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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包亚明 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文章来自：文汇学人 新疆新土地城乡规划设计院 信息中心 整理编辑 城市更新，有狭义和广义之分，阳建强在他编著的《西欧城市更新》一书中认为，广义的城市更新，涵盖了西欧国家自二战结束至今的一切城市建设，它有多种表述形式：城市重建、城市复苏、城市更新、城市再开发、城市再生、城市复兴、城市改造、旧区改建、旧城整治等等。 狭义的城市更新，则特指1970年代以解决内城衰退问题而采取的城市发展手段。这一概念最早由1954年美国艾森豪威尔成立的某顾问委员会提出，遂被列入当年的美国住房法规中；而对其较早亦较权威的界定则来自1958年8月在荷兰海牙召开的城市更新第一次研讨会，会议认为对土地利用的形态或地域地区的改善、大规模都市计划事业的实施以形成舒适的生活与美丽的市容等，就是城市更新。 中国的城市更新，主要以旧区改造的形式出现，一些大城市重点是拆除改造成片二级旧里以下房屋。这涉及了西方城市更新的狭义和广义的两方面内容。 对于生活于旧区的人们来说，改善自己所居住的建筑物及其周围环境，改善街道、公园、绿地等的环境质量，改善通勤、求学、购物、游乐等的生活质量，所有这些希冀都是无可厚非的。 其中还夹杂着衰退的生产型建筑或街区向消费型区域转移的问题，但是，内城衰退的情况远没有土地资源的稀缺来得严重，因此，旧区改造式的城市更新过程，最后往往变成了地理景观的生产和社区高端化的过程，而在这一过程中失落的城市记忆、被阻断的社区文脉以及城区的发展潜能等，往往被直接的经济利益所掩盖。 在上海城市更新的大潮中，一个新的地理景观“苏河湾”横空出世，而且茁壮成长。“苏河湾”开发项目规划红线范围早就由原先的0.466平方公里扩大到3.19平方公里，连上海火车站不夜城部分板块也纳入其中了。也许闸北必须借助苏河湾这样的名片来重塑地理景观，实现加入中心城区行列的伟业。闸北幸存不多的石库门式历史建筑，正因为苏河湾的膨胀，已经逐渐消逝了。 “苏河湾”这个来路不明、不伦不类的名称，毫无历史感又夹带着房地产商气息，总会让我觉得刺眼。我觉得苏州河北岸大片石库门街坊的旧称“唐家弄”，更能承载这个城市的记忆和乡愁。唐家弄不是非要傍上宝格丽酒店，才会貌似高大上起来，唐家弄自有属于自己的真风流。 唐家弄因唐姓商人的营造而得名，该区域在小刀会起义后被强行纳入美租界，自1860年左右起，旧式里弄建筑在此兴起、发展和繁荣。唐家弄既是弄堂的名称，也是片区的名称。 作为弄堂名，唐家弄也许是特指天潼路814弄一带，虽然我的出生地葆青坊和这里仅隔着一条窄窄的福建北路，但我从小就知道葆青坊和唐家弄的区别，唐家弄更多的会让我想起福建北路小菜场。 814弄因为海上富商徐鸿逵营建的徐园而闻名，814弄43支弄的门墙上一块青石雕成的“徐家园”门额，一直保存到拆除的那天。1887年1月24日起徐园对外开放，是上海最早进行营业性开放的私家园林。 徐园开了上海公开放映电影的先河，1896年的8月11日，由法国商人在上海徐园“又一村”茶楼内放映了电影。也有资料说，1896年的6月30日在814弄35支弄的厢房里，徐家的亲友们已经先睹为快了。 上海《申报》1900年10月21日就有徐园刊登的广告：“今有英、美、法活动影戏运来上海，仍假本园十二楼上开演”，影片有《马房失火》等14部短片。 