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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没有哪个国家比日本更操心联合国会费的分配了。 日本《读卖新闻》7月28日报道，联合国2019-2021年度会费分摊比例已经确定。中国分摊的部分将超越日本，在各成员国中占第二位，仅次于美国。 预计中国的分担比例将比2016-2018年度的7.92%增加约五成，达到12.01%，远远超过日本的8.56%。《读卖新闻》认为这意味着中国在联合国的存在感将有所增加。 《读卖新闻》获得的2019-2021年联合国会费分摊 这事儿日本已经担心很多年了。去年8月，共同社就获悉了联合国会费委员会的估算，2019-2021年常规预算中，日本的分摊比例将跌至8.72%，中国将反超达到10.81%，中国经济实力超过日本一事终于捅到了联合国。 在维和行动的预算分摊上，日本已于2016年被中国超过。共同社称，日本在会费方面的存在感将明显下降，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难度也将增大。 目前联合国会费分摊比例最大的是美国，近年来稳定在22%，第二大则是日本，今年缴纳约为2.44亿美元，比例为9.68%。 共同社称，日本在上世纪80年代赶超苏联后，一直维持在第二位。不过这个数据我们后面会分析，日本超过的是不包括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苏联。 分摊比例将经由联合国全体成员国谈判后，于2018年底最终决定。日本在2000年的巅峰时期分摊比例超过20%，仅次于美国，超过美国之外的常任理事国之和，因而一直基于经济规模和财政贡献等要求成为常任理事国，但眼下这个理由眼看也说不通了。 联合国现有193个会员国，（假装）肩负着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重任。这个任务虽然宏大，但开支与大国GDP以及财政支出相比并不算多。1953年，美国参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就说: 联合国1953年正常预算为4830万美元, 约为一艘驱逐舰的成本, 考虑到联合国所献身的伟大目标, 这是一个合理的数字。 虽然花钱不算多，但联合国不是“世界政府”，无权收税，要维持运转发挥作用，只能依靠会员国缴纳会费。 有限的联合国预算主要分为三部分，正常预算经费、维持和平行动经费和会员国自愿捐助，即广义的“会费”。本文主要研究的是正常预算经费，即狭义的“会费”。 联合国正常预算经费用于支付维持正常运转所需要的经常性开支，如：工作人员的工资、办公用品及设备的购置与维修、通讯联络、会议服务、文件印刷等。 联合国宪章第十七条规定，会费“应由各会员国依照大会分配限额担负之”。各国应缴纳的会费数额由大会根据会费委员会建议批准的比额表确定，主要根据每个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口以及支付能力等因素予以确定。 会费比额表每3年重新审议一次，每次都有调整，以反映各国经济的最新情况。分摊比额依据“支付能力”原则，即按会员国的各自经济实力分摊。主要以会员国过去三年和六年的国民总收入（GNI）在世界经济中所占份额为基础，同时考虑外债总额和人均国民收入等因素，并给予最不发达国家一定的宽减。 为使比额表比较公平，还设有上限和下限。从1974年开始，最高摊款限额不能超过整个预算的25％，当然也就美国一家，2000年再次调整后降到22%；最低不能低于0.001％，主要是最不发达国家。 联合国采取双年度预算制度，2014～2015年度正常预算约55亿美元，2014～2015年度维和预算约为86亿美元。但随着业务任务增加，联合国已不仅仅依靠会费工作，还需要大量的预算外的会员国和私营部门捐款。一些国家也通过这种方式来影响联合国的工作方向和任务重点。 成立之初，联合国只有51个会员国，在1946年会费分摊比额中，美国承担近40%，而卢森堡比额仅0.05%，反映出当时美国一跃成为超级大国、而欧洲国家的经济被战争摧毁的现实。 20世纪60～70年代，大批亚非拉国家独立并加入联合国、日本以及欧洲走上经济复兴道路，会费分摊比额也随之变化，来自亚非拉原殖民地的新会员国缴纳的会费从无到有，日本以及欧洲国家承担的会费比额不断上升，美国承担的会费比额则逐步减少，基本体现世界经济和会员国经济的发展状况以及国际力量格局的变化。 1970年代到2000年的变化，苏联/俄罗斯的衰退和日本德国的崛起趋势十分明显。 新世纪特别是在次贷危机后，传统发达国家经济衰退，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也不断体现在近些年来联合国会费分摊比额的调整中，七个西方工业国（七国集团）所承担的会费比额从2010年的63.481%下降到2013年的58.178%，再下降到现在的54.06%。