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语作者：金滢坤《光明日报》（ 2018年07月09日 14版）  莫高窟壁画中的学堂。资料图片 ■本期主持：金滢坤（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本期主题：中国古代家训、家风及其历史影响 家训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通常由家族中有威望和有学养者汲取忠孝、勤学、积德等古代文化的优秀价值观念，总结家族成功经验和教训，制定家族成员共同遵守的生活起居、为人处世、入仕为官等方面的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以启蒙孩童，训诫子弟。家训对古代社会尤其是名门望族优秀人才的培养、良好家风的养成乃至社会风气的熏陶发挥了重要作用。这里的三篇文章或从宏观角度总论家训与唐代家风、家法和社会教化的关系；或以士大夫的楷模范仲淹为例，探讨家训与宋代士大夫的家国情怀；或以《郑氏规范》为中心，探讨家训、族规与家庭伦理的关系和社会影响。通过剖析唐、宋、明三代家训与社会变迁、时代风貌的关系，总结中国古代家风养成和社会教化的一些特点，为培养良好的家风文化与社会风气提供借鉴与启示。 唐代家训、家风、家法与社会教化
家训、家风、家法与士族的兴衰 陈寅恪先生认为所谓士族“实以家学及礼法等标异于其他诸姓”；“士族之特点既在其门风之优美，不同于凡庶，而优美之门风实基于学业之因袭”（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魏晋隋唐时期，士族之家普遍重视家风、家训、礼法和家法，注重传承家学教育子弟，逐步形成所谓“雅有家风，政事规为”的名门士族（《授大理卿李坰黔中宣慰使制》）。“家法备，然后可以言养人”（《新唐书·柳公绰传》），成为社会共识。颜之推在开皇末作《颜氏家训》，开启世家大族重视编撰家训的风气。唐代士人编撰家训的风气很盛，如王方庆作《王氏训诫》，柳玭作《戒子孙》等，唐太宗作《帝范》也可视作帝王之家的家训。 唐代名门士族家风的形成和延续，离不开优秀的家训、严明的家法。开元中宰相韩休以“家训子侄至严”著称。穆宁“居家严，事寡姊恭甚”，他“家法清严”，其子赞、质等“兄弟奉指使，笞责如僮仆，赞最孝谨”。贞元间，“言家法者，尚韩、穆二门”，有“士大夫言家法者，以穆氏为高”的说法（《旧唐书·穆宁传》）。又博陵崔邠，其父倕，“三世一爨，当时言治家者推其法”（《新唐书·崔邠传》），他兄弟四人进士及第，一人位至宰相，“邠、郾、郸凡为礼部五，吏部再，唐兴无有也”。宣宗闻而叹曰：“郸一门孝友，可为士族法。”因题曰：“德星堂。”中晚唐时期，京兆柳子温家法严明，“以礼法自持”，专门和苦药丸，让子弟公绰等在夜间学习时含之，提神醒脑，“以资勤苦”（《南部新书》卷丁）。在这种教育下成长的柳公绰“性谨重，动循礼法”，“理家甚严，子弟克禀诫训”。后来，牛僧孺赞叹柳仲郢良好的家教：“非积习名教，安能及此！”因此，史称“言家法者，世称柳氏”（《旧唐书·柳公绰传》）。 家训内容与家风、家法的形成 唐代家训最为突出的特点，就是开启了中国古代“诗书传家”的文化传统。大一统的隋唐王朝采取了削弱士族势力的策略，“以文取士”，富贵、财产不再恒久，“读书便是随身宝，高官卿相在朝廷”，以诗书传家，求取功名的观念，成为士人的最高追求。杜甫作《宗武生日》，劝勉儿子：“诗是吾家事，人传世上情。熟精文选理，休觅彩衣轻。”韩愈劝诫子弟：“金璧虽重宝，费用难贮储；学问藏之身，身在则有余。”他还强调人生来贤愚相近，“三十骨骼成，乃一龙一猪”的天壤之别，关键在于是否读诗书。元稹训诫子侄，“吾家世俭贫，先人遗训，常恐置产怠子孙，故家无樵苏之地”，激励子孙勤勉学习，通过“佩服《诗》《书》，以求荣达”，而且要“千万努力，无弃斯须”。苦读诗书是贫寒子弟通向富贵最有效的途径，“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神话在唐宋成为现实。王安石便劝勉子孙，“读书不破费，读书利万倍”，“男儿不读诗书”，“恰似园中肥地草”。 