作为片区名称的唐家弄，边界究竟在哪里其实颇为模糊，《上海地方志》认为唐家弄地处苏州河北岸，以天潼路为核心，横跨虹口、闸北两区，不少研究者认为，唐家弄应该没有那么大，东唐家弄路段在19世纪末已形成曲折街巷小路，设有茶楼、戏院。 天潼路本来到河南北路结束，20世纪20年代初与东唐家弄接通，从河南北路到浙江北路的东唐家弄，就改名为天潼路了。天潼路791号二楼的玉茗楼书场，是继徐园之后最有名的娱乐场所，书场原址在老闸桥北堍的福建北路2号，创办于清同治五年（1866年），是上海开设时间最长的书场。 1958年书场迁到了邻近的原河北大戏院的现址。百余年来，历代名家响档均曾在玉茗楼演出过名篇，包括杨小亭的《白蛇传》、周月泉的《玉蜻蜓》、徐云志的《三笑》。我父亲是书场的老听客，他最喜欢的是大书《明英烈》，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说评弹真是了不起的语言艺术，他在玉茗楼天天听常遇春马跳围墙，听了三个月马居然还没有跳，听众倒是一点不急，完全沉浸在明朝的开国宏业里。 不管这幢建筑如何变身，我父亲一直称它为玉茗楼，我是从父亲那里得知这个名称的，等到识字以后才知道原来是这两个字。葆青坊前弄口并不直接开在天潼路上，而是掩藏在天潼路一排街面商铺的背后，出路分两个方向绕过商铺，一头近山西北路，一头近福建北路，福建北路出口的斜对面就是玉茗楼书场，我上学的时候，玉茗楼书场已经改成了闸北区图书馆分馆，我在那里办了人生第一张借书证。 天潼路847弄慎余里，是唐家弄石库门街坊的经典之作，也是我童年时代的娱乐圣地，围棋少年班的一个小伙伴住在那里，家里只有他和上中学的哥哥，他们父母是西藏的地质队员，长年不在上海，家里有一台当时很稀罕的电视机，还有我最爱的康乐棋盘，有一个老保姆照顾他们的生活起居，哥哥对我很好，但总是和老保姆吵架，说老保姆把钱和东西都拿回自己家了，这是我第一次切身感受到了阶级的存在。 浙江路、福建路之间，南临苏州河北靠天潼路的慎余里，比葆青坊稍晚，建成于1932年，虽历经两次淞沪战争，但依然保存完好，是上海最具规模、最富海派风情的石库门建筑群之一。 慎余里立面端正、规划工整，双开间一厢房格局，清一色的青砖到顶，楼顶还有晒台。当年许多银行、钱庄的老板在苏州河边盖建仓库的同时，也会选择在慎余里居住。到“文革”时期，慎余里的七十二家房客式的乱搭建，也远没有葆青坊那么严重。 慎余里曾被收录进上海市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不可移动文物名录，编号为310108805190000017，属于上海的4422处不可移动文物之一。在2004年10月公布的“上海市第四批优秀历史建筑名单公示”中，慎余里还名列其中，然而，在2005年正式公布的“上海市第四批优秀历史建筑名单”中，慎余里却不见踪影了。2012年9月4日，随着写有“慎余里”名号的过街楼屋顶的轰然倒塌，慎余里从“不可移动的文物”到“保护性拆除”，再到“完全拆除”，急促地走完了它的生命旅程。 最后的慎余里 大卫·哈维指出，住房固定于地理空间之中，转手的频率不高，它是一种不可或缺的商品，是储藏财富的一种形式，在市场上易成为一种投机活动……另外，房屋对于使用者具有许多不同的价值，最重要的是它使得使用者与城市景观的每一个方面发生联系。 因此，人们住哪儿、什么时候移居不仅受到收入、搜索过程中遇到的障碍和人们行动的相互依赖性所约束，而且也受到影响供房和住房信贷的关键群体决策和行为所约束。 