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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被重新认识的女性人类学家

 昵称57952184 2018-07-19

《祈颂姑:赞比亚本巴女孩的一次成人仪式》(以下简称《祈颂姑》)是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等相关学科研究仪式、产生文本和撰写民族(俗)志等方面的一部经典,有着突出的学术价值。《祈颂姑》一书的重要贡献至少有三大方面:在理论上,它为仪式研究,特别是女孩成人仪式的研究,提供了独特的案例和跨学科的研究角度;在方法论上,它为基于田野记录的民族志写作,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典范;在做人与做学者上,《祈颂姑》及其成书的历程体现出一位社会工作者对殖民主义的反思,也展示了一位社会人类学家为学科,甚至更广意义上的学术研究所做的开拓性贡献。

《祈颂姑》作为一部经典,从其最初在田野的观察、访谈和文本采集,到二十多年后的出版问世,再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检验而被公认为经典,其历程就好像是一次仪式性过渡,尤如从胎儿长大成人。其“成人”的意义不仅是书中所承载的文本和学术思考,还在于在这个过程中所隐含的一些更为深刻的问题:学科与学派的“跑马占荒”与“画地为牢”问题;学术与学科的“谁说了算”的意识形态与范式霸权问题;性别与派别在对异文化与本文化的研究中“谁说得对”的问题;局内人与局外人或主位与客位的“该谁说”的问题;以及如何在动态的文化中截取和理解静态瞬间的“怎么说”的问题等等。不仅如此,作者奥德丽·理查兹本人的经历,及其时代背景也是研读《祈颂姑》必不可少的作业,特别是她的女性角色与殖民时代中由她所代表的人类学的发展阶段等问题。所以,在这本书中所展示的内容与作者个人的、学科的和时代的精彩与缺憾,都同样能启迪今天的学者去鉴古识今,反思各自的田野工作和文本分析,以求能立足于小,而放眼于大。

奥德丽·伊莎贝尔·理查兹(Audrey Isabel Richards, 1899-1984)的一生至少有两个相关的方面值得今天的学者思考:作为一位(女性)人类学家;作为一位社会改革者。然而,她在这两方面的重要贡献,至今仍没有得到应得的正确认识,这一事实无疑展示了跨时代的社会和学术偏见。

理查兹1899年7月8日出生于伦敦。父亲是位出色的律师,获得过爵位,并曾在当时的殖民地印度加尔各答工作,之后成为法学教授。母亲来自“知识贵族”家庭,积极从事社会福利工作。这些背景深深影响了理查兹成年后对公众服务事业的热爱。理查兹在家中四个女孩中排行第二。她的童年时代是在印度度的。回到英国后进入一所有名的寄宿学校(Downe House School)。大学就读于著名的女子学校,剑桥大学纽纳姆学院(Newnham College),主修是生物科学。

1922年大学毕业后,到德国做了两年社会救济工作,之后回到英国在纽纳姆学院开始读营养学硕士学位。期间开始关注文化需要与生物需要的问题,以及马林诺夫斯基的人类学思想。1928 年,她进入伦敦经济学院成为马林诺夫斯基的学生。1930年,在马林诺夫斯基的指导下,获得社会人类学博士学位。论文题目是《一个野蛮部落的饥饿与工作》(于1932年出版)。这项对于本巴社会的研究不仅奠定了后来她的《祈颂姑》研究的基础,还确定了她成为营养人类学的开拓者的兴趣。当时,马林诺夫斯基以他的课堂魅力和崭新的功能主义的社会人类学思想吸引了一批有为的学生,包括后来在学界颇有影响的福蒂斯(M. Fortes),埃文思-普里查德(E.E.Evans-Pritchard)等,为英国以及世界人类学奠定了重要的根基。理查兹正是这一小批人类学家中的一位,也是当时少有的女博士之一。

理查兹博士论文的初版

1931年至1932年,理查兹只身来到英属殖民地北罗得西亚,亦即后来独立的国家赞比亚,开始了对本巴部落的调查,这也是继续和扩大她的博士论文的田野调查。这一年里,她集中调查了“祈颂姑”仪式,但是,当时完成的记录手稿直到1956年才得以出版为《祈颂姑》一书。1933年至34年,以及1957年,理查兹又先后多次回到非洲,在本巴和附近地区为殖民政府工作。

