70页。 @《薛瑄全集读书彔卷七》，第丨198页。 践，一言一动，必质诸书'“微有不合，竟夜反侧不成寐” '如此，始厌科举 之学，慨然以求道为志”也就成为薛瑄为学道路的真正起点，决定其整个哲学体 系和生命境界的走向。 (1)2. 2寤寐程朱，潜心孔孟 有了求道之志，还需有正确的求道方法，方能走上为学正途。受明初的时代 环境和家学影响，薛瑄所接触到的主要是明初政府所颁布三部大全，但慨然有“求 道之志”的薛瑄并未落入一般人的科举俗学，而是通过对《四书》、《五经》和宋 儒义理著作的精研苫读、践履修为追寻更为深刻、内在的义理和价值，从而超越 俗儒，寻得“道学正脉”——宋儒性理渚书，先秦孔盂之旨，并透显其言外深意， 思索诸儒所传承之道统。 《年谱》记载，成祖永乐七年（1409年)，二十一岁的薛瑄随父侍教在玉田， 与当地贤豪长者交流讲论，此一经历对于薛瑄思想的转进、为学道路的确立有着 深刻的影响。玉田贤豪长者与薛瑄“讲论经书子史，泛及天文、地理、二氏之谈”, 并主论宋儒性理之学。在儒家经史、天文地理和佛道之学等诸多学问中，薛瑄反 对佛道二教，独契儒学，尤其是“宋儒性理诸书”，认为“此道学正脉也”，于是 “尽焚诗赋草，专精性命，至忘寝食” ®。从而此番与“贤豪长者”的结交和畅谈 以及交游中的学行气象影响，使薛瑄体会到宋儒性理诸书的境界与奥义，感受到 儒学尤其是宋儒理学天人一贯、学行不二的特质和魅力t与自身多年所求的儒学 真精神深相契合，因此大受教益，更坚定宋儒性理之学为“道学正脉”，从而也决 定了其后来的为学道路和追求指向^ 对于“道学正脉”，薛瑄能超越科举之学，自觉从对孔孟天道性心之学在客观 天道和主体心性层面的深入阐发的程朱理学之本义大旨出发，并沿流求源，循程 朱本义而得孔孟实践之旨，可谓“寤寐程朱，潜心孔孟”。从而薛瑄一方面保持天 道领域的形上超越意识，彰显程朱义理，一方面落归于日用事为之间的身心修养 和道德实践，形成在笃实践赝的生命过程中展开的“自己学脉”。在义理层面，薛 瑄之学由程朱理学深入和展开，在思想规模和核心义理上也以程朱为本^并在此 基础上对宋儒思想进行整体性的吸收。薛瑄所慕宋儒性理诸书以周、程、张、朱 为主，涵括周子《太极图说>〉、{通书》，张载《正蒙》、《西铭》，二程《河南程氏 遗书》，朱子《四书》、《语类》等，并多年刻苦奋励，潜心玩诵，深思自得/以明 《薛這全集年谱>，第1700页。 《薛m全集年谱》，第no〗 宋儒之旨。薛瑄尤其曾于宣德七年（1432年）前后数年间“日夕精研理学，寤寐 圣贤，手录《性理大全:K潜心玩诵.夜分乃罢”气在“专精性命”、精研宋儒之 学的基础上，薛瑄继承朱子自《中庸》、《太极图说》而展开的思想入路，主要从 天道流行“所以然之故”构建人道“所当然之则”，为人之道德践履提供天道人性 之必然依据，并以天理规定、统摄人性，以人性承载、返归天道，保持着天人双 向观照与互涵。在实践层面，薛瑄笃实践履、兢兢检点之自得载于《读书录》与 《读书续录》诸作中，因此读书二录除呈现出义理脉络外，还潜存着对儒家道体 进行反躬践履的独特实践脉络，此为薛瑄“自己学脉' 这一薛瑄“自己学脉”， 正是经由程朱和其他宋儒返归先秦孔盂儒学不离日用常行之实践宗旨的独特脉 络，也是其皙学体系之重要而独特的面相。 3.2. 3专精性命，践履为要 面对宋末以来“辞章枝叶之学竟起”、儒家性之本体被遮蔽的现实t “以求道 为志”的薛瑄自觉担负承继儒家道统的责任，沿“道学正脉”而契悟宋代理学乃 至整个儒学的性命之理和践履宗旨，敬录《性理大全》、“昼夜诵读不辍”以明理， “约之于心身性理之间”以践性，力学笃行可畏，并终其一生，唯此二事。后学 张四维称薛瑄“契道以心，钵道以身” ®，可谓恰当D阎禹锡所作薛文清（(行状》 中有一大段关于薛瑄与儒家道统的表述，引之如F: 自七十子丧，而仁义之道不明于天下。......孟子起而救之，论性善，论 仁义，盖所以遏人欲于横流，存天理于既灭也^孟子既没，而仁义之道为之 一蚀.至唐，韩愈独能原性以示学者，天下仰之如泰山北斗。韩愈有功于名 教也，有宋五星聚奎，真儒辈出，周子者绘太极一图，以明性理之渊源，程 子谓“性即理也”之一言，乃穷本极源之至论^张子谓“形而后有气质之性”， 所以辅異孟子性善之言。朱子集群贤之大成而折衷之，然后仁义之道大明于 世·■后学岂容再赞一辞。许鲁斋独能沿流求源，而专致力于躬行践履之间， 尊小学为入德之门，盖祖朱子之心学也。及宋末，辞章枝叶之学竟起，先生 惧其末流远而本源晦也，敬录御制《性理大全》书，昼夜读诵不辍，然后约 之于心身性理之间。谓“太极即吾仁义礼知之性也”；谓“五经四书一 H生’ 字括尽”；谓'今之学者，不知性之至，不践性之至，非学也'著读书一《录》, 皆发明性理之旨。非徒言也，而又能践其言。《丈集》数千言，皆祖述圣贤之 《薛瑄全集年谱》，第1708贞- 《薛瑄全集行实汞卷三1第1664页， 第2章薛瑄生平、为学进路及学脉传承 格言，非徒辞也，而皆根乎理。® 此道统之论源自薛瑄，是河东学派共同的观点，认为历代儒者对“性”之内涵的 揭示、扩充、相承与践履是儒家道统的核心脉络，从孟子明性善，到韩愈原性与 明道统f再到宋儒双重立体人性划分和性之本体义的凸显，乃至儒家四书五经之 核心要义，皆是一性贯摄、一脉相承、践履为要。