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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浦东川沙是宋氏家族的“娘家”。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宋庆龄在这里度过了父慈母爱手足情深、中华文化启蒙和爱国情怀熏陶的童年时代。
父慈母严
1889年4月宋庆龄的外祖父倪蕴山在浦西病故后，外祖母徐氏回到川沙中市街上的老家。因倪蕴山刚去世，徐氏心中非常难受，宋庆龄的母亲倪珪贞一向孝顺，便和宋庆龄的父亲宋耀如一起，带着宋蔼龄也随之返回浦东，以能随时看望照料母亲徐氏。
但按照川沙当地的风俗，出嫁的女儿一家是不能住回娘家的。因此他们就选中离倪府老宅相距不到200米的“内史第”，租住内史第西侧面向南市街的三间沿街房。由此开始了宋氏家族世纪之交“定居川沙，兼住虹口”的生活和居住模式；直到1904年迁往浦西，全家在此生活了14年。
定居川沙也为宋氏家族带来了相对安定的环境，为生儿育女创造了良好的前提。从1893年至1899年的近8年间，倪珪贞在南市街内史第家中接连生养了宋庆龄（1893年1月27日）、宋子文（1894年1月24日）、宋美龄（1897年3月14日）、宋子良（1899年3月16日）等多个儿女。
在倪珪贞生养这些孩子时，作为母亲的徐氏理所当然地主持安排。按照当时的习惯做法，徐氏作主请她所熟悉和信任的接生婆及奶妈（参见?世纪?杂志2014年第6期“抗战时宋子良设法寻找川沙奶妈”一文），并就近服侍照顾月子中的倪珪贞。宋氏姐弟相继出生后，徐氏还帮助照管和教育这些可爱的外孙外孙女。同中国大多数家庭一样，“难为天下父母心”。知书达礼且非常能干的徐氏（1923年去世享年83岁）对后代的照顾远远超过后辈的反哺。
与这段时日中经常需前往浦西，后期则常住虹口的宋耀如相比，倪珪贞无疑是这个家的“顶梁柱”。她在此照顾母亲，与夫君一起支撑起全家的生活。她勤俭持家、“小人衣服均自己动手做”，后来当1900年房东沈毓庆在内史第内办起毛巾厂时，倪桂珍还和对门邻居兼好友高兰玲一起，弄来“二架织机安放在高家”一起搞毛巾的“外包”加工。
与对众子女百般慈爱的宋耀如相比，倪珪贞当属“虎妈”。据宋美龄回忆说：母亲倪珪贞“'严厉刚强’，而绝无'优柔善感’”，同时对子女们关爱有加。而宋庆龄从懂事起就知道母亲辛苦、家里钱紧，所以她愿意穿大姐穿过的旧衣服，帮母亲做家务、照管弟弟妹妹。
据三联书店出版的?红维叶?一书记载：抗战中宋子良在香港回忆说：“小时二姐（宋庆龄）常带着子文、三姐（宋美龄）和我，有时还有邻居小孩一起到街上玩，每每拐到离家不远的大街上点心店，就掏钱请我们吃'浦东大圆子’”。
文化启蒙
传承于“孟母三迁”等华夏文明的悠久传统，倪珪贞宋耀如和许多其它家长一样，将子女的教育看得很重。
上世纪之交的川沙是名扬江南的教育名镇。据黄炎培主编的?川沙县志·方俗志?民国二十五年版记载：“乡村相距不到一里大多设有学墊。小康者乐为子弟读书，遵师重道，雅有古风”。 在川沙城内享有盛名的诸文伯学墊就开设在内史第宋家的马路对门，诸文伯的才华与教学的口碑也为邻里所公认，况且他的夫人高兰玲又是倪珪贞的好友，所以诸文伯学垫成为宋氏子弟启蒙学垫的首选。宋庆龄正是在这里，和宋子文等一起，获得了中华文明的启蒙。
学垫中所讲授的?三字经??百家姓??千家诗?等给宋庆龄姐弟开启了通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殿堂的大门，川沙淳朴敦厚的民俗和邻居乡亲的关爱如同源源细流灌注着宋氏子女幼小的心灵，给他们留下了浓浓的亲情。宋庆龄牢记父母嘱咐，认真读书刻苦学习，再加上很高的天赋，便能时常受到诸文伯的表扬。她当时年纪虽小却十分懂事，懂得照顾同在学塾读书的弟妹，启蒙塾师诸文伯的夫人高兰玲常在倪珪贞面前夸奖。后来当高兰玲在1936年不幸去世，宋子文代表宋氏学子亲自书写挽轴“师母大人千古”送到诸府尽学生之礼。