在她1955年从英国退休之前的二十多年里,理查兹奔波于殖民政府的工作与教学工作之间。1931-37年间曾担任过伦敦经济学院的讲师。1935年,理查兹担任国际非洲语言与文化国际中心下属的饮食委员会主任。期间还曾多次往返于英国和南非与乌干达等地。1938年至40年在南非的特兰斯瓦(Transvaal)地区工作,参与建立殖民地社会科学研究会,并曾在1938 年任南非金山大学的高级讲师。1941年她回到英国,在政府的殖民地办公室工作。1944年再次回到伦敦经济学院教课。因为理查兹在各方面的出色工作,1945年她获得里弗斯纪念奖章。1946-51年担任伦敦经济学院专职讲师。1948年,参与建立并任职乌干达的麦克勒里学院东非社会研究所,1950-55年担任该所所长,来往于英国与乌干达之间。1955年,她获得最优秀不列颠帝国勋章五个等级中的第三等司令勋章。1956年,退休后的理查兹开始在她的母校纽纳姆学院教课,并建立了人类学研究所,组织成立了剑桥大学非洲研究中心。

1959年至1961年,理查兹因为她卓越的人类学研究,而不是因为她作为一位女性而被选为英国皇家人类学学会有史以来第一位女会长。从1960年代开始,理查兹开始关注自己居住的社区,运用人类学方法展开对“本文化”的研究,这也可以说是人类学从研究“异文化”转向对自身研究的先例之一。从1962年起,与利奇等人类学家开始创立对“邻里”社区生活的人类学研究和学生培养工作。其成果体现在一系列有关出版物,如1981年出版的《处于核心的血缘关系:1960年代艾塞克斯西北的埃尔姆顿村的人类学》。1964-1965年,她担任英国的非洲研究学会第二任会长。1967年,作为英国社会人类学家被选为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FBA)。1974年,被选为美国人文与科学院(AAAS)外国荣誉院士。1984年6月29日,理查兹在英国去世。

作为一位学者

理查兹师从于现代人类学的开拓者之一马林诺夫斯基,为社会(文化)人类学的创建与发展,以及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等方面都做出了贡献。她的贡献在于成就本身,而不在于她作为女性;但正是因为她作为女性,在对女性有着很大歧视的社会和学术界,她的学术贡献过去没有受到应有的认识,而现在才得到越来越多的严肃的学者的敬意。这也是值得我们反思的。

马林诺夫斯基

理查兹作为人类学家的成就与贡献是多方面的,且经住了时间的考验,突出表现在:人类学的理论与田野方法方面;营养与农业经济,以及作为营养人类学的开拓者方面(有关话题不在本文讨论范围);应用人类学与社会改革方面;仪式与母系血缘关系方面;性别角色的研究等方面。理查兹是第一位在非洲做田野记录的女性人类学家,也是第一位完整地记录了一次女孩成人礼的学者。理查兹对培养学生的关注,对学者与学生的同等尊重,以及她的贡献本身为她赢得了同行的极大敬意。这表现为:一部在她生前出版的纪念文集(《仪式的阐释》,1972年);牛津的“跨文化女性研究中心”在理查兹去世前设立的包括她在内的三位女性人类学家讲座(其他两位是Phyllis Kaberry和Barbara Ward);一部在她过世后出版的纪念文集(《多元文化中的女性个体与力量》,1992);以及现今牛津大学的年度“奥德丽·理查兹讲座”和英国的非洲研究会(ASAUK)始于1994年的两年一度的最佳非洲研究博士论文“理查兹奖”。当然,还有最新的《社会和文化人类学理论》对理查兹的高度评价。