元懦许鲁斋“专致力于躬行践 履之间”，此是“祖朱子之心学”，颇得薛瑄及河东学派赞誉。薛瑄对宋儒天人性 命之理潜玩默体，并深察此心“微密之地”和天道性心的深刻意蕴，亦深知儒家 道统的核心在于将道体融贯、彰显于个体生命过程中，将心体、性体外发而为道 德践履，且以随时札记的形式“发明性理之旨”。此外，薛瑄“非徒言也，而又能 践其言”，在个体生命历程中潜会与彰显儒家道统，既做体贴圣贤、涵养省察的内 在修养工夫，又行进退以义、从政为教的外向实践工夫，成为德行卓著的“实践 之儒' 薛瑄认为儒家垂训之意和道统大旨在于开明纯然至蕃、流行一贯的天理，并 使人“反求诸身而得其实'其曰： 圣贤之书，垂训万世，本欲开明天理，使人反求诸身心而得其实。自朱 子没，士子诵习其说者，率多以为出身千禄之阶梯，而不知反己以求其实， 圣贤垂训之意果安在乎？ ® 圣贤本意在人之内在心性的挺立、提升与完善，因此为学的关键与目的应在“为 己之学”和践履实行，而非徒于诵习以为利禄之阶。正因有此识见，薛瑄无论修 身行己、立朝为官、设教授徒还是处乡、居家、友朋，皆以“为己之学”为要归， 以切己躬行为目的，德行广盛，备受尊崇。 逾至晚年，薛埴愈加专精性命和笃实践履。正统六年，薛瑄五十三岁，作《报 李文达书》曰：“屡承手书，切磨斯道。……是道之大，原于天，具于人心，散于 万事万物，非格物致知不能明其理。故大学之教，以是居首。然此心非虚明宁静， 则昏味放逸，又无以为格物致知之本。程子所谓'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 者，正欲居敬穷理，交互用力，以进于道也。……朱夫子有言：'愈细密，愈广大; 愈谨确，愈高明。’是则大节固当尽，而细腻功太亦不可不勉也。 省察至此， 极为亲切，更加以精辨持守之力，必能为己而不为人也，为义而不为利也” ®，足 见其格物穷理与内在省察之切。英宗天顺元年（1457年），薛瑄任职京师，对新录 贡士皆告以“正学”为本： 典会试天下贡士，得黎士淳等三百人.录成，先生为首序，略曰：“切惟 〜《薛瑄全钿行实录卷一》，第16丨S页。 薛瑄全M读书录卷八I第1222页。 w «薛选全集年谫》，第1713页. 为治莫先於于得贤，养士必本於正学，正学者，复其固有之性而已.性复， 则明体适用，资经济之任，厘百司之务，焉往而不得其当有同考官谓先生 曰：“1正学复性，数字，久不言，恐非时文。请易之/先生曰：“某平生所 学，惟此数字而已® 薛瑄强调复显人所固有之善性为“正学”，性复则“明体适用”，大本挺立，应事 无穷，可堪职任，并自言平生所学惟“正学复性”数字而己，可见其学问要旨终 以“复性”为归。又据《年谱》记载，英宗天顺三年，“先生既反初服，玩心高明, 研究天人之奥，阐发性命之微，著为《读书续录》”，并在《报阎禹锡书》中称“所 要《读书续录))，但余老t自备遗忘耳，亦何足观也”，又言“由经以求道，乃进 学之至要。盖凡圣人之书皆经也，道则实理之所在，苟徒诵习之上之经，而不求 实理之所在，则经乃糟粕薛瑄也曾在《答阎禹锡书》中称：“瑄本世俗之学， 中年稍知理趣，而卒有所未得，亦仅置之于心而不忘耳”®,此不免自谦之辞，亦 足见学问之笃。在“求道之志”与向道之心的挺立下，薛瑄多年精研宋代诸子的 义理之学和先秦孔盂经典儒学，以圣贤理想人格境界为目标，晚年愈加收摄专精 入性命之学，专意切己反躬、提斯省察、讲学明理之复性践履，并以“复性”二 字为平生所学之要。薛瑄在生命中追求超越的理想人格和“性天通”之理想道德 境界，成就了天人性命之理的深远影响和个体生命气象的卓然不群。 3.3学脉传承 薛瑄为学除家学熏陶、随父亲侍教游历的收获以及师友讲论之外，主要源自 其本人研读濂、洛、关、闽诸书，寤寐周、程、张、朱之道而得。其对周敦颐、 二程、朱熹、张载等宋儒著作数十年熟读精思、潜玩默体，颇有''永（咏）歌之 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之境®。薛瑄的思想来源主要为程朱理学，尤 其以朱子理学为±,并经由朱子理学融合张载关学，吸收来儒义理，得见儒家道 统传承谱系，最终复归孔孟儒学。如其太极阴阳、理气不分、理一分殊的天道论， 求仁为本、格物穷理的复性工夫论本自程朱，而“气本气化”之宇宙论、双重立 体人性架构和变化气质之论则主要吸收张载^在宋明理学发展脉络中，薛瑄以承 继道统为己任，融合朱张，归宗孔孟，为“明初理学之冠”，著称于当朝及后坦。 ®《薛选全集年谱》.第1725页。 薛瑄全集年趦》，第丨727页。 ®《薛瑄全集文集#之十二>,第667资。 ^《十三经注疏毛時IH义EI风周南关雎序L第270 ^. 3.3.1承继道统 古人为学俱有脉络相承。汉人重解经，尚讲“师法”、“家法”：宋人重求道， 尚言“道统”。唐代韩愈首提“道统”之说，将儒家一脉相承的道统勾勒出来。北 宋五子则在佛道形上义理的刺激下援佛道入儒，稽天穷地，起而造道，从而分别 幵显儒学“理”、“气”、“性”、“心”之不同面相。