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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在邹平的救国大业》 第八集 我们前边讲到，在邹平的乡村建设事业逐渐进入高潮的时候，梁漱溟认为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必须提上日程。那么，这是个什么样的问题呢？ 梁漱溟认为，乡村建设需要解决的问题虽然很多，但是不外乎“除旧”与“布新”两类事情。兴办乡学村学，发展合作组织，是“布新”。但是，“布新”的同时，还要“除旧”。他说： ——《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设立旨趣及办法概要》 在梁漱溟看来，乡村礼俗的建设是“除旧布新”合二为一，缺一不可。那么，梁漱溟认为当时的邹平有哪一些“不好的习俗”需要破除呢？第一个就是婚姻陋俗。 一、破除婚姻陋俗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农村里有三大婚姻陋俗： 第一是早婚严重：小男孩十三四岁就结婚，小的甚至七八岁。如果男孩子十四五岁，女孩子十六七岁，还没有订婚，人们就怀疑有他（她）问题。如果过了这个年龄，以后再找对象就麻烦了。 第二是女大男小：女的比男的大七八岁很正常，大十几岁也不希奇。邹平当时有这样一首民谣，形象地反映了这个问题： 十八岁的大姐九岁的郎， 不象儿来不象郎。 要说是郎郎又小， 要说是儿不叫娘。 第三是女方索要财礼过重，近乎买卖婚姻。 为破除这三项婚姻陋习，邹平实验县采取“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法，一方面通过村学和乡村积极进行宣传教育，如研究院自编的《乡农的书》“戒早婚”一文中说： 男婚女嫁，人生大事，女满十六，男足二十，合乎生理，必有子嗣。若论古人三十而娶，再晚三年五年亦不迟。 另一方面制定8条强制措施。其中规定： “男未满17岁，女未满15岁者，不能定婚” “男未满18岁，女未满16岁者，不得结婚” “女家收受男家聘礼不得超过150元”。 这期间，实验县政府处理了一个婚姻事件，结果在邹平产生了很大反响。 当时，邹平东范村有一个姓荣的农民，家里只有爷两个，他和一个6岁的儿子，生活上烧火做饭、缝补浆洗很不方便，就给儿子找了一个18岁的媳妇。这样一下就犯了两个错误：一是儿子早婚，二是女大男小。为了避开县政府，两家偷偷定了婚。乡学发现后，就去做工作，但没做下来。最后，县政府就把这个姓荣的农民抓起来了。县长徐树人直接审问，对他进行了严肃批评，并拘留三天，以示警戒，并命令他马上解除这桩婚姻。 因为给儿子找媳妇被县政府抓起来了，这件事一时被传为新闻，也对民众产生了不小的震动，于是婚姻陋习得到有效遏止。 二、禁止女子缠足 汉族妇女缠足的习俗长达一千多年，直到上世纪30年代，这一现象仍然非常普遍。小女孩五六岁就开始缠足，而且缠得越小越好，最佳标准是“三寸金莲”。但是，这种陈旧的封建传统和畸形的审美观念，给妇女造成了极大的身心伤害。 如何严禁缠足？邹平实验县也是采取“胡萝卜加大棒”的措施。第一，广泛宣传教育，先是通过乡学、村学进行宣传劝导，同时还编成歌谣学习。其中，有这样一首： 小闺女，泪涟涟，为什么？为着家庭黑暗，爹娘见识浅，拿着害俺当爱俺。好好的脚硬给缠，小了又小，尖了又尖，缠得俺七破八烂，心里战战，不是这病，就是那病。缠得俺筋骨断，浑身发酸，不得舒展，不能动弹。急得俺浑身是汗，哎哟哎哟地直叫唤，爹娘全当没听见。遇上土匪和水患，不能跑来不能颠…… 第二，采取强制措施，实验县政府成立“放足督查处”，配备十几名工作人员，多是妇女。他们与村理事、乡理事配合，进行拉网式的检查，对拒不执行劝阻的采取处罚措施。当时，有这样一个案例： 督察处的工作人员赵会芳，有一次与第4乡的乡队长王志昌到城南的乔木村检查，发现一户姓张的人家，女儿都20岁了，还没有放足。这位老张先是隐瞒，后是阻止查验，情绪激动，态度蛮横。没办法，这一情况只好汇报到实验县政府。最后，这户人家被罚款通报处理。既丢了人，又罚了钱！村民们一看县里对这事动真格的，于是工作就顺利多了。 禁止缠足的工作成效显著。邹平当时10岁以下的女孩都不缠足了，10岁以上缠过足的全都放开，称“解放脚”或“改造脚”。 三、严禁吸毒贩毒 上世纪20-30年代，邹平乡间吸毒的很多。家庭富裕有钱的人抽大烟，条件一般的大多数人吸一种小白丸子，是日本货。县内外的贩毒分子联合作案，多从周村、张店一带走私贩运过来。这项工作非常棘手，邹平实验县如何处理呢？主要有三大措施： 第一，没有消费，就没有买卖，在邹平县内严禁吸毒是根治关键。实验县成立禁毒组织，同时印发戒烟挂图，编印歌谣，通过乡学、村学进行教育劝导和监督。 第二，对拒不悔改的吸毒分子进行劳动教养，对情节恶劣的贩毒分子判处死刑。1933年6月，邹平实验县成立戒烟所，收容吸毒人员。1935年，戒烟所又和成人教育特别班合并，改名为“自新习艺所”，对那些够不上判刑的吸毒、赌博、小偷小摸、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人员进行教育改造，同时培训编筐、编席、纺织等劳动技艺。