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菊生大讲堂终于开张。第一讲请来的是北大哲学系的李猛老师。 李猛老师虽然年轻，但我上学时就已经在听他的课了。那时他在社会学系，后来去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念博士，回北大后便任教于哲学系了。他是目前在学界被寄予厚望的青年学者，而他在学生中的声望，讲座现场便是个见证：一百七十个座位的教室，水泄不通地大约挤进了二百七八十人。 他的讲座题目是《异己的传统：汉译世界名著与中西体用之争》。 所谓“异己的传统”，指的是19世纪末以来楔入中国文化中的西学思想。以“汉译名著”的绍介出版为标志引入的西学，如今在中国的思想和文化发展中到底居于什么样的地位？ 李猛老师从“中西体用”的框架来阐述这个问题。 我们熟悉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说法，最早是张之洞在《劝学篇》里提出的。体用之分，目的是拿“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 严复在1902年《与<外交报>主人书》的公开信中（此《外交报》的主人，蔡元培与张元济是也），明确批评了所谓体用之分。认为中体西用在学理上是讲不通的。牛体自有牛用，马体自有马用，“未闻以牛为体，以马为用者”。因此严复认为，西学和中学“分之则并立，合之则两亡”。 体用的观念，造成西学以从器物到制度再到心性的顺序被引进中国；体用之分造成了更深的思想上的体用的隔绝。从现象学的描述意义上说，这种割裂乃至疏绝也正是自清末到当下的文化思想境况。“体用”的割裂不仅体现在中学和西学之间，而且表现在各自内部都存在的体用割裂。作为“用”引进的西学至今在中国无根，而中学所代表的安顿身心之本却不再能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落实下来，如今只成为专家之学的“学问”。随着西学逐步深入的进入，体用之争变成了体体之争，而中国人因此就不仅处于心和身的交战中，也处于心和心的交战中。其最糟糕的状况是，生活变成无体之用的破碎状态。 在这点上，李猛老师提出了他最直接的现实思考。他似乎颇赞同四十年代贺麟先生提出以中国精神来融合中西文化、来贯通体用的方案。他自己的方案是：使西学这种异己的传统在中国思想中构成一个可继承、可思考的传统，并由此成为中国思想的动力和活力，而中国现代思想处境的出路就在于在这种最深最高层次的冲击下回到中国思想。换句更贴切于我们每一个人的话说就是，找到中国人的生活道路和生活理想，使我们能够——安身立命。 站着听了两小时，恍若重回学生时代，在关切现实的理想之光指引下进入学问，这是李猛老师身上的气质，也多少是这个校园的气质。它再一次，激荡我心。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