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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韩文戈诗歌手记

 置身于宁静 2018-07-30

诗歌手记(节选)

 

韩文戈(河北)

 

◎每个真诚的诗人,他(她)的声音都是美好的。不管他(她)是大诗人还是小诗人,也不管他(她)的声音是赞美还是诅咒,是祈福还是绝望。只要真诚,诗歌都会为我们生存其中的人世增添另一些声调而使其变得更加多样化。

不要执着于谁是大诗人、谁是小诗人,过分强调这一点,使人感觉大家都在面临类似应试教育的疲累,至少我很不喜欢这样的感觉。这样说吧,从我练习写诗将近30年以来,太多的人野心勃勃,可是能有几个会在什么所谓的诗歌史上留下来?这样的例子实在是太多了,荒唐事太多了,意淫的人也太多了。

事实上,我一直认为,诗是个人化的,人之所以写诗,就是要释放出个体内心的情感、感觉和认知。你说出了,你就有了一份幸福。我是个没大出息的人,也不是一个强势的人,对诗也没有多高的期待,只要它带给我一种满足、一份幸福就够了。

现实生活里,我的同事、同学、同乡几乎没有写诗、读诗的,但他们有另外的途径获得自己的幸福和满足,比如有人喜欢喝酒,有人喜欢玩车,有人喜欢旅行,有人喜欢打麻将,不管做什么,他们都得到了那种自己认为需要的那部分,这就够了,正如我喜欢阅读和进行诗歌涂鸦一样,既不要把诗看得多了不起,也不要觉得别人的爱好多低级,诗人真的不算什么,也不可能算什么。

我还是想说,诗对于我,就是我的呼吸。近年来,我的身体一直不怎么好,我还发现,当我写诗的时候,我能忘掉疾病和心情的黯淡,它又成了我的一副好药。这样平淡地对待诗不好吗?否则诗也一样成为我们的负累,不值得的。与其那样,还写诗干吗呢!

◎有关心态的几句话:

1、不是给别人写诗,写诗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内心。

2、写诗不是为了别人说好才写的。写诗也不可能叫所有人说好。如果所有人都说好,那只有一种情况,什么情况?你知道的。

3、我们都不再是幼儿园里的娃娃,阿姨说:这个宝宝真乖。那宝宝就屁颠屁颠地高兴5分钟。我们是大人了,不需要谁来哄,否则太矫情了,大人的矫情,使人恶心。

4、至少在当下,公开发表不发表作品没有多大关系,在目前,还没有哪家杂志或者谁编的书能有这么大的影响:发表或收入某人的诗歌,某人就能从此功成名就。靠一首(组)诗吃一辈子的时代几乎过去了(以前这种情况比较普遍),当下要靠不断积累的诗歌感觉与学识、持久的耐力和生命内在的隐忍。小虚荣谁都有,人之常情,但要保持清醒。

5、有些活动参加不参加没关系,“活动”不是“诗”本身。

6、诗歌怎么写大部分靠作者的自觉,艰辛之悟。

7、满网络都是“著名诗人”在出没,满天空都是成堆精致的诗集在飞动,所以“诗人”作为标签的确不怎么值钱的,出不出诗集也的确无关紧要。

8、有人对我说,死了后你会更出名。我笑了笑,对他说,我活着就这德行,死了以后的事,跟我有什么鸟瓜葛。

9、说到天亮,你能否写出你心中认定的那首诗是最重要的,其它全是扯淡的事。

10、人各有志。我是个随性的人,以上全是我的歪理邪说,说者无心,听者切勿有意,也请别以你之心来度我之腹,并且也别说我是吃不着葡萄而说葡萄是酸的。至少我的出发点是好心。

◎诗歌写作的快与慢:

“他以凝炼、简洁的形象,以全新视角带我们接触现实”,“特兰斯特勒默大部分诗集以凝炼、简短和深刻的比喻为特征。在其最近的诗集,他转向了更为短小、更为精炼的模式”,这是瑞典科学院对201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瑞典诗人托马斯·特兰斯特勒默的评价。关于特兰斯特勒默,大家说的太多了,其中有一种声音似乎是被公认的,那就是写的慢,写的少,写的精。这在他身上是没什么好怀疑的。我要说的是,不是任何人写的少就一定会写的精,写的慢就肯定会写出传世之作,这样的例子用不着举证。而写的多成为大家的也同样大有人在且为数众多,这也用不着举证。我奇怪的是,多与少,快与慢,真是个问题吗?在中国,为什么这么多写诗的人偏执于这个不是问题的问题并进行共振式的鼓吹?

