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图“四大专藏”之敦煌遗书

                                            敦煌壁画

                                       敦煌藏经洞原貌

                                          道士王圆箓

                                             佛经写本
          
                                       伯希和在藏经洞拣选文书
    
                         斯坦因所摄昔日敦煌的街景，马车上载的是其掠走的敦煌遗书

国图“四大专藏”之敦煌遗书

    中国国家图书馆是亚洲最大的图书馆，其藏书容量达3119万册，在全球范围也是最大的国家图书馆之一，其承接了自700多年前的南宋皇家缉熙殿的藏书以来的皇室藏书总汇，最早的典籍甚至可追溯至3000多年前的商代殷墟甲骨，仅价值连城的古籍善本就达200余万册之多，其中尤以号称“四大镇馆之宝”的“敦煌遗书”、《赵城金藏》、《永乐大典》、文津阁《四库全书》最为世人所瞩目，也被人们盛称为国图的“四大专藏”，笔者将对这些无价之宝的前世今生一一予以详细解说。

    在风雨飘摇的晚清光绪末年，汉唐以来繁盛无比的古代丝绸之路上的重镇敦煌，已经萧条破败，曾经的佛教圣地莫高窟更是到了无人问津的地步，呈现出一片荒芜凄凉的景象。1899年，道士王圆箓云游到了莫高窟，看到窟前的木栈道已破败残毁，堆积如山的流沙甚至把下层的许多洞窟都给掩埋了，王道士发愿要修整莫高窟，于是本来是游方道士的他停住了跋涉的脚步，从此驻留在沉寂的莫高窟，开始了日复一日的修整。首先进行的就是清理洞窟积沙的工作，某日，离下寺最近的三层楼即日后的第16窟被清扫出来，王道士在洞窟的甬道里放了一张桌子，雇请敦煌寒士杨果在此伏案抄写经文。1900年的6月22日，杨果在抄经休息之余，吸起了旱烟，并随手将点烟的芨芨草插进甬道北壁的一条裂缝中，令他惊讶的是，芨芨草竟然插不到底，他用手敲了敲墙壁，听到了空洞洞的声音，杨果立即将他的发现告诉王道士。当晚，二人去掉封泥，拆掉了墙壁，被封闭了近千载的洞窟显露了出来。窟室为覆斗顶，内壁前塑有一尊唐末佛教大德高僧的真容，北壁的正中画着两棵枝叶相交的菩提树，左边的菩提树上的树枝上挂着一个净水瓶，右边的菩提树枝上挂着一个挎包，树的东侧画着一个身穿袈裟、双手执绘有龙凤图案的团扇的比丘尼，与其相对的树的西侧绘的是一个执杖的侍女，西壁的壁龛内嵌有一通告身敇牒碑。后经学者考证，这是唐末沙州（今敦煌）的一位佛教领袖人物的纪念影窟。二人看到，窟内堆满了各种纸质写本，以及绢画、法器等珍贵遗存，总数高达5万余件，这就是后来令世界震惊的文化宝库敦煌藏经洞。

    王道士发现藏经洞后，认识到它的重要性，他随后赶往敦煌县城向知县严泽报告，并进献了两卷经文，希望能引起官方的注意，以对藏经洞的文物采取保护措施。可这个颟顸的官僚并未在意这惊人的发现。等到新的敦煌知县汪宗翰到任，王道士再度报告，这位汪知县是位金石学家，他来到藏经洞考察，并建议兰州的藩台衙门（相当于省政府）妥善保护这批文物。但仍未引起关注，１９０４年，藩台只命汪宗翰将经卷画像检点封存于原地，仍交王道士保管。此时，敦煌发现藏经洞的消息已逐渐流传开来，而腐败的清政府没有采取保护措施，吾国学术之伤心史（陈寅恪语）由此发端了。

    1907年，英国人斯坦因来到莫高窟，他了解到王道士对唐玄奘非常崇拜，便把自己装扮成唐玄奘的信奉者，并欺骗王道士，说他是沿着唐玄奘西天取经的路来的，利用王道士对宗教的热忱骗取了他的信任，最终，斯坦因以14块马蹄银骗取走24箱遗书﹑遗画及5大箱其它文物。敦煌遗书开始了大流失的过程。

次年，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来到莫高窟，用大量银子骗取了6000余件写本和200多件古代佛画与丝织品。由于伯希和精通汉文，他凭着深厚的汉学功底和丰富的考古知识，用三周的时间把藏经洞中所有的遗书通检一遍，“不单接触了每一份文稿，而且还翻阅了每一张纸片”。最终，他盗走的文物装了整整10辆大车。他曾经自诩：“洞中卷本未经余目而弃置者，余敢说绝其无有。”所以他挑选的卷子更有价值。伯希和将这些遗物运往法国时，在北京将其部分卷子装裱，甚至还在在六国饭店展览了这些文物。 这样公开进行的盗取活动，却依然没有引起清政府的注意。

