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期刊的窘境根源何在：一个理想主义者的观察与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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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要点

SCI 崇拜只是让中国学术界误以为已经搭上了“ 国际化”的顺风车，因为这种风气既不是欧美一些发达国家的普遍现象也不是国际学术界的通行做法。国际学术界一些重要的人文社科类期刊至今也不是SSCI 或A&HCI 收录期刊。

 

诚如朱剑在文中指出的，“行政权力部门采信什么样的评价，就会将什么样的评价者送上权力的宝座”（《雾里看花》，第131页）。由此可见，学术评价被滥用的主要原因是中国不断加深的学术行政化。

 

在朱剑看来，如果一份期刊没有清晰的学科边界，不能面向学术共同体，其存在与否都不反映学术共同体的意愿，而只是某些单位意志的体现，这样的期刊就很难称得上是纯粹的学术期刊。中国的多数大学学报都是这样一些单位意志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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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学学报》主编朱剑将其自选集取名为《雾里看花》，对于这样一个让书店店员和图书管理员分类上架时颇感为难的书名，无论是作者的后记还是两位同道的序言都未作出解释。在笔者看来，书名中的主标题与其说是要表达书中内容，不如说是想传递作者的某种情绪：它既代表了作者一贯的自谦风格，似乎暗示书中讨论的有些现象、观点多系个人的观察和体会，可以见仁见智；也反映了作者对期刊和评价过去数十年的表现心存忧虑，对期刊编辑的职业、身份颇多质疑，对缘于体制的学界乱象深感无奈，正所谓雾里看花似花非花，水中望月叹月惜月。

《雾里看花》，朱剑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4月第一版，98.00元

朱剑的两位挚友加同行仲伟民和张耀铭的序言以及他自己的后记，已经对其从事期刊编辑工作几十年，尤其是近十年来的心路历程和文集所收文章的成文过程做了简要说明，对期刊与评价无感觉而只对作者本人感兴趣的读者，可以看看这三篇文字。对于将来的中国学术期刊史研究者来说，朱剑无疑是个绕不过去的人物，他对当代中国学术期刊办刊思想的贡献必将在中国期刊史上留下重要印记。然而，如果没有2005年早春与仲伟民、张耀铭等人的那场相遇，他的很多关乎中国期刊发展和学术共同体建设的思想可能会永远埋没在他那设置精密的大脑中。可以断言，是仲伟民的穷追不舍，张耀铭等期刊界同行的热情鼓励，才激发起多年来述而不作、自命“懒散”的朱大主编的写作热情，催生了这样一批对学术评价和学术期刊改革振聋发聩的文字。

    

文集分上下两编，分别以学术评价和学术期刊命题，各收8篇论文，共计16篇文章。从仲伟民的序言和朱剑自己的后记中，我们可以了解到，“朱剑的第一篇标志性且有影响的文章是《徘徊于十字路口：社科期刊的十个两难选择》（《清华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可惜作者认为“此文有些观点过时了”而未将其选入文集。在那篇文章中，朱剑将社科期刊中存在的乱象和发展的困境做了一个较为全面的梳理，正好可以作为后边深度阐释的评价与期刊问题的导读，因为社科期刊的乱象和窘境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学术评价之滥与期刊管理之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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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术评价、学术期刊与学术国际化》一文中，朱剑将学术评价泛滥的根源归咎于“人文社会科学国际化热潮”中某些评价机构的作为，因为中国学术界的SCI、SSCI、A&HCI崇拜就是在有着强烈的输出意识的学术国际化旗号下培养起来的，而始作俑者正是某些将SCI、SSCI、A&HCI列为关键性“量化指标”的评价机构，结果，“国际化”成了“SSCI化”“A&HCI化”了。其实，SCI崇拜只是让中国学术界误以为已经搭上了“国际化”的顺风车，因为这种风气既不是欧美一些发达国家的普遍现象也不是国际学术界的通行做法。国际学术界一些重要的人文社科类期刊至今也不是SSCI或A&HCI收录期刊。如在明、清史研究中久负盛名的Late Imperial China长期置身于上述收录系统之外。据王笛教授回忆，其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导师，曾担任该刊主编数十年之久的罗威廉教授在一次交谈中还问他:“什么是SCI？”的确，迟至上世纪末，大部分美国的人文社科领域的学者还不知道SSCI和A&HCI为何物。因此，与其说以SCI、SSCI和A&HCI为最高标准的期刊评价和学术评价是人文、社科国际化的产物，不如说这些本来只在个别领域和少数学术机构采用的收录系统或评价体系中国化的产物，这也是为什么有人将SCI戏称为“Stupid Chinese Idea”，是中国人捧红了SCI，并惠及SSCI和A&HCI，还给它们贴上国际化的标签，甚至创建了CSSCI等评价系统来实现所谓的“与国际接轨”。