◎诗歌文本的一个观察:

当下的诗人对诗歌中的叙述及细节问题基本形成了共识,我能够同时看到,在一部分优秀诗人那里,叙述与细节的捕捉完成了对诗意的强化提升,在另一部分诗人那里却撒了一地鸡毛。一切技巧都不是灵丹妙药。

我一直坚信还有另一类诗歌,它们完全超越细节而存在于经验中,在它的视野里,外在世界是一个浑然天成的整体,不再割裂万物之间的联系,不再特别强化人的自我在物性中的地位,就像天光中的旷野,山峰、溪水、枝叶、小虫,它们既有自己的体系,又彼此依存,一切自在。而一般地说,那些叙述或描摹细节的诗基本是以人(个体或群体)的视角观照世界,按照人的实用来扭曲、割裂、命名世界。

这不仅仅是一件有关浪漫派与现代派的区别那么简单、那么轻易说清的事情。它实在是一种生命观,而不仅仅是写作的方法与手段。

◎关于诗人的精神自由:

如果一定要说诗人为另类的话,我以为,只在于诗人精神的自由度要高于所谓不另类的人吧。只有这种精神上的自由得以实现,才能写出自由境界的大诗。事实是,不少诗人却走向了反面,即这些诗人太介意别人怎么看自己的诗歌,过于把自己的精神及其创造力拘泥在别人(诗歌批评家、同仁和读者)设定的条条框框里,听任一小部分根本不懂诗的人对诗歌的诊断。更可怜的是,写诗的人自己主动降低自己,来适应、讨好那些诗歌的看客,以便能够叫他们为自己叫几声毫无价值的“好”,从而安分守己,从而归顺招安,且以为得到了某些人、某种所谓流派的真传。这种情况下写出的分行文字真的是诗吗?我怎么看都像是流水线生产出来的赝品。

如果从诗人精神自由的层面上来看,我倒是为某些诗歌狂士叫好,在他们的眼里,外界的设定尽可能形同虚设,甚至也不把别人的不屑、鄙视、谩骂放在心里,尽可能使自己达到精神与书写的自由,写出自己认定的那种诗歌——它很可能不被更多的人看好,这又有什么呢?这样的诗人完全没有改变自己写诗的初衷——达到自己精神的自由,并由诗歌完成自己。

太多人都在忙着给诗歌下定义,设置方圆,诗歌框定得越来越狭窄,然后把不符合某些框定的作品,全部进行否定,这显得多么幼稚和专断暴力。在我看来,诗歌书写之路越来越窄,与诗人精神的自陷囹圄有相当大的关系。

我不明白,在全球呼唤自由民主的大势里,还是有那么多好事的人再忙着给诗歌定规矩,而诗人还是在亦步亦趋地守在什么鸟规矩里自以为得意,唉。不同路数的诗人,首要的是要在内心打破门户之见、门户之争,不要在谁是第一、谁是第二上徒费心思了,我们都是当事者,孰对孰错,孰长孰短,谁能说得清楚?这不是诗人也不是诗歌评论家的事情,是时间统领之事。

真正的诗人,你只管用心写好你认为的好诗就行了。谁更早达到了精神的自由境界,谁就更加接近了诗歌,谁就真正能够体会到诗歌给他带来的诸多幸福。

◎不管我们写什么还是怎么写,都将面临同一个问题,那就是前人或同代人、中国人或外国人都已经写过或触及到了,我们最大的意义也不过是可能的续写或复写,花样翻新,写作似乎变得无路可走。很多人因此而放弃。

◎每个诗人都想发出或者找到自己的声音,在众多诗人的合唱里,发出与找到自己的声音比走过那条蜀道还难。

◎如果发出自己的声音,那一定要在诗歌里注入大量异质的诗歌因子,并且在很大程度上,这些异质因子不会被同代人所承认,这时候,一个有出息的诗人,无论如何不要去讨好取媚当下的读者和评论家,一旦认准了路径(依据个人的眼光与胆识),你就要义无反顾地走下去,哪怕失败。事实上,所谓失败与成功,其标准不是谁能够说了算的,有时也不是当下人说得清的,就请用你的文本让时间替你说话。你惟一能做的是少说多写。做一个不撞南墙不死心、撞了南墙也不死心的人吧。

◎经常有这样的时候,诗人会沾沾自喜于一首新写出的得意之作,觉得自己已经超越了别人,也超越了自己,但仅仅在半分钟之后,就会发现,其实还是在原来的那个场域打转,一股沮丧之情会强烈地生发出来——只有那种过于自信和自以为是的人才觉得自己已经“伟大”和“不朽”。

