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文斌 1947年，日本颁布“和平宪法”，开始战后经济改革、恢复和重建过程。但是，由于大量熟练工人死于战场，产品质量比二战时还糟。有西方媒体这样报道日本产品：玩具玩不了多久就会出现质量问题，灯具寿命短得让人无法接受。索尼公司创始人盛田昭夫在《日本制造》 中回忆：“我们就是仿冒和劣质的代名词，任何印有'日本制造’的商品都给人留下了质量极差的印象。在创业初期，我们总是把产品上'日本制造’这行字印得尽可能地小，有一次因为太小了，美国海关逼着我们重新印大。”日本大分县北部的一座小城宇佐市，二战后雨后春笋般出现了近百家工厂。原因很有意思，宇佐的英文是“Usa”，因而在此制造的产品可以印上“Made in Usa”，让人误以为是美国制造。 显然，靠着类似方法，日本产品是不可能享誉全球的。日本政府逐渐意识到低劣产品、恶劣口碑的问题，着手建立相关法规。当时，美国是日本经济发展的榜样和老师。于是，日本科学家和工程师联合会设立质量管理研究小组，研究美国的《生产管理手册》，但书中漫天的理论让他们摸不着头脑。 1950年6月24日，控制日本80%资本的21名企业家出席了一场盛宴，欢迎美国统计过程控制专家爱德华兹·戴明博士。戴明用鼓动的语言告诉日本人：5年后，你们的产品质量将超过美国！接着，戴明在日本举办了为期8天的质量管理讲座。日本最大的广播机构将这次讲座的录音制作成节目，数百万日本民众通过无线电波收听到了戴明的授课。戴明带来了两个重要的质量思想：一是高质量并不意味着高成本，只要一开始把事情做对，成本反而会降低；二是大多数的质量问题不在于工人，而是管理者的责任。戴明带来了质量发展的“金钥匙”，一场声势浩大的质量改革运动由此开启。 上世纪60年代，日本质量管理进入独创时期，推进“全面品质管理”和“消费者品质管理”活动，首创质量管理小组质量改进方法，提出一系列富有日本特色的品质管理理论和方法，石川馨、田口玄一、狩野纪昭、大前研一等品质管理专家名噪一时。 上世纪60年代末，日本政府开始构建严格保护消费者权益的制度体系，采取集团诉讼、具有震慑力的惩罚性赔款、生产方举证责任、严格追究刑事责任等措施，倒逼企业持续提升产品质量。在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下，日本集成电路缺陷率降至千分之一，而当时美国的缺陷率约为百分之一。这个巨大差距使得美国在半导体之战中败北。 又过了10年，日本产品的质量愈发强大。1980年，美国质量专家哈勒德在一篇报道中介绍，分别检测3家日本公司和美国公司的30万个存储器，结果发现日本产品的出错率为0，美国的为1.1%至1.9%，使用1000小时后出错率上升到27倍。 在经历经济泡沫破裂和长达20余年的经济增速下滑后，如果没有强劲的基础设施水平和产品质量水平作为支撑，很难想象今天日本还能保持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的位置。但近年来，许多知名日本企业内部相继发生一些质量问题。特别是，丰田、铃木大面积召回问题汽车以及高田、神户制钢篡改数据等均轰动一时。其中的原因，既有经济下滑带来的压力，也有世界制造格局导致的变化；既有质量管理的放松，也有企业文化的变迁。日本质量蒙上了阴影，需要重新思考产品质量管控问题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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