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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协调互动是经济持续发展和就业有效增长的必然要求。本研究在探讨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相互作用机理的基础上，采用结构偏离度指标，借助经普资料和其他资料，对浙江产业结构偏离状况及导致偏离的主要原因进行分析，进而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分析得出，浙江产业结构调整取得一定成效，结构偏离度为历史最低，但产业间、行业间、区域间发展不平衡。第一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及传统服务业呈较高正偏离；高技术产业、从业人员素质较高的、R&D投入较高的产业以及现代服务业呈较高负偏离。分地区看，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比重较高的地区，结构偏离度较大，农民收入较高和社会保障水平较好的地区，结构偏离度较小。需注意的是，浙江第三产业的结构偏离程度甚至比全国，国内许多省市，国际标准模式以及经济收入相当的其他国家还要严重。这显然与浙江经济发展水平不相称。导致这种偏差的主要原因有制度约束（旧体制的惯性、产业进退壁垒、就业体制割裂、社会保障不健全等），产业自身约束（低技术产业占主导、三产内部结构欠优等），供求约束（产品供给饱和与消费需求缺口并存）和要素约束等（人力资本缺口以及技术性缺口）。因此实施更为积极的产业政策优化产业结构，加大教育培训投资提高劳动者素质，加强制度创新完善就业市场和社会保障制度是浙江经济发展获得更大跃迁的当务之急。
引 言 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协调发展是有效促进就业与优化产业结构的必然要求。正因为此，国内外学者对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协调性和偏差程度予以密切关注。 关于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关系的研究，最早可追溯到17世纪英国经济学家威兼·配第(Willian Petty)在其名著《政治算术》（1690年）中关于不同产业之间相对收入差异以及这种差异所带来的劳动力在部门间的移动的描述（参见：郭万达，《现代产业经济辞典》，1991）。20世纪40年代，科林？克拉克（Colin Clark）在配第这一思想的启发下，得出了配第—克拉克定律，该定理认为，产业结构的演变有其内在逻辑演进序列，即第一产业的产值比重将下降，第二、三产业产值比重上升，并且第三产业产值比重将超过第二产业产值，从而引导劳动力也随之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移，再由第一、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进行再配置（参见：史忠良编，《产业经济学》，1998）。库兹涅茨、钱纳里等在克拉克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开展了更深入的研究，他们的多国统计和多国模型进一步证明，发达国家和较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偏离都始终存在，但随着人均GDP 的增加，第二、第三产业的结构偏差都在不断变小，即第二、三产业吸纳的劳动力的比例正逐步与产业创造的产值比例相匹配（参见：龚仰军，《产业结构研究》，2002）。 国内学者在库兹涅茨、钱纳里、赛尔奎因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按照结构偏离度的含义进一步计算了多国模型三次产业结构偏离度演变的一般规律和国际标准模式。结果发现：当人均GDP从低到高演进时，第一产业的结构偏离度从较高的正偏离逐步向0偏离度靠拢，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结构偏离度从较高的负偏离逐步向0偏离度靠拢。在这一演变过程中，第一产业的增加值比重逐渐下降，第二、三产业增加值比重逐渐上升，伴随而来的是第一产业大量剩余劳动力向第二、三产业转移的过程，从而促使了三次产业劳动生产率的逐渐平衡（李冠霖，任旺兵，2003）。然而，有研究发现，中国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关系有着与国际标准模式不同的重要特征：第一，与相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产业结构偏差较大，并且偏差随着人均GDP的增长而扩大，其中第三产业结构偏离度已经超过国际标准模式的水平；第二，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结构偏差趋向均衡的速度大大慢于其他国家（喻桂华，张春煜，2004）。还有研究也发现，中国的产业发展模式与国外的一般模式有着较大的背离（张建武，李永杰，2005）。刘元春教授指出，劳动力结构的调整将是未来中国经济规模经济指数提高的关键之一（刘元春，2005）。 基于已有研究，我们不禁在思考：浙江省经济相对发达，2005年的人均GDP逾3000美元，接近中上等收入国家水平。那么浙江省的结构偏离程度如何？与多国模型一致还是与中国整体情况一致？与国内其他省份和国际比对，其偏离程度是否严重？制约浙江省产值结构与就业结构协调发展的因素有哪些？促使二者良性互动的途径是什么？全面分析研究这些问题，积极探索有效对策，为实现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良性互动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这不仅对于有效配置我省劳动力资源，优化产业结构，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也丰富和深化了产业发展理论研究。 本研究在查阅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借助第一次经济普查资料和其他相关统计资料，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 第一，理论探讨。即对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相互作用机理及其在现实经济中的表现特征进行探讨，进而提出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协调互动的必要条件。 第二，实证分析。首先，对结构偏离度指标进行测算和比较，从而对浙江省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偏离程度作出基本评估和判断；其次，对浙江省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协调发展的制约因素进行分析，寻找导致浙江省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偏离的主要原因。 第三，政策建议。根据上述分析，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以促进我省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良性互动。 一、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互动机理 从产业经济学和劳动经济学的理论中不难看出，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具有互为因果的关系。产业结构的变动引起劳动投入的重新配置，从而牵动就业结构发生转变；就业结构的变动引起收入结构与需求结构的变动，从而推动产业结构发生转变。当就业结构的变动能较好地适应消费结构的改变时，产出结构就能较好地适应消费结构的要求，从而促进就业结构、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的良性循环；当就业结构的变动难以适应消费结构的改变时，或者调整时滞过长时，就会影响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的良性循环，进而影响到经济的增长和就业的增长，从而影响到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的优化。 （一）产业结构对就业结构的牵动作用 经济学理论指出，产出结构对就业结构具有牵动作用[1]。因为，产出结构的调整，只有通过投入要素在各产业部门间的再配置来实现。由于劳动力是生产要素中最重要、最活跃的部分，因此，投入要素在部门间的再配置最终都是通过劳动力在产业间的重新配置来实现的。这样就引起了就业结构的转换。 西方不同收入国家的历史资料证明，就业结构的变化趋势与产业结构的变化趋势大体相符（李文，2004）。就不同收入国家的同一时间截面数据而言，第一产业的就业比重随收入增加而显著降低，第二、三产业的就业比重随收入增加而显著提高。低收入国家的第一产业的就业比重畸高，大量的劳动力被滞留在农业，而随着第二、三产业的发展，农业的剩余劳动力逐步向第二、三产业转移，最终高度发展的第三产业吸纳了绝大多数劳动力，消除了第一产业大量过剩劳动力滞留的现象。就同一国家的不同时间序列数据而言，各国第一产业的产值比重和就业比重均有下降；第二产业产值比重和就业比重变化情况则不一样，主要表现为中低入收入国家的上升，中高收入国家的下降；各国第三产业的产值比重和就业比重均有上升，尤其是高收入国家，第三产业的就业比重提高幅度较大。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三大产业的产值比重和就业比重的变化也基本符合上述趋势（见图1、2、3）。
图1 第一产业产值比重与就业比重的变化趋势 资料来源：《2005中国统计年鉴》。
图2 第二产业产值比重与就业比重的变化趋势 资料来源：同图一。
图3 第三产业产值比重与就业比重的变化趋势 资料来源：同图一。 （二）就业结构对产业结构的推动作用 就业结构以收入和消费为媒介，推动产业结构作相应调整。就业结构变动是劳动力在不同产业以及在不同产业内部行业之间相互转移的过程。劳动力的这种转移将改变劳动者的收入水平。劳动者收入水平的提高将改变微观消费水平与消费结构，进而决定宏观消费水平与消费结构的变动。由于最大产出原则的作用，消费需求的改变对产出结构的调整产生重大影响。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不适应需求的产品大量过剩导致生产该产业的行业发展萎缩；另一方面，适应需求的产品适销对路甚至供不应求导致生产该产品的行业快速发展。 需要指出的是，在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相互作用中，人力资本结构的变化是影响产业结构的更深层次因素。随着知识积累和传播速度的加快，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决定作用越来越突现（张建武等，2005）。虽然说产业结构的变动是经济增长的核心问题，但是，产业结构变动是以人力资本的结构变动为先导的。亚当·斯密曾言：劳动是财富之母。这一命题本身就蕴含着在劳动者身上的体力和智力就是财富增长的根本的含义。现代经济和人类社会的生产实践也证实了，人力资本存量状况是决定其国民财富的基本因素。因此，提高人力资本总量是实现现代经济增长和结构转换的核心和根本途径。现代高科技产业、信息产业、金融业、物流业的发展必须以较高素质的劳动力为基础。对传统产业的改造，首先也是将优秀的人才输送到传统产业中，技术先进只是劳动力智力产出的外在表现形式。通常所说的技术发达，其核心指标是企业所拥有的智力资源为判断依据。 （三）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互动在现实经济中的表现特征 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之间相互牵动和推动的关系，在现实经济中呈现出多方面的特征（张建武，李永杰，2005）。 其一，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导致结构性失业加剧。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产业结构的升级要求资金和资源向技术密集型和资金密集型产业领域转移，这将最终导致劳动密集型行业的萎缩。劳动密集型行业的萎缩将导致工作岗位缩减。在我国包括浙江，产业结构发生较大的变化，传统产业挤出较多劳动力，但由于传统产业挤出的劳动力与新兴产业所需求的劳动力素质脱节，即使在传统产业内部，由于技术升级的需要，低技能劳动力亦不能满足要求，因此存在劳动力失业与部分行业就业不足并存的矛盾现象。 其二，劳动力技能素质成为制约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因素。劳动生产率是引发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发生变化的核心要素，提高劳动生产率是促进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和就业结构优化的关键。从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途径来看，物质技术装备条件、收入分配制度、自然环境等因素都对其产生作用，但是，最关键和最本质的要素是劳动力的劳动能力。我国的劳动力队伍的整体素质偏低，与产业升级的技术条件和物质资本不匹配，严重制约着产业结构的优化和经济增长。 其三，劳动力在地区间、部门间的流动性加强。如我国大规模的“民工潮”以及大量的 “跳槽”现象便是较好的印证。劳动力流动过程就是生产要素的再配置过程，是就业结构转变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必要条件。我国劳动就业受到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双重冲击：一方面，在城市化的压力下，大量农村富余的农业劳动力涌入城市，城市需要为他们开辟新的就业市场的空间；另一方面，在工业化的压力下，城市要在新兴产业领域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以便容纳由于传统产业的收缩而被闲置的劳动力。 其四，就业结构调整的成本及难度加大。城镇失业问题、农村劳动力的社会保障等问题，已经成为我国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调整中的艰巨任务。 其五，新兴产业的出现和就业形式多样化并存。信息产业、咨询业、高科技服务业的出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习惯，如通过电脑和互联网在家办公和购物已经成为一种趋势，在就业上劳动者更加倾向于选择工作时间更加灵活的制度安排。 （四）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协调互动的必要条件 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协调互动应该是二者的转变具有一致性，同时达到各自的合理化程度。已有的研究认为，合理的产业结构首先应当满足以下要求：(1)能满足有效需求（包括生活上的最终需求和生产上的中间需求），并与需求结构相适应；(2)具有较为显著的结构效益；(3)资源配置合理并得到有效利用，出现资源供给不足或产品过量时，能通过区域间的贸易往来进行补充调节；(4)各产业间能相互补充配套、协调发展；(5)能吸收先进技术，有利于技术进步；(6)在保证技术进步的前提下吸收较多的就业人数；(7)有利于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平衡（参见：李京文、郑友敬，《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模型》，1989）。而合理的就业结构应该满足劳动力供给与需求的条件，达到充分就业状态（多数西方经济学家认为存在4%～6%的失业率是正常而自然的，此时社会处于充分就业状态）。 所以，从前面的作用机理的探讨和表现特征的分析，可以总结出以下的必要条件：一是完善的劳动力市场机制。为保证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协调性，劳动力资源首先必须能够在劳动力市场中充分自由地流动，劳动力应该拥有自由迁徙和自由择业的权利。其次，劳动力市场的供求信号是真实的和完全对称的，以减少劳动力流动的成本，保证劳动力配置的有效性。同时，企业作为市场主体必须拥有充分的自主权。二是拥有符合要求的高素质劳动力生产要素。三是政府能够有效率地制定和执行正确的产业政策。四是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能有效地防范各种社会风险（张建武，李永杰，2005）。 二、浙江省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偏离程度的评估 以往研究常用结构偏离度这一指标来衡量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偏离程度，因此，本研究也采用该指标来分析浙江省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偏离状况。 结构偏离度指某一产业的就业比重与增加值比重之差。一般来说，结构偏离度与劳动生产率成反比。结构偏离度大于零（正偏离），也即该产业的就业比重大于增加值比重，意味着该产业的劳动生产率较低。反之，负偏离则意味着该产业的劳动生产率较高。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结构正偏离的产业存在劳动力转出的可能性，相反，结构负偏离的产业则存在劳动力转入的可能性。如果国民经济各产业都是开放的，产业间没有行政壁垒，即呈完全竞争状态，那么通过市场对劳动力资源的重新配置，会使各产业的生产率逐步趋于一致，各产业的结构偏离度也就逐步趋于零。