南宋朱子集两宋理学之大成， 博大精微的理论体系，成为宋末以降理学出发的共同母体和典范。以“求道”为 志向、以继承道统为己任的明儒薛璃继承道统意识，认为儒家自尧、舜、禹、汤、 文、武、周、孔、颜、曾、思、孟、周、程、张、朱有一脉相承的道统，因此其 问题意识、观照视角和“自己学脉”也便潜藏于道统论与对宋儒的品评之中。 薛瑄首先指出“道体”与“道统”之不同，认为“道体於穆而不己^道统有 绝有续” ®，“道体”为万古不变、周流不息的本体，“於穆而不已”，而“道统” 则是历代儒者对“道体”的阐释和推明，只有深明“道体”者才能发显与彰著之, 即如“圣贤之文，自道中流出，如江河之有源，而条理贯通”'儒家由三代而始 的道统至孔孟之后断绝，汉唐之儒或重于解经，或浸淫佛老，无法接道统之续。 韩愈也仅指出“道之用”，尚未真正阐明“道”的义理和内涵。到了宋代濂、洛、 关、闽诸家，才真正以求道为志，为明道之学，将儒家天人性命之学深化t有功 于圣门。薛瑄即屡言于此，如谓“孟氏统绝，汉、唐间言道者皆妄也，韩子亦止 能言道之用耳”气“圣人之道蔽味不明者，千五六百年，至周、程、张、朱而始 明” ®，“濂、洛、关、闽数君子，虽所学成就不同，要皆有功於圣门者也”，■基 十濂、洛、关、闽对儒家道统有明道之功的整体表彰，薛瑄明“正学”与“异学” 之分t指出“尧、舜、禹、汤、文、武、周、孔、颜、曾、思、孟、周、程、张、 朱，正学也，不学此者，即非正学也”®，尤以周、程、张、朱之学为“道统正传”， 谓“四书、五经，周、程、张、朱之书，道统正传；舍此而他学，非学也”®，“濂、 洛、关、闽之书，一日不可不读；周、程、张、朱之道，一日不可不尊。舍此而 他学，则非矣” ®。薛瑄更明确指出要为圣人之学/不为异端之学，称“君子有所 为，有所不为，如为圣人之学，则不为异端之学。苟无所不为，则其学杂矣”®\ 《薛瑄全集读书续录卷五1第丨412页。 《薛瑄全宽读书眾卷六》，® lPOliL 《薛瑄全集读书续录卷二》，第 《薛瑄全集读书续录卷五》笫 《薛瑄全集读书续衆卷二》，第B42 5L 《薛瑄全集读书续录卷二》，第]337贝。 《薛瑄全集读书眾卷五》，笫1143页* 瑄全集读书续录卷四>,第1395页。 《薛琏全集读书续录卷四》，第]391页。 而“为学当谨守圣人之道，虽未至是，亦圣人之徒也”®，可见薛瑄强烈的道统意 识。 在承继儒家道统中，薛瑄能够继承宋儒，透见儒家所统所续之“道体”，并着 重从“切于人生日用之实”的视角进行体认，以孔子所言“中人”及“中人以下” (《论语·雍也》）@者为致思对象。因而，薛瑄阐明天人性命之理以显发主体道德 本心，从事“为己之学”以挺立儒家道统，并以主体对儒家道统的体认、挺立、 内化与实践为重要观照。这一观照视域也决定了薛瑄哲学重下学、笃践履的特质 和向先秦孔孟儒学回归的旨向。薛瑄表彰來儒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濂、洛、关、 闽诸儒之书，皆根据至理，而切於人生FU9之实”'而宋儒中之朱子既有广大精 微的“至理”建构，又有教人浅深之序、渐修渐进之方的实践观照，将四书置于 五经之上，使“中人”进德有可依据之地，更可“切于人生日用之实'因此，宋 儒及朱子拣择表彰四书之功最为薛瑄所重。其指出： 汉、唐以来，正教与异学并行，而学者莫知所宗，自宋诸君子表章四书、 五经而发挥之，如曰月经天，而爝火自息。有志之士，宜熟读精思而力行之, 庶不负先正之教云.® 又言： 周、程'张、朱有大功于天下，万世不可胜言„于千余年俗学异端淆乱 驳杂中，剔拨出四书来表章发明，遂使圣学晦而复明，大道绝而复续，粲然 各为全书流布四海，而俗学异端之说自不得以干正，其功大矣！ ® 宋儒“剔拨出四书来表章发明' 实发明了儒家性体至善和主体复性践履的天道人 性依据，其功主要在天道统摄下的人性论的深化与完备t使孔孟义理空前宏阔而 精微.使“大道绝而复续”，这既是薛瑄最为推崇宋儒和程朱的重要理由，也是薛 瑄所秉持的观点。对此，钱穆曾做详论，对于理解薛瑄颇有意义，摘引如下： 是敬轩亦明认四书在五经之上也，濂溪康节横渠三人之著书立说，则不 免有偏重周易一经之嫌》朱子虽亦同尊此三人，然明白眧示后人以入圣之门， 以上接孔孟之传统者，则周易一书，断不能与语孟学庸四书为比.故朱子尤 特尊二程，而后世儒者又专以程朱联称，其中所以然，惟敬轩此条独加阐发, 则敬轩之于儒学大同及其精义所关，断不能谓其无所见。然敬轩之自为学， 则实于康节濂溪横渠三人有其用心独至者.其学脉乃承月川来，李祯谓薛河 ®同上。 ® «论语TF义》，第丨26页。 ®《薛瑄全集读书续彔卷卯》，第1391页. 〜《薛瑄全:集读书录卷五L第1143迈。 >《薛琯金集i卖奶录卷五》，第丨[47页。 东先生雅服月川，是矣.而黎洲乃谓敬轩读书录，不过为太极图说西铭正蒙 之义疏，是实未深得敬轩为学之要领与旨趣也D至敬轩又特提朱子之小学书， 而以许鲁斋为继朱子之统，此亦即敬轩自己学脉，接传自当时北方之学统也- 薛瑄在宋儒中本于朱子和二程，在儒家经典中重四书胜过周易，并赞许衡笃实， 显见其学并非专注形上义理建构，而在“切于人生日用”的躬行践履，此为薛瑄 “自己学脉”或曰“要领”与“旨趣”，也是“当时北方之学统”的特质，殊异于 南方之学。