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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书法初探

 子夏书坊 2018-07-26
书画文化

敦煌因曾经的辉煌和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而闻名于世,在我国古代历史上有重要的地位,反映了我国近千年的文化和艺术的发展。敦煌藏经洞数万卷古代文书引起了各科探索者和研究者的高度重视,敦煌书法的出土对研究我国古代书法艺术的发展史和艺术价值,特别是隋唐,乃至魏晋、秦汉书法艺术发展史方面有着不可估量的贡献。



一、敦煌书法研究内容简介

1900年敦煌藏经洞中的敦煌写本被发现之后,逐渐散落于世界各地,各国的敦煌写本总数达五万件以上,这些写本跨度时间大约700年,因为其保存了大量原始的历史、地理、经济、文化等信息,而为各领域学者所器重,遂有“敦煌学”之名著称。在“敦煌学”的各个研究领域中,敦煌书法研究还处在比较初级的阶段。


现存敦煌墨迹数量共有四万多卷,然而大部分流落于海外,国内仅存少部分。其所跨越的时间较长,从晋、十六国,一直到北宋。它们是研究中国文字由隶到楷的历史变化及书法艺术最丰富、最系统的第一手资料。这些珍贵的书卷还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和地域特点,被人们称之为“经书体”。“经书体”是由汉代的“简书体”慢慢演变而来的,最终形成了唐代的楷体,是两晋之后抄写经卷的重要书体。抄写经卷不仅弘扬了佛法,更对文字的发展起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现在所研究的敦煌书法,一般以藏经洞出土的书卷为主,还有一些敦煌出土的汉简书法、石窟题记及一些碑文书法,里面甚至包括唐代极其珍贵的书法珍品,如欧阳询书《化度寺故僧邕禅师舍利塔铭》、柳公权书《金刚经》、唐太宗李世民书《温泉铭》,还有王羲之《十七帖》临本三帖。现存于国内的书卷较少,并且许多是由少数民族文字构成的,其中以吐蕃文(古藏文)数量最多,还有一些梵文、蒙古文、回鹘文、西夏文等。敦煌遗书写卷,是民间书法的大集成,这些抄写者日积月累地抄写,久书成艺,书法各异,行草隶篆均有。在敦煌洞窟内的壁画中,也保存有大量的墨迹,这些均为创作壁画的画工书写,但书写水平良莠不齐,除少数精品外,大部分是画工随手之作,这些客观因素都是研究敦煌书法的困难之处。



敦煌遗书中除了上面提到的唐代三种拓本之外,还有关于书法理论的部分,其中颇令人注目的有三叶残卷等。其一是论述写字方法的,其二、其三是王羲之书论部分,《笔势论十二章》残卷,民间传说是王羲之书论抄件。在书卷中更是发现了硬笔书法,这是完全的民间创造,因为书法史对此没有详细记载。硬笔当时是用木头或者芦苇管所制。由此可见我国硬笔书法自古就有。此外,敦煌遗存的许多碑碣也是研究敦煌文字的重要历史资料。这些碑碣从唐代到清代,刻写时代不同,书法各具特色,最值得一提的是初唐李克让的《重修莫高窟佛龛碑》,此碑虽是楷书,但也有魏碑的风格,结构和用字都独具匠心,独树一帜,为后世罕见。在我国汉代简牍中占有极重要地位的17480多枚简牍,也是在敦煌汉代遗址中陆续发现的,帮助人们认清了隶书的成熟时期应是在西汉中期而不是东汉晚期,从中也可以看出古隶向汉隶转化的剧变和成熟过程。



二、敦煌书法研究成果简述


由于敦煌书法包含的内容多、数量大,整理研究需要大量的人力、财力。敦煌书法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1986年到2006年间,世界各地的敦煌写本作为书法图册和书帖多被印刷出版。关于敦煌书法的概述、分类研究、鉴定以及敦煌硬笔书法的研究论著相继大量出现,为后来学者的研究提供了颇有价值的材料。笔者认为,要研究大量的敦煌书卷,从中找到关于敦煌书法的那色彩浓墨的一笔,“定位研究”是不错的方法。 


关于敦煌写本的断代,大致有两层意思:一是敦煌写本的产生年代;二是抄写年代。这两者之间相互联系、密不可分。现在可以利用先进的科技手段进行断代分析;或者通过纸张、品相、内容、形制、文字、笔迹、书法等方面进行研究。