◎这个评论家说,今天刮东南风风头正劲,一些人呼啦啦地刮起了东南风;那个评论家明天又说,国外都在刮西北风,于是一群人又呼啦啦刮起了西北风,试图与国际诗歌接轨。这种跟班的事,谁做谁傻,但愿你不要做那个被人忽悠又被自己忽悠的傻子。在此意义上,一个诗人越边缘化,也就越能保持内心的坚定与作品的连续性。

◎发现一个有趣的事情,目前被译介到国内的外国诗人、作品,相当一部分是早就成名的人,他们或辞世已久或已丧失了创作力,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翻译作品,大部分是人家写于十年前或几十年前甚至上百年前的东西,如果从理清历史渊源、诗歌脉络的角度讲,我们当然有必要去学习、厘清和借鉴,但如果是单一追风的话,恰恰是一种滑稽:也许人家都不再写的那些诗歌,在中国却当新发现被热捧并且被模仿以至于大面积种植,在比着赛看谁写得更像谁谁谁。这是不是一种讽刺和滑稽呢?当然经典的东西没有时间性,此处,我仅从追风的现象谈及它。

◎借鉴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但无论什么样的经典之作,拿来后都要看看是否能适合你作为利器穿透内心的黑暗。

◎保持内心的一致性,不是说诗人要在一生的作品上风格始终如一,因为诗人从来都是在路上。优秀诗人必须要保持格局上的多层次,既要有整体上的同一,还要有某阶段某时期的差异,甚至允许有大差异,但无论整体还是阶段,都要有不同时期的代表性作品。否则,诗人写得再多也还是在重复惟一一首,这种现象在国内外屡见不鲜。当然,这事说起来简单,做起来依然很难,甚至只能是一个渺茫愿望而已。

◎就用适合你的那种修辞,并把它用到极致,发出新的光亮来吧。修辞是古老的。

◎有时候静下来时也想想很久以前的事,比如回忆最初写诗的时候,那么多人在写,记得当时坊间流传一句话,说在街上拿起一块石头扔出去,一定会打在诗人的脑袋上。现在说这些,没别的意思,我真正要说的是,当年那么多写诗的人都哪里去了?其中也不乏光芒四射的人物、风生水起的诗家、各种获奖专业户、这个流派那个山头的当家掌门人和五虎上将,但如今很多人都消失了踪迹,个中原因尽管很复杂,不能一概而论,但把那时候出现的现象拿到现在来类比,也还是无碍的:很多文学男女,为了发表一篇豆腐块作品,为了获得多如牛毛的奖项,挖空心思,不遗余力,而所有虚名到头来,还不是烟消云散?我自知没资格也无意指责别人,我只是好心告诉我的朋友,有些事是不值得不值得,所以该清醒时还是要清醒。神马不是浮云?

◎在无尽的嘈杂中,做个安静的人,并向那些默默写作自己文本、努力发出自己微弱声音的部分中国诗人致敬!

◎距离3月11日的日本大地震已经是六天了,在这段时间里,我写不出一个句子足以令我兴奋,诗歌突然变得遥远,闲下来的时间,更多是把目光放在对日本核危机的关注上……隐约感到,人类生存的多重困境正为我暗示出一条真正的书写之路——核时代的诗歌书写之路。

很多年来,我们都是在仰望着月亮而写诗,现在,我们为什么不站在更高处,俯视我们这个日渐磨损的蓝色星座来思考,来书写?我们的视角是否应该有个调整?哪怕是微小的变化也好。

我从来就对诗歌的力量和目的不存任何奢望,即使如此,在包括日本在内的全球核危机发生的日子里,我还是对自己曾经写过的诗表示深深的怀疑,并进行反思,它们还有存在的价值吗。诗作为诗人生存的见证,应该传递出怎样的回声?诗意的僵化、腐朽,意象的拟古、典雅,语言的雍容、做作——我是不是在用木乃伊的嘴说话?是不是仅仅作为一个过去时代的代言人(也未必称职)而存在?我想,我在这里强调的不仅仅是诗歌的当代性问题,也不仅仅是诗人在场感的问题。

◎诗是什么,定义真是太多了,我再给我心目中的诗增加一个定义:

诗是诗人所写到的词、事物的平方根,甚至是立方根,而不是它们的平方和立方。散文才是它们的平方,小说才是他们的立方。

再打个比喻吧,诗应该是所有词、事物本身隶属的那盏灯,是发光源,而不是那盏灯所照亮的东西,那些被照亮的东西,属于不同读者所看到的不同的词和事物(包括误读)——这不仅仅是在强调诗的浓缩精短,也不仅仅是技术上做简单减法,而更说到诗即词与事物的本质,核。