表1 2004年浙江省各行业增加值比重、就业比重及结构偏离度
注：由于个体经营户的普查资料将第二产业仅分为工业和建筑业，因此本表也将第二产业分为工业和建筑业。 资源来源：增加值比重和就业比重据浙江经济普查年鉴资料和浙江省统计年鉴资料测算，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和从业人员取统计年鉴数据，第二、三产业增加值和从业人员取经普年鉴数据。
（一）静态分析 根据浙江省第一次经济普查资料和相关年度资料对浙江省产业结构偏离度作静态分析，结果发现，2004年浙江省的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偏离程度呈如下特征： 1. 第一产业呈较高正偏离、第三产业呈较高负偏离。2004年，浙江省产业结构偏离度的绝对值为36.7%，其中第一产业结构偏离度为18.3%，第二产业结构偏离度为-4.0%，第三产业结构偏离度为-14.4%。第一产业较高的正偏离度意味着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较低，仍有大量的劳动力有待转移；第三产业较高的负偏离度意味着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相对较高，还可吸纳劳动力转入（见表1）。 2. 从第二产业内部看，建筑业呈正偏离态，工业呈负偏离态。可见，建筑业劳动生产率较低，比较而言，工业虽集中了较多劳动力但仍存在劳动吸纳空间（见表1）。 3. 从第三产业内部看，两大传统服务业呈正偏离，三大现代服务业呈较高负偏离。在第三产业的各个行业门类中，结构偏离度为正数的行业有两个，分别是住宿和餐饮业，居民服务业和其他服务业，其余行业的结构偏离度均为负数。在结构偏离度为负数的行业中，房地产业，金融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等现代服务业的负偏离度相对较高，分别为-4.5%，-3.8%和-2.0%。值得指出的是，这三大行业的结构偏离度绝对值竟是各自就业比重的7.5、5.4和6.7倍，说明这三大行业的劳动生产率较高，具有较大的劳动力吸纳空间（见表1）。 4. 从制造业内部看，劳动密集型产业呈较高正偏离，高技术产业呈较高负偏离。制造业总体结构偏离度并不大，30个行业的结构偏离度绝对值为3.19%，但各个行业的偏离状况差异显著。比较而言，纺织业，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品业，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等行业呈较高正偏离；烟草制品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医药制造业，化学纤维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等行业呈较高负偏离；农副食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橡胶制品业，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业等行业的偏离程度较低，意味着这些行业发展相对稳定（见表2）。
表2 2004年浙江省制造业企业各行业的结构偏离度 单位：%
注：由于缺乏个体经营户的制造业行业分类数据，这里仅对制造业企业进行测算分析。 资料来源：根据浙江经济普查年鉴资料测算。制造业企业的增加值按收入法计算。
5. 地区差异明显，浙东北偏离度比浙西南低，经济较发达市偏离度比经济欠发达市低。从结构偏离度绝对值看，位于浙东北的各市偏离度均低于40%，其中，嘉兴、舟山、杭州、宁波等经济较发达市的偏离度均低于30%；浙西南各市的偏离度均高于40%（除温州外），其中，丽水和衢州等经济欠发达市的偏离度最高，达83.6%和74.7%。 从第一产业看，浙东北各市的偏离度均低于20%，浙西南各市均高于20%（除温州外）。偏离程度最小的仍是嘉兴、舟山、宁波和杭州，最高的仍是丽水和衢州。舟山较低的结构偏离度可能与舟山海洋渔业较发达而工业总体基础相对薄弱有关。 从第二产业看，宁波、金华、嘉兴和绍兴等4个市的偏离度为正，其余7个市的偏离度为负。其中，嘉兴和绍兴偏离程度最小，丽水和衢州偏离程度最大。工业化程度较高的市偏离程度较低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工业化发展对劳动就业和产业优化的贡献。 从第三产业看，杭州和舟山偏离程度最小，结构偏离度在10%以下，金华偏离程度最大，结构偏离度绝对值在20%以上。金华第三产业结构负偏离程度较大意味着金华第三产业吸纳劳动尚不足，应大力挖掘第三产业的就业潜力（见表3）。
表3 2004年浙江省11个市的增加值比重、就业比重及结构偏离度
注：结构偏离度绝对值的计算公式为：P=∑L-C 。其中L为某产业从业人员比重，C为某产业增加值比重。 资料来源：根据浙江经济普查年鉴、浙江统计年鉴、11个市经济普查公报资料测算。一产增加值和从业人员取自省统计年鉴，二产和三产增加值取自省经普资料，二产和三产从业人员取自11个市的经济普查公报资料。
（二）动态分析 利用近20年的历史统计资料作动态分析，结果发现： 1. 浙江省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偏离程度有所改善，但仍不容乐观 从结构偏离度绝对值看，1985-2004年，浙江省的结构偏离度绝对值变动轨迹呈上升—下降—再上升—再下降态势（见图4）。其中1985-1990年，结构偏离度稳定在50%左右；1991-1999年，结构偏离度在60%左右徘徊；2000年后，结构偏离度成功降至50%以下。可见，浙江省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正逐步走向平衡。 分三大产业观察：（1）第一产业多年来维持于较高正偏离态，在2000年后，情况稍有改善；（2）第二产业的负偏离度较高，经历了先远离平衡后逐步回归的过程，变动轨迹呈“V”型，在2000年以前，结构偏差有扩大趋势，在2000年后，结构偏差逐步缩小；（3）第三产业结构偏离度变动幅度较小，近年来略有下降。这意味着，近年来，浙江省第三产业在劳动吸纳方面无明显进展。
图4 浙江省各产业结构偏离度变动轨迹 资料来源：根据2006年浙江省统计年鉴资料计算
2. 浙江的结构偏离程度历年来比全国平均水平低，但近年来第三产业偏离程度比全国高 浙江省的结构偏离度20年来一直低于在全国平均水平，且近年来这种差距有所扩大。1985-1998年期间，浙江省与全国结构偏离度的变动轨迹基本相似；在1998年后，二者的变化方向相反，全国呈上升态势，浙江省呈下降态势，从而形成“喇叭口”（见图5、图6、图7、图8）。也就是说，在全国平均结构偏离度始终呈高偏离态且呈上升态势的背景下，浙江省结构偏离度已开始有所回落。这意味着全国的产值结构和就业结构的不协调日益加剧，而浙江省产值结构和就业结构的不协调有所改善。 但需要提醒的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浙江省第三产业的偏离程度却比全国严重（见图8）。
图5 结构偏离度绝对值变动轨迹：浙江与全国的对比 资料来源：浙江省数据来源同图四，全国数据根据2005中国统计年鉴资料计算。
图6 第一产业结构偏离度变动轨迹：浙江与全国的对比 资料来源：同图五
图7 第二产业结构偏离度变动轨迹：浙江与全国的对比 资料来源：同图五
图8 第三产业结构偏离度变动轨迹：浙江与全国的对比 资料来源：同图五 （三）对比分析 1. 与国内其他省市比较
表4 2004年中国大陆31省市的产业结构偏离度比较 单位：%
