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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人类就已经认识到了环境对人类的重要影响。原始人类由于生产力的落后，他们很难抵御各种猛兽的侵袭，于是他们就选择了山洞作为规避场所。而山洞多在较高的地带，这是为了防止水淹，而且洞口都朝向南方，一是利于接受阳光的照射，二是躲避冬天寒冷的西北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逐渐走出了山林，而到依山傍水的平坦地带聚居，慢慢形成了村落与城镇。这一时期，风水学还处于一种原始的萌芽状态。 随着人类文明的进一步发展，人类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了环境对人体的作用。到了先秦时期，风水学才作为一种学说问世。秦代风水家朱仙桃所著的《搜山记》，为目前流传下来的最早的风水学著作。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风水学理论逐渐得到完善，并且出现了管辂、郭璞这样的风水名家。郭璞著的《葬书》，被后人推崇为风水理论的经典，而郭璞本人也被后人尊为风水学的祖师。 到了隋唐时期，风水理论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而且形成了两大派别——江西形势派和福建理气派。形势派的创始人杨筠松先生著的《疑龙经》、《撼龙经》、《葬法倒杖》《青囊序》等，为风水学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些著作一直被风水研究者视为至宝。 明清时期是风水学的鼎盛时期，各种风水著作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甚至到了泛滥的程度。其中以吴鼐的《阳宅撮要》、赵玉材的《地理五诀》、蒋大鸿的《地理辨证》较为有名。在形势与理气两派的基础上有分成四个派别——八宅派、玄空派、杨公派、过路阴阳派。八宅派是以八卦为依据，将家宅分为八部分--东四宅与西四宅，再配合人的命卦来选择住宅，属形势派；玄空派属理气派，主要以洛书九星为根本，外取自然环境的山水实物为依据，结合三元运气之说，通过排龙立穴、飞星布局和收山出煞等数术运算方法；杨公派也属形势派，注重“龙、砂、水、向、穴”，也就是“寻龙、觅水、观砂、立向、定穴”；过路阴阳派也属于形势派，同时搀杂了一些理气派的东西，比较注重表象的作用。甚经典教材的内容大部分以口诀为主。 解放以后，风水学被扣上了“封建迷信”的帽子而打入冷宫，勘测风水的活动在中国大陆销声匿迹了一段时期。改革开放以后，从台湾，香港及东南亚经济发达地区盛行风水活动，逐渐流入我国沿海发达地区和大中城市，且在全国盛行愈演愈盛之势。 环境对人类的影响是至为明显的，在古代时期，人们就认识到了这一点。以现代科学知识与理论来看，天地万物是一个大磁场，而人体是一个小磁场，我们周围的万物，时刻不停的发生一种微波与我们的小磁场产生物理感应，从而使磁场发生变化，可能变好也可能变坏，正所谓环境造人。生活在不同地方的人，他们的精神面貌、性格习俗都有很大的差异，而生活在同一地方的人，就有许多相似的特点。比如广东人形体瘦小，面尖唇薄，颧骨高耸，脑筋灵活，善做生意。而蒙古人却形体高大威猛，性情豪爽粗放，虽善于牧马骑射，却不善经营。这就是生存的环境对他们产生的影响，正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是不争的事实。风水学的科学性，已被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所认同。 但是，传统风水学过分夸大了环境的作用，甚至将她披上了一层神秘的外衣，搞的神乎其神。有些风水家认为，只要是“风水宝地”，就能给人带来福祉，那么，生活在同一“风水宝地”的人，他们的命运也会千差万别呢？同样的住宅，有的人住进去灾祸不断，有的人住进去却事事顺心，这就是人类个体的差异性所造成的结果。每个人，作为一种磁场或者说是一种接收器，他们的排列组合与接收信号的频率是不一样的，是千差万别的。虽然传统风水学也认识到了人的差异性，但只是采用了比较粗略的分类法。比如八宅派以每个人出生的年份为依据，将人分为八种命卦---乾命、坤命、艮命、震命、兑命、坎命、离命、巽命，根据这八种命卦来判断是否与住宅相配合。这种分类法是不够精确的，一年中出生的人得有多少？他们每个人的磁场结构能一样吗？人为万物之灵，独禀天地五行之气而生，而从呱呱坠地的那一刹那起，作为一个小载体，每个人所禀受的天地五行之气是不一样的，所以就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小磁场，而且没有任何一个人的磁场与另外一个人是完全相同的，哪怕双胞胎也不例外。有人禀受五行之气中的火较多，有的水较多，有的木多较，因此，每个人就有了吉凶祸福的差别，正所谓“五气偏全定吉凶”。人类所禀受天地五行之气的多寡，就反映在每个人出生的年、月、日、时所代表的天干地支中，只有运用命理学的理论知识才能将每个人的差异性准确地分辨出来，这样才能根据每个人的特殊性来为其选择适宜的生存环境。 传统风水学，有她的科学性，但也有糟粕甚至迷信的成分，我们每一个有志于此道的人，都应该以现代科学知识与理论为基础，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使风水学更加完美，更加科学，从而更好地为人类服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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