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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天可汗的马前卒
贞观三年（629年），唐朝军队分六道全面出击东突厥汗国，一度不可一世的突厥在内乱兵败的情况下土崩瓦解，颉利可汗被俘押至长安，东突厥汗国灭亡，大漠以南全部成了唐朝疆域。第二年，北方各族各部君长齐集长安，共尊唐太宗李世民为“天可汗”。 《步辇图》，唐，阎立本作，现藏故宫博物院。描绘贞观十五年（641 年）唐太宗李世民在宫内接见松赞干布派来的吐蕃使臣禄东赞的情景。李世民端坐在由六名宫女抬着的步辇上，另有三个宫女分别在前后掌扇和持华盖。唐太宗面前站立三人，中间是吐蕃使臣禄东赞 东突厥败亡之后，部众向南移动投降唐朝的多达十余万人，降服的突厥贵族开始大量进入唐廷为官。由于突厥人大多不识汉文，不能充当文官；李世民就任命他们充当大将军或中郎将。一时间，朝堂之上高于五品的突厥武官多至一百多人，几乎占朝臣的一半，是为唐代大规模任用番将的滥觞。 番将“生时气雄，少养马上，长习陈敌”，故“武臣莫若番将”。但唐代对番将如此青睐，由“天可汗”李世民奠定的开明民族政策固然功不可没，而李唐王室本身的深度“胡化”恐亦难脱干系。李唐王室自云始祖为老子李耳，近祖系十六国中的西凉太祖李暠，显是无稽之谈。但与李唐王室模糊的父系血统不同，唐高祖、唐太宗、唐高宗三代帝王之母明白无误出自鲜卑，这从其独孤、窦（源自于纥豆陵氏）、长孙的姓氏就看得清清楚楚。 唐·彩绘胡人骑马射猎俑。马四腿矫健有力，鬃剪“三花”，骑士两手作张弓搭箭的弋射姿势 正因数代的胡汉混血，李唐王室种种“胡化”的表现显得顺理成章了，李世民“下行可汗事”尚可说是时势使然，其长子承乾热衷胡语胡服，愿意“解发为突厥”就无论如何不是政治的需要了。甚至李唐皇室的婚姻也带有强烈的胡化色彩，唐朝最著名的两个女人，武则天以庶母而为高宗皇后，杨玉环以儿媳变成玄宗宠妃，这实在大异中原传统礼教，而与曾经盛行于古代游牧民族“妻其庶母、伯叔母、兄嫂、子弟妇”的习俗（王昭君即先后嫁予父子两代匈奴单于）颇有共通之处。在如此弥漫宫廷的胡风氛围的熏陶下，唐廷任用气类相通的番将自然更算不得什么离经叛道的事情了！唐朝继承魏晋南北朝三百年民族大融合成果，“华夷无猜”、“爱之如一”也理所应当。 唐·彩绘胡人俑头。高鼻阔口，颧骨高耸，胡人特征明显。雕塑手法表现出中西合璧的艺术特色 在太宗时代，“勇决习战”的番将已经在“天可汗”的麾下南征北战，破西突厥、拒吐蕃、平吐谷浑、击薛延陀、伐高丽，番将以其骁勇善战，立下了汗马功劳。尤其是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原突厥处罗可汗的儿子，左骁卫大将军阿史那社尔奉太宗之命远征西域的龟兹，所部除了汉兵汉将，还有“铁勒兵牧十有三部，突厥侯王十余万骑”。阿史那社尔采用游牧部落古老的战术，佯装败退，将龟兹军队诱至沙漠里，一举将其歼灭，遂令西域震惧，各国竞相内属。唐太宗将安西都护府移至龟兹国都，统于阗、疏勒、碎叶，是为“安西四镇”，唐朝的西部国境由之拓展数千里，直至碎叶（今吉尔吉斯斯坦北部）以西地方。 为了厚赏这位麾下最好的将领，唐太宗将宗室的一位公主嫁给了他。阿史那社尔的忠诚是如此深厚，以至于当唐太宗李世民去世时，这位年迈的佣兵长要按照游牧民族的习惯，自杀殉葬，以“卫陵寝”（但被继位的高宗李治阻止了）。最后，阿史那社尔，以及铁勒部的哥论易勿施莫贺可汗的孙子契苾何力，突厥酋长执失思力等人，死后都作为功臣高官陪葬于“天可汗”李世民的昭陵。这可以说是唐太宗时代重用番将的一个侧影。