注：浙江各产业在全国的位次按绝对值由低到高排序。由于缺乏西藏和青海的二、三产业从业人员数据，因此本表中这两个省的数据空缺。但根据2005中国统计年鉴资料测算可知，这两个省各产业的结构偏离度绝对值都比浙江省大，所以尽管这两个省数据空缺，仍然可以得出浙江在全国的位次。 资料来源：各省市增加值根据第一次经济普查资料核算，二三产业从业人员数据取自各省市第一次经济普查公报，第一产业增加值和从业人员取自统计年鉴。 将2004年中国大陆31省市的产业结构偏离度进行比较（见表4），可以发现： （1）尽管浙江省的产业结构偏差在全国相对较低，其结构偏离度绝对值由低到高列全国第4位，但远高于北京（10.9%）、天津（27.6%）、上海（11.1%）三个直辖市。 （2）浙江省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偏离程度相对较低，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偏离度绝对值由低到高分别列全国第4位和全国第3位，其中第一产业仅高于北京、天津、上海三个直辖市，第二产业仅高于北京和上海。 （3）第三产业偏离度绝对值由低到高列全国第16位。可见，目前浙江省第三产业的劳动吸纳能力弱于全国许多省市。 2. 与国际标准模式和不同经济收入水平的国家比较 浙江省2004年人均GDP为24352元/人（当年价），折算为美元约为2942美元（人民币与美元汇率按当年平均汇率1：8.277计算），与塞尔奎因和钱纳里的标准结构模式进行比较，可以发现（见表5）： （1）2004年浙江省第一产业的增加值比重和劳动力比重低于国际标准模式，第二产业的增加值比重和劳动力比重高于国际标准模式，第三产业的增加值比重和劳动力比重低于国际标准模式； （2）浙江省三大产业的结构偏离度应该分别在16.3%～5.6%、-3.4%～1.2%、-12.9%～-6.8%之间才符合国际标准发展模式理论值，可见浙江省的结构偏差程度比国际标准模式要大。当然，由于发展的阶段不同，技术条件不同，浙江省的产业结构与国际标准模式必然存在一定的差异，但通过比较仍可大致看出浙江省的产业结构发展水平。
表5 赛尔奎因和钱纳里模式的标准模式（1980年美元）
资料来源：根据史忠良，《产业经济学》，经济管理出版社2005年3月第二版第63页整理计算而成。
分析世界不同收入国家的产业结构及其偏离状况，可以发现（见表6）： （1）无论收入水平高低，各国的产值结构均呈“三、二、一”型； （2）低收入国家的劳动力结构基本呈“三、一、二”型，中高收入国家的劳动力结构呈“三、二、一”型； （3）高收入国家的结构偏离度非常小，接近0，且第三产业基本呈正偏离态。 表6 不同收入水平国家的产业结构及偏离状况 单位：%
资料来源：国外数据由《2004国际统计年鉴》第61页和133页计算；浙江数据来源同图四。
从浙江省的人均GDP判断，浙江省当属中等收入国家水平，然而浙江省的产业结构并不具备中等收入国家的特征。也就是说，浙江省产业结构与浙江经济发展水平很不相称。具体表现在： （1）浙江省第一产业的产值比重具有中等收入国家水平特征，但劳动力比重仍具有低收入国家水平特征，说明浙江省第一产业尚有大量劳动力有待转移。 （2）浙江省第三产业的产值比重和劳动力比重比低收入国家还低，说明浙江省第三产业的结构转换相对滞后。 （3）浙江省产业结构偏离程度处于低收入国家水平，其中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的结构偏离度甚至比有的低收入国家还严重。这再次说明了浙江省第一产业还需进一步转移劳动力，同时第三产业还需优化并创造更大的就业空间。 （四）相关分析 根据经济学理论以及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从微观层面看，某一行业或企业的结构偏离度与该行业或企业的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力、设备、资金、技术等）的投入效益和水平密切相关；从宏观层面看，某一地区或国家的结构偏离度与收入水平、产业化水平、就业水平、投资水平、消费水平、教育支出水平、社会保障水平、人口规模、城市化水平等社会经济因素关系较为密切。因此，本研究从上述两个层面作相关分析。 1.微观层面的相关分析 利用2004年第一次经济普查资料，我们选取增加值、利润总额、销售收入、主营业务收入、从业人员数量及学历水平、固定资产、净资产、成本费用、R&D投入等产出成果和投入消耗指标，测算出劳动生产率、固定资产生产率、成本费用利润率、净资产利润率、主营业务毛利润、R&D投入强度、平均受教育年限等指标，用以分析劳动力、设备、资本、技术等要素投入的效率和水平与结构偏离度的关系。 主要指标的计算公式如下： 劳动生产率=实现的增加值/年均从业人员（增加值按收入法计算：增加值=劳动者报酬+固定资产折旧+生产税+营业盈余）； 固定资产生产率=实现的增加值/固定资产原值*100（因资料限制，这里用年末固定资产原值代替年均固定资产原值）； 成本费用利润率=利润总额/（销售成本+费用合计）*100%； 净资产利润率=利润总额/（资产总计-负债合计）*100%； 主营业务毛利率=（主营业务收入-销售成本）/主营业务收入*100%； 平均受教育年限=（初中及以下平均受教育年限估算值*初中及以下从业人员数+高中学历从业人员*12+大专学历从业人员*15+本科学历从业人员*16+研究生及以上学历从业人员*19）/从业人员总数；初中及以下平均受教育年限估算值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估算； R&D投入强度=R&D投入经费/销售收入*100%。 考虑到资料的可比性，我们仅对制造业企业的30个行业的要素投入与结构偏离度进行相关分析（2004年浙江省制造业企业不同行业的要素投入效益和水平的主要指标测算结果见表7）。
表7 2004年浙江省制造业企业不同行业要素投入效益主要指标
资料来源：根据浙江省经济普查年鉴-2004计算。
Spearman相关分析发现：劳动生产率、平均受教育年限、R&D投入强度等指标与结构偏离度显著负相关（P<0.05）；固定资产生产率、成本费用利润率、净资产利润率、主营业务毛利率与结构偏离度绝对值相关不显著（P>0.05）（见表8）。这意味着： （1）劳动生产率越高的行业，其结构偏离度数值越小； （2）从业人员素质越高的行业，其结构偏离度数值越小； （3）自主创新能力越强的行业，其结构偏离度数值越小。
表8 制造业企业不同行业要素投入效益指标与结构偏离度的spearman相关系数
注：**P<0.01，*P<0.05。
2.宏观层面的相关分析 已有研究利用时间序列资料分析发现，某地区或国家的结构偏离度与收入水平、产业化水平、就业水平、投资水平、消费水平、教育支出水平、社会保障水平、人口规模、城市化水平等社会经济因素关系较为密切。这里，我们根据现有资料，选取人均GDP、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等指标代表收入水平，三大产业的增加值比重代表产业化水平，三大产业的就业比重代表就业水平，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代表投资水平，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代表消费水平，教育支出额代表教育支出水平，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占全社会从业人员比重代表社会保障水平，总人口数代表人口规模，城市人口比重代表城市化水平，借助统计软件SPSS14.0，对浙江省11个市的横截面数据进行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 相关分析结果发现，人均GDP、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比重、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占全社会从业人员的比重等指标与结构偏离度显著相关（P<0.05），其中，人均GDP、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比重和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占全社会从业人员的比重四个指标与结构偏离度高度相关，相关系数达0.8以上（P<0.01），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三大产业的增加值比重、第二产业从业人员比重、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总人口、城市人口比重等指标相关不显著（见表9）。这意味着： （1）经济收入水平越高的地区，其结构偏离度越小，反之，则越大。其中人均GDP，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结构偏离度的高度相关则意味着，发展经济提高收入水平，特别是农村人口的收入水平，对于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协调互动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2）三产从业人员比重越高的地区，其结构偏离度越小；一产从业人员比重越高的地区，其结构偏离度越大。 （3）社会保障水平越高的地区，其结构偏离度越小，反之，则越大。 虽然在分析中发现，城市化水平与结构偏离度的负相关不显著，但应该指出的是，由于城市化的发展不仅扩大了人们对服务业的需要，而且也为新兴服务业产生与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城市化发展水平应该是影响一个地区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协调发展的重要因素。