钱穆先生所指薛瑄“自己学脉”，实为正确理解和评价薛瑄的正途。而 对于防检白沙阳明心学崛起之偏裨，薛瑄之学更显其独特价值，对此，钱穆先生 又有精到的论述，摘录如下： 敬轩一尊朱学旧轨，于四书外，在五经中特提周易一经，主张于朱子手 笔正文传注熟之又熟，以待自得，不主舍书册而求自得，则不致有白沙阳明 之崛兴。而较之草庐（吴澄)，转轻四书而殚精于五经，亦为未失朱子矩獲。 其所以于五经中特重周易者，则为十翼谈及宇宙论方面，可补四书之缺，修 齐治平日常人生，重在四书，敬轩学贵践履，体验身心，读书录之偏重实在 此。黎洲谓其仅为太极图说正蒙之义疏，是知其一未知其二也。至敬轩劝人 读语类不若读朱子手笔之书，可为定论无疑，此亦从月川来。盖敬轩为学， 笃信谨守，不喜牵引论辩，其病若在少所阐发。此乃敬轩姿性所限，亦因时 会使然，适因白沙阳明未起，.笃尊前规，固若规模未臻于宏大，阐中未及于 精微，要自不掩其所长。在孔门亦当在德行之列。晚明以下，王学流弊日暴， 反归前哲，乃独于敬轩无间言，醇谨，纵恣，各趋一端，黎洲意存抑扬，亦 终不能不于敬轩阳明两人相提并论，亦可见敬轩之所诣矣。® 元至明初“各经四书注脚之注脚太繁多' 薛瑄并未陷入一般“述朱”者注目书册、 专意注脚之限，独能从朱子本旨出发，真正将朱学归向“切于人生曰用”的反躬 实践。其对经典的拣择与对宋儒的评论皆从“学贵践履，体验身心”的意识出发， 面向“修齐治平日常人生' 钱穆此论并未沿袭黄宗羲所作定论，较能恰切显明薛 瑄之学的独特学旨，又能揭示其实践之学的独特意义其自薛瑄之学与阳明之学 “醇谨，纵恣，各趋一端”，又指出黄宗羲虽意存抑扬，“亦终不能不于敬轩阳明 两人相提并论”，甚至称黄氏对薛瑄“只知其一未知其二”，对于薛瑄之学独特意 义的显发实为难得。此论又可见薛瑄所承继的儒家道统，不仅在道体的洞识和道 统谱系的明晰，更在“践仁体道”之体验身心与反躬践履。薛瑄继宋儒而重四书， 《中闽学术思想史论丛》第七册，第23页。 ^ C中闹学术®想史论丛》第七册，第24-25页。 并屡述儒家道统，稍加摘引，以窥其貌： 尝观周子、二程子、张子、邵子，皆与斯道之传者也，而朱子作《大学》， 《中庸》序，惟以二程自继孟氏之统，而不及三子，何邪？盖三子各自为书， 或详于性命、道德、象数之微，有非后学造次所能窥测；二程则表章《大学》、 《中庸》、《语》、《孟》，述孔门教人之法，使皆由此而进，自“洒扫应对'“孝 弟忠信”之常，以漸及乎“精义入神”之妙，循循有序，人得而依据。此朱 子以二程子上继孔孟之统，而不及三子欤？然朱子于《太极图》，《通书》，则 尊周子；于《西铭》、《正蒙》，则述张子；于《易》则主邵子。又岂不以进修 之序，当谨守二程之法；博学之功，又当兼考三子之书邪？及朱子又集《小 学》之书，以为《大学》之基本，注释《四书》，以发圣贤之渊微，是则继二 程之统者，朱子也。至许鲁斋专以《小学》、《四书》为修己教人之法，不尚 文辞，务敦实行，是则继朱子之统者，鲁斋也.® 薛瑄评论北宋五子与南宋朱子，实际上侑据“循循有序”、下学上达、切于日用的 实践逻辑。相对于周子、张子、邵子“性命、道德、象数之微”，薛瑄显然更注重 二程和朱子“述孔门教人之法”、“循循有序”的渐修之法和为学次第，并最为肯 定朱子“集《小学》之书，以为《大学》之基本，注释《四书》，以发圣贤之渊微”， 明“修己教人之法”，确立“不尚文辞，务敦实行”之统。此段议论曾引起钱穆重 视，称“敬轩此条，语若平近，实乃发人所未发，涵有独特之见，亦为敬轩自己 学脉所在，当为郑重指出。盖朱子在儒学传统上之大贡献，其影响后世最深最大 者，厥为其注释四书，使四书地位转踞五经之上，宋儒以下与汉唐儒之主要相异 点即在此”'钱氏所论不仅揭示朱子明“修己教人之法”、重视实践之功^更指 出薛瑄平实言语中体现出“敬轩自己学脉所在”，对于恰当理解朱子之学和薛瑄哲 学独特的实践逻辑和生命型态甚为有益。此外，薛瑄心自中的儒家道统谱系，自 尧、舜、禹、汤、文、武、孔、颜、曾、思、孟、周、程、张、朱®之后，还应包 括许衡。在薛瑄看来，在朱子之后的宋末、金、元时代能够真正继朱子之统、得 朱子本义、传续儒家道统者，最可推崇的似乎只有元代北方的许鲁斋。薛瑄指出： 许鲁斋余诚实仰慕，窃不I揆，妄为之言曰：其质粹，其识高，其学纯， 其行笃；其教人有序，其条理精密，其规模广大，其胸次洒落，其志量弘毅， 又不为浮靡无益之言，而有厌文弊从先进之意，朱子之后，一人而已。® i薛這全集读书录卷一K第1026-1027页。 《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第七册，第22-23页。 《薛瑄全集行实彔卷三》，第1635页。 《薛瑄全集读书彔卷一K第1025页。 朱子之后，诸儒有失朱子之本义者，至鲁斋许氏，尊朱子之学至矣.® 自朱子没，而道之所寄不越乎言语文辞之间，能因文辞而得朱子之心学 者，许鲁斋一人而已。