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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位不曾让我们感到失望的大师的某些思想开始今天的讨论再也合适不过了，尽管我现在想要讨论的话题离他的兴趣所在相去甚远。伽利略也许是清楚地认识到人类语言核心性质的重要性的第一人，即运用有限的方式来表达无限的思想，这是语言最具区别性的特质之一。在《对话》中，他以惊叹的口吻描述了这种“运用不过二十四个字母在纸上的各种组合，⋯⋯就能毫不费力地与任何其他人交流自己最隐秘思想”的方式。他写到，这是所有人类最伟大的发明，可以跟米开朗基罗的创作相媲美。据他的一个学生，传记作家Viviani神话般的描述，伽利略本人实际上就是米开朗基罗的化身。米开朗基罗的化身在牛顿身上通过伽利略的传递又以康德的形象得以延续。 伽利略在这儿指的是书写字母，但这个发明的成功是因为它反映了那些小小的字母用以表现的语言本质。他死后不久，17世纪的波尔·罗瓦雅尔派哲学家，语法学家进一步指出，那种“用二十五或者三十个声音来进行无限表达的方式真是一个奇妙的发明，它与我们的心智活动无一相似之处，却能使我们向别人揭示我们的内心思想和我们灵魂的所有形形色色的活动”。 语言的无限表达是一种类似于自然数的离散无限形式。 波尔·罗瓦雅尔派的理论家们意识到这种“奇妙的发明”应该是语言研究的中心主题，并进行了开创性的探索。但他们所提出并得以应用的思想只是在很久以后才成为最重要的研究主题。他们的有些思想在弗雷格“意义与指称”的概念中得到了复苏与改造，另一些思想在20世纪后半期的短语结构语法与转换语法中得到了恢复。用当代的观点来看，“发明”这个术语显然是不适当的，但伽利略和他的继承者们所确定的语言核心性质，不过是一种“奇妙”的生物进化的产物，它们发生的方式远远超出了我们当前的理解。 达尔文在转向关注人类进化时，人类语言的这一性质与其显而易见的生物孤立性也同样引起了他的兴趣。在《人类的起源》一书中，就其对语言的理解，他写到： “狗似乎跟一岁大的婴儿处于同一发育阶段，它们能够理解一些词语和短句，但却哪怕一个单词也发不出”。 由此看来，人与其他动物只有这一点不同。达尔文认为：“人唯一不同的就在于他近乎无限强大的将各种声音与概念联系起来的能力”。这种“声音与概念的联系”，是17世纪评论家的“奇妙发明”，达尔文希望它能以某种方式并人到进化论的研究之中。 进化论，不一定就是指自然选择的作用，肯定不只是单指它的作用，因为，它们都是通过物理的渠道发挥作用的，我们只能发现而不是规定它们的后果，无论其后果是多么的微小。同时值得一提的是，达尔文强烈的反对他的亲密同行阿尔弗雷德·华莱士的超级自然选择的观点，这些观点以某种当代流行的所谓新达尔文主义盛行一时。达尔文反复强调他确信“自然选择是变异的主要方式，但不是唯一的方式”，因为他清楚地注意到了发生变异可能性的范围很大，包括某些生物由结构决定了的非适应性变异与非选择性功能变异等。这些主题在当代的进化论中都相当的活跃。 出于对语言——这一“奇妙发明”的性质与起源的兴趣，人们对产生这些独一无二、令人惊叹成就的人脑结构进行了研究。语言器官，或者我们也可以叫“语言机能”是一种普遍的人人共有的东西。椐我们所知，除非严重的病理原因，人与人之间的这种语言机能几乎没有什么差异。通过自身的发育以及与外在环境的相互影响，普遍的语言器官达到一个或某个状态，有些阶段所达到的状态还相当稳定，语言器官大约在青春期达到最终的状态。语言器官所获得的这种状态就类似于我们日常所称呼的“语言”，但只是部分的相似。当某些常识的概念以其自身的方式在理解与解释它们所涉及的现象而显得无能为力时，我们便不再感到意外。伽利略革命的另一伟大成就，目前在自然科学学科的领域内得到了理所当然的认可，但在自然科学以外的领域却备受争议，我认为，是不适当的。内在语言，从技术上讲，是语言器官所获得的一个状态。每个内在语言都有建构自己心理实体的方式，我们以此来表达思想与理解我们所碰到的无数显形表达式。每一个这样的心理实体以某种特别的结构形式与声音和意义相联系。