表9 各地区社会经济指标与结构偏离度的spearman相关系数
注：1、Y1=第一产业结构偏离度， Y2=第二产业结构偏离度， Y3=第三产业结构偏离度，Y4=结构偏离度绝对值 X1=总人口，X2=人均GDP，X3=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X4=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X5=第一产业增加值比重，X6=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X7=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X8=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比重，X9=第二产业从业人员比重，X10=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X11=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X12=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X13=教育支出额，X14=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占全社会从业人员比重，X15=城市人口比重。2、**P<0.01，*P<0.05。 资料来源：根据浙江经济普查年鉴-2004和2005浙江统计年鉴计算。
上述相关分析只能说明各社会经济指标与结构偏离度的相关关系。由于相关分析无法排除自变量之间的交互影响，要想知道各指标对结构偏离度的影响作用大小，还需要进行回归分析（采取向后回归法）。 以第一产业结构偏离度为因变量作回归分析，结果发现，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比重对第一产业结构偏离度有显著性影响（见表10）。这说明，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的滞留不利于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协调互动，需采取有效措施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
表10 因变量为第一产业结构偏离度的回归系数
F值的概率为0.000，说明方程中的自变量与因变量有显著的线性关系。
以第二产业结构偏离度为因变量作回归分析，结果人均GDP，第二产业从业人员比重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等指标进入了回归方程，其中第二产业从业人员比重对第二产业结构偏离度有显著性影响（P=0.005）（见表11）。可见，提高经济收入，促进第二产业就业对第二产业的协调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表11 因变量为第二产业结构偏离度的回归系数
F值的概率为0.001，说明方程中的自变量与因变量有显著的线性关系。
以第三产业结构偏离度为因变量作回归分析，结果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比重和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占全社会从业人员比重等指标进入了回归方程。从标准回归系数看，对第三产业结构偏离度影响最大的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比重，其次是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占全社会从业人员比重（见表12）。可见，促进第三产业就业和提高养老保险覆盖率对第三产业的协调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表12 因变量为第三产业结构偏离度的回归系数
注：R2=0.940说明模型拟合优度好。 F值的概率为0.000，说明方程中的自变量与因变量有显著的线性关系。 以结构偏离度绝对值为因变量作回归分析，分析结果再次印证了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比重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对结构偏离度的影响（见表13）。可见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和提高农民收入水平是浙江省协调产业发展的当务之急。
表13 因变量为结构偏离度绝对值的回归系数
F值的概率为0.000，说明方程中的自变量与因变量有显著的线性关系。
综合上述分析可以得出，尽管浙江省产业结构调整取得一定的成效，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不对称性有所改善，结构偏离度处于历史最低水平，也在全国处于较好水平，但产业间、行业间发展不平衡，区域发展不平衡，产业结构与经济发展水平不相称等问题仍然突出。分地区看，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比重较高的地区，结构偏离度较大，农民收入水平较高和社会保障较好的地区，结构偏离度较小。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及传统服务业的增加值比重与劳动力比重呈较高正偏离，劳动生产率低下，劳动力集聚过多，存在劳动转出的可能性；高技术产业以及现代服务业的增加值比重与劳动力比重呈较高负偏离，劳动生产率相对较高，劳动就业不足，存在劳动转入的可能性。值得注意的是，浙江省第三产业升级缓慢，就业吸纳不足，其结构偏离程度甚至比全国平均水平，国内许多省市，国际标准模式以及经济收入相当的其他国家还要严重。这显然与浙江省的经济发展水平不相称。需要指出的是，由于第三产业市场化程度不高，许多本应该进行市场化计量的产出却按福利型进行分配，同时我国包括浙江对第三产业的统计有一定的偏差，许多第三产业的产出值和从业人员没有统计上，也就是说，第三产业增加值和从业人员可能有低估，第三产业的统计急需加强，但这并不影响第三产业结构偏差比较严重的真实。显然，在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提前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征途中，浙江经济发展要在高起点上获得更大跃迁，必须切实采取有效措施，加快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 三、浙江省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协调发展的制约因素 从理论上讲，制约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协调发展的因素很多：有制度内因素，也有制度外因素；有宏观原因，也有微观原因；有经济原因，也有社会原因；有政策因素，也有非政策因素。本研究侧重从制度、产业自身、供求结构以及要素投入等方面来进行分析。 （一）制度的影响 结构变动是在一定的体制环境下进行的，因此，有必要考察制度对产业结构偏差的影响。本研究以为，浙江省的产业结构之所以呈上述偏差状况，主要原因如下: 1. 