® 不仅坦言对许鲁斋“诚实仰慕”，并称其为“朱子之后，一人而已'而薛瑄所仰 慕于鲁斋者，实在其源于朱子本义、越乎文辞之间、“不尚文辞，务敦实行”的笃 实践履和为人气象，并非在其立论之高妙与义理之精微.此论再次证明薛瑄之学 的实践观照。当然，在学风切近之影响来看，明初北方大儒曹端对薛瑄亦有所影 响。薛瑄幼于曹端十三岁，其学“闻普端之风而起”，但薛瑄所获致的义理透彻， 所进行的讲学传扬，则是深刻、广泛而又有开拓性的。薛瑄以“性体”之显发和 生命践履为视角与观照，阐明儒家道统，表彰濂、洛、关、闽透见天道人性之功， 肯定周、程、张、朱之学为“正学”，并以继承儒家道统为己任，“不尚文辞，务 敦实行”，既保持宋儒的形上超越意识和主体天人建构，又坚持“切于人生日用之 实”的实践观照，并在义理与践履层面双向继承了儒家道统。 2. 3. 2融合关闽 薛瑄经由朱子之学总摄濂、洛、关、闽之学，前溯先秦孔孟之旨，求懦学道 体之实，明僑家道统之要，在求道、体道、明道的观照中形成了自身学脉和为人 为学宗旨。薛瑄的思想渊源既包括两宋濂、洛、关、闽之学，又涵括儒家思想源 头之先秦孔孟儒学，以及元代许衡、明初曹端等人的直接影响。薛瑄的哲学建构 则以程朱理学为纲维和主脉，亦将张载关学融入自己的哲学体系，构建“理气无 缝隙”之天道观、以性为本的人性论和复性工夫论。 在学脉传承上，薛瑄之学的思想渊源、义理架构与为学进路皆以程朱理学为 纲维大脉。朱子推明“理”为万事万物超越的形上本体，规定并统摄天地万物，“理” 之下落于人而为“性'因此“性即理”，形上超越，涵具“仁、义、礼、智”四 德，从而“复性”工夫与践履便成为人之必然不容己的责任。薛瑄之学大要皆本 于程朱，尤其是朱子。无论其“太极”与“阴阳'“理”与“气”、“体用一源， 显微无间”、“理一分殊”的天道观建构，“性即理”、心为“气之灵”、“天命之性” 与“气质之性”的人性论，还是格物穷理、静存动察的工夫论，皆以程朱为宗。 在为人为学与人格气象上，薛瑄也融合明道匈朱子，严毅恭肃，又不乏洒脱光明， 在毕生坚持的道德实践中体现程朱的人格境界。在学宗程朱的同时，薛瑄也极收 《薛瑄全笟读书续眾卷七》，笫！445页。 《薛瑄全®读书续朵卷八K第〗222 与融合了张载的气本气化论和“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双重立体人性建构^ 张载指出“山太虚，有天之名；由气化，有道之名；合虚与气，有性之名；合性 与知觉，冇心之名” ®，以清净纯一、湛然无暇的“太虚”为本体，以气之聚散变 化解释天地万物的生成变化，认为“道”是气化流行顺适自在的过程与状态，“虚” (太虚）与“气”合言则为性，张载又将“性”划分为“天地之性”与实然“气 质之性'“天地之性”是湛然纯一的“太虚”本体之性，纯粹至善；“气质之性” 则是“太虚”本体在气化而成万物的过程与结果中万物所涵具之性，由于物禀气 昏浊偏全不同而善恶相混.张载以此双重立体人性论解释人性善恶问题，为宋明 儒广泛接受，也为朱子所继承。朱子以“理本论”和理气关系架构为前提，指出 人有“天命之性”（理之赋予人）与“气质之性”（理为气质私欲蒙蔽)。张载的天 道观和双重立体人性论经由朱子，为薛瑄所继承和融合。薛瑄在理气关系上以程 朱理学“理本论”为主，亦将张载“气本论”融贯其中f强调“理气无缝隙'甚 至不惜言“一气流行，一本也”，凸显对实然之气的重视。 在儒家经典文本的诠释方面，宋儒以义理之学取代汉唐训诂之学，使儒家四 书、六经显发精微的义理和相传的道统，并在对经典进行诠释的过程中，将主体 的体贴与参与作为极为重要的向度。薛瑄继承了宋儒的天人视域和诠释方法t注 重宋儒用以阐发天人之奥的《易》、《太极图说》等，尤其重视由程朱拣择升格的 “四书'对此，吋举其对《盂子》升格为四书过程的论评： 《孟子》七篇，乃洙泗之正传，经千余载，世儒例以子书视之，而无知 之者，独唐之韩子曰：“孟氏，醇乎醇者也又曰：“轲之死，不得其传焉， 又曰：“求观圣人之道，必自孟子始。”又曰“孟氏之功不在禹下。”是则千载 之间，知孟子者韩子一人而已.來之大儒，有德业间望于一世者，犹侪孟子 于《法言》之后，尚何望于他人邪？惟河南程夫子倡明绝学，始表章其书， 发挥其旨，而一时及门之士，遂相与翕然服膺其说，天下始晓然知其为洙泗 之正传，而不敢妄议，至朱子又取程氏及群贤之说，会萃折衷，以释其义， 与《论语》，《大学K《中庸》列为四书，由是洙泗之正传益以明备，千古入 道之门，造道之阃，无越于此矣，有志者尚笃厥力哉！ ® 薛瑄认为《孟子》七篇“乃洙泗之IF.传”，为儒学正统，而唐代韩愈表彰孟子“醇 乎醇者圣人之道”，宋代二程“倡明绝学，始表章其书'朱子集宋儒群贤之 说，提升《孟子》及《论语》、《大学》、《中庸》为“四书”。薛瑄对此_过程的极 为推赞，亦见其学脉所承。薛瑄称四书为“千古入道之门”，而“造道之阔，无越 《张载集IE蒙太和篇第一》.第9页。 《薛瑄全集读书录卷七》，第1186页。 于此矣，有志者尚笃厥力哉” '故强调“为学以四书为本”®，并将程朱义理和 张载气本气化论和《西铭》“民胞物与”的天人合一意蕴融入自己的哲学体系建构。 