唐代家训总体以“忠孝”教育为主。唐太宗也说：“百行之本，要道惟孝。”《太公家教》云：“事君尽忠，事父尽孝。礼闻来学，不闻往教……孝子事父，晨省暮参。”以韵文的形式，简明扼要地将《孝经》中有关忠孝思想进行概述，方便子弟在日常生活中严格践行，养成合乎礼法的行为举止。很多士族把“忠孝”作为家训的核心内容。穆宁撰家令训诸子曰：“君子之事亲，养志为大。”要求赞等四子，“播礼乐，务忠孝，正名器，导人伦”。柳玭《家训》云：“讲论家法，立身以孝悌为基，以恭默为本，以畏怯为务，以勤俭为法。”忠孝与勤俭在家训中经常相提并论，如“夫名门右族，莫不由祖考忠孝勤俭以成立之”。 唐代家训对子弟的各种劝诫中还比较重视勤奋、节俭等作风的养成和坚守。唐太宗作《帝范》，训诫太子“奢俭由人，安危在己”，希望太子力行节俭，做个明君。唐代科场竞争激烈，士人勤奋程度往往决定个人成败。韩愈劝诫子弟：“诗书勤乃有，不勤腹空虚”，个人勤奋与否，将来就意味着公卿与奴仆之别。《太公家教》对勤劳和勤学做了形象总结：“勤耕之人，必丰谷食；勤学之人，必居官职……勤是无价之宝，学是明月神珠。”以家法严明著称的穆宁也要求子弟“惟惠施之车，仲舒之帷，苏秦之锥，三物毕具”，其家也因此而名闻当世。 唐代家训还重视谦虚礼让等美德。朱仁轨《诲子弟言》云：“终身让路，不枉百步；终身让畔，不失一段。”这是中国人谦让的经典阐释，一个人谦让一生，其实损失不了多少，反而养成了优良品格，受人尊重。唐代家训将礼让、谦让作为立身、修养之根本。《太公家教》云：“立身之本，义让为先……与人共食，慎莫先尝……路逢尊者，侧立路旁……三人同行，必有我师，择其善者而从之……欲立其身，先立于人；己欲达人，先达于人……谦是百行之本。”此书用朴素的语言汇集了有关谦让、礼让的前贤锦句、谚语格言，旨在说明与人交往、为人处世的根本在于相互礼让、谦让，取人所长，在成就自己之前，先成就别人，把机会让给别人，退一步海阔天空。此外，倡导“礼尚往来”等待人原则也是唐代家训教育的重要内容。《太公家教》讲：“风流儒雅，礼尚往来……得人一牛，还人一马。往而不来，非成礼也。” 家风、家训和家学决定子弟的学风与成败 家风、家训和家学就是现在经常讲的家庭教育环境，对儿童成长的影响至关重要。如《太公家教》所云：“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玉投渥，不污其色。近佞者谄，近偷者贼；近愚者痴，近贤者德。”家庭环境与风气的好坏，对儿童习惯和品行的养成非常重要，甚至从根本上决定了子弟教育的成败，这也是孟母三迁的原因所在，唐代的很多例子也能说明这一问题。如中唐吴丹“生四五岁弄泥沙时，所作戏辄像道家法事，八九岁弄笔砚时，所出言辄类《诗》家篇章，不自知其然，盖宿习儒、玄之业明矣。弱冠喜道书，奉真箓……”（白居易：《故饶州刺史吴府君神道碑铭并序》）。吴丹从小玩沙，竟然可以仿照道教法事堆道场，说明所住环境道教气氛浓郁，以致弱冠之后，一度修习道家，好在后来苦读《诗经》，并考中进士，功成名就。再如前揭柳公绰一家人才辈出，与柳氏家法严明，学风良好，并世代相传有很大关系。 在传统社会，士族之家优秀的家风是子弟接受良好家教的有效保证。如元稹的母亲出身“五姓婚姻”的荥阳郑氏，以家风严明著称。郑氏为少女时，就“事父母以孝闻”，嫁到元氏之后，“以丰洁家祀，传为贻燕之训”，二十五年间，“专用训诫，除去鞭扑”；“常以正辞气诫诸子孙，诸子孙其心愧耻”（白居易：《唐河南元府君夫人荥阳郑氏墓志铭》）。元稹因其优秀的母教，并传习了外祖父家良好的家法，从而成为唐代名相和文学名家。 家学传统和渊源对子弟成才的影响尤为明显。如颜氏一门自魏晋以来不仅以世儒著称，而且多出书法家，有颜腾之、炳之、勤礼、真卿等许多名家，这应该与颜氏家族的子弟自幼就注重书法蒙训有密切关系。这使其家年幼就擅长书法的人很多。如颜勤礼“幼而朗悟，识量宏远，工于篆籀，尤精诂训”；又颜惟贞“仁孝友悌，少孤，育舅殷仲容氏，蒙教笔法”，以书法精湛，“判入高等”，“学精百氏，艺绝六书”。大书法家颜真卿亦出自是家，他“早孤，蒙伯父臮、允南亲自教诲”。颜真卿成为著名书法家应该与他自幼就接受“尤工文翰”的伯父的启蒙有很大关系。另一位大书法家欧阳询之子欧阳通，“少孤，母徐氏教其父书”，“慕名甚锐，昼夜精力无倦，遂亚于询”（《旧唐书·欧阳询传》）。