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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昭陵六骏”是难得一见的石刻马的形象，其神态与汉代相比，虽然体积更大，而气势减少许多，出现了立马与卧马并存的现象。唐代除了石刻马以外，在绘画、瓷器、金银器上也都有马的形象，说明唐代随着中外文化交流，马匹在社会生活中承担着巨大作用，这些图案与实物是其影响力的折射反映。唐代著名的三彩陶器中，三彩马是仅次于人物与骆驼的生动造型，玉雕界常说的“唐仿战国宋仿汉”，唐三彩马下有方板，其造型与战国玉马形态极为近似。 到了北宋时期，马的形态进一步变化。在北方辽国，因为是游牧民族擅长骑射，利用地近玉产地的便当，发明了用成排的小卧马造成马具装饰的用途，在辽国陈国公主墓中就有众多的发现。可能是受北方地方政权的影响，北宋王朝虽然采用“重文抑武”的基本国策，在玉雕上也有表现卧马的体裁。不过这时的马已不是健壮威武的立马形象，而且四肢屈服，伏卧低眉，温顺形象，立马的形象更多是在素有“线描第一”的宋人李公麟的绘画作品得以体现。 宋代是城市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随着市民阶层的兴起，玉雕艺术更多的注重写实，玉器身上也出现了迎合市民口味的世俗化的倾向。玉马从典雅的艺术陈设品逐渐变成可供把玩的工艺品，低首、温顺、回首、翻滚，只注重轮廓而不强求身体的比例和谐成为宋以后马的基本特征。 明代玉马造型简练，头大，粗而短，以卧马姿态较多，动态少，不注重肌肉骨架的刻划。明清时期广为流行的“马上封侯”体裁就是马的生动写照，上海文物商店有一件作品，清白玉马上封侯纹带扣，长8厘米，高6厘米。白玉。雕琢一马一猴。马卧伏回首，马背上攀行一猴，举前肢与马嬉戏。 《礼记·王制》有：“王者之制禄爵，公、侯、伯、子、男。”侯为五等爵位的第二位。人们常将马和猴作为吉祥图案和主体装饰，谐音马上会拜将封侯，是清代较常见的表现题材之一。底部有两个光素无纹的圆形纽，供在带上固定。 清代还出现了玉双马、连体大小马等玉雕，已是马类艺术品的末流，它们逐渐淡出人们的精神生活，仅仅以文字和生肖的形式保存在历史记忆之中。 与商周时期的许多肖生玉的玉雕类型一样，最早的玉马雕刻也是以片雕艺术为主，仅具马的形态，并在马首、四肢、马尾巴等几个重点部位予以表现。出土于河南省安阳市商代晚期妇好墓中的马形玉饰，就是早期玉马的事物例证。 该玉马马首部分出上下唇，头部较大，在头侧面处阴刻一个“臣”字眼，口部与眼梢、下颚处均有走刃，表明用砣具多次来回推磨而成。下颚与前肢、前后肢与后肢与尾巴处，用简洁的深刀去掉多余玉料以突出形体特征，头额处形成7个成排锯齿状表现粗壮鬃毛。弧背，肥臀，毛尾，尾中间有一节突，下端斜刀。在耳后的鬃毛前段有对钻的小圆孔，可以用来系挂。整个玉马呈扁平状，侧面平整，背上有几道隐约的弧形点状线条，表示马毛。 西周时期玉雕马与商代最大的变化就是出现了圆雕的技艺，从片雕走向圆雕，表明玉工们对马的形态的把握更加娴熟，也是西周时期艺术写实的再现。我们从山西曲沃北赵晋侯墓1993年发现的墓63出土玉马身上就可以看到当时玉雕取得的成就。既雕出马的垂头、小尾巴、四肢等轮廓形态，又用圆雕，深挖、减地凸起技法，砣出眼睛、鼻孔、厚唇、口形、耳朵等细部特征，甚至连马蹄、腿部的凹凸部位都表现的栩栩如生。 在马的侧面大块范围上用周代流行的双阴线“一面坡”技术刻出纹饰表示马的毛发。从整体造型看，马的四足并立，低首垂目，好似温顺等候主人的召唤征骑，也表明玉雕工人琢磨玉马比较规矩呆板，用写实手法再现马的休息状况，没有任何的艺术加工与想象，也没有用写意手法来随意减少。 战国时期的玉马仍然保持着站立的姿势。圆雕技艺进一步发展，马的肌肉丰满与骨骼的刚劲写实有所增强，出现了四肢收缩，强调昂首挺胸，突出重点部位的艺术趣味。 在汉代，铜质马与玉雕马也有发现，其造型别致。战国以前马中规中矩，而汉马的造型生动灵活，雕刻精致传神，在继承传统立体写实圆雕的基础上，更增添了曲蹄腾空，勇跃向前的想象空间，再现了大汉王朝兴旺勃勃、拓疆扩张的历史。在甘肃武威出土的著名铜马“马踏飞燕”雕塑，已被列为中国旅游标志。而玉雕马更是神采奕奕，创造了羽人驾驭的神话，将玉马雕刻推向了一个空前绝后的高峰，达到了中古社会之前玉雕艺术的巅峰。 陕西省咸阳市汉元帝渭陵建筑遗址出土的“羽人骑马”羊脂玉雕刻，就是汉代玉马的典型代表。 该马长8.9厘米，高7厘米，为羊脂白玉，纯净无暇，玉质徵密，光洁无沁。雕刻采用镂空透雕，减地浮雕加阴刻线多种技法，雕出一个羽人骑马的圆雕玉器。马呈奔跑姿势，两前蹄曲肢前行，后肢蹬腿，马首高昂，马尾翘起。马背上骑一羽人，一手摁在马颈，一手握一双灵芝草。羽人的肩部和腰部均刻出羽翼，马的身上刻出互相叠压的三层羽翅，马下为平整的椭圆形长方底板，底板下琢刻有弧形卷云纹，象征着玉马在空中行走。 玉马首（汉代） 环中马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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