如果说包含慎余里、四行仓库等在内的苏州河北岸区域，参杂了生产性岸线向消费性岸线过渡的因素，那么参照英国政府1977颁布的关于内城政策的城市白皮书，也许是有启发性的。这份白皮书面临的同样是大工业城市持续存在和发展的问题，重点是重新开发衰退的老工业区和仓库码头区，并依此通过了地方政府规划与土地法案。 但是这份白皮书更为强调的是：城市更新是一种综合解决城市问题的方式，涉及经济、社会文化、政治与物质环境等方面，这项工作不仅涉及一些相关的物质环境部门，亦与非物质环境部门联系密切。 当然，西方城市更新的工作远远谈不上完美，J·雅各布斯在分析二战后西方的城市发展时就曾指出，大规模战后城市更新耗费了大量资金，却让政客和房地产商获利、规划师与建筑师得意，平民百姓承受牺牲。这显然触及了城市更新的核心问题。 城市无疑应该成为一件艺术品，应该保留曾经在此居住和生活过的人们的想象力，从而涵养一种独特的历史记忆与人文气质。但是在房地产为主导的城市化过程中，城市内在的统一性和可持续性，往往被间断的碎片、裂隙、非延续性所阻断，最后也许只呈现出一种风格突兀而又没有历史性的城市景观，结果只能换来婚纱摄影师的会心一笑，这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特别突出的特征。 托尼·亚历山大认为，集体记忆既是时间的，又是空间的，它根植于地方，包含了地方的往日，文化景观则记录下审视往日的种种方式，即一种记忆和纪念场所相互交织的网络。城市记忆无疑具有空间性，它在空间的框架下展开，并分布于城市和地方的每一地段。因而“怀旧”的概念具有空间的向心性。 在《收缩的城市》一书中，菲利普·奥斯瓦尔特强调，城市更新只有在那些业主乐意拆除自己的房产的地方才能实现。而实际上在世界的大多数地方，城市更新已经越发地被简化为那些参与拆除房屋的公司的问题，城市更新正在成为一个越发倾向于技术决定论的计划。 虽然从理论上讲，城市更新能以全新的方式带给整个城市区域发展的机会，但其实在更新过程中，主导者们首先关注的是经济效益的实现逻辑，而不太可能实践一种可持续的、着眼于未来的发展模式。城区未来发展的潜能和公众的利益，往往被建筑物的所有权组成结构和所有者的个人喜好所淹没。 大卫·哈维曾经精辟地指出：城市更新，其实是剩余资本吞并过程的一个部分，资本吞并是通过重组基础设施和城市生活来进行的。资本似乎已经“驻扎”在空间里，内嵌在空间里，然后永无止境地重塑着空间。七浦路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案例。 葆青坊一头靠天潼路，一头靠七浦路。在我童年时代，七浦路是一条少有车辆的清净小马路，当我5岁上幼儿园的时候，父母非常放心地让我一个人去七浦路上学，我每天从葆青坊前弄堂的31号出门，穿过整条弄堂，然后左转沿着七浦路走，跨过嘈杂狭小的福建北路，一路平安地到达临近浙江北路的幼儿园。 天潼路728弄葆青坊建于1923年，在七八十年的岁月里，几乎以毫无变化的沉静姿态，坚守了永葆青春的初愿，墙体的花纹、完美的雕花，即使透过有限的影像记录，依然令人赞叹，难怪有的观察者认为葆青坊是堪称别墅级的石库门。 从靠近天潼路的弄堂口望过去，细密的红砖砌成的石库门侧面外墙温暖而闲静，那一片铺满网格的鲜嫩红色，把弄尾外面的七浦路，推到了目力以外的远方，围合起一片空旷悠远的天地，那是足以安放和守护童年嬉戏的弄堂空间。当半条弄堂因为七浦路服装市场扩建而消逝的时候，喧嚣和嘈杂沿着洞开的弄堂汹涌而入，富有灵性的空间却应声破碎了。 七浦路是在商品经济兴起之时，开始杂乱设摊的，然后又在房地产开发的大潮中，变身为颇具规模的服装批发一条街。