相反，许多缺乏书法家传的子弟，往往是“有知其门，不知其奥”，即便是家长“广求名书，以教其子，察其所入，便遣习之”，其结果仍多“不能遂”（张文瓘：《六体书论》）。 总之，一个家族的兴衰，与良好的家风、家训，以及严格的家法有很大关系。正如柳玼所云：“夫名门右族，莫不由祖考忠孝勤俭以成立之，莫不由子孙顽率奢傲以覆坠之。”士族之家“成立之难如升天，覆坠之易如燎毛”。如果世家大族家教不严、家风不正、家训不良，就很容易衰落，所以家风、家训、家教和家法无疑是维护士族门第的重要手段，客观上也为教化社会、繁荣文化，起到了积极作用。 （作者：金滢坤，系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童蒙文化史研究”〔16ZDA121〕阶段性成果） 从范仲淹家训看宋代士大夫的家国情怀范仲淹是宋代名相，也是中国古代重要的政治家、文学家。他为官清廉，以忧国忧民的情怀享誉后世。其“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言，是对文彦博提出的“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治国理念的继承和发展，激励着宋代士大夫满怀责任感和使命感，积极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范仲淹先忧后乐、为国为民的一生，被视为中国古代士大夫的楷模，同时他也治家甚严，教子有方，先后编写《戒诸子及弟侄》《六十一字族规》《范文正公家训百字铭》《义庄规矩》等家训、族规，以训诫范氏子弟和族人，经其子范纯仁等不断整理、完善和实践，范氏家族人才辈出，以清廉奋进的家风闻名天下。 范仲淹继承了儒家“百行孝为先”的传统，提倡“道从仁义广，名由忠孝全”（《四民诗·士》）。他在《范文正公家训百字铭》首句就训诫子弟“孝道当竭力”。范仲淹出身贫寒，幼年丧父，随母改嫁，母子受苦颇多，当其进士及第、获得高官厚禄时，“欲以养亲，亲不在”，从而留下了深深的遗憾，因此他告诫子弟不要只知“享富贵之乐”，要懂得“孝养有时”的道理。 训子、治家，亦不忘倡导和睦宗亲、邻里，进而兼济天下。范仲淹主张“兄弟互相助，慈悲无边境”（《范文正公家训百字铭》），要求同宗兄弟之间要互相帮助，多积善积德，更要有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大爱情怀。范仲淹治家不局限于小家，而是着眼于整个宗族，不“独享富贵”。他训诫子弟：“家族之中，不论亲疏，当念同宗共祖，一脉相传，务要和睦相处，不许相残、相妒、相争、相夺，凡遇吉凶诸事，皆当相助、相扶，庶几和气，致祥永远。”（《六十一字族规》）在要求家族内兄弟互助、邻里友善的基础上，特别强调要“敬长与怀幼，怜恤孤寡贫”。在“庆历革新”失败之后担任杭州知府时，范仲淹用自己的俸禄在家乡苏州购置良田千余亩，设立义庄、义田，以救助家族中的孤老贫弱者，兼及“乡里、外姻亲戚，如贫窘中非次急难，或遇年饥不能度日，诸房共同相度诣实，即于义田米内量行济助”（《义庄规矩》），同时“又设义学以教，教养咸备”。 范仲淹创立义庄、义学救恤族亲、邻里，教化子弟，客观上有利于实现宗族、乡村自治，淳化民风，稳定社会秩序，得到了北宋朝廷的肯定和嘉奖，“朝旨以义庄义学有补世教，申饬攸司，禁治烦扰，常加优恤”（《范文正公义学记》）。此举不仅对宋代的社会风气产生了很好的作用，各级官吏和士大夫们纷纷效仿，置办义田、义庄、义学蔚然成风，而且对后世也影响深远，仿行者遍及江南，历经800余年而不绝。 范仲淹一生廉洁奉公，知行合一。他要求子弟“谦恭尚廉洁，绝戒骄傲情”，从而培养谦恭、廉洁的意识，戒骄戒躁。官员的廉洁是从小养成的，用范仲淹的话讲，就是“不矜细行，终累大德”，因此，他“常以俭廉率家人”（《范文正公言行拾遗事录》），身体力行，“食不重肉”“衣才蔽无形”。在自己过着节俭生活的同时经常接济穷人，抚恤遗孤，奖励将士，他死后，“敛无新衣，友人醵资以奉葬”（富弼：《范文正公仲淹墓志铭》）。 范仲淹认为富国安民必须改革朝政，惩处贪官污吏。在他看来官员的廉洁，要从小事、日常言行做起，从自家着手。