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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们还是先从小处谈起，即“里”，由这只麻雀的解剖，来看看秦朝地方管理的特性。 这里的“里”，不是公里、华里的距离单位，而是邻里关系的“里”。 秦汉之际的“里”，在《二年律令》中有这样的规定：
什么意思呢？ 就是五大夫爵位以下的百姓，要5家编为1伍，集中居住，以辨券（彭浩、陈伟、工藤元男主编，《二年律令與奏谳书》，上海古籍出版社）证明身份，在居住地互相监察，并对邻居出入互相窥伺，发现做盗贼或者逃亡者，就报官。 里典（原名里正，避秦始皇讳改称典）、田典交替掌握里门的钥匙，按照规定时间开闭，伏天要全里闭门，不许行动和耕种。 这个状态，就是秦汉百姓生活的常态，哪怕是进出自己的“家”，也要受到国家公权力规定的严格管制，而里吏，就是这个管制的具体实施者。 为了保障这种管制的有效施行，里外环有墙，被称为垣，家庭外环有墙，被称为院，《二年律令》规定：
这里明确规定了偷偷“翻墙”的惩罚，是“黥刑”，也就是脸上刺字再涂上墨，也就是林冲脸上的“金印”，当然，可以用钱赎刑，在秦朝除了特殊规定外，绝大部分刑罚都可以用钱赎，不过不是仨瓜俩枣能打发的，得是黄金若干了。 重罚“翻墙”，其实就是保障你出入走门，就可以被里吏监控。 那么，一个里有多少人呢？ 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驻军图》中记载了21个里的详细户数，其中多者如龙里有108户，最少的资里只有12户，也就是说，里的户数其实并不固定，基本上属于当代的行政村的概念。 而行政村之外，自然有自然村，也就是秦汉的“聚”，这些在城、邑之外的居民点，也被行政权力赋予了里的编制，但从考古发掘来看，如辽阳三道壕汉代村落遗址、河南内黄三杨庄汉代聚落遗址，住所和农田之间，并没有发现聚落的“围墙”。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秦代所制定的，严格管理里伍出入的制度，经过几百年的汉朝统治，是否仍旧被沿用，这些“聚”是否能够代表秦代的状态，仍需存疑。 至少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在《二年律令》及之前秦代，法律规定的里闾管理制度是有严格的里门出入限定的，墙垣也是默认存在的。 而为公权力履行上述管理职责的人，就叫里吏，而他们和上述图表中其他“吏”的根本不同就是，他们“不吃公家饭”，属于“编制外人员”。 《睡虎地秦简·秦律十八种·厩苑律》规定：
这段话，原释文是：
沈刚在《简牍所见秦代地方职官选任》一文中认为“赐**日旬”实际上是一种劳役减免而非官吏的“资劳”，同时，在秦律中，吏和典是分称的，也就是说，里吏本身应该属于一种“役”，而不是正式的官吏。 正因为“里吏”不是“吏”，其选任，在《云梦秦简·法律答问》中如此强调：
率敖，原注释是率通“帅”，敖通“豪”，也就是强宗豪右。 由闾里的“强人”来控制地方，代行国家的权力，又用法律规定“居处相察，出入相司”，监控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的，不过，如果以为里吏就只是一个社会管理的末梢，一个戴红袖标的老太太，就太看不起人了。 事实上，秦朝一个标准的“里”，理论上设有里典（里正、里魁）一人，田典一人，里监门二人，里佐不定员（多为一、二人），什长十人、伍长二十人，另有社宰、里治中从事各一人，里父老（也有写作伍老的，比如上图，有误）一人。 其中，核心里吏，也就是行政权力的行使者，包括：里典（里正、里魁，行政负责人）、田典（农业负责人，对民户主要是授田、公有耕牛使用、督促经营等）、里佐（辅助行政）、里父老（祭祀、教化等）。 其余的职位，则为外围里吏，他们受核心里吏的领导，身份是“半民半吏”，不过根据里的人口规模不同，这些职位的设置也会有增减。 而他们的职责，就是作为国家行政系统的末梢神经，发挥几个方面的功能：
当然，“告奸”也是必备的职能，因为秦律中个体居民的“连坐”责任根据不同的“罪名”会上溯不同层级的里吏，有些罪，“典、老”可以免责，只是追究什伍，有些也会遭遇“瓜蔓抄”，一起倒霉，所以，“里吏”为了自身安全，也得擦亮眼睛。 以上的几条说得直白点，就是“管人”、“管田”。 管人，就是以“辨券”这种落实到户或个人的身份证明为基础，进行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的多方位监控，并将个人编入户籍，在最基层的什伍单位中标定位置，作为一种“资源”，随时准备被“公权力”调用，如服徭役、兵役以及缴纳赋敛（人头税）。 管田，就是以“名田宅制度”下的依爵位授田、收田为基础，进行以里为单位的农业集约化管理，包括对耕牛的使用，对税田的确认，以及对公有田地和个人授田的田租、刍藁等农业实物的征收，至于其他的，比如维护田垄、修治田间道路，也在此列。 合在一起，就是俩字：“耕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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