而葆青坊则付出了半条弄堂的代价，来旁观七浦路从纯粹的居住空间向低档商业空间的演变，最后被社区高端化重塑的过程彻底埋葬。 资本对于一种地理学景观的破坏，只是为了催生另一种地理学的景观，背后的逻辑则是资本追求无限积累的永恒渴求。可以预见的是，随着苏河湾的发育壮大，七浦路低档批发的商业空间，肯定会越来越不合时宜。如果七浦路无法完成空间的高端重组，那么葆青坊和慎余里的历史将会重演。 当然，地理重组的投资，有时也可以不伴随扩张的地理转移，它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淘汰旧的系统，在新的都市化基础上开发新的生活方式，因此，七浦路也有可能通过局部的空间变动和功能置换，创造出类似高档CBD那样的消费主义新景观。 在小学五年级前我一直生活在葆青坊，以后我家又和奶奶家换房，搬到了邻近的面积稍大的海宁路794弄春桂里，那是我父亲出生的地方。葆青坊和春桂里同属苏州河北岸的石库门片区，这是上海面积最大、保存最完好的里弄住宅风貌街坊之一。 在最近扩容的上海市风貌区里，闸北的均益小区就名列其中。紧邻春桂里的福寿里，与均益里隔着安庆路相对，组成了一条从海宁路通往老北站南广场的通道，我上过的初中天目中学就在均益小区里。几个月前从伊朗旅行归来听到的第一个坏消息，就是我妈妈家突然要拆迁了。 海宁路794弄春桂里，早在世纪之交海宁路拓宽的时候，差不多已经名存实亡了，如今东至河南北路、西至浙江北路、南至海宁路、北至天目东路的安康苑地块旧城区改建房屋征收工作已经正式启动，虽然明知已是大势所趋，但我还是代表妈妈在第一轮征询中投下了反对票。 征询的结果是同意率达到了97.99%，但动迁组仍然委托居委会正告年逾8旬的老母，不要辜负政府的关怀。妈妈打电话来表达不安的时候，我正好在阅读伊朗当代诗人凯撒·阿敏普尔的诗歌：“在可能的时代度日，在疑惑和也许的时代，在天气预报的时代，从每个方向都会有风刮来”（《新的时代》）；“如果我们从头到脚都枯黄凋敝，但是我们并没有把心交给秋天，我们如同空花瓶，窗沿充满了有裂缝的回忆”（《如果心是理由》）。 这些诗句让我想起了席闻雷记录的影像，在席闻雷和姜庆共合著的《上海里弄文化地图：石库门》一书中，有一幅吉庆里的照片，吉庆里和春桂里原本是不通的，春桂里是从海宁路进出，而吉庆里是从山西北路进出的，两条弄堂大约是在“文革”时期打通的。席闻雷的那张照片拍的是吉庆里一个大宅院的外墙局部，这个大宅院总是大门紧锁，里面的景象和住客，我都从未见过。 不过，前楼花架上的大型盆栽，倒是常常越出高耸的围墙。席闻雷应该是站在我小学同学张三的家门口拍下这张照片的，张三家是一个普通的石库门住宅，大概在三十多年前的一个黄昏，我在门口大声叫着张三：“有人在你家墙上敲钉子”，张三和我愕然地看着一块“吴昌硕故居”的铜牌挂在了门口，这正是梅兰芳当年频频造访吉庆里的原因。 均益里同样在这次动迁征收的范围内，上海市风貌区里弄住宅风貌街坊的护身符，应该会让均益里安度此劫。我想慎余里如果能熬到今天，肯定比均益里更有资格名列里上海市风貌区。 刘易斯·芒福德在《人类可怕的自由》一文中，讨论过破坏性的创造力量，如何成为激情的一部分。在城市更新过程中，拆毁行为本身似乎变成了创造进程的一部分，一定数量的清理工作成了创造行为的前提。杰布·布鲁格曼在《城变》一书中这样写道：城市化，不只是一个建筑过程，还是一种实现共同利益的方式，城市是高度复杂的利益系统，它推动各个集团以竞争性的方式，去形成他们自己的利益。 城市化就是以建筑来创造特定的社会和经济生态。