其《戒诸子及弟侄》云：“汝等但小心，有乡曲之誉，可以理民，可以守廉者，方敢奏荐。”他还训诫子弟为官要清白，不要谋取私利，“汝守官处小心，不得欺事……自家且一向清心做官，莫营私利……以光祖宗”（《与中舍二子三监簿四太祝书》）。范仲淹还作《君子树》以明志：“持松之清，远耻辱矣……有松之心，德可长矣。”他认识到清正名节需要平日珍惜，劝诫子弟：“平生之称，当见大节，不必窃论曲直，取小名招大悔矣。”（《戒诸子及弟侄》） 范仲淹作为宋代士大夫的廉俭表率，引起不少朝廷要员的共鸣和效仿。司马光作《训俭示康》以训诫子孙云：“顾人之常情，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家人习奢已久，不能顿俭，必致失所。”南宋名相赵鼎对《训俭示康》推崇备至，其《家训笔录》云：“节俭一事，最为美行。”并要求子弟每人抄写《训俭示康》一本，“以为永远之法”。 宋代实行“以文抑武”政策，形成了君主“与士大夫治天下”的局面，这种治国方针被美化为“祖宗家法”。而魏晋以来的士族政治，自唐末五代已经衰落，科举考试成为选拔官员最公平、最重要的渠道，以范仲淹等为代表的宋代士大夫参与国家、社会治理的热情高涨。范仲淹清醒地认识到政治和社会变革的根本问题，在于教育和科举改革。因此，他在庆历革新中就提出“欲正其末，必端其本”，“兴学校，本行实”，“育才之方，莫先劝学。”这些观念在范仲淹家训和子弟教育中亦屡有体现，他要求子弟“勤读圣贤书”，创办义学，将口头劝学与系统的学校教育实践相结合。其《义庄规矩》鼓励同宗子弟积极读书，参加科举考试，按照应考的级别和成绩的好坏，给予钱粮支持，并由范氏义庄出资聘请老师，教授举业，使得“诸房子弟知读书之美，有以激劝”。 范仲淹在教育子弟问题上，一贯秉承他“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原则，要求子弟，不要计较个人得失，要心系国家，有忧患意识。他告诫子弟：“京师少往还，凡见利处便须思患。老夫屡经风波，惟能忍穷，故得免祸。”（《戒诸子及弟侄》）培养子弟的忧患意识，做事要“谋画为先，聪明自广”（《蒙以养正赋》），不必计较一时利弊得失，要忍受贫穷和失败的考验，“勤学奉公”，时刻做好报效国家的准备。范仲淹勉励子弟，勤奋学习，以堪大任，“力微不足以助国家之急”，“大参到任，必受知也。惟勤学奉公，勿忧前路。慎勿作书求人荐拔，但自充实为妙；将就大对，诚吾道之风采，宜谦下兢畏，以副士望”（《戒诸子及弟侄》），鼓励子弟自食其力，凭借真才实学获得大任。范仲淹身体力行，言行一致，训诫子弟成果显著，他曾自豪地讲“二郎、三郎并劝修学，口立功课，彼中儿男，切须令苦学，勿使因循。须候有事业成人，方与恩泽文字”（《家书·中舍》）。诸子皆为世所称，长子纯佑陪伴他出生入死、镇守边关；次子纯仁进士及第，“自为布衣至宰相，廉俭如一，所得奉赐，皆以广义庄”（《宋史·范仲淹传》），秉承父教，关注民生，成为一代名臣。其他二子也名显一时。 总之，范仲淹家训以及治家举措，始终把家国情怀放在子弟教育的首位。范仲淹一生忧国忧民，史称其“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自仲淹倡之”（《宋史·范仲淹传》）。他的家训和治家理念及举措，充分体现了“先忧后乐”的思想，将道德修为与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不仅影响了士大夫主流观念的转变，而且成为宋代家风家教的重要特征，强化了宋代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家国情怀。宋朝先后出现了司马光、欧阳修、苏轼等一大批“以直言谠论倡于朝”的名臣，“中外缙绅，知以名节相高，廉耻相尚，尽去五季之陋矣”（《宋史·忠义传序》）。 （作者：杨纳名，系西北师范大学教师发展中心副研究员） 《郑氏规范》中的家庭伦理及其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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