◎我们总是一味地想在诗里表达什么,比如深刻的、前所未有的那些存在物,其实这实在是一厢情愿。我们想表达的,前人都已表达过,事实上,世界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表达,只是我们还远没有认识到而已。诗歌存在于不可解之中。不要问我写了什么,而是问为什么这么写。

保罗·策兰说过大意如此的话:诗存在于幽暗处。类似的话,帕斯卡也曾说过。我个人非常赞同。写什么和怎么写完全在于诗人的自觉:先是潜意识,然后才是意识。潜意识是幽暗的,意识已经明亮。

◎很多诗歌评论家在潜心总结某大诗人的创作方法,然后一群诗人就一窝蜂地摹写,以为深得了大诗人的真传,挺悲哀和滑稽的。我更侧重对自己喜欢的诗人生平进行研究,知道他的苦,他的忧伤,知道他在某一阶段为什么写爱情,而在另一阶段,又为什么放弃爱情去写国家的苦难、写死亡、写一只鸟。这比简单寻找技术更值得探究。

脱离诗人的生命而谈论他的诗,不是不可以,而是只能点到为止,急功近利。

◎很久以来,我一直认为,诗是发现,是创造,但现在我改变了看法,诗只可能是倾听:是对生命、自然和时间的倾听,谁能听到它们体内细小或宏大的歌,感应到它们起伏的节律,谁就找到了诗。

◎不要怀疑你的诗,也不要怀疑你的写作能力,总有人会欣赏你的诗,想叫所有的人都能喜欢你的诗,那不过是痴人说梦。

就我的经验而言,很多被人说成伟大的诗人,我也并不喜欢他们所有的作品,有些人干脆就根本不喜欢。当然,现在不喜欢不等于以后仍不喜欢,现在喜欢的也不等于永久喜欢。太多被说成大师的诗人,与我所看到的他们的作品相比,总是感觉有很多水分的,用他们的名望来衡量是有差距的。其原因大概有五种:一是我的鉴赏水平有限,阅读视野狭窄;二是我抵触他那个路数的诗歌;三是我读到的中文翻译的水平降低了大师作品的真实质量;四是部分国内学者、翻译家、批评家因一些非诗因素而对一些大师的炒作;五是更多诗人的盲从,人云亦云。这要辨证来看,我不喜欢他,也不妨碍他继续做大师,我喜欢的人,也未必就能成为大师,还是那句老话,萝卜白菜,各有所爱。

◎诗歌有时接近呓语,但绝对不会是呓语。

◎词,继续呼唤诗。诗人该写什么,是诗人自己的事情,它早已经浸透诗人的生命,如果他是个诚实的写作者,他知道该写什么而不是由别人要求他去写什么。请不要对一个诚实的诗人粗暴地说:“你该写这个和不该写那个,你写写光明吧,你写写温暖吧,你写写爱情吧。”让他听从他命运的引导,由他自己去做决定,而不是要他故作姿态去迎合读者、时代和某些利益集团。

◎一首诗就是一个无限凝聚与张扬的气场,尽量选取那些能强化这个气场能量的词。这些词被一首诗保存下来,而这首诗因这些词的不可替代使其能量完好地保存下来,弥漫开去,直抵未来。任何词本身都是有能量的,而诗确有气场。

◎我意识到,我落入了现代语言(欧化的逻辑性和现代汉语的实用性)的圈套与陷阱,意识到我的诗正逐步与我的初衷背离而去。我需要对语言进行深刻反思、洗涤、删剪,需要对诗歌的感觉、冥想进一步强化。诗在“空白”处,“空白”越大,张力就越大,诗意也就越浓,而不在“言说”“推导”“告知”里——对于我这样绝对虚无的人,对这个世界本来就无话可讲,这也许是我进入诗的惟一正确的方法,那就叫我重新试试吧,我需要时间回归,回归到感觉(非知性)和现象的层面,屏弃或最大化剔除理性,能走多远就走多远,大不了再回过头来,保持一种平衡。

厌恶言说,厌恶一种站在高处、自以为是的言说与传达。

 

(这些所谓的“观点”,是我断断续续写于不同时期有关诗歌的感想,他们之间没有必然联系,也不成体系,矛盾抵牾之处自然充斥其中——说到底,它们不是标准,更不是规劝,准确说它们不过是夫子自道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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