城市总体规划要求政府拥有足够的集权，并且能够在一个相当大的区域调配自由。在这样一个市场导向的世界里，总体规划变得越来越少，取而代之的是更功利的城市模式。 目前以政府和企业为主导的许多城市的规划严重缺乏对居民的重视，它们可以引发快速且大规模的造城运动，但无法将城市规划转化为城市社区，它们能够提供办公室，但无法形成经济共同体，更不可能带来归属感。 它们可以建造公用办公桌，可以带来职业人群与贫穷移民的增加，但仍不能建立起密度、规模和联合，从而无法为城市生活提供稳定和推动力。因为城市的发展往往是有机的，而非专家规划或商业投资所能决定，城市是社区居民在历史长河中不断试错的结果。 苏州河北面的堤岸是我童年时代最喜欢的冒险地，在一尺多宽的堤上一路小跑，能够感受到风的气息和水的变幻。退潮的时候，我常常沿着堤岸边的铁扶梯，下到河滩上玩耍，涨潮的时候就只能坐在扶梯上看着河水发呆。 2000年的元旦，我陪一位美国回来的朋友去老闸桥北堍的河滨豪园买房，我震惊地发现我们所站的阳台下面，原本有一个我非常熟悉的废品回收站，而原来的垃圾码头也许很快就会变成漂亮的游艇码头。 望着熠熠生辉的东方明珠和一箭之遥的南京东路步行街，朋友劝我忘记那段短暂而未必真实的历史，一切向前看，但我也许一辈子都无法忘却属于我的苏州河畔的童年记忆。 克劳德·列维·施特劳斯说过：“今天，是我们一方面要建立一个美好、平衡而和谐的世界，一个非具象化的能‘表达自己思想’，完全适合居住的世界，而另一个方面，我们又根本不可能建立这样的世界。” 凯撒·阿敏普尔在一首名为《我的行为很正常》的诗中写道：“有时，我目光整天，对城市中陌生的行人，感觉到一种模糊的熟悉，有时我无助而沮丧的心，向往——一支忧伤的乐曲。”这难道是我生于斯长于斯的城市的宿命吗？ 在资本与权力合谋的过程中，遗忘自身的历史进程也许是必要的前提，建筑和街区的多元化和多样性，也就只能拜托摄影师和文字工作者的辛勤工作了。石库门弄堂只有凭借影像或文字，才有可能从废墟里腾身而起，化作如梦的意象和挽歌，顽强地注释着家园的意义和价值，陪伴我们在这座记忆日渐枯涸的城市里继续生活。 德里达在《多义的记忆——为保罗·德曼而作》一书中这样写道：“唤起记忆，即唤起责任。缺少一项，怎么思考另一项？”保罗·德曼在《盲视与洞见》一书中则认为“记忆的本领首先不是复活的本领，它始终像迷一样难以捉摸，以致可以说它是被一种关于未来的思想所纠缠”。 城市更新，并不仅仅意味着街区的翻新，而应该上升到与城市生活品质相关的层面来思考，土地利用经济、邻里复兴、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公共政策、人居环境的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等问题，都需要深入地探究。 J·雅各布斯认为城市设计必须要研究人的心理，满足人们的各种需要，并引发人们对社会公正、人性化等全方位的价值判断的深刻思考。 罗伯特·帕克则认为，城市和人类始终保持一致，人类对他所生活的世界进行改造的企图，与其内心的欲求相当吻合。 城市是人类所创造的世界，也是他因此被宣告必须在其中生活的世界。因此，人类改造城市的同时，也在无意中重塑了自己。 大卫·哈维2006年在一次讲演中引用上述观点的同时，指出：当城市改变的同时，我们在并非完全自觉的情况下，其实也改变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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