薛瑄力求从著者本义出发对周、程、张、朱进行解读和体贴，尤其是对朱子的体 贴，是超越时儒之限、深于朱子本义的。薛瑄也能够结合自己的体认与实践，解 悟逐渐被世俗异化了朱学本义和实践宗旨，将穷理尽性、默识心通、躬行实践作 为工夫切要和学脉根本，并将张载关学之北方学派躬行践履、注重气节的学风加 以继承和发扬，成就了自己的为学气象与道德生命^ 2. 3. 3归宗孔孟 先秦孔孟儒学作为中国文化的源头，透彻人性本然之善，挺立人之超越内在 的道德本心，以人之道德生命的挺立与提升为理想境界，因此具有鲜明的“不离 日用之实”的实践特质。无论魏晋玄学、汉代经学、隋唐佛学还是哲学化的宋明 理学，都以人性关切和人之内在遒德主体性的提撕挺立为重要观照。两宋理学尤 其在“勇于造道”的意识下，越过汉唐魏晋，直承先秦孔孟儒学，掘发儒家形上 义理，究天人之际，阐性命之微，将人性固有之善和主体之挺立作为思考与掘发 的重心，从而幵拓了宏阔的宇宙论、本体论和心性论，为儒学提供了更为精深的 天人性命根据e南宋朱子则集两宋理学大成，以完备的形上理论体系为其后儒学 提供了典范和基础，朱子之后尤其明代理学随时代问题的转换而将思考的重心转 向曰用践履与生命的完善，呈现出向先秦孔孟儒学践履宗旨回归的迹象。薛瑄清 醒地认识到这一点，并面对被官方和社会异化了的朱学，独能沿流求源，体证朱 子本意，反对“以高妙示人语人所不及”，以孔子“罕言性与天道”为范，以 涵养心性、切于U用为归的，遥契先秦孔孟儒学的真精神。 首先，薛瑄对孔子仁民之心、圣贤之道有深刻的体察。要理解孔盂之旨乃至 儒学宗旨，须从论者所观照的问题出发。薛瑄即以此体察孔子，并谓： 孔子周流四方，欲行其道於天下，岂不如长沮、桀溺之徒，知道之终不 能行？但圣人仁民之心，即天地生物之心，天地不以穷冬大寒而已其生物之 心，圣人亦岂以时世衰乱而已其行道之心乎？③ 孔子“述而不作'学圣贤之道，不述圣贤之言，而自立新奇之说，去道 远矣！《老子》、《庄子》不述前圣之言，自为新奇之说，所以为异端也6 ® 同丄》 《薛瑄全萊读书录卷五》，m m3页。 《薛逭全集读书续录卷三》，第1M1页。 《薛瑄全集读书续录卷四》t第1395页。 圣人仕、止、久、速皆徇乎理之自然，观孔子可见也^ 0 薛瑄认为孔子以天地生物之心为根据，徇f天理之自然，为圣贤之道，仁民爱物, 践履为要，实在是一种极为可贵的“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虽有些悲壮的意 味，似对丁人世來说，这是一种宗教般的救世精祌，其中所透显的理想人格和行 为规范既为历代真儒所仰慕与致力，也成为中国人儿千年H用不离的生活宗教。 孔子的“述而不作”、罕言“性与天道”，无不显示出其所开创之儒学的真正意旨 并非在“言”，而在于“行”。“言”或曰“理论”是对道统、天人关系、道德价 值根源的阐述与表达，是载道的媒介而并无独立的意义，亦非目的本身，终究要 落实为人之“体道'“行道”的道德实践方为真言真知。在薛瑄看来，南宋朱子 及两宋诸儒虽在佛道形上义理势压下多言“性与天道之妙”，但也是“不得已而为 之”。其谓： 朱子答学者之问，多告之以性与天道之妙，乃圣贤接引后学不得已之盛 心也，必若待中人以上之资始告之以此，则可告者亦少矣.是则孔子所言者, 教人之正也；朱子之接引后学者，权也。® 朱子所言“性与天道”明人固有之善和天人一理，实是经过权衡之后的接引后学 之言，所论本身并非学问宗旨与目的所在。延展至整个宋儒t他们所面对和关注 的也同样是明辨天人性命之理以为道德实践提供更为深刻的基础。 其次，薛瑄对孟子“性善”有深入的体证。人性问题是儒家文化关注的核心， 孟子在历史上首次明确提出“性善”，以人人固有之善的透彻与超越的道德本体的 挺立确定了整个儒家文化的基调和根核。孟子又以“仁义”为核心要旨，以“尽 心、知性、知天”为实现天人贯通、天人合一的途径，以成圣成贤为理想人格境 界，为后世儒#提供了天人双向观照视野。薛瑄对孟子表示了尤为深切的认同， 肯定孟子“性善”论“于道之大本大原见之至明”，指山《孟子》一书“首言仁义 以拔本塞源”，并吸收孟子性善论和仁义思想，进一步将“性”放大为宇宙与学问 之“大本大原”，且以知性、复性之反躬践履为学问归的，表现出归宗于孔盂的意 向。薛瑄指出： 孟子言“性善'於道之大本大原见之至明矣，故其一言一理皆自此出。 荀、扬诸子，不明道之本原，虽多言愈支矣。® 滔滔趋利之势力不已，必至於乱，非圣贤孰能救之？此《孟子》之书首 I仁义以拔本塞源也^ s 《薛瑄全集读书续录卷三第1380页。 C薛瑄全集读书续S卷二》t第1336页。 «$瑄全集读书续录卷五》，第1419页， «薛瑄全集读书录卷十L第1257页。 《孟子》七篇，托始于仁义，诚能默识而旁通之，则全书之旨不外是矣. ① 孟子道“性善”二字，透过人之自然人性而见本然之性，因而儒家所透彻之人的 道德本心、至善本性和人格理想与道德规范才成为可能和必要，儒学本体论、宇 宙论和修养论的建构才得以成立，孟子指出人人固有“恻隐”、“羞恶”、“是非”、 “辞让”四善端j卩仁、义、礼、智之德，四者之中“仁”为首要与最根本者，“仁” 统摄四德。