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道不从君

“入孝出弟，人之小行也。上顺下笃，人之中行也。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人之大行也。”——《荀子·子道》

“但知行好事，莫要问前程。”——冯道

如果说，历史上为谁最不平，莫过于冯道了。

薛居正的《旧五代史》讽刺他“事四朝，相六帝，可得为忠乎！夫一女二夫，人之不幸，况于再三者哉！”

欧阳修的《新五代史》直接骂其“无耻”还不过瘾，洋洋洒洒损了整整一大段。

与欧阳修多有不和的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评价冯道时，不仅全文转发了欧阳修的谩骂，自己痛斥的比欧阳修还要多、还要狠，甚至觉得后来的皇帝对冯道“不诛不弃”都是一种大罪。

被三部正史这般痛骂，想必是无比残暴的巨奸大恶了？然而并不是。有人劫掠霸占了美女送给他，他推辞不过，便好好安顿，寻找其家人送还。秦王李从荣谋反失败被诛，朝中清查同党，也是冯道据理力争，顶住巨大压力为无辜者辩护。

那么必然是贪污腐败、骄奢淫逸之徒了？依然不是。冯道早年出生贫寒，却安贫乐道，当官发达之后，依旧刻苦节约，睡茅草，与仆人一起吃饭，为父守丧时，自己与农夫一同劳动吃住，拿出自己的粮食接济遭受饥荒的乡里。

那么应该是里通外国，戕害同胞了？还是不对。契丹攻陷中原，冯道不逃不避，力劝契丹国主止杀，见到被掳掠的中原妇女，就自己出钱赎出，暗中保护起来。

那么是其好大喜功，穷兵黩武？也不是。中原军民反抗契丹，他出面统筹，稳定军心。有人推举他的功劳，他推辞:都是武将勇敢，自己不如。

那么是其贪恋权势、无视百姓？还是不对。国家连年丰收，冯道深知百姓疾苦，依然劝谏皇帝“谷贵饿农，谷贱伤农”的道理。

那么是其不尊重知识文化？恰恰相反。正由于其下令国子监校正、印刷儒家经典，才使得虽逢乱世，士人依旧有书可读，经典亦得以存续。

那么是其心胸狭隘、容不得他人？依然不对。经常有下属、同僚辱骂他、戏弄他，他却并不生气，以礼相待。他曾问别人怎么看他，答曰“是非相半”。他也只是说:“凡与人相合，别人就称赞，与别人不合就诋毁。孔子尚且有人骂，何况我呢？”

那么是当时人对其风评不佳？“当世之士，无贤愚，皆仰道为元老，而喜为之称誉。”等到他死时，“时人皆共称叹”，将其与孔子并列。

那么为什么他值得三部正史不约而同地咒骂呢？

仅仅因为他这一生经历了五个朝代(包括契丹)，侍奉了十位皇帝。

潞王李从珂叛乱，闵帝出逃。李从珂的军队还没到洛阳，冯道就急催中书舍人卢导写劝进表。卢导认为不妥，冯道说:“做事情应当务实。”亲率百官于城外恭迎。

石敬瑭称帝，对契丹奴颜婢膝，受命出使契丹的又是冯道。

契丹攻陷中原，契丹国主辱骂冯道，其无言以对，又故意问冯道是个怎样的老头，冯道自嘲是“无才无德的痴顽老头子”，哄得契丹人很高兴。

于是，欧阳修搬出管仲的话，认为其寡廉鲜耻于国不利，司马光认为其虽有小善但大节有亏，还拿出子路英勇就义的例子来贬斥他。古人讲求盖棺定论，更何况三部正史定了三次。

但非常讽刺的是，无论是管仲还是孔子，恐怕都不会赞同欧阳修与司马光。

子贡曾经问孔子，齐桓公杀了公子纠，管仲非但不殉死，后来反倒辅佐齐桓公，这岂不是“非仁者”吗？

而孔子认为，管仲从“中国不绝若线”的情况下力挽狂澜，尊王攘夷一匡天下，这才是大义，而至于忠于一家一姓，那才是匹夫小节。

五代残唐，那是怎样的乱世，那些皇帝，大都是怎样的暴戾残暴，那些王朝，又是多么混乱。凭什么只因为独夫民贼披上了皇帝的外衣，就必须让士人百姓为之而死心塌地？

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百姓最贵，国家其次，君王最轻。

荀子曰:“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

黄宗羲曰:“天下为主君为客。”

李贽曰:“(冯道)历事五季之耻，而不忍无辜之民日遭涂炭。”

正是见多了兴亡，所以才会“视丧君亡国亦未尝以屑意”。

仗义疏财者不鲜见，不求虚名者亦不少，而仗义疏名者寥寥。

冯道曾经劝谏皇帝:“仁义者，帝王之宝也。”对于其辅佐的每一任君王，冯道其实很公平，不论王旗如何变换，对百姓始终如一。“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王朝覆灭之时，又有何面目要求人民、国家、属下为其殉葬呢？

冯道背负了一千多年骂名，王安石曾为其说话，而历史上的王安石也背负了九百年骂名。

读冯道晚年自序，也就是被欧阳修拎出来痛批“可谓无廉耻者矣”的那篇，亦是令人唏嘘。

宋明清儒家的畸化，于先秦而言，无疑是巨大倒退与彻底沉沦。

冯道自言“忠于国，终于家”，这点毫无疑问，拯救苍生万民，哪怕“诛其君，吊其罪”，也是“如时雨降，民大悦”。毕竟“国家因人而存在，而人不是为国家而生存”。

至于后来有人认为冯道为官圣，羡其官场不倒翁的本事，那又在宋儒之下矣。

“但教方寸无诸恶，狼虎丛中也立身。”

                                                        ——冯道

所谓圣人，亦不过如此。

陈小明

2018.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