其中，短期的10—15天，长期的半年、一年不等。 自新习艺所成效明显，省内外前来参观的不少。梁漱溟还亲自给习艺所撰写了一副对联： 施教育，设教化，希望他永勿再犯， 建工厂，习技能，以求其自谋生路。 第三，稽查军队走私，切断贩毒路线。值得一提的是，邹平实验县曾经打了一场漂亮的缉毒战。 当时，隶属长山县的周村是一个贩毒中心，贩毒的主谋是在周村驻军的曹福林部队，毒品是绕过青岛海关、从沾化和利津沿海走私进来的。但是，他们仗着手中有枪，地点又在几个县的边界地带，有恃无恐，走私活动非常猖獗。邹平实验县经过侦查发现，他们走私的马车队沿途必经第13乡驻地（现高青县花沟镇）。于是，梁漱溟向省政府汇报之后，派13乡的乡理事王峻明带人蹲点守候。曹福林部队的30辆走私马车到了之后，他们先机智地卸了押车副官的枪支，最后缴获了隐藏在马车底部的大批毒品。梁漱溟电话通知曹福林，但他只能哑巴吃黄连，硬撑着矢口否认，说自己不知道。实验县召开禁毒大会，将毒品当众销毁。这给贩毒分子很大的震慑。从此，这条走私路线被切断。 四、发展医疗卫生事业 对老百姓来讲，其实最紧迫的是发展公共卫生事业。其原因有二： 一是民众卫生健康状况很糟糕。邹平原来的卫生条件较差，一位乡村工作者曾对此进行过描述： “乡村卫生本来是谈不到的，天花横行，癞疥猖獗。即以我们儿童部的学生论，大半是满头癞疮。” 此外，邹平的婴幼儿死亡率很大，多数死于土法接生、痢疾、天花、麻疹等。 二是民众看病不方便。原来邹平县城只有个很小的西药房，没有医院，民众如果长了大病，必须到周村、济南就医，既费钱，又费事。 那实验县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呢？四大措施： 1、建立卫生组织： 首先，1934年10月1日成立邹平县卫生院（院址在邹平一中老校西邻的邹平服装厂）。其次，卫生院在各乡建立卫生所；三是举办两期卫生人员培训班，学员结业后，分配到各乡的卫生所、卫生室。此外，还培训了100多名接生员，每人发接生箱一个，免费提供卫生材料和器具。 邹平的乡村卫生组织系统结构是这样的：卫生院隶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邹平实验县政府，各乡的卫生所和卫生室是它的下属机构，横向有乡学、村学的配合帮助，同时还建立指导委员会，对地方的卫生工作进行培训和指导。 据研究院的工作人员卢资平回忆： 卫生室负责全乡乡民防病、治病，只收药费，不收手续费，并建有病历档案。 ——《忆邹平实验县第十二乡乡学》 这样，邹平民众看病的问题就基本上解决了。但是，要办好医院，就要有技术过硬的医务人员和充足的经费。 2、寻求社会支持 为此，梁漱溟各方奔走，筹措经费，寻求支持，物色人选。最终，争取到三方面的大力支持：一是南京国民政府卫生署给邹平卫生院提供资金补助和必要的技术指导；二是与齐鲁大学医学院建立合作关系，除了技术支持外，还把邹平卫生院作为实习基地，每年派大批学生来邹平支援；三是聘请国民政府卫生署下属的上海高桥卫生实验区主任李玉仁来邹平担任卫生院的院长，李玉仁同时还从外地延聘了几位业务精良的大夫。 众所周知，有病治病实属下策，普及卫生知识、疾病预防方为上策。 3、普及卫生知识： 第一个方法是举办卫生展览。据卫生院的医生牛席卿介绍： 为了配合医院的工作，（1934年）10月3日、4日两天举办了卫生展览，展览设三个点：医院、研究院操场和农场。每个点扎彩坊，挂卫生宣传图画（苍蝇放炸弹、蚊子害死人等），陈列生理病态标本、药品和解剖器械等宣传品。还组织了电影、讲演、戏剧、国术等活动。 ——《我在邹平乡建期间所从事的卫生工作》 第二个方法是在学校教育中增加卫生课程。卫生院作为研究院的一个实验研究单位，还负责给训练部学生担任卫生课程。同时，在邹平简师、附小和11乡的乡学儿童部搞试点，增加卫生课程。在第2、6、8、12乡卫生所组织巡回演讲队、大范围的卫生展览会，还培训了妇幼保健宣传员30多人。 4、加强预防工作 卫生院在邹平推广种牛痘，预防天花，主要对象是婴幼儿和小学生。据统计，卫生院共给240多个村、10500人种了牛痘。每年夏季，卫生院对重点地区进行霍乱预防注射，在肠胃病流行期间对水井进行消毒工作。 梁漱溟在邹平移风易俗的的社会改革还有很多内容，例如反对婚丧嫁娶方面的奢侈浪费；禁止演出内容淫荡、有伤风化的文艺节目；对乡间还留辫子的老年人强制剪辫子；充分发挥村学、乡学伦理教化作用，调解民间纠纷，尽量避免法律诉讼带来的弊端等等。 经过几年的努力，梁漱溟的乡村建设事业迅猛发展，邹平上下，万象更新。但是，在梁漱溟心中，这还只是一个起点。他的计划，是把邹平的经验推向山东，甚至全国，以实现他民族自救的大业！那么，梁漱溟为此都做了哪些努力？最后他的目标实现了吗？ 请看下集《邹平影响不一般》，谢谢大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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