薛瑄对孟子关于“性善”与“仁”的透彻与显发、对道体的呈露及其 言行践履极为赞誉，谓盂子首言“仁义”以“拔本塞源”，定立儒家“人之所以为 人”的根本。又称“《盂子》一书，皆从仁、义、礼、知中流出，所以为圣贤之言， 所以为王者之道”气“《孟子》之言，光明俊伟，如《答景春大丈夫章》，读之再 三，直使人有壁立万仞气象” '又谓“《孟子》言仁、义、礼、智之性，恻隐、 羞恶、辞让、是非之情，道之体用全具，古今天下之理，不外乎此” ®。从薛瑄对 孔孟的体察赞誉中，可见其对孔盂人性透彻与践履宗旨的契悟。而其在整个哲学 体系建构中，以天道流行“所以然之故”挺立人道运作“所当然之则”，以“本然 之性”为“大本大原”和天人贯通的枢纽，并在工夫论中尤为突出知行两得、学 行不二的生命面相和践履依归，从而在义理和实践层面体现出向孔孟儒学心性显 发与践履本旨的回归。 2. 3. 4批判异端 儒家的学问作为“生命的学问'既透见道体之实，又有维护道统、内圣外王 的责任自觉，因此儒者的思想也多以褒贬古人、评论诸家的方式表现出来。以求 道、明道和维护儒家道统为观照，薛瑄深体孔子“述而不作”之旨，指出圣人教 人“未尝极论高远”，“未尝轻以理之本原语人”®，而是“多教人以下学人事”， 而“古者《诗》、《书》、《礼K《乐》多就事上教人，而穷理亦就物上穷究，古所 学精粗本末兼该而无弊。后世或论理太高，学者践履未尽粗近，而议论己极精深， 故未免有弊也”1®。因此，薛瑄强调“精粗本末兼尽，所以为圣贤之学；若舍粗而 求精，厌末而求本，所谓语理而遣物，语上而遣下，鲜不流为异端”\在此观照 《薛瑄全復读书续录卷七》H !187页。 *《薛瑄金集读书续录卷三》，笫1376页, e_《薛瑄全粜读书录卷六V第1179页。 《薛琯全集读书续录卷四>,第1389页, w《薛瑄全猫读书录卷九》，第1253页* 薛瑄全牴读书录卷五h第丨)46页, ® «薛瑄全集读书录卷四》，第1IKT贞。 下，薛瑄对孔孟之后尤其是宋儒论理太高之弊表示警觉与反对，批评陆九渊心学 土静坐工夫而忽读书穷理，指出“象山谓人读书为'义外工夫’，必欲人静坐先得 此心。如若其说，未有不流于禅者”®,因此“不可不察”气同时，薛瑄视佛老 为“异端”，力辨二者之弊。薛瑄批评佛道既弃绝人伦，又将超越的视野落在人之 自然生命的“不生不灭”上，不明几所固有之善，不做求道为己之学，故为“异 端”。其言“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人之大孝也；夫妇配偶，所以承先世 之重，延悠远之续，人之大伦也.释氏乃使人秃其发f绝其配，不孝绝伦之罪大 矣”'指出“老、释二家务洁其身，清其心，弃绝伦理而不恤，正韩子所谓'欲 治其心，而外天下国家’者也” ®，佛道“必求一超出阴阳之外不生不灭之说，有 是理乎？”'“老庄虽翻腾道理，愚弄一世，奇诡万变，不可模拟，卒归于自私， 与释氏同” ®。薛瑄更指出“邪说异端”危害甚大，不仅“惑世诬民，充塞仁义”， 也使宋儒“惑于异端”，如其指出“异端邪诞妖妄之说，惑世诬民，充塞仁义，为 害不可胜言，自古如此” ®，“宋之时不惑於异端者无几，虽名士公卿亦陷溺其中， 道之难明也如此夫！”®,因此强调“邪说异端，斯须不可近，为害至大” ®。可见 薛瑄主要从“异端”之说的“惑世诬民”、弃绝人伦的弊害进行批评，也对两宋诸 子不避佛老的态度表示不满。在薛瑄思想中，儒家思想的义理透彻与道德实践不 容分割，求道之要在于“明道”、“体道”与“躬行践履”，因此儒家道统的核心在 于对儒家伦理道德规范的实践。在此观照意识下，薛瑄既未主动出入佛老以返归 儒家，也无意对佛道本身的形上义理做细致的辨析与批判，而是专意于“性善” 的阐发和“复性”之践履，以挺立与传承儒家道统。 2. 4著述情况 薛瑄被尊为“开明代道学之基”、“明初理学之冠”，以“实践之儒”著称于世。 薛瑄为学虽不以成书为目的，但受张载“心中有所开，即便札记，不思还塞之矣” 的启发，故“读书至心有所幵处，随即录之，盖以备不思还塞也'因此其在一生 精思力践的学行过程中，将所思所得加以记录，亦有大量的自得之语传世。薛瑄 ®《薛瑄全集读书录卷五》，第1144页。 @《薛瑄全货读书录卷九》.第1246页， ®《薛瑄全集读书录泰七》，第〗210 «《薛瑄全集读书彔卷七》，第1丨90页。 ®《薛瑄全集读书录卷五》，第1143页。 ® «薛瑄全集读书录卷一》，第1025页。 ®《薛瑄全集读书续录眷二>,第1339页。 ”社. ^《薛瑄全集读书续录卷第1337页。 仿张载《正蒙》而成《读书录》十一卷，《读书续录》十二卷，均己著录.有《薛 文清公文集》二卜网卷，及《理学粹言》、《从政名言》、《薛文清公文章》、《策问》 等。其中《读书录》、《读书续录〉〉为其平生研读和体悟宋元诸儒之书所作的读书 笔记和思考心得，集中反映了薛瑄的理学思想及其演变进程，正如张伯行所称“先 生一生事业，包举于斯录” ®。因此读书二录是本文研究薛埴哲学思想所依据的重 要文本。