    

在学术评价中，比收录更粗暴简单的是排行榜。朱剑在《摒弃排行榜：走向科学评价的第一步》中痛陈期刊排行榜带来的负面影响：首先是撕裂了评价，使得定性评价和定量评价各自独立甚至对立；其次是误导了期刊，期刊为追求更好的评价结果就会研究迎合评价机构偏好；再次是败坏了学风，学校、教师乃至学生的名誉和利益无不为之绑架；最后是危害了研究，导致研究目的偏离学术追求（《雾里看花》，第135页）。

    

与大学和学术相关的排行榜的始作俑者，应该是美国和欧洲国家的某些媒体，这些媒体声称其炮制排行的目的是为学生择校提供参考。记忆中上世纪90年代一些美国的大学校长曾联名抵制大学排名，但收效显然不大，各种排行榜在进入新世纪以后呈愈演愈烈之势，而这种风气恰恰与中国的学术大跃进同步，因此不能排除中国高校在背后的推波助澜之功。高度行政化的中国学术已经形成对评价的路径依赖。而这种依赖又反过来鼓励了各种评价机构的崛起和各种排行榜的泛滥。诚如朱剑在文中指出的，“行政权力部门采信什么样的评价，就会将什么样的评价者送上权力的宝座”（《雾里看花》，第131页）。由此可见，学术评价被滥用的主要原因是中国不断加深的学术行政化。无论是SCI、SSCI、A&HCI收录系统，还是期刊排行榜，之所以能够在中国，也只有在中国大行其道，最根本的原因是它们都能够借助中国的教育和科研机构中强大的行政权力而牟取自己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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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评价之弊源于体制，那么期刊定位就更受到体制的制约了。朱剑曾不止一次地质疑他为之奉献半生的高校学报是否具备学术期刊的资质。中国高校学报从1906年《学桴》创刊，经历一个多世纪的社会变迁，原来一些好的传统如编研一体等基本丢失殆尽，而多学科综合性、稿源内向性这样一些与学术共同体利益相悖的特征却保留下来，并且在单位行政权力不断强化的新世纪继续得到维护。朱剑指出，学报在世纪之交进行了大扩容，社科类学报近年来已经达到1300余种。“传统的‘窗口’‘园地’固然得到了继承，但在综合性学报的数量达到一定量级变成‘千刊一面’后，根本无法拥有自己的忠实读者，成了无人观望的‘窗口’和专门留给本校教师自产自销的‘自留地’”（《雾里看花》，第344页）。

    

