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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中国人对“圆”推崇备至，世间百姓喜欢用“圆”祝福一切：家人相聚，叫“团圆”；梦想实现，叫“圆梦”；新婚夫妻同房，叫“圆房”；高僧逝世，叫“圆寂”；事情成功，叫“圆满”，与之相关的例子不胜枚举。“圆”成为中国文化宇宙的基本轮廓，也成为瓷器上美好吉祥寓意“团花纹”的基本轮廓。
明成化 斗彩团花菊蝶纹罐“团花”可算是中国典型的图案结构形式，反映了阴阳平衡、和谐统一、团圆圆满的观点。而在瓷器上，还有一种圆形的纹样——皮球花纹，被称作是“小团花”，常被大家误认为是中国传统团花的演变体，事实上两者可不是母子关系，皮球花纹里流的可是异国血液，不知大家更喜欢哪一个呢？所谓皮球花，不是指自然界的花卉，其实是一种变形的装饰方法，是把各种花卉纹样变形成团形，在清雍正官窑瓷器上开始普遍使用，乾隆及其之后历朝，景德镇开始大量烧造皮球花民窑瓷器。繁而不乱的皮球花，灵动活泼，零散秀丽，颇有一些日式小清新，而事实上，若追本溯源，这创新纹饰皮球花，确确实实来源于日本。马未都先生在其著作《瓷之纹》中写到“皮球花的形式来自东瀛日本，日本漆器上有这种纹饰，进入中国后被中国陶瓷工匠学习并加以利用”。德国瓷器学者康蕊君女士也曾撰文：“皮球团花，层叠相蔽。此图纹可渊源至日本，原乃家族徽章，呈圆形。”皮球花与日本徽章有相同的“不对称、散点分布”的布局形式，从日本家徽的色彩、图案，可以知道这个家族的出身、血统、阶层、门第甚至职业。在日本江户时期，一般平民不许有自己的名字，却可以有家徽。日本家徽作为装饰，在陶瓷器、漆器上广泛应用。清康熙时期，日本莳绘漆器大量传入中国，至清雍正及乾隆，由地方官员进奉入宫廷。从《造办处各作成做活计清档》的记录中可知，雍正皇帝喜欢莳绘，并常仿作洋漆，更是依照喜好修改样式，同时也常将洋漆的装饰纹样移植到其他器物中。如“雍正十年十月二十八日，司库常保、首领太监李久明持出洋漆盒一件，奉旨：此盒花纹甚好，嗣后造办处如做漆盒可照此花纹，不必独照此盒款式。”在这里，虽无“徽章”、“皮球花”二字，但仍可以大胆推测形式活泼、布局自由的徽章纹即是模仿的对象之一，而雍正的审美一向以清新脱俗著称，所以他会喜欢皮球花一点儿也不奇怪。雍正时期的皮球花纹，虽花样百出，色彩众多，整体却显得娴静素雅，艳而不俗，极为难得。而自雍正之后，不论是乾隆、道光，还是光绪、宣统，都对以皮球花极为着迷。冯先铭主编《中国古陶瓷图典》中，对皮球花纹的解释如下：“以多个大小不一、花色不同的团花，似有规则似无规则地分布在装饰画面上，宛如跳动的花皮球，因而称作皮球花纹。”从这我们可理解，团花是单个的，而皮球花则是由团花“似有规则似无规则地分布”组成的，侧重的是一种组合形式；团花是中国传统瓷器纹饰，瓷器上始见于隋朝，宋临汝窑青瓷刻、印团花较多，明宣德、成化、隆庆三朝的青花瓷器与清康熙、雍正、乾隆朝瓷器上团花均十分流行。团花纹的内容多彩丰富，除了植物花卉外，还包含了动物、文字以及几何图形，相较于皮球花单一的花卉题材，内容题材更为广泛。另外，比较皮球花纹与团花纹，皮球花纹“较小，排列自由活泼”，团花纹“对称排列，比较刻板”。 2011年苏富比春拍会上，一对雍正时期的斗彩皮球花纹碗，以1130万港币的高价成交。这件雍正时期的粉彩皮球花纹罐，与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品极为相似，也在北京中汉2011春季拍卖会拍出667万元高价。清代嘉庆、道光时期，随着饮茶嗜好的盛行，这套道光时期的粉彩皮球花纹盖碗，温润如玉，在2016年以264.5万元成交。这件清代山西出品的黑釉金彩皮球花罐，属于地方民窑的黑瓷精品，在2018秋季第12期臻品拍卖会上，以人民币318万元的高价成交。另一件清乾隆年间的粉青地粉彩云蝠皮球花“八吉祥”图长颈胆瓶，由香港苏富比公司在2010年春季拍卖会以人民币75.68万元拍卖成交。“君子和而不同”，源于日本家徽，最终却逐步演变为中国的经典纹饰，皮球花瓷器的风采深深体现了中华文化多元与包容。众多差异化元素也是为这一份兼并包容，在中国得以演变、融合，随着时间洪流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成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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