02 忠诚与叛逆交织
高宗时期，继续维持着太宗建立的“天可汗”体系，唐朝国力也不断上升，不断有四夷内附。但是作为第一任“天可汗”的李世民本人也得到番将们的敬服，而以后的唐朝皇帝令四夷敬畏的则仅是其皇权，而非其人。于是高宗即位后，四夷对髙宗“天可汗”的共主地位并非敬服如对太宗一样。故有胡族内附，亦有番将作乱。 《客使图》（ 亦称礼宾图、迎宾图），唐中宗神龙二年（706年）。唐代壁画疏体画风代表作，左一为身着朝服唐代官员，后面三位为外国使者。陕西省乾县章怀太子（唐高宗、武则天之子）墓墓道东壁壁画 永徽二年（651年）爆发了唐代的第一次大规模番将叛乱。原为西突厥叶护的阿史那贺鲁虽然已贵为左骁卫大将军（与阿史那社尔相同的官职），却在听闻唐太宗驾崩后立即叛乱，拥众西遁，自立为“沙钵罗可汗”。一时间，西域诸国“亦多附隶”。当年七月，高宗拜番将契苾何力为弓月道行军大总管，统帅三万唐军与五万回纥兵讨伐贺鲁，重创之余却未能将其全歼；永徽六年，汉将程知节（即《说唐》里的程咬金）受命出征结果无功而返；两年后，唐高宗决意“以番制番”，分遣两路大军作第三次讨伐，北路由番将回纥族的婆闰辅佐名将苏定方，统帅回纥兵向金山（阿尔泰山）进发；南道则是西突厥早年入朝的番将阿史那步真等人向西进发，“召集部众”。结果，北路回纥万骑大破贺鲁的十万突厥兵，南路大军所到之处，“番人皆相率归降曰：‘我旧主也。’”两路大军会师之后穷追至碎叶水，终于擒获贺鲁而平息叛乱；为继续笼络番将，对于贺鲁这样罪大恶极连自己都认为可杀的人，高宗“特诏免死”。 到了武后统治时期，为了谋夺帝位以及巩固即位后的政权，武则天的主要行政重心在内，盛开告密之门，任用酷吏消灭反对声音，以令士大夫皆有朝不保夕之感的恐怖政策使其统治合法性得到承认；加之亲李唐势力相继起兵反抗，令唐廷政局陷入震荡，削弱了对边疆的统治。于是在“凡三十年，北方无戎马警”之后，从武后参与国政的高宗后期开始，东突厥与契丹的番将相继步阿史那贺鲁后尘，纷纷脱离朝廷控制并朝着叛逆转化。调露元年（679年），单于大都护府所统辖的突厥24州的番将同时叛唐，并在几年后重建汗国（即后东突厥汗国）；696年，契丹松漠府都督李尽忠、归诚州刺史孙万荣也以号称十万之众据营州（今辽宁朝阳）作乱。 此时，唐太祖、太宗时期的功臣宿将已相继凋零，武后只能更加倚重忠诚于自己的番将在战场上讨伐叛逆。从武则天实际掌握政权的光宅元年（684年）至长安四年（704年），武周政权在20年间用番将番兵作战就达20余次。对内，曾以黑齿常之为江南道大总管讨徐敬业之叛，对外，则先后用黑齿常之（百济人）、李多柞（靺鞨人）、阿史那忠节、西突厥十姓酋长等讨击突厥、吐蕃、铁勒、契丹、室韦等反叛部族，如用西突厥十姓部落兵击铁勒九姓，用六胡州（属朔方）稽胡精兵打契丹，用契丹降兵攻靺鞨等等。 五代，敦煌莫高窟346 窟南壁壁画，从额饰看，似为吐蕃射手 在这一时期，番将开始进入权力的核心地带，对于武则天政权的维系起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天授元年（690年），侍御史傅游艺组织“百姓”上表劝进，“请改国号曰周，赐皇帝姓武氏”；但武则天却故作姿态，表示不愿当皇帝。直待番将阿史那斛瑟罗为首的诸番长以及百官等“俱上表如游艺所请”时，她才正式登基为大周“圣神皇帝”。 至于神龙元年（705年）正月，李唐社稷在中断20年之后正式得以复辟也是直接依靠武则天身边的番将。在迫使武则天下台，中宗复位的宫廷政变中，就多亏了番将李多祚的坚决支持。唐代的多次宫廷政变，无论是在长安抑或是洛阳，多在宫城北门——玄武门发动，因此统帅北门卫兵的李多祚所领是个最敏感最要害的所在，在宰相张柬之的策动下，李多祚“不敢顾身及妻子”，毅然地同张柬之等发动了倒武政变，杀死武则天的男宠，并逼女帝传位太子。张柬之在对李多祚作策反工作时曾说过“国家废兴在将军”。事后，他被封为辽东郡王，从而打破了太宗以来的异姓不封王的旧例，就足以说明在李唐的社稷再造中番将曾起过怎样的作用。