旧体制的惯性 其一，以工业为中心的旧体制格局对第三产业发展带来负面影响。由于工业经济增长直接影响着GDP的增长，是衡量工业化程度的重要标志，在政绩意识、区域攀比的驱动下，为了追求工业经济增长速度，多年来我国在资源配置方面带有明显的工业偏好，使得大量资源被投入了工业之中，推动了第二产业的发展，而与此同时，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则由于资源投入的缺乏发展受阻，虽然随着对经济发展认识的提高，第三产业的资源投入也有所增加，但这种工业偏好状况没有根本改变，何况原有的产业结构惯性对当前仍有影响。受资源禀赋、区位条件以及经济发展阶段等因素的影响，浙江省第二产业多年来处于主导地位有其客观必然性。但浙江第三产业增长缓慢不能不说与工业偏好有一定的关系。第三产业的增长是下一阶段浙江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突破口，切实改变工业偏好对第三产业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其二，种种退出壁垒使得产业转变滞缓。由于资产、技术、技能的专用性，使“退出”企业原来所拥有的资产和员工将全部或部分地无法转作它用，这就是产业的“退出壁垒”。通常包括沉淀成本退出壁垒，政策性退出壁垒和固定成本退出壁垒。如国有企业改革面临着较高的职工安置、行政等方面的退出壁垒，部分经营失败的国有企业所拥有的资源难以重新配置到别的扩张产业。当然，在我国包括浙江，产业的“退出壁垒”远不止这些，还包括地方保护而引发的“地方退出壁垒”，由部门、行业保护而引发的“部门、行业退出壁垒”，由市场体系欠发达，尤其是要素市场欠发达而造成的“市场退出壁垒”，由法制不健全，企业退出缺乏法律依据和保障的“法律退出壁垒”等等，使得浙江省产业结构调整进程缓慢。 第三，二元就业体制使得劳动力市场出现断裂而难以调整。 虽然浙江省的劳动力市场正日益规范和成熟，劳动者的就业渠道也更为通畅，就业的质量也得到明显提升。但同时也应该看到，处在体制转轨和结构调整中的浙江，二元就业体制仍然并存，一方面，涉及国有部门和存量劳动力，就业体制在渐进改革，但是就业基本上还是靠政府的行政调节；另一方面，涉及非公有制部门和增量劳动力，基本上完全靠市场来调节。浙江目前所形成的就业市场，仍是一种断裂的和残缺的就业市场。城市和农村断裂成两个就业市场。城市就业市场在现实中也断裂成三块：一是城市的正式部门，包括所有的国有部门、大公司以及知识技术密集部门，这主要是大中专以上的毕业生和国有部门“下海”、“跳槽”人员竞争的就业市场，一般有较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和较高的工作稳定性；二是城市非正式部门中待遇相对较好或劳动强度较轻的部门，这主要是从国有企业分离出来的人员和一般城镇人员竞争的就业市场，一般来说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但工作相对稳定；三是城市非正式部门中待遇相对较差或劳动强度较高的领域，如企业中从事苦、累、脏工作的体力工人以及建筑工、装修工、矿工、修理工、商贩、餐饮业服务员、保姆、废品收购员等等（何景熙，1999），这主要是进城民工竞争的就业市场，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工作也不稳定。 这些就业市场的断裂块，尽管具有相互交叉的领域，但却不存在统一的劳务价格、社会保障制度、劳动用工制度以及劳动力供求关系。这就使在某项政策下对劳动力市场的调整信号，并不能在整个断裂的劳动力市场得到反应，有时还会有适得其反的结果。例如，下岗职工宁肯没有工作也不愿干农民工干的活儿，限制农民工进城的措施非但没有缓解下岗职工的就业困难，反而使某些领域出现劳动力供给的短缺或劳务价格的升高。 2. 政府对部分行业的准入限制 据经济普查资料可测算出2004年国有经济从业人员和增加值在各行业的占比(见表14),测算结果一定程度上折射出，至今政府对金融、电信、铁路、民航、电力、自来水、煤气、石化、汽车等众多行业仍存在力度和方式不同的进入限制。这种限制使得政府凌驾于市场之上，扭曲了资源配置，使得非特定的资本和劳动力对这些产业的进入受到限制，从而导致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扭曲。应该说，浙江政府对企业的行政干预较小，各种类型企业拥有较多的自由发展空间。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报告显示，在全国30个省区市(不含西藏)中，浙江省资本自由度高居全国之首（参见：《中国各地区资本自由化指数》，2006）。浙江非公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发展较快，但其进入部分行业仍面临重重困难，这与这些企业本身的规模和素质的不足有关，也与其受到种种进入管制和行政管制有关。与大型企业比较，中小型企业的资本有机构成一般相对较低，劳动密集程度高，吸收劳动的能力较强，发展中小型企业在就业政策中无疑具有重要地位。但是对中小企业的歧视性政策一方面阻碍了其规模的扩大，降低了其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另一方面也扭曲了其投资方向，从而影响到产业结构的正常演进，进而影响了就业结构的转换。
表14 2004年浙江省第二三产业各行业国有经济占本行业比重 单位：%
注: 从业人员为年末数，增加值按收入法计算。这里的国有经济包括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以及经费主要来源为政府和国有经济单位的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及其他组织。 资料来源：浙江省经济普查年鉴-2004。
3. 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 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尚不健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就资金来源而言，各地区、各行业在基金的收取上存在较大差异，造成了社会保障的地区、行业差别。同时，统筹基金的拖欠现象使本已不足的保障资金更加短缺。第二，就覆盖面而言，社会保障的受益范围有限，许多个体经营者及自由职业者缺乏必要的保障。第三，就资金使用而言，社会保障涉及多个部门，管理费用较大，资金的使用效率不高。社会保障的状况对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转变产生如下影响：首先，社会保障的地区、行业分割和较窄的覆盖面一方面导致失业问题不好处理而提高了衰退产业的退出壁垒，影响了相关产业企业的退出，使得大量的稀缺资源和隐性失业的劳动力无法投入到扩张产业中去；另一方面，也影响了劳动力个体在地区之间、产业之间及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的转移。其次，社会保障过窄的覆盖面严重影响了非正规就业的发展，包括非正规部门的就业和正规部门的非正规就业的发展。大力挖掘非正规就业潜力是扩大就业的必然选择。但就当前的社会保障状况而言，非正规就业大多处于社会保障体系之外，这必将降低劳动力从事这些工作的偏好，从而影响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转变。 4. 地区身份和农业身份的限制 身份限制是劳动转移不畅的又一重要原因。虽然中国特别是浙江省在大力推进城市化进程中已逐步放松户籍管制，但是这种放松只适用于受过高等或较高等教育的少数人群，中低学历的人群和农村劳动力的地区身份、农业身份仍然受限。这种身份限制不仅影响了公民的迁移权，而且对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转换具有负面影响。第一，劳动力在地区之间的转移受限，妨碍了劳动力统一市场的建立，使得经济较发达地区由于缺乏必要的劳动力补充而工 资上升，从而导致劳动力与资本的相对价格发生变化，厂商增加了对资本的偏好，最终会出现资本对劳动力的替代。第二，劳动力在地区之间和农业和非农业身份之间的转换受限，一方面使得部分城市的部分行业（一般为当地城镇失业人员不愿意从事的工作）出现岗位空缺，另一方面，愿意从事这些工作的外地或农村劳动力又无法如愿，直接影响了就业结构的转换。第三，由于身份管制和其他一些城乡有别的制度规定，浙江省当前社会经济的二元结构非常 明显，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见表15）。农民收入的低下对整个社会的消费需求产生巨大的影响，导致消费品工业，尤其是第三产业的需求很低，也阻碍了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转变。