一种有限的机制如何能够建构无限的相关联系?这一问题，只到20世纪的形式科学才给出了透彻的解释。这些发现使得我们能够清晰地处理伽利略、波尔·罗瓦雅尔派语法学家、达尔文以及其他我所能够发现的这些人所提出的问题。半个世纪以来，相当一部分语言研究工作正专注于语言研究中被称为“生成语法”的这种机制的探索，这在语言学悠久、丰富的历史中是一个重大的创新。尽管，一直以来，对这种机制的探究就不乏可以追溯到古印度的先例。 达尔文的观点在几个方面令人误解。现在我们对儿童如何获得语言的了解远远超过了达尔文对此所作的解释，并且知道非人类生物没有任何像人所具备的语言能力的东西。而且，联系也不是一个合适的概念。他的“唯一不同”的说法是有些偏颇的，也许，“重要的不同”，说法更恰当些。因为(语言)离散的无限性质只是许多重要的人类语言与动物交际与表达系统区别中的一个，这个问题从生物机制的角度不如从普遍意义的角度看得更加确切。当然，“近乎无限”的说法应该理解成“无穷尽的”，也就是“无限”这方面的意思。 然而，达尔文的观点基本上是正确的。人类语言的重要特征，诸如激起他和他的前辈们强烈兴趣的“有限方式的离散性无限运用”似乎具有生物学意义上的孤立性功能，它是人类与幸存的近亲分离之后经过数百万年的进化之后才新近出现的产物。而且，达尔文看来，这种“奇妙的发明”在一岁的婴儿中，甚至是在尚未成型的胎儿中就存在了，就像儿童具备双眼的视力或者经历青春期的能力一样。语言是遗传天赋的一部分，尽管只有在特定的成熟阶段和适当的外部环境条件下才显现出来。研究我们心理本性的其他方面也极有可能得出类似的结论。 心理本质的概念在伽利略时代经历了一个重要的修正。它的形成视角新颖，措辞清晰，我认为，可以说无懈可击。但这个概念很快就瓦解了，至此没有形成任何可以替代它的概念。心智的概念是在被称为机械哲学的背景下形成的，机械哲学的观点认为自然世界原则上不过是一架可由技术熟练的工匠建造的复杂机器。伽利略时代的学者Machamer就说： “世界不过是一组套在一起的阿基米德式的简单机器”，“或者是一堆遵循机械规律相互碰撞的微粒”。 世界就像一个精密的钟表或任何其他的自动装置，它们在当时所激起的科学想像一如今日电脑对我们所激发的科学想象一样。但正如图灵(Alan Turing)60年前所认为的那样，从某种重要意义上讲，这种转变不是根本性的。 在机械哲学的框架下，笛卡尔提出的身一心二元论，时至今日，仍然是我们讨论心理本质问题时最具权威性的观点。而我认为，这是个严重的误解。笛卡尔本人追求的是一条理性的路线。他试图说明无机世界和有机世界都可依据机械哲学来解释，但他又说，人类本性的根本方面不能为机械哲学的说法所包容，最突出的例子就是人类的语言。那种可以运用新颖、无限的方式来表达我们思想的“奇妙的发明”受到我们身体状况的限制，但并不受其限定；它能适应不同的情景，但并不由情景所引起；它是人类最重要的特性；它能激起他人心中本可以自己用类似的方式表达的思想。我们把这些特征可以称为“语言的创造性运用”。 在更普遍的意义上，笛卡尔认为“自由意志，就其自身，是我们具有的真正属于我们的最高贵的本性”。 正如他的追随者在论文中所表达的那样，人，只是遵循一定的方式受到激发或者倾向于采取行动，而不是“被迫”或者随意地行事。由此看来，人不同于机器。机器这一范畴，他们指的是不包含人在内的全部世界。 一般而言，对笛卡尔主义者来说，日常语言的创造性运用，是我们“最高贵”本性最明显的例证。这关键依赖于这个“巧妙的发明”及其机制，这个机制为我们提供了表达自己的思想与理解他人的“无限表达”，尽管，表达所依赖的手段还远远不只这些。 通过反思我们知道自己具有这些高贵的本性，通过笛卡尔模型中今天被称为“最佳”论证的推理，我们由此认为别人也具有这些高贵的本性。惟其如此，我们才能处理他人心智的问题。身体和心智是两种实体，一个是具有广延性的实体，另一个是思维实体，我思。前者属于机械哲学的领域，而思维实体不属于机械哲学的范畴。 接受机械哲学的观点后，伽利略“形成了一种新的关于人类理解的可理解性模型”，Machamer似乎合理地断言： “这个模型基于整个世界就是一架精密机器的观点，为合理地解释自然现象提供了新的标准”。 