纪念文集《仪式的阐释》

作为一位女性学者,理查兹是位开拓性的女人类学家。尽管理查兹从博士毕业到退休一直积极从事教学,但她始终未能在高校得到终身教职。她的成就丝毫不亚于男性的同学与同事。这似乎明显反映了那个时代在学术界对女性的明显歧视,这不仅存在于英国,也同样存在于美国等地。美国取得类似成就的女性人类学家,如本尼迪克特(R. Benedict)和米德(M. Mead),都没能得到终身教职。正如格拉德斯通所指出的,即使是利奇等作为马林诺夫斯基的同事与好友,以及理查兹的同学,在回忆英国社会人类学的发展史时,也常常忽略掉理查兹等女性的成果与作用,而马林诺夫斯基本人也常对他的女学生们挑剔和欺负。即使到1980年代,英国的人类学界仍有着明显的对女性的歧视。这似乎已经解开了格拉德斯通始终感到困惑的“她为什么不是正教授”的迷。但是,这些对“女性”歧视的根本态度在人类学界是不分国界始终存在的,即使是在“后现代”反思的热潮中。这一切导致了理查兹的多方面的贡献从未被整个学科所认知。

奥德丽·理查兹

从英国人类学的发展史来看,“社会人类学”无疑要归功于马林诺夫斯基。但有意义的是,当时的女性为这个学科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正如利奇回忆说,“大约从1924年起,在牛津和剑桥的研究生们几乎都因某种原因受到“社会人类学”的吸引,来到马林诺夫斯基的足下,其中最出色的有三位,维奇伍德(Wadgwood)、理查兹、和贝特森(Bateson)”。的确,1920年代到30年代的英国社会人类学是很小的跨学科领域。直到1939年,整个不列颠联盟也不足20位职业社会人类学家这其中多数是女性。时至今日,我们看到这些学者,不论男性还是女性,都为学科的发展做出了贡献。男性包括,弗思、利奇、贝特森等。但能被今天的基础人类学教材所记述的那个时代的女性人类学家似乎只有理查兹。

除了性别之外,学术派别的歧视同样深深影响着学科和学术的发展。例如,理查兹因为是马林诺夫斯基的学生,且有了突出成就,于是被冠以马氏忠实信徒的名声,由此,她的诸多方面的贡献就被忽视了。同样,即使是马林诺夫斯基本人,当人类学的结构学派在1930年代开始占上风时,他的一些先前的功能派的学生也纷纷倒向结构派,最后迫使马氏离开英国。

《祈颂姑》英文版

然而,作为学者的理查兹能够逾越学派和学科间的鸿沟、个人间的偏见,在自己的著作中客观地引用各家各派的论述。这在《祈颂姑》有明显的印记。如此客观、全面与谦虚的学术气度即使在今天也不多见。例如,学术史证明,涂尔干对批评自己的范热内普是排斥和打击的;列维-斯特劳斯也从没引用范热内普而默认自己为结构主义的创始人;特纳在理查兹之后到同一地区进行类似的田野并发表极其相似的象征分析观点,但直到1964年才提到理查兹。

总结理查兹的学术生涯,弗思写到,“理查兹不仅是马林诺夫斯基最优秀的学生之一,也是奠定英国社会人类学的一份子。她为民族志研究的理论创立了高端的研究榜样。她为同事和学生提供想法和基本功,成为一种驱动力量,是他们的良师益友。”格拉德斯通认为“在过去的五十年里,理查兹丰富了人类学,其贡献具有灯塔意义”。

理查兹的著作清楚地展示了她所关注的问题的深度与广度。经过时间的考验,理查兹的《祈颂姑》被认为是具有经典价值的,是研究女孩成人礼中“最完整和最杰出的著作”;这是她的成就上的“皇冠”,体现了理查兹遵循马林诺夫斯基的“系统性资料搜集与仔细的实践研究”的原则。

对于中国的人类学者,理查兹似乎不为人所知。虽然近年有一部理查兹的译著出版,《东非酋长》(商务印书馆,1992),但那是理查兹所编辑的若干部概述性资料文集之一。体现理查兹对学术理论的深入探讨或方法应用的,无疑要属《祈颂姑》。

