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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文学》是新中国成立后创办的第一家专门介绍外国文学作品和理论的重要文学期刊。1953年7月，《世界文学》创刊，当时定名《译文》。1959年1月起，更名为《世界文学》。历任《世界文学》主编有茅盾、曹靖华、冯至等名家，以鲁迅先生倡导的“拿来主义”为宗旨，全面、客观地为读者展示现当代外国文学的本质面貌，着力介绍世界各国最优秀的文学作品。最近纪念其创刊六十五周年的图书《我歌唱的理由》出版，这是20世纪最具代表性的诗人作品结集，也是国内诸多知名翻译家的倾尽心血的译作。
诗歌，记忆，初春的祝福
我们总在忙碌，我们似乎越来越忙碌。忙碌中，时间是不知不觉的，心理是紧张纠结的。这时，一支歌，或者一首诗，兴许能让我们进入片刻的宁静。初春，当我再次读到冯至先生翻译的里尔克时，我便沉浸于那片刻的宁静：
春天回来了。大地 像个女孩读过许多诗篇； 许多，啊许多……她得到奖励 为了长期学习的辛酸 ……
那宁静是贴心的，是舒展的，是令人醒悟的，也是让人回溯的。宁静中，我忽然意识到，春天真的已经来临。想着一些人，想着一些事，在莫名的感动中，我竟翻出了从前的一些文字。那些亲爱的文字，尽管有着缺陷和稚嫩，可我一点都不想做任何的改动。就让它们保持最初的样子吧。起码，可以帮助我暂时回到过去。时常，心里会涌起一种强烈的感觉：我们其实只有过去。我们其实随时随地都在走向过去。 自然而然地想起了波兰女诗人辛波斯卡。我曾译过她的一首机智又有趣的短诗《三个最古怪的词》：
当我读出“未来”这一词时， 第一个音节已属于过去。
当我读出“寂静”这一词时， 寂静已被我破坏。
当我读出“虚无”这一词时， 我制造出某种事物，虚无难以把握。
一开始，女诗人就试图消解一个虚拟的时间维度：未来。想想也是。倘若时间总在流逝，那么，哪里还有现在？哪里还有未来？这特别容易让人陷入虚无。但辛波斯卡仿佛决绝地说：就连虚无都值得怀疑。
幸好还有记忆，幸好还有记忆储存的痕迹，我们的人生才有了实实在在的意义，我们的劳作也才有了真真切切的依据和动力。因此，任何写作，包括诗歌写作，严格而言，都是记忆写作。而所有的想象，究其根本，都是记忆的启示、拓展、蔓延和发挥。因此，文学，也可以说，就是一门记忆艺术。活着，并且记住，并且将一切难忘的痕迹用文字艺术地呈现出来，这是写作者的责任，也是阅读者的幸福。阅读时，同样是记忆，让共鸣和感动成为可能。
而此刻，记忆和诗歌，诗歌和记忆，已完全融为一体了。少年和青年时期，不少诗歌都是从《世界文学》读到的。坦率地说，当时，有些诗并不能完全理解，但就是觉得美和好，就是愿意反复地读，每读一次，都会有新的感受，不同时间读，都会有不同的心得。而优秀的诗歌文本，正需要经得起反复阅读，且常常能激发起读者的心灵互动。这几乎成为一项审美标准。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在谈论经典时，说过一段同样经典的话：“这种作品有一种特殊效力，就是它本身可能会被忘记，却把种子留在我们身上。”我觉得，《世界文学》的不少诗作就有这样的“特殊效力”。种子肯定早已留在了我们身上。种子其实也同样留在了《世界文学》身上。时间推移，不少种子已经生根，发芽，长成一棵棵植物，长成一片片农田、果园和林子。
创刊至今，《世界文学》一直和诗歌有着紧密的、恒久的关联。前辈编辑和编委中，冯至先生、陈敬容先生、戈宝权先生、卞之琳先生、王佐良先生、邹荻帆先生、罗大冈先生、李光鉴先生……都是优秀的诗人和诗歌翻译家。诗歌，同小说和散文一道，成为《世界文学》三大品牌栏目。几乎每期，读者都能在《世界文学》遇见一些闪光的诗人和诗篇。有些读者，尤其是那些诗歌写作者，甚至就冲着诗歌而捧起了《世界文学》。那么，《世界文学》中的诗歌，也就是译诗，意味着什么呢？中国诗人车前子承认：“译诗是当代汉语诗歌写作中的隐秘部分，是可以和当代汉语诗歌写作相对应的。译诗影响、参与和共建了当代汉语诗歌写作，当代汉语诗歌写作也影响、参与和共建了译诗。”车前子甚至断言：“当代汉语诗人没有不受到过译诗影响。”
这其实从一个角度说出了《世界文学》中的诗歌存在的深长意味和基本理由。
我多么希望，读者朋友在阅读这部诗选时，也能随着那一道道“透明的、不可名状的影子”一起飘，将自己投入“蔚蓝色的梦的怀抱”，并且，如果足够专注，足够幸运，也能在刹那间品味到诗歌的永恒，和无尽的美好！
如此看来，诗歌，在某种意义上，既是记忆，也是祝福，初春的祝福。 文|高兴（有删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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