对伽利略以及早期现代科学革命中的主要人物来说，要有真正的理解，就要有机械模型，一个可由工匠建构的机械装置。因此，伽利略抛弃了传统的理论主流，因为我们“不能通过适当的人工装置对其进行复制”。 伽利略的可理解性模型有个必然的后果：当机械出现故障时，理解就告失败。机械哲学对诸如像[物理]内聚力、引力以及其他一些现象的不充分陛解释使得伽利略最终放弃了“可以理解世界的徒劳假定”。更糟糕的是，“自然本身不受丝毫的影响⋯⋯即便最有创造才能的理论家能够完全理解它”。笛卡尔令人信服地表明，伽利略的可理解模型无法解释心智。尽管对机械解释的前景比伽利略要乐观得多，笛卡尔推测，“我思”的工作情况是人类不能理解的。他认为，我们可能没有足够的智力去理解“语言的创造性运用”和其他一些心智问题，尽管“我们清晰透彻地知道我们具备这些能力，没有什么东西比这更确定无疑的了”。“怀疑我们内在经验与感知的存在，只是因为我们对其实体的本质无法理解，这是荒唐的”。他甚至说的有点过火，我们“知道”这个实体是无法理解的，任何人只要承认，人只是生物而不是天使，就会认识到人的智力是有特定的范围与界限的。我们试图理解的很多东西可能不在这个界限之内。 机械哲学的可理解性模型无法解释“我思”，但它却激活了现代科学革命的产生，这个事实十分有趣，但从某个方面来说，这并不重要。因为，整个模型很快就瓦解了，正好证实了伽利略最大的顾虑。使牛顿感到沮丧的是，他认为在自然界没有什么东西是可理解性的机械模型能概括得了的。对那些现代科学的缔造者而言，这个模型充其量不过是微不足道的一点常识。牛顿把他的超距作用力的发现看作是一个违背机械哲学基本原则的大悖论，任何一个对哲学事务有思考能力的人都不会掉进这个陷阱。然而，他不得不承认悖论的确存在。“牛顿对此无法作出任何的物理解释”。当时的两位学者是这样评论的，这对他本人以及谴责他把(自然界)重新回复到人们无法理解的缺乏物理与物质基础的神秘状态之中的那些人而言，都是一个难题。(Betty Dobbs与Margaret Jacob)Alexander Koyre是当代伽利略研究的创始人之一，用他的话说，牛顿表明“一个纯粹的物质或机械的物理世界是不存在的”。 晚年的牛顿，像欧拉、D'Alembert等人一样寻求逃避这个大悖论，至此，许多人都尝试过，但都徒劳无果。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削弱休谟的断言。牛顿通过驳斥不证自明的机械哲学，“将自然界最终的秘密回复到含混不明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中，这些秘密曾经存在，并将永远存在”。后来的发现，带来了更加极端的悖论，只是加深了如下的认识，即自然界无法为人类的智能所理解。至少现代科学的创始人，他们是这样预言的。 牛顿意识到了这个大悖论，他对来自Huygens，莱布尼兹等欧洲大陆科学家的批评，为自己进行了有力的辩护，他们谴责牛顿恢复了那些遭人鄙视的经院哲学家的神秘性质。牛顿说，亚里士多德的神秘是空洞的，不幸的是，他新近提出的原则也是神秘的，但却具有实质性的内容。 “从自然现象中得出两三条运动的一般原理，然后预测这些属性与所有有形事物的运动是如何遵守这些揭示的原理，这在哲学里是非同一般的进步”。 牛顿说，“尽管这些运动原理的原因还有待探索”。牛顿新的弱式可理解性模型源自英国科学传统中所谓的“温和的怀疑主义”思想，它放弃了对“自然运动的第一推力”以及其他自然现象的毫无希望的探索，而是遵循提出些我们力所能及的理论解释。 心智理论的含义是不容回避的并立即得到了认可。身一心二元论再也站不住脚，因为身体的概念不存在了。近年来，嘲笑笛卡尔“机器里的魔鬼”，批评他提出有别于“身”的第二实体的“错误”并不少见。笛卡尔被证明是错误的，这个观点是正确的，但却并不是因为那些理由。牛顿驱逐了“机器里的魔鬼”，但魔鬼却毫发未损。这一次，具有广延性的物质，即第一实体也陷入了神秘。我们只有谈到真实真理与真实世界的时候才能谈及物理现象与物理过程，而不能假设还存在其他的真理与另外的世界，否则我们就无法理解。