敦煌书卷除了受朝代、地域、书风因素的影响之外,还有自己的风格和与众不同之处。因此应该从多角度、多方位、多层次对敦煌书法进行探究,而不是在大时代的背景下,将敦煌书法笼统地归纳进去。敦煌书法研究中,当朝名家书法成为一个重要的参照依据。在敦煌被发现的大量书卷中,那些接近名家书风的写本书法经常被提及和传承,成为重要的探索和研究对象。但还有更多的非名家写本很少被提及和重视。要对敦煌书法有一个更全面的了解,需要对这些大量的非名家作品作进一步探讨,它的研究价值恰是反映当时中国文字发展进程中普遍的大众水平和时代风貌。大致从总体上看有具体年限的作品,比如西凉、北凉等,其书法特征如下:一是横画的起笔没有特别的技巧,而是直入式,快速地压笔,这是基本的笔法,有时在终笔向右上挑作出波磔,到了尾题部分,有的起笔近45°落笔,终笔也以同样的角度收笔;二是掠势(左行笔)差不多近于90°急速入笔,等等。



藏经洞出土的书卷大多是佛经。由于当时佛教盛行,所需的佛经日益增多,而那些书卷一部分是由经生、知识分子,或者是有一定文化造诣和修养的僧人所书,还有一部分是普通老百姓、教徒所写的经卷,虽然书艺水平差异明显,但是那些没有刻意为之、不为追求书写完美的汉字反而淳朴自然,形成一种别开生面的美感。后来行书、草书的出现,给书写经书带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这些作品没有严谨的法度,也没有讲究用笔的技巧,书写者为追求自我内心的满足和对佛法的虔诚而写,这些作品呈现出苍茫、朦胧、漫漶、残缺的美感。


敦煌遗书中留存的王羲之、李世民、欧阳询、柳公权等名家书帖,对研究敦煌书法具有重要意义。此外,还有部分模仿名家书法的作品,这些高仿作品也从另一侧面向后人展现了当时书法艺术的境界。 


据考证最早的敦煌遗书是在西凉建初元年(405年),最晚的是在北宋咸平五年(1002年)。这段时期也是中国汉字发展的关键时期,也是书法书体出现最多的时期,而在敦煌遗书中出土的各种书体皆有,可以说是中国文字的活基因库。


简牍早于纸张的出现,记录了书法发展过程中更早的阶段。敦煌简牍书法重现了从汉武帝直至东汉初年这一时期边陲将佐吏卒遗留下来的文书簿籍和传符检署,为我们研究书法史上“隶变”“楷变”及汉代书法考古都有重要的意义。《汉书·艺文志》记载隶书“起于秦时官狱多事,苟趋省易,施之于徒隶也”;张怀瓘《书断》中说:“案隶书者,秦下邽人程邈所造也。”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说:“秦狱吏程邈,善大篆。得罪始皇,囚于云阳狱,增减大篆体,去其繁复,始皇善之,出为御史,名书曰隶书。”意思是说,隶书是由少数几个人所造的。但是,从敦煌汉代简牍的出现和国内其他地方出土的秦简,证明了这一点是有很大问题的。如《武帝太史三年简》《征和五年简》和《元凤元年简》均左右舒展,挑法明显,字形由长变扁,笔画横细竖粗,尤其是在《武帝太史三年简》中已经有很夸张的波势与挑法。至《永光二年简》《元帝初元三年简》和《宣帝五凤四年简》,分书的所有特征都已具备,这个时候隶书的特点已经比较成熟了。如果说隶变是古今汉字的分水岭,是汉字发展史上最重要的一次变革的话,敦煌简牍在见证这一变革中又占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这充分说明,敦煌简牍中既有明显的隶化和楷化的痕迹,也有明显的草化痕迹,而且各书体的演变并非直线前进,而是在相互交织中得以发展和进步的。可以说敦煌简牍是我们研究字体演变的第一手资料。那看似泛黄,可能有点模糊不清的文字恰恰是留在历史长河中的活化石。



三、敦煌书法研究的现实意义


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瑰宝,敦煌书法以其自身的魅力表现出极强的生命力和艺术价值。书法艺术的传承,对于一个人乃至一个民族,其意义都是重大的。为此,教育部颁布了《中小学书法教育指导纲要》,将书法教育纳入素质教育的范畴。书法艺术的生存和发展任重而道远,我们需要不断反思,也需要深入研究和探索那失落于世界各地的敦煌书法作品,把握住继承传统、创新发展的主流方向,为推动中国书法艺术的发展和进步增砖添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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