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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孔媛，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
近年来，我们见证了中国智库的高速发展。在如何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讨论中，国内不乏有学者提出要学习美国智库发展模式，建立“旋转门”（政府和智库的人才流动）机制的声音。但是，“旋转门”在中国究竟起到了多大作用？亦或“旋转门”到底是否适应中国国情？到目前为止，学术界从未对中国智库“旋转门”的作用做出科学而严谨的评估。
智库问题专家，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智库研究中心主任朱旭峰针对上述问题，在《国际行政科学评论》（International Review of Administrative Sciences）杂志撰文提出“政治嵌入的知识体系”（Politically-Embedded Knowledge Regime）的理论概念，并指出中国智库“旋转门”并不一定像美国同行的那么管用，甚至对智库发展具有负面效应。
由于在全球范围内的领先地位，美国智库体系是常被借鉴学习的对象。其中，“旋转门”（Revolving door）机制一直被认为是美国智库取得繁荣发展的“法宝”。众多美国政治学家都对这种在政治、学术、媒体、游说行业等相关领域与政策研究机构间产生的人才流动机制褒奖有佳，认为“旋转门”创造了政策观点在政府和智库间交换的稳定桥梁。“旋转门”的贡献在美国智库圈更是盛行已久。如果你有幸和那些美国智库负责人讨论，问美国智库为什么如此成功，他们总会自豪地回答说，因为美国有“旋转门”。
关于智库旋转门的重要性，理论界一般有两种支持观点。第一种是说，由于专家在来到智库之前已经对政府或其他机构的运行有了一定了解，这些专业知识的积累有助于他们影响政府。另一种观点则是说，由于经历旋转门的智库专家在政府部门期间积累的一定官员人脉关系，这些人脉能够帮助智库建立政策影响力。
虽然“你知道什么”（“what you know”：expertise）还是“你认识谁”（“Whom you know”：connections）哪个更重要，学术界一直以来还有争论，但旋转门从来被认为是能够促进智库发挥影响力从而推动美国智库繁荣的重要体制优势。但是，有一个事实值得关注，在全球不同国家，甚至是拥有和美国相似民主政治制度的英国、德国、法国等，都不存在显著的智库旋转门机制。这是为什么呢？
作者首先指出了既有知识体系理论的不足。知识体系（Knowledge Regime）是指在公共辩论和决策过程中那些生产知识、研究和推荐政策思想的组织和制度的总合（Campbell and Pedersen, 2014）。虽然拥有相似的民主政治制度，但在中观层面的知识体系上，美国、英国、法国和德国大相径庭。然而既有的知识体系理论并没有考虑非西方民主国家的情况。
为此，本文作者提出了“政治嵌入的知识体系”这一新的类型。这种知识体系广泛地存在于中国、新加坡以及其它亚洲、欧洲和拉美国家。
作者指出，这种国家政治力量嵌入社会经济各个方面的政策知识生产体系，对智库生存存在诸多影响。由于没有成熟的思想市场，智库竞争影响力的优势主要来自于向决策者输送建议的直接或间接的渠道，而非公开的政策辩论。
另一方面，在这样的知识体系里，拥有一定研究能力的政治精英其实并不情愿旋转到体制外的智库机构。在中国，那些真正旋转到智库工作的前官员们，他们要么是因为自认在体制内升迁前途无望或临近退休，为自己创造继续发挥作用的舞台；要么就是被组织边缘化并被安排到智库组织担任负责人或专家。
“旋转门”对中国智库来说作用非常有限。这是因为如下两个原因。
第一，来自其它体制的专家在进入智库以后，由于脱离了与原单位的行政关系，他们丧失了最重要的政治资源。在相对看重行政管理关系的政策知识生产体系中，专家的进入将无法为智库带来实际收益。
第二，由于丧失了上述政治资源，专家在看重个人政治身份的社交关系搭建过程中将遭遇困难，从而使其无法在智库中有效建立新的社交网络。
因此，本文的主要假设是：“旋转门”在智库建立影响力，争取经费收入及建立专家社会网络方面的正向效应不显著，甚至呈现显著负效应。
主要实证分析结果
为了检验这一主要假设，研究者2004年针对中国智库负责人发放的调查问卷，获得了161家官方背景智库和127家高校智库数据。核心解释变量为智库负责人是否经历“旋转门”进入智库工作，以及旋转门的不同路径。样本智库中，有49.3％的智库负责人是通过“旋转门”的方式来到本智库机构任职。被解释变量包括智库影响力（包括决策者影响力、学术影响力和媒体影响力）、智库经费收入、专家（负责人）社会网络等三组变量。
实证结果主要包括：
1）“旋转门”对智库影响力的影响大多不显著（Table 4）；
2）“旋转门”对智库经费收入的影响大多不显著（Table 5）；
3）“旋转门”对智库负责人的社会网络具有负向影响（Table 6）；
4）为检验异质效应，交互项模型发现，“旋转门”对智库负责人社会网络的负向影响不受智库类型和智库专家教育背景和资历的影响（Table 7）。
由于智库负责人是否经历“旋转门”可能存在样本自选择的问题。本文利用倾向值匹配法（PSM）克服选择性偏误。在匹配完成基础上（Figure 1），Table 8报告了“旋转门”对上述所有被解释变量的平均处理效应（ATE）估计。结论如下：
第一，无论选择性偏误是否修正，“旋转门”对智库影响力始终没有显著影响。
第二，匹配前，“旋转门”对智库经费收入有显著正向影响；匹配后，结果不再显著。这说明，表面上看，旋转门和智库经费收入是正相关的，但这其实是因为财力雄厚的智库往往更能吸引官员旋转到这家智库；当消除专家自选择偏误后，“旋转门”对智库的经费收入无积极作用。
第三，无论选择性偏误是否修正，“旋转门”对专家社会网络都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本文拓展了知识体系理论，提出“政治嵌入的知识体系”，并利用调查数据验证了“旋转门”在中国的作用并不显著（甚至是负效应）。本文的发现有助于我们更有针对性地提出支持“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相关政策。
本文拓展了知识体系理论，提出“政治嵌入的知识体系”，并利用调查数据验证了“旋转门”在中国的作用并不显著（甚至是负效应）。本文的发现有助于我们更有针对性地提出支持“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相关政策。
文献来源：
Zhu,Xufeng. “Think tanks in politically embedded knowledge regimes: Does the “revolvingdoor” matter in China?” InternationalReview of Administrative Sciences, DOI: 10.1177/0020852318776362.
补充阅读：
Campbell JL and Pedersen OK (2014) The National Origins of Policy Ideas: Knowledge Regimes in the United States, France, Germany, and Denmark. Princeton and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