1901年清朝谕旨各省、州、县开办小学堂。继杨斯盛、黄炎培创办广明小学、川沙小学后，黄炎培1903年又在川沙家中兴办“开群女学”。据民国?川沙县志·教育志?37页记载，1901年后，川沙境内曾办有小学堂75所，享誉上海和江浙；那时节从浦西乃至江浙外省市家长送子弟，甚至送女孩前来川沙就读者颇多。此时恰逢诸文伯学垫停办，宋庆龄、宋子文面临转学问题，宋美龄虚岁6岁，已届学龄，在这种情势下，由宋耀如主持创办的宋家小学堂（南城小学堂）应运而生。宋家小学堂除聘请顾佐尧担任教师外，“海归”宋耀如本人还兼教英语等课程，为宋氏子弟开启了更一所知识启蒙和文化传承的殿堂。
多年后宋庆龄在写给美国友人白赛脱的“自述”中充满感情地回忆道：“我在家读书，一直到12岁才被送入教会学校”。“在家读书”，成为宋庆龄心中对川沙度过金色童年最为温馨的永恒回忆之一。
爱国情怀
在川沙居住的岁月中，除了文化上的启蒙，宋庆龄和她的兄弟姐妹还从小就获得了要热爱祖国抵御外侮的教育。每当倪珪贞领着他们从南市街向北去往中市街外婆家，或者外祖母牵着他们的小手送回家时，总是要在街的拐角处经过川沙著名的“抗倭牌楼”。这座牌楼是明代时为在抵抗倭寇妄图侵入浦东的激战中建立功勋的奉政大夫乔镗。每逢此时，徐氏和倪桂珍总会停下来，指着牌楼上所刻写的“御倭功赐”几个大字和“大丈夫功在社稷赴缓急、七尺躯得及桑梓不虚生”的典故，为孩子们进行讲解。尽管那时宋氏子女多数还太小，不能完全记住，但“精忠报国”的教诲却已深深植入内心之中。
抗战中宋子良还曾回忆说，小时宋庆龄常领着子文、美龄及他自己，去观看和攀登内史第以东离家不远的川沙古城墙。这段残留的城墙由当地居民为抗击日寇自愿兴建，块块凝聚着民众决心的城砖常使他们流连忘返（“宋子良在西南运输总处”，?世纪?杂志2014年第4期）。
在孙中山的感召下，宋耀如站到辛亥革命时代洪流之中。1894年6月，孙中山、陆皓东和宋耀如彻夜“初谈革命”，给宋耀如极大的启发和振奋。在孙中山、陆皓东的以身作则的教育激励下，宋耀如冒着生命危险，“在他的住宅地下室内”为推翻满清王朝印刷宣传资料。在时间紧张时，同时也为了保密，有时还要倪珪贞星夜赶到浦西的时兆报馆等处协助装订。
与此同时，川沙也有着悠久的革命传统。内史第的邻居黄炎培就是早期的民主主义革命者之一。他1899年时在松江府以第一名取中秀才。1901年入南洋公学，受知于时任中文总教习的蔡元培；1902年后又中江南乡试举人。1903年返乡兴办小学堂，开始接触严复翻译的《天演论》等新学，加上目睹满清朝廷昏聩之状，逐渐萌生反抗满清的革命思想。1903年，黄炎培在浦东新场发表革命演说，震撼了浦东及上海全境。前往听讲者，“百里以内，舟车云集”。这一发生在身边的事件对宋家子弟，特别是宋庆龄的影响巨大。
宋庆龄目睹革命者的呐喊和牺牲，自小就十分赞佩孙中山、黄炎培的革命行为，痛恨清政府的反动镇压，终其一生的爱国情思渐渐萌芽。
1907年宋庆龄赴美留学，念念不忘祖国和革命。她告诉老师和同学：“中国许多仁人志士正在流血，正在奋斗，以唤醒中国的民众”。1911年辛亥革命胜利后，宋庆龄在得知后的第一时间写了“20世纪最伟大的事件”专文，发表在威斯里安女子学院的校刊上。
“有志不在年高”，作为源远流长中华文明的传承，上海浦东川沙孕育着宋氏家族的成长和发展，也见证了宋庆龄植根乡土血脉相通的金色童年。
（庄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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