在朱剑看来，如果一份期刊没有清晰的学科边界，不能面向学术共同体，其存在与否都不反映学术共同体的意愿，而只是某些单位意志的体现，这样的期刊就很难称得上是纯粹的学术期刊。中国的多数大学学报都是这样一些单位意志的产物。而对于在学报工作的趋于职业化的编辑人员来说，他们与学术共同体的关系因为单位编制造成的阻隔而日渐淡化，不免会产生身份焦虑。朱剑文集中最后一篇长文《如影随形：四十年来学术期刊编辑的身份焦虑》，在总结和梳理过去40年学术期刊编辑身份演化的同时，也回顾了2003年教育部名刊工程实施以来，学报界一批志同道合的主编和编辑，为重新定位学报和建构编辑身份做出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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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虑和质疑是改革的动力。与学术期刊界很多安于现状、信心满满的期刊编辑不同，以朱剑、仲伟民为代表的一批学报界同道首先站出来要革自己的命，开启了期刊改革的艰难历程。其改革思想大多体现在朱剑从2007年到2018年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中，在该文集收录的16篇文章中得到较为全面的反映。朱剑的改革思想和方案设计周详而缜密，限于篇幅，这里只能撮其大端：

    

其一是借助教育部名刊、名栏建设东风，推动学报学术化、规范化发展，与仲伟民等期刊主编合作，首先在部分学报摒弃了以评价为导向的编排规范，回归学者本位，让学报的面貌焕然一新。

    

其二是推动网络专业刊建设，克服综合性学报拼盘化弱点，让学报及其编辑人员更接近学术共同体。由17家名刊工程学报在2011年联合发起网络专业刊建设联盟，将每期内容重新按专业组合，在知网与纸质刊同步出版10种专业刊。后来参与期刊扩大到一百多家，出版的专业刊和专题刊也达到数十种。

    

其三是利用新媒体为学术出版提供的新的可能性，与超星等出版集团合作，提出学术发表的域出版概念，以统一的投稿平台、审稿平台和出版、评价平台等设计，超越单位办刊带来的种种制约，还学术期刊以发展自由，使之真正回归学术共同体。

    

上述改革思想在实践中因受到传统观念和现行体制的双重制约并未完全实现朱剑的初衷，但他的思想显然已在期刊界发酵，并在过去十年中激励着一批不安于现状的期刊编辑同行，去检视学术评价和学术期刊中存在的种种弊端，寻求学术期刊改革的正确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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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朱剑的为人为学，以及他对学术期刊发展的贡献，仲伟民和张耀铭在他们各自的序言中已做了精当的评价。张序中对朱剑的人品、思想大加赞赏：“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他不被名利绑架，所以也就不需要去应付和说客套话，因此他的时间变得富足，空间变得自由，思想变得独立。”仲序中特别强调了朱剑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他希望中国的学术期刊和学术研究能够走出目前的困境，希望中国能够办出高水平的学术期刊，并走向世界，从而带动中国学术的发展。”对于这些评价，笔者深以为然。如果说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学术期刊在整体水平上有所提高的话，应该与朱剑等人对期刊界乱象毫不留情的批判和为革除弊端奔走呼号的努力不无关系。

    

朱剑是位理想主义者，也是位完美主义者，这一点从他对“互联网时代学术传播的新秩序”的构想中即可见一斑。他设计的“专域学术在线出版平台”体现了他对新媒体时代学术传播模式的理想化建构，但却脱离了包括大批高校学报在内的中国学术期刊特殊的制度环境和生存状态，也未能顾及以营利为最终目标的平台合作方急功近利的特征，致使他的“超云”平台因为合作方的人力和技术支持均没有到位而陷入难产境地。

    

作为理想主义者，朱剑和他的期刊界同道们近年来所孜孜以求的让学术期刊回归学术共同体的目标其实并不算高，他们的很多改革设计也不过是力图让中国的学术评价和学术期刊更接近于正常状态。即便如此，面对盘根错节的体制性障碍，他们的改革努力即便不是四处碰壁，也一直是举步维艰，这或许是改革派的宿命。不过，有此文集作证，至少可以向后人交代，这代期刊人并非都是安于现状的，他们有过焦虑和质疑，他们并不计较个人得失，他们为中国的期刊发展和学术进步尽到了自己的责任。

（作者为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