    这之后，俄国人奥布鲁切夫，日本人桔瑞超﹑吉川小一郎，甚至直至民国初年，斯坦因以及俄国人鄂登堡，美国人华尔纳等人，先后从王道士手中盗买走了大量的其隐藏的经卷写本。这些文物至今流散至海外的达3.5万件，约占所有文物的三分之二。

    敦煌遗书的大量流失，终于引起中国人的注意，在有识之士的再三督促下，清政府最终采取了一些保护措施，但在加以保护的过程中，敦煌遗书又引起了一群内贼的觊觎。1909年8月22日，清政府学部左丞乔树楠命陕甘都督毛实君封存莫高窟藏经洞。1910年，朝廷命新疆巡抚何彦升将敦煌遗书运至北京。押运官傅某至北京后违命不直接向学部复命。私下把车队赶进何震彝私宅，何震彝与岳父李盛铎，还有刘廷琛、方尔谦等四人翻阅了车上全部的敦煌遗书并贪污盗取走部分珍品。残存的8000余卷敦煌遗书，仍被官员截留贪污不少，而且这些被贪污私吞的文物，都是经过精通古代文化之人的精心搜检，所以都是文物精品。

    劫余的敦煌遗书最终于1910年入藏京师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前身）。建国后，由文化部调拨、爱国人士捐赠和图书馆采购，先后又有大批敦煌遗书入藏，其中一部分是早期流散的精品。后又补充了1964年在莫高窟土地祠、1965年在莫高窟122窟前，以及少量在敦煌境内烽隧、古墓葬等遗址中出土的遗书，使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的敦煌遗书达到了16000余件。

    目前，收藏敦煌遗书最多的有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有遗书10000余号，已整理编目的有9803号；英国国家图书馆东方写本部有11297号，其中已编目9172号；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藏6000余号，汉文卷子4038号已编目，藏文卷子约2000号未编目；俄罗斯圣彼得堡亚洲民族研究所藏11050号，已编目2954号；日本人橘瑞超收藏429号。另外，中国的旅顺博物馆189卷，甘肃省图书馆100余卷，藏文226卷，西北师范大学历史系文物室22件，上海博物馆182件，天津艺术博物馆300余件，台湾中央图书馆153件，台湾“国立”历史博物馆20余卷。

除以上的重头收藏之外，还有些国外的图书馆、博物馆也收藏有部分敦煌遗书。如英国印度事务部图书馆：765件藏文文书。日本大谷大学：38卷，龙谷大学7卷。日本私人收藏者：中村不折163卷。其他人（包括一些不知姓名者）共有208卷，丹麦皇家图书馆东方部14卷，法国吉美博物馆还藏有绢画220幅。还有一些图书馆收藏的图书数目不详，如中国甘肃河西地区博物馆、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台湾的一些私家收藏者也有数十卷，英国牛津大学金德利图书馆、英国皇家亚洲协会图书馆以及德国柏林科学院所藏的6000余件汉文文书、韩国首尔博物馆藏有的2000余件原朝鲜总督文书、日本约3000件大谷文书中都有数目不详的敦煌文书。印度德里博物馆还藏有一些藏文文书。瑞典、奥地利、德国等也都各有少量的收藏。

    直至2013年，经过详细调查，在中国的多个机构中，发现了200多件之前未公布或未开展过研究的敦煌遗书，其中敦煌研究院接受了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藏家捐赠的7卷古代写经，经专家验证，这7卷古代写经就出自110多年前敦煌莫高窟藏经洞。

    敦煌遗书的年代上起东汉， 其中有纪年者近千件，现知最早的为西凉建初元年（405年），最晚的为宋咸平五年（1002年）。大部分汉文写本写于中唐至宋初。内容可分为宗教典籍和世俗典籍两大部分。宗教典籍占80%，包括佛教的经律、论、疏释、赞文、陀罗尼、发愿文、启请文、仔海文、祭文、僧传、经国等。《金刚经》、《妙法莲华经》之类的复本甚多。除佛教典籍外，还发现了另几种宗教典籍。其中有道教卷子500件以上。北朝写本《老子道德经想尔注》以及《老子化胡经》等佚道经。摩尼教方面，有《摩尼光佛教法仪略》等。景教方面，有《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赞》等。其中有一部分是久佚之典，具有补缺、辑佚之功，丰富了我国文献宝库。世俗典籍方面，为经、史、子、集、官私档案、医药天文、诗词俗讲等，约占总数的20%，学术价值比宗教典籍更大。除一部分是极为罕见的古写本，可用于校勘外，更有不少佚失千年以上的古书，如《隶古定尚书》、郑玄《论语注》、皇侃《论语义疏》、刘向《说苑》第二十卷及属于小学类的韵书、字书等。还有大量的官私档案文书，是研究中古历史、社会生活、风习民俗、寺院经济等的第一手资料，如唐代的《律疏》、《公式令》、《神龙散颁刑部格》、《水部式》等，使人们对唐代法令及其在古代现实生活中的运用，获得了全新的认识。敦煌遗书是研究中古时期中国，乃至中亚、东亚、南亚的历史学、考古学、宗教学、人类学、社会学、语言学、文学史、艺术史、科技史、民族史的重要研究资料，具有极高的文物价值和文献研究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