中国、巴西、印度、俄罗斯及南非等五个金砖国家所承担的比额从2010年的7.321%增加到2013年的11.558%，再增加到目前的15.933%。这个变化既说明发展中国家力量上升的变化趋势，但说明出西方发达国家实力仍远远强于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和国际事务中的优势地位没有根本性改变。 当然，并不是每个成员国都会按时足量缴纳会费，时常有一些“老赖”出现。美国就是如今的拖欠大户。 对拖欠行为，联合国宪章第十九条规定，凡拖欠联合国财政款项之会员国，其拖欠数目如等于或超过前两年所应缴纳之数目时，即丧失其在大会投票权。这对会员国有一定的制约作用，但并不能防止会员国以拒付或拖欠会费，作为向联合国施加压力的政治手段。 在近几届联大审议会费比额问题上，争论十分激烈。美国、欧盟、日本、七十七国集团和中国等都出自不同集团或国家的利益，提出不同的会费方案，导致联大在这一问题上很难作出决定。 表面上看争论的核心就是谁多出钱，谁少出钱的问题。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日本等，极欲推动一些发展中国家如中国、巴西等大幅增加比额。背后却是政治权利和话语权利的争夺。 为此，我们根据联合国官方网站的资料，统计了1946年以来中国、美国、俄罗斯、英国、法国、日本、德国、沙特阿拉伯、印度和巴西历年分摊的联合国会费份额，发现很多有趣的亮点。（完整表格附后） 二战“四强”之一的中国是联合国创始会员国，也是安理会的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 1946年，中国承担了联合国会费分摊比额的6.3%，仅次于美英苏，与法国相当。按照台湾方面的说法“1946年，中华民国为跻身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自愿和法国同样负担高额会费，自此承担高额会费。” 1949年，国民党当局败退台湾，窃据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尽管只有一个岛，但是美国依然要求台湾按照代表整个中国六七亿人口的大国来出钱，虽然这个常任理事国在25年间只行使了一次否决权。 台湾经济不错，但毕竟只是一个省的地盘，无力负担各种国际组织会费，所以，以“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共戴天”的理由，退出不少组织。但为了维系在联合国投票权、巩固“中国代表权”，联合国会费还是要交的，采取的是“缴纳前年全部积欠与去年部份会费，拖欠今年应缴会费”模式苦撑。这一点倒是和21世纪的美国异曲同工。 随着联合国扩大，会员国会费也不断扩增，台湾当局进而向联合国提请降低会费负担比例，但是没有获得美国的赞同，同时也因为偏处一岛，无法提出新的国民所得数据作为参考而难有所成。 从对比从1946年到1971年的数据可以看出，同期印度承担的会费比例从4.09%降低到1.55%，巴西从1.94%降到0.8%，降幅分别为62%和58%，而台湾当局承担的比例从6.3%下降到4%，仅下调了三分之一强。这个“大国”当的辛苦。 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第二年恢复缴纳会费。联合国计算的中国应承担会费比额是继承台湾当局的4%，高于一些发达国家，超出中国的支付能力和经济实力。出于国际主义精神和当时的外交路线，中国接受了这个比额，后来又将1974～1976年的会费比额增加至5.5%，延续到1979年。 1978年我国工作重点转移，对承担的联合国会费进行了研究。当时的世界人均收入是1800美元，这也是联合国会费的宽减标准线，而当时中国人均收入不足400美元。联合国秘书处也觉得中国交多了。 但是会费总额是一定的，你交得少别人就交得多，涉及美日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利益，经过艰苦协商，终于推动重新调整中国的会费比额。1980～1982年，中国的比额下调为1.62%，这还是初步调整，随后1983～1985年间下调为0.88%，1986～1988年下调为0.79%，基本符合当时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情况。 到1995年，这个比重已经下降到0.72%，这也是中国承担联合国会费比额的最低点，随后触底反弹。新世纪以来，中国承担的会费比额开始持续上升，每次增加的比额都超过0.5%。2000年为0.901%，2001～2003年为1.541～1.532%，2004～2006年2.053%，2007～2009年2.667%，2010～2012年3.189%，2013～2015年5.148%。 2014年，中国承担的联合国经常会费总额约为1.39亿美元。不过，一些发达国家却一味强调中国国民生产总值世界第二的情况，试图改变长期以来“支付能力”原则以及必须考虑外债总额和人均国民收入的作法，企图向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转嫁负担。 2015年12月，第70届联大批准了2016～2018年会费新的分摊比额。中国承担的经常预算比额由5.148%上升至7.921%，仅次于美国和日本；承担的维和摊款比额由6.64%上升至10.2%，一跃成为第二位。
