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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牙利著名作家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的代表作《撒旦探戈》，因作家极富个性的语言表达，被视为“不可能翻译成中文”的作品。旅居匈牙利的华裔翻译家余泽民，用了大概3年的时间，跋涉于艰涩的匈牙利原文和中文之间，终于翻译出中文版《撒旦探戈》，由译林出版社出版。 余泽民撰写的这篇翻译手记，既是对这一翻译过程的记录，更是文学背后作者与译者之间跨越文化的相遇与相知的呈现。 人生路上的一块“路牌” 在我的人生路上，遇到过的有形无形的路牌有许多块，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就是其中之一。 对我来说，拉斯洛的重要并不在于他后来获得了曼布克国际奖，也不在于他写的《撒旦探戈》和《战争与战争》受到苏珊·桑塔格毫不吝啬的褒奖；对我来说，拉斯洛的重要在于25年前他的偶然出现，把我引上了我从未料想过的文学翻译之路。 据作家介绍，他的家姓来自一个地名——克拉斯诺霍尔卡，位于现在的斯洛伐克境内，那里有座著名的克拉斯诺霍尔卡城堡，始建于13世纪。有一次，拉斯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提到：城堡在2013年，被一场“由两个男孩抽烟引发的大火”烧成废墟。显然，意在强调这一貌似偶然的事件，与他作品之间存在着的历史、文化、命运上的秘通暗连。人类的灾难是他小说永远的主题，从《撒旦探戈》到《战争与战争》，从《乌兰巴托的囚徒》到《天空下的废墟与哀愁》，书写的都是人类走不出自己画的怪圈。 我跟拉斯洛的第一次见面是在1993年初春，在匈牙利南方的一座小城塞格德市。 我的一位朋友海尔奈·亚诺什，他说要介绍我认识“当代最优秀的匈牙利作家”，并且说，这位作家很想跟我聊聊中国。 这位“当代最优秀的匈牙利作家”就是拉斯洛。他身材瘦高，脸膛黝红，唇须下挂着友善的微笑。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蓝眼睛，那种蓝是在别人的脸上没见过的，是正午阳光下死海浅滩的那种蓝，清澈透亮，不含杂质。 当时我29岁，他39岁，《撒旦探戈》已出版9年。 《撒旦探戈》这个书名，对国内读者来说并不很陌生。因为，它是2015年曼布克国际奖得主的代表作、后现代名著，而且作者多次来过中国。喜欢欧洲文艺片的国内影迷更会知道，匈牙利著名导演塔尔·贝拉曾将这部小说改拍成一部七个半小时的黑白故事片。搞电影的人更清楚，塔尔·贝拉导演的所有影片，几乎都出自《撒旦探戈》作者一人之手。 充满神秘而冷酷的隐喻 《撒旦探戈》是拉斯洛的处女作，也是代表作，充满了神秘而冷酷的隐喻。作者在奠定自己文学风格的同时，达到了自己的高峰。一个个具有作家独特风格的复杂长句，缠绞，如火山爆发时殷红的熔岩顺着地势缓慢地流淌。 小说的构架十分奇特，带着强烈的音乐性，有时让我听到谭盾的《火祭》，有时透出柴可夫斯基《悲怆》的韵律。虽然场景荒僻，但是叙事宏大，在沉缓、苦涩的叙事内部有着魔鬼般力量的指挥和驱动。正是这种撒旦的旋律，像摆布棋子一样摆布着每一个角色，操纵他们的每一个步伐、每一个动作，甚至每一个念头。 故事发生在一个穷乡僻壤的小村庄，那是一个曾经红火过一阵、现在已被废弃了的农业合作社，绝大多数居民陆续逃到别的地方谋生，只剩下十几个人无处可逃，在阴雨连绵、一片泥泞的晚秋日子里，演绎着酗酒、通奸、阴谋、背叛、做梦与梦破的活报剧。 《撒旦探戈》的12个乐章环环相扣，首尾连接，描绘了人类生活的可悲、绝望、惨败与毁灭，既充满了忧郁，也充斥着荒唐，否定了一切幻梦和希望。尽管也有短暂的麻痹和可笑的乐观，但最终揭示的还是一个关于绝望的真理。正如曼布克国际奖评委会主席、英国作家玛丽娜·华纳所说，“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是一位有深刻洞察力的作家，并拥有非同寻常的热情和表现力，抓住了当今世界形形色色的生存状态，精细刻画出那些可怕、怪异、滑稽、既惊悚又美丽的生存机理。” 恍惚到过小说中的现场 那天，拉斯洛跟我聊起了他一年多前的中国之行。1991年，他以记者身份到了中国，从此迷上了中国文化，他称中国是“在世界上仅存的人文博物馆”。从中国回来后，拉斯洛不仅要全家人改用筷子吃饭，而且无论走到哪儿，都不忘搜集与中国相关的书籍，关心与中国有关的消息。他尤其崇拜李白。 我们聊得投机，他索性邀我随他一起回家小住几日，连夜开车把我带到布达佩斯北边山区的一个小村庄，我在那里住了一个星期。 拉斯洛起床很早，清晨五六点就开始伏案写作。写累了，或者弹一曲钢琴，或者坐在门外台阶上弹吉他，唱西班牙情歌或美国乡村民谣。村子里只有百十户人家，村头的一家小酒馆是村民们交换信息的地方，灯光昏暗，充满烟酒气，偶尔有人醉醺醺地拉手风琴、查尔达什或探戈曲。