表15 浙江省城乡居民家庭人均收入 单位：元
资料来源：2005浙江统计年鉴。
（二）产业自身的影响 产业自身存在的局限性对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协调互动产生了消极作用。 1. 产业高度化进程缓慢 近年来，虽然我省的产业结构得到了一定调整优化，第一产业比重明显下降，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比重不断提高，但是，浙江省产业结构多年来尚未发生根本变化，增加值构成和劳动力构成均呈“二、三、一”形态，以新兴技术或资本密集型产业和产业结构“软化”为主要内容的产业结构高度化进程仍然较慢，产业技术基础和素质提升力度不够。经济普查资料显示，2004年浙江省的第三产业的增加值比重为39.4%，比全国均水平还低1.3个百分点，同时第二产业的比重为53.7%而稳居主导地位。有研究根据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趋势测算指出，浙江省要想真正完成以第三产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升级，还需要至少10左右的时间（傅吉青等，2006）。从发达国家的演进过程看，浙江省第二产业长期占主导地位是产业结构升级的必然过程,但是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第三产业占主导地位是产业结构升级的必然结果。第三产业对经济的稳定发展起着重要作用，若长期滞后于第二产业将给经济增长质量和产业结构优化带来一定的影响。 2. 第二产业内部低技术水平行业占主导 浙江省制造业内部各行业的相对变化较为缓慢，纺织、机械和化工三大行业的地位基本没变化。有研究对浙江省各行业的内向竞争力和外向竞争力进行分析，结果发现，纺织、服装、化纤等产业无论在内向和外向竞争中仍然构成浙江产业竞争优势的基础，而高新技术产业在全国缺乏比较优势（参见：赵国明，许小忠等，产业比较优势与结构高度化，2002）。还有研究指出，“十五”以来对浙江工业总量增长贡献较大的行业主要是纺织、机械等传统产业。同时，2005年浙江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7.5%，不仅低于全国4.7个百分点，更低于广东（28.4%）、江苏（18.1%）和上海（16.7%）（傅吉青等,2006）。另有研究通过对浙江、广东、北京、江苏、山东五省市进行比较研究发现，浙江工业结构偏轻，其重工业化系数比在五省市中居末位，浙江的低技术水平不仅表现在工业生产中固定资产投入不足（资本密集型产业增加值比重接近五省市中的最低水平），而且表现在其高技术产业、高劳动生产率产业增加值比重均在五省市中位居或接近最低水平。浙江工业中通信电子设备制造业的增加值仅占工业增加值合计的4.7%，而广东该比重已达23.5%，通信电子设备制造业发展滞后直接导致工业产业结构的高技术化进程受阻（参见：伦蕊，工业产业结构高度化水平的基本测评，2005）。 经济普查资料也显示，浙江省重工业化程度明显低于全国。2004年规模以上工业中，重工业比重为53.8%，虽比2000年的49.1%有所提高，但比全国平均水平低。霍夫曼系数为0.86，虽比2000年的0.98有所下降，但远高于全国。经济普查资料还显示，浙江工业企业行业门类齐全，但主要集中在纺织、服装、化学原料及制品、塑料制品、金属制品、通用设备、交通运输设备、电气机械及器材制品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从企业单位数，从业人员数，还是营业收入、利润总额等指标看，在工业企业40个行业大类中，排名前10的主要是上述劳动密集型产业（见表16）。相比之下，医药制造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等高技术产业的企业单位数、从业人员数、营业收入和利润总额所占比重偏小，虽然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利润总额和营业收入的排名也进入了前10，但位次靠后。显然，这种低技术水平产业占主导的格局使得产业结构升级缺乏相应的技术基础和素质。
表16 工业企业中按部分指标排名前10的行业
资料来源：浙江经济普查年鉴2004。
3. 第三产业内部行业构成欠优 第三产业内部结构欠优是导致其吸纳劳动力不足的重要原因。第三产业向来被认为是吸纳劳动力能力最强的领域，但是浙江省第三产业的总体发展速度不快，发展水平也不高，其在吸纳劳动力方面也没显出优势，应该与第三产业的内部结构有一定的关系。从浙江省第三产业内部各行业的增加值看，批发和零售贸易业，房地产业等两大行业占据第三产业各行业的第一、二位，2004年两大行业实现增加值合计占第三产业的比重约为四成。而金融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则在第三产业位居第三、第四位（见表17）。与北京（增加值居第一、二位的分别是金融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上海（增加值居第一、二位的分别是批发和零售贸易业，金融业）金融业均进入前两位相比，有一定的差别；与欧美发达国家以信息、咨询、科技、金融等新兴产业为主相比，则差别明显。有统计分析表明，信息、咨询、科技、金融等新兴产业正是就业弹性大的产业（喻桂华等，2004）。可见，浙江省仍以传统的商业、服务业为主，新兴产业发展不足，是影响第三产业就业的重要原因。
表17 第三产业内部各行业的增加值比重 单位:%
资料来源：根据经济普查资料计算。
（三）供求的影响 一方面，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升级面临供给饱和约束。如工业品的供给水平超过了人均收入水平及需求结构决定的正常需求水平，出现工业品相对过剩和生产能力闲置。经济普查资料显示，2004年浙江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220多种工业产品中，生产能力利用率在八成以下的产品超过3/4，生产能力利用率在60%以下的有近4成以上的产品，生产能力利用率在40%以下有24%。其中液晶电视机、家用电热水器、普通锯材、合成橡胶、合成洗涤、拖拉机、汽车、集成电路、台式微型计算机、铝棒材、照相机（包括数码相机）、表、手机等产品的生产能力利用不足最为严重。显然，部分工业产品供给市场的相对饱和过剩将使这些产品产出的持续增长难以为继，也会导致劳动力的相对饱和与过剩。 另一方面，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转换面临需求缺口约束。越完善的市场经济和买方市场条件下，产品的需求结构对产品的供给结构决定作用明显。改革开放以来，浙江人均收入和消费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逐渐由商品性消费为主转变为非商品性消费比例的扩大，由生存型消费转变为享受型、发展型消费。2004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4546元，比上年增长10.4%，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6096元，比上年增长12.2%。在主要消费项目中，医疗保健、交通通讯、娱乐文教三项保持高速增长势头，旅游消费热已在居民家庭中兴起，尤其是住房、汽车的消费，带动了众多上、下游产业的联动发展，消费层次提升与消费结构转换客观要求产业供给结构作相应调整。同时，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更多的农村人口转化为城市人口，由此增大对现代消费服务的需求总量。但目前，浙江的现实情况是，第三产业比重偏低，供给结构的提升滞后于需求结构的变化，特别是消费性服务的规模、种类和质量尚不适应社会消费水平提高和消费结构变化的需要，阻碍了消费需求的进一步扩大，潜在的服务需求更难被开发出来，消费需求增长的乏力最终会影响到服务业的优化升级。 （四）投入要素的影响 在诸多投入要素中，技术缺口和人力资本缺口的负面影响尤为突出。 1. 人力资本缺口 人力资本在低层次上供给过剩和中高层次上供给不足并存，并且总体存量层次低，是造成人力资本和产业结构错位的重要原因。而教育的欠缺是造成中高层次人力资本缺口的主要原因。首先，以往历年基础教育投资不足，使得浙江省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整体偏低（参见，胡永芳，对浙江省文化素质的实证研究，2002）。