03 “诸道节度尽用胡人”
在经历了一系列宫廷政变之后，唐朝国力逐渐恢复。唐玄宗即位后，“及开元中，天子有吞四夷之志。”玄宗在位的四十多年里对北方突厥、东北契丹、奚、靺鞨、西面吐蕃和大食、西北突骑施等部，几乎未停止过征伐，番将在其中继续起着重要作用。至天宝元年（742年），大唐帝国达到了“天下声教所被之州三百三十一，羁縻之州八百”的顶峰，效力国家的番将自是其中重要的因素。 唐·彩绘胡人力士骑马俑。此俑深目、阔嘴、高鼻；坐骑长颈丰臀，是一匹具有西域血统良驹 自唐朝立国以来，边疆地区的统帅都用忠厚名臣，都有一定的任期制，不久任，不遥领，不同区域也不兼任。及至开元中期，由于唐玄宗崇尚边功，开始出现边将久任的情况，有的任期达十余年不予调任。 唐·彩绘胡人骑马斗豹俑。胡人、猎豹、骏马动静结合，反映了唐朝皇室贵族的狩猎场景 尤其是在人称“口蜜腹剑”的李林甫为相（736-753年）期间，他为了巩固自己的权位，堵塞边帅入朝为相之路，避免给自己的权位造成威胁，就排斥汉人文官担任边帅，转而推荐番将独立担任边疆主帅。这是因为番将的文化程度低，不知书，入朝为相的可能性小，即使入朝为相，也会因文化和政务知识与能力的欠缺，不会对自己产生太大威胁。 李林甫 李林甫向唐玄宗上奏说：“文臣为将，怯当矢石，不若用寒畯胡人；胡人则勇决习战，寒族则孤立无党，陛下诚以恩洽其心，彼必能为朝廷尽死。”由于在此之前不久，有人诬告河西等四镇节度使王忠嗣欲拥兵尊奉太子，玄宗惊怒之下，将王忠嗣下狱，几乎将其处决，最后在哥舒翰的求情下做贬官处理。由此，唐玄宗深感边将与王公大臣有瓜葛颇为危险，自然欣赏李林甫的这个建议并采纳之，令“林甫专宠固位之谋”得逞一时。 十节度使威权甚重，至天宝年间节度使几乎囊括了边州的所有军、政、财、监等大权，既有土地，又有人民，又有甲兵，又有其财赋，俨然一方诸侯。在李林甫奏章的影响下，高仙芝、安禄山、哥舒翰、安思顺等番将相继出任节度使，几乎成为“诸道节度尽用胡人”的局面。尤其是身兼范阳、平卢、河东节度使的安禄山拥兵超过18万，担任陇右、河西节度使的哥舒翰拥兵近15万，两人麾下兵力几占天下49万镇兵之2/3。所谓“哥舒翰统西方二师，安禄山统东北三师，践更之卒，俱授官名，郡县之积罄为禄秩”。一人身兼两镇甚至数镇节度使，是当时战争规模已非一镇所能应付，为了统一指挥权做出的安排。天宝八年哥舒翰率兵攻打吐蕃，除了他麾下的河西、陇右兵，还有河东军和朔方军参战。而平卢本分自范阳，河西分自陇右，在安禄山和哥舒翰之前，一人兼领两镇已是旧例，并非特殊措施。 当然，唐玄宗、李林甫君臣政治斗争经验极为丰富，不可能眼睁睁看着藩镇坐大。前面提到的王忠嗣曾身兼四镇节度，但说下狱就下狱、说贬官就贬官，可见唐廷对节度使还是有相当的控制力。玄宗对安禄山用尽各种拉拢、怀柔手段，但安禄山却极为忌惮李林甫，知道自己的小心思瞒不过一代权相。天宝十年，玄宗让安禄山身兼第三个节度使，一时间东北战区长官位冠诸侯。但安禄山的老巢在范阳，平日坐镇河东的是节度副使吉温，此人乃玄宗朝著名酷吏，李林甫的左膀右臂。 但是，天宝十一年，朝廷依靠个人权术实施的制约随着李林甫本人的去世而消失，边帅中已然形成尾大不掉之势。
04 走向另一个极端
