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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与音律:魏晋名士的音乐之道(下)

 司徒号南 2018-07-28






阮籍:乐者,乐也


>作为“竹林七贤”的另一个核心,阮籍对于音乐的理解,相比嵇康也毫不逊色。他的音乐理论著作《乐论》,不仅系统的阐述了自己对音乐的独到看法,也和嵇康的音乐理念有着诸多规则的对应和矛盾。


>在对“和”的理解上,阮籍比嵇康要实际一些,他认为“和”是指平平淡淡最美好的状态,不烦则阴阳自通,无味则百物自乐。这种平和意境,与儒家钟鸣鼎盛的热闹氛围可谓是泾渭分明,并且和嵇康所强调的个人人格的自由无限之“和”与儒家封建伦理中个体与群体之“和”也完全不同。



>然而阮籍的音乐理论保留了儒家乐论的特质,比如他将音乐分成了“正乐”和“淫乐”。“正乐”指的便是儒家所提倡的雅乐,而“淫乐”便是指民间的俗乐。他认为“淫乐”的流行会瓦解社会的稳定,而“正乐”才是能让人安宁的平和之声;再加上民间流俗的“淫乐”只能让人的情绪波动较大,不能让内心的压抑释放出来,因此应当竭力摒弃“淫乐”。由此可以看出,阮籍把社会风俗的兴衰看得十分重要,这和儒家把社会政治伦理功能作为音乐评判的尺度是吻合的。


>对于音乐本质的理解,阮籍和嵇康冲突较大,阮籍没有质疑儒家'移风易俗,莫善于乐’此种较为功利的音乐观点,相反还对此进行了肯定。此外,阮籍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为数不多反对“以悲为美”美学思潮的大家,他认为音乐的本质是’乐”(快乐之意) ,有’乐’才能体现平和,才能理解宇宙自然的真谛。


>和嵇康相比较,阮籍对音乐的理解和传统儒家思想更为贴近,但是在经历入世出世,超超伏伏的人生之后,一曲恣意的《酒狂》打破了《乐论》中他所秉持的平和观点。然而也正是从阮籍截然不同的音乐成就中我们可以看出,魏晋南北朝是多么动荡变化的时代。甚至可以说,阮籍《酒狂》和《乐论》的矛盾,折射出弥漫在整个魏晋时代艺术情感中的狂放及狂放背后的无奈与沉重,浓缩了魏晋所有迷茫无依的士族文人的声音。



阮咸:乐器大师


>竹林七贤中有关阮咸的历史记载较少,仅有一些描写他狂放不羁,诸如' 阮咸曝褌”“与猪共饮”等趣闻逸事流传下来。然而,阮咸的音乐才华亦值得称道。


>阮咸放达、不受约束的性情,本身就是玄学所提倡的人的自由的表现。而在音乐成就上,阮咸对于音律的把握十分精准,少年时代,他便可以做到“神解”。所谓“神解”,就是乐声只要钻到了他的耳朵里,是高,是低,是清,是浊,他都能分清楚,而且丝毫不差。


>在《世说新语 · 术解》中,阮咸和西晋大音律家荀勖因调音而产生芥蒂的'“评勖论律”故事一直为人们津津乐道。而这也是目前留存古籍中,对阮咸在乐理方面取得成就的唯一描述。虽然只有一个小小的故事,但我们还是可以从中了解到阮咸对音乐的理解。故事里,阮咸觉得荀勖调音总有些高,声音高就会让人觉得有悲戚之感。因此可以推断,阮咸也延续着嵇康、阮籍对于“和”的推崇,认为音乐应该恬淡平和、舒雅安宁。



>而阮咸对音乐最大的贡献,便是其精湛的琵琶弹奏技艺。虽然后人无法亲耳听到阮咸弹奏的声音,也不见他的任何作品,但是阮咸的音乐成就井没有随着时间而消逝。在武则天时期,人们在一座墓穴中发现了一把改良过的铜质琵琶,武则天请乐师对琵琶进行鉴定,最后确定,这把琵琶正是阮咸的遗物。经过400多年的锈蚀,琵琶已经满身铜锈,不堪使用,宫廷乐匠只好照着样子用上等木料仿制了一把。琵琶仿制出来后,人们发现其音调较普通琵琶激越清雅,武则天为了纪念阮咸,就用阮咸的名字来命名这种改良版的琵琶。从此,“阮咸”不仅代表阮咸本人。也成了延续千年的中国传统乐器的名称。而以人名命名乐器这一殊荣,在中国音乐史上,也仅有阮咸一人。


>除了“竹林七贤”中的嵇康、阮籍和阮咸三人之外,魏晋南北朝时期还涌现了诸如戴逵、荀勖等一批著名音乐家,再加上此时佛教在中国兴起,少数民族开始融入华夏文明,佛乐、少数民族音乐和西域乐器都开始传入中原,并和传统音乐发生交融和碰撞。这些因动荡而产生的社会巨变和在乱世中生活的文人,共同创造了中国音乐史上的辉煌时代。


文 摘自 《竹林七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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