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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娄绍昆先生的著作《中医人生》，从内容上看，我认为应该是一部历史书。它既是一部生活史，也是一部学术史。
小人物见证大历史
中医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是中国社会的一个特殊时期。
很多优秀人才的命运，受政治浪潮的席卷，一夜之间被改变，下放到农村基层。这令很多人陷入非常困苦的境地，内心深处充满纠结与无奈。生活的艰难并不能磨灭人们的积极向上的奋斗精神，生活条件艰苦、卫生条件差，使很多有志者走上了古人悬壶济世的杏林之路。娄绍昆就是其中的一位，尽管他投身中医有很多坎坷，但是，博大精深的中医药最终使他实现了自己的梦想。他也逐渐被中医药文化所化，如今成了肩负传承中医学术的中坚力量。
他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以传神之笔把这段历史鲜活地展现给世人。其中有他自己如何一步一步走进中医之门的生动描述，也通过他自己拜师学医的成长过程，把浙江温州一带民间中医原生态的生活场景，展示给读者朋友。使读者可以从这本书里，看到那个时期、那个地方的民间中医们，是如何生活，如何看待中医学术，以及如何依靠中医学术而生活的。
温州人杰地灵，民间中医之中不仅有祖传的、自学成才的针灸医生、草药医生，也有造诣精深的学者。他们不仅承接了民国年间陆渊雷等人倡导的“中医科学化”，而且还把日本汉方医学对于《伤寒论》的研究成果，在广大农村进行验证，践行了由“《伤寒论》被《内经》化”，再到“《伤寒论》去《内经》化”的学术探索。 “方证医学”在《伤寒论》中的地位
娄绍昆先生在这部书里，通过与阿华表兄、张丰先生等对话的形式，反复探索方证医学在《伤寒论》中的地位，张仲景如何处理方证关系，以及日本汉方医学对于经方的验证与研究。
这是一个重大的学术问题，它牵涉到张仲景学术思想的历史渊源，《伤寒论》的现实临床意义，以及如何看待医学理论与经方的关系。
 张仲景的《伤寒论》是如何写成的？他在自序里有一些描述：“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为《伤寒杂病论》一十六卷。”但是，时隔不久，皇甫谧在《甲乙经自序》之中，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张仲景主要是“撰用伊尹《汤液》”，加以改编、补充写成的。
托名伊尹的《汤液经法》，著录于《汉书·艺文志》，后来的流传并不广。
新中国成立后，张大昌先生于1974年向国家捐献敦煌卷子抄本《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其中披露了《汤液经法》的部分内容，也说张仲景依赖《汤液经》，著成了《伤寒杂病论》。
那么，这就出现了一个历史疑问：张仲景为何避而不提这部重要的方书?
这只能从张仲景对于古籍重要性的认识，以及他如何看待《内经》理论与经方关系，来推测、来研究。笔者认为，张仲景看重的还是理论的指导作用。
王叔和最早整理过《伤寒杂病论》，他吸收张仲景的学术经验，用的是“以法类方”的研究方法;孙思邈认为张仲景对于伤寒病的研究“特有神功”，但是后人学习他的著作却“莫测其致”，完全不能理解、掌握。也就是说，仲景《伤寒论》到唐朝初年，还没有被人们深刻认识。
汉方医受重视有其历史原因
娄绍昆先生在学习《伤寒论》的时候，认识了被误划为右派的张丰先生，开始对于日本汉方医的深入了解。张先生大学时代学习日语，在下放农村的时候，购买了当时唯一可以订到的日文版的《汉方医学》，使他成了对日本汉方研究的专家。娄绍昆与他讨论“经方医学”长达五年的时间，并且在临床应用之中，取得了很多“大专家”所难以达到的好疗效。
日本汉方医的代表人物吉益东洞(1702-1773)，他从《伤寒论》 与 《金匮要略》中选出220首方剂，并以方为类目，汇集仲景相关论述，并附以自身经验体会，名之曰《类聚方》。书中对阴阳五行、脏腑经络等理论几无涉及，即便六经也很少提到，主要依凭腹诊、方证，着意凸现“方证相对”之学术主张，对此后古方派医家乃至整个日本汉方医学界影响深广而久远。他所写的《药征》一书，收载药物53种，对每味药物首先标明功效，继而选录伤寒方证作为药物功效的证明(考征)，并辨别方证伪误(互考)，表达个人观点及实践经验(辨误)。他的弟子邨井杶(1733-1815)，作《药征续编》，收载89种药物，一起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日本明治维新之后，采取了取消汉医的策略，汉方医学的传人，都有西医毕业的学术背景。成书于1927年的《皇汉医学》，是日本人汤本求真的著作，全书很多内容是作者结合西医学说，来注释《伤寒论》与《金匮要略》两书。书中首先对张仲景两书中阴阳、虚实、表里予以分析，再分述中医治疗法则，又述及中医诊断学如脉学、腹诊等，使读者对中医理论系统先有一个概念。再以方剂为主，分述各方的主治证候，并于每方后注明该方所用药的效能，而更广泛地搜罗我国及日本对中医学说和治验病例为旁证，必要时作者还加上按语，阐述其原因。
这种研究方法，对于正处于余云岫攻击的中医界来说，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1936年，由陈存仁先生主编的《皇汉医学丛书》，是日本汉方医学经典著作之汇编。该丛书出版之后，受到国内医学界的高度评价。
受汉方医学“多谈方证，少提理论”的影响，国内出现了重视《伤寒论》的思潮，在某种意义上与余云岫的“废医存药”主张，也有了一些妥协。在中医科学化的思潮里，废弃五行学说的主张此起彼伏，影响巨大而深远。
医经、经方结合是时代的要求
当中医科学化、中医西化浪潮过后，沉下心来回归经典，我们不难看出，经方医学、医经理论，是在汉代就存在的学术流派。这两大学术流派，经历了张仲景的整合，已经有了巨大的临床成就。但是，两大流派向外分化的离心力，还是巨大的，不容低估。
一方面，没有理论指导，中医就是零散的经验，经不起西方医学的冲击，有被肢解之后消化吸收的危险;另一方面，只有理论而缺乏固定成方的经验积累，就难以取得理想的疗效。
 长期以来，我们对于“中医学术创新”，给予了过高的期望，每一个疾病在“方证对应”的原则下，分型论治，用的都是“自拟经验方”，把张仲景的经方放置不用，这个教训是深刻的。日本汉方医的“方证医学”，虽然也是这个思路，但是他们不是“自拟方”，不重时方，尊经方，把张仲景的方剂与现代疾病诊治相结合，反复验证，取得了更多的经验，也更成熟，这是我们今后应该借鉴的。
无论是中医的辨证论治，还是中西医结合的病下分型，都应该多借鉴经方，少自创新方。尤其那些涉足临床不深的人，不要急于标新立异，要先把经方学到家之后，再考虑自制新方的问题。
娄绍昆先生《中医人生》给我们的另一个启示，就是如何继承张仲景把外感病与内科杂病统一考虑的问题。他说，《伤寒杂病论》这部著作就是一个象征，外感内伤可以互相借鉴。因为中医诊治患者，不是消灭外来的邪气，而是把患者的正气维护好，消除证候就是治病的根本措施。
 学术需要创新，张仲景也没有穷尽中医的智慧。
国医大师邓铁涛先生说：“四大经典是根，各家学说是本，临床实践是生命线，仁心仁术乃医之灵魂，发掘宝库与新技术革命相结合是自主创新的大方向。”
笔者认为，邓老这个观点值得大家参考。《中医人生》是一部很好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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