因为对于自然科学而言，就像自然界存在光的、化学的、有机的等事物一样，世界也存在心理方面的事物。范畴的区分不必千古不变，非此及彼，既不必与日常直觉相符合，也不必与因牛顿的发现而最终遭到抛弃的科学标准相符合。牛顿使得人们最终放弃了科学的标准，一并放弃的还有伽利略和早期现代科学所设想的对“可理解性”的要求。 这样看来，世界的心理部分与自然世界的其他部分就融为一体了。伽利略认为，“目前我们只需要研究并说明加速运动的某些性质”，而把“引起自然加速运动的原因”这样的问题搁置一旁。牛顿之后，这一认识拓展到科学的一切方面。18世纪英国化学家约瑟夫·布莱克建议“化学亲合力应该作为第一原理”，我们对它的解释不会比牛顿对地心引力的解释更加清楚。一位重要的化学历史学家(Arnold Thackray)这样指出，我们应该推迟对亲和力的研究，直到我们，类似于牛顿那样建立了关于地心引力的“学说主体”，也建立了自己的学说主体。化学就是按照那样的路线向前发展的，并建立了丰富的学说主体，取得了“从新近出现的物理科学中分离出来⋯ ⋯ 的胜利”。进入20世纪，杰出的科学家们认为分子与化学性质是最基本的运算手段；对这些问题的理解远远超过了对心理事实的任何理解。65年前，(化学物理之间的)整合终于达成。但这是在物理学经过了急剧的修正，与日常直觉相隔的更远之后才完成的。 应该注意的是，这里说的是整合而不是简化。在当时，化学不仅看似不能简化成物理学，而且实际上就是不能。 所有这些为心智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今天我们本应该对此有更加透彻的了解，尽管牛顿把机械哲学推翻之后，这些问题我们已经非常清楚了。随即这些观点汇聚起来，追随约翰·洛克的见解： 上帝可能“给物质附加了一个思考的机能”就像他给运动“附加了效果，而我们无法得知运动是如何产生的一样”。 牛顿辩护他的内在物质运动原理，用他的话说，“上帝给予动物自我运动，这超越了我们的理解。毫无疑问，他能将运动的其他原理移植到形体内，对此，我们也是所知甚少”。四肢的运动，思考、意志的行为等所有这些问题都不在我们的理解范围之内，尽管我能够尝试建立“普遍原理”和“学说主体”，给予我们关于这些问题的根本性质极其有限的了解。这些观点自然导致的结论就是：心智的属性来源于“神经系统自身的结构”。这些心理的属性是“由脑的有机结构产生的”，就像相隔一定距离相互发生作用的物质具有引力与斥力一样。(La Mettrie，J．Priestley)目前，我们仍不清楚还有没有可以自圆其说的其他观点。 一个世纪后，达尔文同意了牛顿的观点。他巧妙地问到，“为什么思想仍然是人脑的秘密?这个问题远比问为什么引力是物质的属性精彩的多”。本质上还是洛克的见解，只是普里斯特利等人对此进行了详细的说明。然而，笛卡尔提出的这些难题从未得到认真的研究。关于El常语言的创造性运用，或者我们“高贵的”本性的其他表现，都没有实质性的“学说主体”，而缺少这一点，就难以认真地提出整合的问题。 包括语言学在内的现代认知科学与20世纪30年代，机械哲学崩溃之后的化学所面临的问题极其相似，当时，化学家们建立的“学说主体”与急剧修正的物理学发生了整合。当代神经科学普遍提出的主导观点是：“心理现象，即心智，是脑的自发属性”。并意识到“这些自发属性不被认为是不能简化的，而是通过控制低层事件交感的原理产生的”，这些原理，我们至今仍然尚不清楚。Vernon Mountcastle的这个观点通常被认为是一个“惊世骇俗的假想”，“一个大胆的断言：它认为心理现象是完全自然的，是由人脑的神经生理活动引起的”。有人认为，心智哲学中这一“完全崭新的思想”终止了笛卡尔的“身--心”二元论，而另一些人则怀疑身一心之间的明显裂缝能否真正得到弥合。 但这些都不是看待问题的正确方法。这个论题陈旧而毫无新颖。它只是对两个世纪以前普里斯特利等人思想的解释。而且，这事实上也是“身--心”二元论瓦解后的一个必然结果。牛顿在某种可以理解的意义上削弱了物质概念，他把各种研究领域中建立“学说主体”和寻求整合的问题留给了科学。 