商务印书馆1992年出版的《东非酋长》

作为一位社会改革者

理查兹的贡献不仅是学术的;她更是一位积极的社会改革家。她经历了殖民主义的高峰和殖民时代的终结,理查兹曾经服务于英国的殖民机构,但也为殖民地的独立做出过贡献。她对营养人类学、农业经济、社会福利等问题的关注与贡献,至今仍然受到相关学科的尊重;她对非洲社会和英国社会中的性别、教育和社区关系的研究都具有开拓意义。

理查兹为殖民政府工作的经历印证了时代对学术的影响。但是,理查兹不是也不同于殖民地官员,她是文职人员且主要服务于科研机构。她对殖民制度给被殖民的社会的文化带来的影响有深刻的反思。例如,她在《祈颂姑》中提到“祈颂姑被传教士禁止了三十到五十年”,表示了对殖民文化给非洲当地文化传统带来的影响的反感。正如拉封丹指出,理查兹希望用自己的知识帮助当地的政府和官员去解决当地的问题。拉封丹写到,毫无疑义,是理查兹最早指出,从英国政府的角度去试图将本巴现代化的努力是有害的;“理查兹不仅是出色的社会人类学家,也是最广义的非洲学家。除了关注非洲的社会与文化,她更关注的是非洲人民”。

然而,理查兹多年在英国的殖民办公室下的研究机构工作,尽管也在殖民地独立初期坚持研究的独立性,但似乎也曾为一些殖民政策辩护过,所以,有个别观点认为她是殖民主义的捍卫者。事实上,人类学,特别是在英国的人类学,之所以能有极大的发展正是因为有了非洲殖民地这样的“试验田”,以及二战后政府给殖民体系的大量资助,包括对“科研”的大量拨款。理查兹是处于殖民制度和殖民地之中,利用了殖民制度和机构,通过记录和研究被殖民文化,为人类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无疑,她是殖民体制下受益的人类学家之一。但是,理查兹与诸多人类学家不同的是,她也关注了殖民制度对被殖民地文化的影响,特别是负面影响。例如,理查兹特别关注因为对殖民地资源的开发而造成的大量男劳工去开采铜矿,从而对当地传统带来了极大破坏,如本巴村中的男劳力在传统的仪式中消失。她也指出了欧洲人以殖民者身份出现在田野时如何影响了当地人对自己的传统的阐释。这是最早的“反思”之一。更难得的是,理查兹试图以自己的研究和记录帮助当地人解决当地的问题,保留自己的文化传统,如她所从事的有关营养、儿童和女性教育的福利工作,这些都是当时的人类学家对殖民地很少关心的问题。她支持东非国家在独立时要保持不同部落的文化传统,而不是完全从政治上的统一来考虑,因而,她一方面被视为要维持殖民地现状,因为统一独立意味着不同部落会处于难以协调的关系状态,另一方被认为是为了当地人的利益,客观地指出了乌干达等国家在独立过程中的利弊,为这些地区的文化传统的保护做出了积极贡献。

理查兹对一些重大而“敏感”的社会问题有着鲜明的态度。例如, 在对种族与肤色的问题上,早在1949年理查兹就曾明确地赞同《肤色偏见》(Colour Prejudice)一书作者(Alan Burns)的观点,认为“种族”的认知不是“自然的”,只不过是遮挡白人对经济地位恐惧的“面罩”。这对今天(美国)学术界仍在争议的“种族”是否存在的现象来说,其深刻与明智无疑是令人振聋发聩的。

对学科的和学术的理解和研究离不开时代的社会背景。可敬的是,《祈颂姑》真实反映了作者当时对各种社会和文化问题的思考,包括坦诚地说明自己的缺失。理查兹树立了以学术服务于社会改革的榜样。

本文选自《祈颂姑》中文版的“代译序”《成人仪式研究的一部典范民族志著作》,略做改动并删去了引注内容】

《祈颂姑》

[英] 奥德丽·理查兹 著

张举文 译

商务印书馆2017年12月出版

纪念马林诺夫斯基 | 梁永佳:何处是桃源?

商务印书馆学术中心下设哲社、文史、政法和经管四个编辑室及威科项目组,主要承担文史哲及社会科学领域学术著作的编辑出版工作。出版物包括以《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中华当代学术辑要》、“大师文集”等为代表的多种学术译介和学术原创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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