其著述情况如下： 1、著录情况^ ⑴《明史》 卷九十六·志第七十二*艺文一：著录薛瑄《定次孝经今古文》一卷。 卷九十八·志第七十四·艺文三：著录薛瑄《读书录》十卷，《续录》十卷。 卷九十九·志地七十五·艺文四：著录薛瑄《敬轩集》四十卷、诗八卷。 卷二百八十二·列传第一百七十：作《薛瑄传:t 4.《四库全书总目》 卷六十·史部十六·传记类存目二：著录《薛文清行实录》五卷（江苏巡抚 采进本)，谓“明王鸿撰.鸿，河津人，官石灰山关税大使f薛瑄之曾孙婿也。是 编第一卷为瑄像赞、行状、神道碑、事实。二卷为《请从祀疏》七篇。三卷为祠 堂、书院诸记六篇，祭文三篇。四卷为《读书录》、《文集》诸序四篇，诗五首。 第五卷则杂录柱联之类，而附以《薛氏历世科贡传芳图；K前有《乔宇序》，作於 正德辛未。而奏疏有隆庆五年，祭文有万历二十六年，所记科贡有崇祯壬午、癸 未。则瑄後人以次续入，非鸿之旧也”；著录《薛文清年谱》一卷（江苏巡抚采进 本），谓“旧本题明杨鹤撰.鹤字修龄，武陵人-万历甲辰进丄，官至兵部尚书， 总督陕西三边军务f事迹具《明史》本传。考是书後有鹤《自跋》，称本薛瑄门人 张鼎所编。岁久版佚，瑄八代孙士宏偶以旧本示满朝荐及鹤^朝荐属鹤订定，鹤 因命其子嗣昌重以《瑄集》考正年月，并采《集》中诗文佚事补之。然则此本虽 题鹤名，实出嗣昌手耳.嗣昌字文弱，万历庚戌进士，官至东阁大学士，事迹具 《明史》本传' 卷九十三·子部三·儒家类三：著录《读书录》十一卷、《续录》十二卷（浙 江巡抚采进本），称“其书皆躬行心得之言。两录之首皆有自记，言其因程子心有 所开、不思则塞之语，是以自录随时所得，以备屡省。其后万历中有侯鹤龄者t 因所记错杂，更为编次，删去重复，名《读书全录》。然去取之间，颇失瑄本意。 今仍录匾书以存其旧，尝言《乐》有雅、郑，《书》亦有之。《小学》，《四书》，六 |消1张丨A行：《薛文淸公读书录序录自《丛书瓴成初编正谊堂文集卷七K收入《薛瑄全集读书录读书 续彔附呆一>,笫1498页。 经、濂、洛、关、闽诸圣贤之书，雅也，嗜者常少，以其味之淡也。百家小说， 淫词绮语，怪诞不经之书，郑也，莫不喜谈而乐道之，盖不待教督而好之矣，以 其味之甘也。淡则人心平而天理存，甘则人心迷而人欲肆。观瑄是录，可谓小愧 斯言矣”。 卷九十五·子部五·懦家类存目一：著录《从政名言》二卷（江苏巡抚采进 本），“案瑄年谱，宣德元年四月，服阕至都，上章愿就教职。宣宗特擢为御史， 寻差监沅州银埸。此书第二条，称吾居察院；第四条，称余始自京师来源南；则 作於奉使沅州时也。其言皆切实通达，然精要己见《读书录》中，此其绪馀矣”； 著录《薛子道论》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谓“旧本题明薛瑄撰。皆自《读书 录》中摘出，别立此名，以炫俗听。盖明末诡诞之习，凡属古书，多改易其面目 以求售D虽习见如《读书录》者，尚不免删窜以市欺也”。 卷一百七十五·集部二十八*别集类存目二：著录《河汾诗集》八卷（浙江 汪汝搮家藏本），称“是集第一卷载赋五篇，馀皆古今体诗。其孙棰於成化间裒拾 遗稿而成，门人阎禹锡为之序。今考所载诗赋，皆己编入全集中，此犹其初出别 行之本也”。 卷一百七十·集部二十三*别集类二十三：著录《薛文清集》二十四卷（大 学士于敏中家藏木），谓“是集为其门人关西张鼎所编D初，瑄集未有刊本^瑄孙 刑部员外郎褪以稿付常州同知谢庭桂，雕板未竟而罢。宏治己酉，监察御史畅亨 得其稿於毗陵朱氏f鼎乂从亨得之。字句舛讹，多非其旧。因重为校正，凡三易 稿而成书。共得诗文一千七百篇，釐为二十四卷。鼎自为序，引朱子赞程子'布 帛之文，菽粟之味’二语为比^殆无愧词。考自北宋以来，儒者率不留意於文章。…… 明代醇儒，瑄为第一。而其文章雅正，具有典型，绝不以俚词破格。其诗如《玩 _斋> 之类，亦间涉理路。而大致冲澹高秀，吐言天拔，往往有陶、韦之风。盖 有德有言，瑄足当之。然後知徒以明理载道为词，常谈鄙语，无不可以入文者， 究为以大言文固陋，非笃论也”。 5.《续修河津县志》®卷十四：收录《渎书录》二十卷及《河汾集》。 2、版本情况。《读书录》与《读书续录》的版本情况如下： 4.河津本。明万历年，侯鹤龄编^ 5.石门本。明嘉靖年t石州张公刻^ 6.洛阳本。明成化年，薛瑄弟子阎禹锡编^ 7.乾隆本。薛瑄裔孙薛天章“虑及原存河津之旧版岁久漫漶磨灭，寝不可 识”，乃对照前面版本重新刊刻。 淸]茅丕熙：《续修河沣县志》，光绪六年刻本。 8.—九九〇年孙玄常、李元庆、周厌义、李安纲依照乾隆本作底本，“除 全部保留原本校注外，又对照河津本、石门本作了复校”，掇集《四库全书总FO 相关提要及明清以来数种版本序跋，并与薛瑄文粜等合校为《薛瑄全集》，由山西 人民出版社〗990年出版。本文研究所依据的重点文本为孙玄常等人所点校的《薛 瑄全集》，尤以《读书录》和《读书续录》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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