整合如何才能产生？原则上整合是否能为人类的智能所获得，直到我们知道之前，我们都一无所知。对这些问题的思索就像20世纪早期在化学领域中的探索一样是毫无价值的。化学是自然科学，在令人误解的“简化论”的等级体系中，它被排除在物理学之外。世界的心理方面与其他方面的整合看来是个遥远的目标。即使对昆虫而言，如所谓的“蜜蜂的语言”，其神经如何实现与进化等问题还未进入我们的研究视野。对思考人类高级心理机能、语言等更为复杂、更为隐秘的体系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是生动活泼的主题，关于人的这些机能的机制与进化，我们经常能听到富有信心的声明；而对蜜蜂此类的技能却一无所知，因为对于蜜蜂而言，这类问题过于困难而不易理解。所有这些都似乎显得有点出人意外。通常，我们拿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来解决“身--心”问题，但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300年来这个问题就从未形成过任何一贯的共识。 当前，语言以及人的其他高级心理能力的研究进展就如同化学一样，正在寻求“建立丰富的学说主体”，并考虑最终的整合，但究竟如何整合，人们并没有任何清晰的想法。 有些正在进行研究的学说主体，其含义是出人意外的。 所以，前些年显得怪异的一个问题现在就有可能进行认真的思考了：人脑的语言器官接近于某种最佳化的设计。 对简单的有机体而言，这个结论似乎合情合理，即使在不完全了解的情况下。如果一个对人的生存必不可少的新近产生的器官的确接近最佳化设计，那将意味着，对于达到一定复杂水平的大脑而言，它就有可能是其物理与化学规律机能的结果。从普通进化的角度看，更多的问题出现了，这些问题其实并不新鲜，只是不知出于什么原因，这些问题一直处于研究的边缘，直到最近，情况才有所改观。我仅提到了汤普生与图灵等两位现代杰出人物的著述，在这里，就不多提了。 现在，语言研究中也出现了某种类似的观念，这些观念在伽利略的思想中也是居于中心位置的。在对加速运动的研究中，他写到： “我们通过对大自然其他方面的作品特点与属性的洞察，⋯⋯并受其指引。在这些特点与属性的表现上，大自然只是运用了最初、最简、最易的方式。因为，鱼和鸟通过自然本能就能实际游泳与飞翔，我不相信有人能够想象出鱼的游泳与鸟的飞翔能够以更简、更易的方式来完成”。 更具几分神话色彩的是，伽利略认为上帝“总是遵从最易、最简的法则，以使他的威力通过最隐晦的方式得到更多的昭示”。科学史家Pietro Redondi说，引导伽利略的本体论原则是“自然是完美的，简易的，它不会徒然创造任何东西”。 进化论展现出一幅更为复杂的图景。用雅各布(F．Jacob)经常被引用的话说，进化论是个拙劣的“补锅匠”。它用手头既有的材料做了最好的设计，但由于进化的路线依赖，物理环境的限制，和经常发生的适应需求之间的冲突，最好的设计可能受到了扭曲。但是，自然是完美的观念保留了下来，成为当代对有机世界探索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至少在自然看似简单的方面也是如此：形形色色不同面孔的病毒，细胞分化成球形，许多自然现象中斐波纳契数列的显现，以及生物世界的其他有很多方面。自然在多大程度上是完美的？仍是一个值得思考与争论的问题。 只到最近，这些问题才逐步成为语言研究的前沿。以建设性的方式提出“语言完美性”的问题已成为可能，具体地说，即人类语言如何接近于最佳化的设计，才能为人使用。在这个问题得到肯定答案的程度上，我们早就会发现，自然只是，用伽利略的话说，“运用了最粗、最简，最易的方法”。但在(语言)这一领域，似乎不能有所指望：它是新近进化的产物，具有明显的分离物种的功能；它是迄今为止所知道的最复杂的有机物质的主要构成要素；它毫无疑问也是构成我们心理本质、文化成就与不同寻常的人类历史的核心要素。 我对理解的限度问题可能还要附加最后一句评论。启发了现代科学革命的许多，甚至还未摆上议事日程的问题。