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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球花，是一种不对称、呈散点分布的纹饰，三两成组或单个呈现，多用于瓷器。皮球花在清代雍正官窑瓷器上开始普遍应用，且多出现于粉彩瓷器上；与此同时，宫廷漆器、家具及服饰等诸多类别中，都能见到以皮球花作为主题的装饰。清乾隆及其之后历朝，景德镇开始大量烧造皮球花民窑瓷器。 清雍正斗彩团花纹罐故宫博物院藏 人们普遍将皮球花与团花进行比较，其中有一种观点认为“皮球花”就是“团花”，甚至将团花作为“皮球花的雏形”。而事实上皮球花与团花是不同的。团花是单个的，而皮球花则是由团花“似有规则似无规则地分布”组成的，侧重的是一种组合形式；二者区别还在于表现形式上，皮球花“较小，排列自由活泼”，团花“对称排列，比较刻板”。 《中国古陶瓷图典》在阐述二者之间的关系时，首先提到了团花的起源问题，“团花是成熟于隋代，隋唐陶瓷器上多见，多以模印手法制作”。因此我们可以理解为团花是中国传统纹饰的一种，隋代早已有之。 镰仓时代桧扇纹散莳绘手箱饰有武将纹饰“三扇”日本国立博物馆藏 马未都所著《瓷之纹》写到“皮球花的形式来自东瀛日本，日本漆器上有这种纹饰，进入中国后被中国陶瓷工匠学习并加以利用”；在2013年4月8日香港苏富比“中国瓷器与工艺品”图录中，康蕊君对拍品“清乾隆粉彩皮球花罐一对”撰文中说到“皮球团花，层叠相蔽。此图纹可溯源至日本，原乃家族徽章，呈圆形”。 综上所述，可以较明确得出的是皮球花纹饰得自于日本漆器并由其上的徽章演变而来。而后成为清雍正、乾隆及其之后的官窑特定纹样，并广泛传播于民窑之中。 清乾隆天青釉粉彩团花水仙盆台北故宫藏 至清雍正及乾隆，也就是18世纪，“莳绘进入清宫的管道多为地方官的进奉”。由于皇帝本人的喜爱与推崇，莳绘漆器在清朝宫廷首先得到了应用与推广。故宫博物院即藏有一批清宫旧藏日本18世纪风格为主的莳绘，多为近似于正方的莳绘小箱。此时，清宫造办处开始仿作洋漆。从《造办处各作成做活计清档》的记录中可知，雍正皇帝喜欢莳绘，并常仿作洋漆，更是依照喜好修改样式，同时也常将洋漆的装饰纹样移植到其他器物中。 皮球花为雍正朝创制的新纹饰，是清宫御用的尊贵装饰，以不规则的布局与丰富的色彩来传达一份别致而清新的华贵美感。道光皇帝崇尚清雅脱俗，对雍正御瓷颇为仰慕，因此在道光一朝官窑烧造之中，道光皇帝多次表明其追求清新淡雅反感繁缛俗艳之意，从而铸就道光御瓷清雅含蓄之一面，本品的出现正是这份美学思想的反映，可证雍正时期的品位对道光御瓷影响之深。本品形制隽巧可爱，胎质细腻洁白，釉面温润如玉。外壁粉彩纹饰色彩妍丽，画工精湛细致。所绘皮球花形状各异，呈雪花状、菊瓣形、四叶梅花形、团螭形、月华锦形、西莲形、璇玑形等，变化多端，无一雷同。纹饰布局疏密有致，或两两成对，或三者成簇。颜色更是缤纷绚丽，将粉红、淡黄、翠绿、天蓝、褚褐、墨黑、纯金、珊瑚红、玫瑰紫、松茸绿、胭脂红、玻璃白等颜色发挥到极致，于莹润的釉色映衬之下，绽放出一份华丽而含蓄之美，静穆地传述着“色与空”、“动与静”的禅家之道。 清乾隆青花佛八宝皮球花纹天球瓶观复博物馆藏 皮球花纹清代比较流行，雍正、乾隆两朝的皮球花精细活泼。皮球花又称为小团花，是一种不规则的呈放射状或旋转式圆形纹样。皮球花通常多个聚在一起，疏密有致，其基本图案，是圆圈内作旋回云纹或放射式分裂花纹，这种纹样在明清时期多运用于织绣和瓷器等方面。这件皮球花粉彩碗设色典雅明快，组合布局自由、活泼，有疏有密，有分有合，有叠有散，有大有小，整个画面既饱满，又疏朗，即瑰丽多彩，又秀丽清逸，散点式构图错落有致。 中国陶瓷最迟于唐代已外销到世界其他地区，明正德之后，中国开始于欧洲各国进行大规模的瓷器贸易。为适应各国不同需求，中国不仅向外输送中国传统瓷器，并且大量制作外国订制瓷器。明末天启、崇祯时期以烧造青花瓷器为主，五彩瓷器不甚流行，传世有少量花觚、盖罐、碗、盘、碟等，其中有一部分是专门为适应日本市场需求而烧造的。 清嘉庆粉彩黑地皮球花碗大英博物馆藏 皮球花瓷器烧造时间长、使用范围广，从清雍正至清晚期，从官窑到民窑，在国内外公、私博物馆都能捕捉到其身影，艳丽清逸的粉彩、含蓄淡雅的青花，沉稳端庄或小巧精致，单件或成对。脱胎于日本漆器的皮球花，不再是某个家族的标志，于中国传统文化中表现得更加自由和广泛，体现在宫廷漆器、瓷器、家具及服饰等诸多门类，也正是凭借瓷器这一载体，皮球花—这种全新的装饰得以更好的应用、延续，或为主体纹饰，或为辅助纹饰，在瓷器装饰纹样中占有一席之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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