联合国会费不仅是义务，也会带来一些权益。比如，联合国秘书处的国际公务员职位数量就与会员国缴纳的会费额成正比，会费大国也可以从联合国采购和服务中获利。 也有国家故意曲解会费带来的权益，比如日本一度将承担世界第二多的联合国会费作为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当然理由。而有中东国家听说这个逻辑后，立即表示愿意多交会费，并申请成为常任理事国，水自然被搅混了。 21世纪，日本“入常”的话题年年有，让人觉得是日本的入常野心是各新鲜事，但早在六七十年代，日本就有就有这个企图了。 经过战后十几年的发展，日本GDP在1968年超过联邦德国，成为资本主义阵营第二经济大国，在联合国的地位也有所增强。 60年代起，联合国经常经费不足。日本作为经济大国提供的经费与年剧增。日本在1957年刚加入联合国时仅担负2%，到1968年已名列五常之后的第六位，占3.78%，1971年日本担负比例上升为5.4%，超过中国。到1986年，日本分摊额度超过了不包括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苏联。
这成了日本要求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重要理由。日本主张应该按担负联合国经费比例的多少分配权力。日本外务省官员认为：“在联合国中谁出钱谁就应有决定权，日本应该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因为东京交纳会费最慷慨。”不仅如此，日本还挥舞支票向联合国许诺：“如果成为常任理事国，日本在财政上可以做出更大的贡献。” 到本世纪初，日本争取成为常任理事国的企图失败之前，在各种国际场合都反复强调自己所承担的联合国会费数额巨大，以此来表明自己应该承担更多的“国际政治责任”的正当性。 2005年“争常”失败之后，日本正式提出它应减少会费份额，理由是日本将在今后要求承担与“成员国的地位和责任”相应的会费，并提出修改联合国会费分摊办法的具体建议。日本主张为五常设立最低额度限制，即中俄美英法每个国家都至少负担会费的3％或者5％，“以确保它们公平反映各成员国的经济状况及其在联合国中的地位与责任”。 这种明显针对性的建议被中俄明确拒绝。不少发展中国家也强调，反对任何旨在大幅增加发展中国家会费的提案。 当然，所谓“常任理事国的特殊地位也应是计算会费分摊比例的要素”，只是日本从另一个方面将“会费”与“入常”联系到一起。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就曾表示，对联合国所做的贡献和常任理事国这一地位之间“并无直接联系”。 日本好像是忘了联合国是为什么而成立的。想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日本首先就要废除联合国宪章中所规定的“敌国条款”。 如今的联合国是由当时战胜日本等法西斯势力的同盟国家所创。根据联合国宪章：为防止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与盟国为敌之国家重新发动侵略，联合国成员国无需经安理会授权即可对其使用武力予以制止。“敌国条款”使日本始终处于战败国地位，废除这一条款是日本成为常任理事国的必要步骤。 1970 年，日本在第24届联大会首次提出了《重新研究联合国宪章》的议案，目的在于删除其中的敌国条款。日本外相爱知在大会的演讲中也明确表示：“（联合国）宪章中的几个条款已经不适应于今天的现实，例如，敌国条款现在已经完全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我主张应该将其从宪章中删除。”但由于没有得到其他联合国成员国的支持，最后只好不了了之。 之后日本一度仗着经济大国的地位，挥舞美元在亚非拉“攻城略地”，谋求在常任理事国地位的野心也几乎好不掩饰。 但别忘了，日本是中国“一衣带水”的邻邦，而且“同股不同权”，这也不是什么难理解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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