如：意志问题，选择问题，在遭到了牛顿的破坏之前，它们一直是“身--心”二元论的问题核心。有机体如何执行计划以完成综合运动行为，如：蟑螂如何行走，人如何拿桌上的杯子等，对这些问题已经做了极有价值的工作。但目前还没人提出有机体为什么执行这种计划，而不是另一种计划。有些简单的有机体除外。时常被认为是一种被动、反映过程的视觉也几乎如此。最近，两位认知神经科学家出版了一本关于解决赫尔姆霍茨(Helmholtz)1850年提出的一个问题的研究进展评论。这个问题是：“即使不移动眼睛，我们依然能够任意地把注意力集中于不同的物体，导致同一视觉场景的不同感觉经验”。“任意”这个词，就指向一个超越了严格的经验探索的领域，仍旧是个谜。牛顿晚年，当他仍然研究那个隐藏在所有物体背后的，要不是那个大悖论就能解释引力与斥力属性的“微妙的幽灵”、光的本质与属性、感觉、动物身体听从意志命令时移动的方式等，这些问题对于牛顿而言同样都是谜，就像运动定律对我们而言那样，可能甚至不在我们的理解范围之内。把意识问题描述成自然科学的问题，其他一些问题要么现在就在我们的掌握之中，要么很快就为我们所掌握，这已经成为最近几年的标准做法。但我有充足的理由认为，看待这些声明至少要抱一种温和的怀疑主义态度，尤其当我们意识到我们的理解能力如此之低，以至对自然的最简机制都无法认识时，我们更应如此。历史的发展也提醒我们要有所警惕。威廉·佩蒂(W．Petty)爵士说，在伽利略时代，运动的性质是个“最大的难题”，“弹性或弹性运动”是哲学中一块啃不动的岩石。他提出的观念与稍后得到牛顿充分建立的观念极为相似。这个“最大的难题”用罗伯特·波义耳(R．Boyle)的话说，即我们感觉静止的物体实际上处于十分“剧烈的状态之中”，“具有强烈的相互挣脱或相互吸引的意志”。他觉得这个问题就跟地心引力的原因与性质一样，晦涩难懂，因此也就支持了他关于“一个明智的创造者或万事万物的成事者的观念”。即便是牛顿论的怀疑论者伏尔泰也认为，人类看似没有而却具有的产生运动的能力显示：“存在一个上帝，是它给予了物质以运动”。对亨利·摩尔(H．More)而言，运动从一个物体传递给另一个物体是一个最大的谜：假如一个蓝色球撞击一个红色球，运动得到了传递，而颜色却不能，尽管它们都是运动着的蓝色球的性质。 这些难题没有得到解决，而是在科学转向那些更加力所能及的后牛顿路线时被人放弃了。这个观点得到了一些主导科学史学家的认可。一个世纪前的兰格(F．Lange)在他经典的唯物论学术史中说道： 我们只是已经“习惯了自然力量的抽象概念，或者说习惯了徘徊于抽象理解与具体理解之间神秘晦涩的概念”，“这是唯物论历史中的一个转折点，它把这个教条从17世纪真正的唯物论中清除了出去，并剥夺了其价值”。 他们的难题消失了，但在解决其他难题上却一直没有取得明显的进展。这些难题对笛卡尔、牛顿、洛克等杰出人物而言，其神秘性并不逊色，包括属于我们“高贵的性质”在日常语言运用中表现最明显的“自由意志”，他们相信，我们有理由不应该轻易地放弃。 过去的几百年中，学术界已经建立了一些不同寻常的学说主体，以解决这些秘密中的某些问题，这是人类智慧的最伟大的一些成就，并且也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整合功绩。距离最后的成功有多远以及最后的成功是什么，人们只能猜测。在切实可行的研究范围内，在理解包括人类语言在内的世界心理层面，有大量的研究工作有待开展，前景肯定是激动人心的。然而，我们不应忘记休谟关于“大自然的秘密”与“这些秘密过去曾经存在，将来也永远存在”的断言，尤其不应忘记的是，导致他得出这个断言背后的思考，以及在随后的自然科学史中对其断言的证实。这些问题有时很容易被人遗忘，但我猜想，这些问题值得我们认真的思考，也许某一天，我们甚至理应对其进行建设性的科学探索。 来源：《世界哲学》，2007年第5期，第50-57页，代天善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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