后来我看《撒旦探戈》时想起这个小村，恍惚感觉自己到过小说中的现场。 在这个村庄小住的日子里，拉斯洛将他的故事娓娓向我道来。 1954年1月5日，拉斯洛出生在匈牙利西南部的久洛市。在久洛市，他读完了职高的拉丁语专业，而后在塞格德和布达佩斯学习了两年法律专业。 但拉斯洛迷恋文学由来已久。梅尔维尔曾对他影响最大，他在13岁那年就读了《白鲸》。不过，小说里引发他兴趣的并不是鲸鱼，而是亚哈船长。拉斯洛说：“我将自己想象成他，将自己置身于他的处境，好多天，好几个星期，我一个人在后院站很长时间，在那里我见不到任何人，就像亚哈船长站在海上暴风中的船甲板上。” 拉斯洛有一个比他年长6岁的哥哥，也曾是一位文学青年。拉斯洛第一次听到“卡夫卡”这名字，就是在哥哥的朋友圈里，当时那群大孩子正热烈地讨论《城堡》。许多年后，拉斯洛回忆说：“在那个时候，我虽然读了卡夫卡的小说，可我一点也看不懂，坦白地讲，我对小说里的主人公K.感到惧怕，无论如何，我都不想把自己想象成他。我在那个年龄，读到了亚哈船长，我能够理解他，所以是他救了我。今天的情形完全不同，今天我不理解亚哈船长，我与K.有情感共鸣。”于是，在《撒旦探戈》的开篇，作者就引用了《城堡》里的一句话做引语：“那样的话，我不如用等待来错过它。” 甚至把右手也伸进了火里 1977年，23岁的拉斯洛在文学杂志《运动的世界》上发表了短篇小说《我曾相信你》。同年，他转到罗兰大学文学院读大众教育专业，读书期间勤工俭学，做过很多工作。 年轻时的拉斯洛充满了社会理想。1983年，大学毕业，他抱着用文化拯救贫困的愿望离开了都市，到一个小山沟里当文化馆的图书管理员。那是一个吉卜赛人聚居的小镇，所谓的“文化馆”不过是一幢低矮破旧的老屋，藏书不过几千册。在那里，拉斯洛开设了“读书课”，为小镇里的孩子们讲故事，后来还从城里请来演员、作家跟孩子们见面。渐渐地，不仅孩子们，连镇上的成年人也成了文化馆的常客。 然而，拉斯洛只在那里工作了一年，原因是一场莫名其妙的午夜大火将文化馆烧成了灰烬。“你们看，就是因为那一把火烧掉了小图书馆的几千册藏书。所以作为补偿，我应该多写几部。”拉斯洛和朋友们打趣说。失业后，他打各种各样的短工，并开始创作处女作《撒旦探戈》，灵感就源于这段特别的生活感受：“我曾在一家奶牛养殖场值夜班……有一次，房东让我给他当帮手阉割小猪。我要在庭院里抓住小猪的两条前腿，一个大鼻子男人跪在小猪的两条后腿之间，用一把锋利的尖刀为小猪做手术。我实在无法忍受这个场景，慢慢抬起头来。我将头越抬越高，直到看见最高的屋顶，就在这一刻，我看到了刚刚升起的太阳。那轮太阳非常巨大，棕色的，就像一个世界末日开始的信号。干完活后，我进到屋里，并没有躺下，而是坐下来写《撒旦探戈》。因为那一刻的景象，使整部《撒旦探戈》在我的脑子里完成，我只需把它写下来。” 在拉斯洛写《撒旦探戈》期间还发生过一个小插曲。写到三分之一时，他突然觉得自己写得很糟糕。出于失望，他把手稿丢进了炉膛。为了教训自己，甚至把右手也伸进了火里。手被烧伤，疼得钻心，他沿着一条小溪狂跑了几小时。 后来，他重新开始写《撒旦探戈》，书写好了，烧伤也愈合了。 像酒馆里的客人喋喋不休 我读拉斯洛的第一部作品并不是《撒旦探戈》，而是他的短篇小说集《优雅的关系》。我不但翻着词典读了，还花了一个月时间将其中一篇《茹兹的陷阱》翻译成中文，几年后发表在《小说界》上。那是我文学翻译生涯的起点。 拉斯洛的语言风格非常艰涩，整篇小说不分段落，经常读了半页还不见句号，故意让人有窒息感。但是，只要你不放弃，就会慢慢建立起一种特殊的阅读关系，一种类似虐待狂与受虐狂的互动关系，越读越有滋味。 翻译《茹兹的陷阱》让我获得了一种全新的阅读体验，第一次被如此艰涩、精密、缠绕的语言所吸引，越是难读，越是想读。这篇小说译成中文只有一万字，但让我染上了翻译的瘾，一发不可收。不到3年的时间里，我翻译了20多位作家的30多个短篇。 我跟拉斯洛初识的时候，我俩做梦都不可能想到，20年后我会成为他的“中国声音”，我俩的名字会并列印在《撒旦探戈》的封面上。 2016年，我终于完成《撒旦探戈》中文翻译，从着手翻译到交稿用了大概3年的时间。这次翻译对我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因为作家个性化的文学标签就是“克拉斯诺霍尔卡伊式长句”。 在拉斯洛看来，短句简单无趣，能承载的东西有限。当一个人思维奔涌、表达欲膨胀时，肯定会选择用长句，就像酒馆里的客人一样喋喋不休，不使用句号，一晚上只说一句话。当然，作家的唠叨与酒鬼不同，与表现欲一同膨胀的还有文字的野心与诗意。即便在母语文学中，他的长句也独树一帜，对绝大多数的匈牙利读者来说也是阅读上的挑战，他的句式既很难读又很耐读，细腻又粗粝，细碎又宏大，构设精密，富于律动。如果翻译不好，会让人读起来觉得上气不接下气。（余泽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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