作为当时的两大军头，西平郡王哥舒翰与东平郡王安禄山是彻头彻尾的番将。哥舒翰是突厥族突骑施部下的哥舒部落人，其父亲哥舒道元曾任唐朝的安西副都护，驻守于阗，娶于阗王女为妻，所以其母亲出自于阗王族的尉迟氏。而安禄山一家的来源在史书并没有明确记载，从天宝八年（749年）所立《大唐博陵郡北岳恒山封安天王之铭》上安禄山以常乐为自家的郡望和邵说《代郭令公请雪安思顺表》所云安禄山“本实姓康”来看，其家原本可能是从河西走廊的常乐郡（瓜州）迁徙到突厥地区的康姓粟特人，其父亲娶突厥阿史德氏为妻，生安禄山，并为他娶了个地道的粟特名字，其“母后嫁胡将军安波注兄延偃”，所以又冒姓安氏。由于粟特人与于阗人同属于印欧语系伊朗语族的东伊朗语分支，因此安禄山在一次宴会上对哥舒翰说，他的父亲是粟特胡人，母亲是突厥人，而哥舒翰的父亲是突厥人，母亲是于阗胡人，“族类颇同，何得不相亲？”结果哥舒翰回答，“古人云，狐向窟嗥叫最不吉祥，原因是其忘本。如果你能够与我相亲，我岂敢不尽心！”安禄山以为哥舒翰用“狐”字讥讽其胡人，顿时大怒，骂翰说：“你突厥种竟敢如此！”翰想要回骂，在场的大太监高力士以目阻之，两人遂不欢而散，从此积怨愈深。 这种状况对于皇帝来说却是一个十分理想的局面，天宝年间，玄宗一直在扶植东西两大军事集团让其互相牵制，自己居中驾驭。只不过，随着藩镇力量的扩张，中央势力的削弱，玄宗手里可打的牌越来越少。 李林甫死后，杨国忠拜相。安禄山很看不起这位依靠裙带关系上位的杨玉环堂兄，结果受到宰相杨国忠的打击。加上在军界又与哥舒翰交恶，使得安禄山陷于“孤立”地位，这成为安史之乱的爆发的诱因，唐代的杜佑就认为“禄山称兵内侮，未必素蓄凶谋，是故地逼则势疑，力侔则乱起，事理不得不然也”。 历时八年的安史之乱带有强烈的番化色彩。安禄山大量任用番人为将兵，使得其军中胡汉混合，大将史思明为突厥人；孙孝哲、李怀仙为契丹人；阿史那承庆、阿史那从礼为突厥人；张孝忠，安忠志为奚人；达奚珣为鲜卑人；又“养同罗、降奚、契丹曳落河八千人为假子”，安史叛军显然是以番将番兵为主力。这就使得唐廷对于番将的态度从盲目信任走向另一个极端，亦是唐朝后期皇帝宁愿让家奴也就是宦官来掌握军队的重要因素之一。 在平定安史之乱中立下赫赫战功的铁勒人仆固怀恩一门之中，死于王事者46人；为了借重吐蕃等少数民族的力量平叛，他的两个女儿都由唐肃宗做主，远嫁异域。即便如此，仆固怀恩仍然受到地方同僚的排挤构陷，无处容身，最后只能愤而投奔回鹘，进犯唐朝。连唐代宗也承认“怀恩不反，为左右所误耳”，却依旧坐视其被逼反，足见此时的番将已从朝廷的倚靠柱石变成了戒备对象。直至唐末，沙陀番将李国昌、李克用父子，虽然在懿宗时平定庞勋起义，僖宗时平定黄巢起义，昭宗时威慑凤翔、河中、邻宁三镇，维护昭宗的地位；为朝廷立下大功。但是唐室仍然对其不信任，在其未占领河东时对其多方讨伐，唐昭宗更是始终对李克用怀有严重的戒备心理，唯恐其变成安禄山第二。 沙陀突厥骑兵。沙陀原为唐朝时西突厥一部，以骑兵为主，作战勇猛。唐末黄巢起义中，番将李克用率领的沙陀骑兵参战镇压。李克用之子李存勖攻灭后梁，开创了五代中的沙陀三王朝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唐朝最后却并非亡于番将，而是为后梁太祖朱全忠所篡——此人先叛黄巢，后叛唐廷，名曰“全忠”，实全不忠。反而是番将李克用始终拒绝臣服后梁，继续沿用唐朝年号，其子李存勖攻灭后梁后更是俨然以唐裔自居，建号曰“唐”（史称后唐），开创了五代之中的沙陀三王朝（后唐、后晋、后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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