经济普查资料也显示，浙江省单位就业人员的学历水平和技能水平均偏低。从浙江单位就业人员的学历结构看，初中及以下的学历占了近六成（58.1%），高中和大专学历占27%和9.5%，大学及以上学历占5.4%，学历水平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也低于广东、江苏、山东等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省份；在具有技术职称的从业人员中，初级技术职称占了近六成，中级及以上技术职称的从业人员仅占四成，技能水平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以及广东、江苏、山东等省份（见表18）。相对文化程度较高者而言，文化程度较低的劳动力更容易受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也更容易失业。一方面，由于文化程度较低，所以无法适应技术升级的需要；另一方面，较低的文化程度也妨碍了对其他行业技能的学习，以至无法适应行业转换的要求。这种人口受教育程度水平决定了现阶段结构性失业的必然性和严重性。同时，受劳动力素质较低的影响，部分需要高素质劳动力的产业出现岗位空缺，影响了产业的发展，也使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调整受阻。 其次，在职教育投资有待提高。许多企业对在职职工的教育培训缺乏认识，特别是内资企业和中小企业很少对职工的在职教育进行投资，使得职工素质的提高不能满足产业结构升级和转换的需求。再次，再就业培训尚不理想。一方面，再就业培训资金来源不足。由于再就业培训资金尚未开征社会保障税解决，而只是以社会统筹基金来替代。社会统筹基金存在覆盖面窄、强制力弱、拖欠较严重等问题，严重影响了再就业培训的资金数量。另一方面，在再就业培训的培训项目、培训形式等方面，目前也存在培训项目较少、培训形式单一等问题，从而影响了再就业培训的效果。再就业培训的欠缺使得大量的失业人员通过学习新技能转向其他行业就业的路径受阻。
表18 就业人员学历构成和职称构成 单位:%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经济普查年鉴，浙江省经济普查年鉴，广东第一次经济普查资料公报（第一号），江苏省第一次经济普查公报（第一号），山东省第一次经济普查公报（第一号）计算。
2. 技术性缺口 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在历史上一直是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虽然随着以促进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为主要目标的科技体制改革不断深化，浙江省市场配置科技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不断增强，企业日益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经济普查资料显示，2004年末，在我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开展科技活动的单位有6419个，科技活动人员14.3万人，投入科技活动经费182.1亿元，代表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研究与试验（R&D）经费为88.1亿元，分别占全国的19.5%，7.8%，7.6%和8.0%。但是浙江产业的协调发展仍面临着技术性约束缺口。存在的主要问题是：（1）具有创新能力的顶尖高科技人才缺乏；（2）对高科技的资金投入不足，与发达地区或发达国家比，无论在总体还是各产业之间，R&D经费占GDP的比重都是较低的，与一个经济大省的发展水平不相称；（3）高科技产业组织形式分散，规模小，力量弱；（4）高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的力度不够；（5）技术应用与人力资源系统错位，劳动力素质跟不上技术应用条件的改变。经济普查资料显示，虽然浙江开展科技活动的单位数比广东、山东、江苏等省份多出很多，但科技活动人员，投入的科技活动费， R&D经费却比这些省份低很多，尤其是R&D经费的投入强度甚至比全国平均水平还低（见表19）。显然，在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形势下，科技人才的缺乏，科技经费投入的不足，特别是自主创新能力不足，将对我省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协调发展构成制约。
表19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科技活动情况表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经济普查年鉴、浙江省经济普查年鉴、广东第一次经济普查资料公报（第二号）、江苏省第一次经济普查公报（第二号）、山东省第一次经济普查公报（第二号）有关数据计算。
四、促进产值结构与就业结构良性互动的对策探讨 浙江省就业结构变迁与产值结构的变迁的脱节将对产业结构的升级、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就业的增长产生严重的影响，应当采取有效措施加以矫正。制约因素的多样性决定了对策的多样性。根据以上分析结果和影响因素，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一）实施积极的产业政策，优化产业结构 1. 处理好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关系，坚持二、三产业发展并举 许多研究表明，制造业与服务业是一种不断加强的唇齿相依的双向互动关系。服务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制造业为服务对象的，而制造业整体水平和产业品质的提升，依赖于服务的附加和服务业的整合。因此，过分偏好工业、第二产业的发展而忽视第三产业的发展或片面的注重发展第三产业而轻视第二产业的发展都是缺乏理论和实践依据的。显然，没有第三产业的强有力支持，第二产业的平衡增长势头将受到金融、技术、流通等多服务环节的阻滞。同样，没有强大的第二产业尤其是工业做支撑，第三产业也将因有效需求不足而无法保持稳定发展的格局。事实上，未来制造业的“制造”指的是为用户创造和提供产品的全过程，包括产品的研发、设计、生产、流通和售后服务等各方面，随着制造业结构形式的不断革新以及制造业与服务业界限变得模糊，未来制造业将拥有更加广泛的内涵。因此，我们主张，浙江省产业结构调整应该二、三产业发展并举。一方面，通过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利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来调整工业结构；另一方面，通过提高第三产业的层次和水平来为工业结构的调整提供有力的服务支持。 2. 处理好第二产业中的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关系，立足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同时，向劳动技术密集型、劳动知识密集型演化和升级 浙江省仍然处于劳动力丰富、资本相对稀缺的发展阶段，安置就业的任务仍然繁重，需要我们在产业发展的时候考虑到就业目标。劳动密集型产业符合浙江省的资源禀赋特征和比较优势原理，仍然是浙江省工业的比较优势所在。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与重视生产技术进步，提高生产率并没有本质冲突，因为一些技术进步可以减少资本的使用，使稀缺的资本得到更好的利用。应加大对纺织、服装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改造升级，加大对机械、电子、信息、石化等产业的培育。可以在若干产业或产业群中同时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劳动技术密集型和劳动知识密集型产业。以电子设备和服装产业为例，一般电子设备组装产业和中低档的服装产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而包含自主研究开发在内的相对完整意义上的电子设备制造是劳动技术密集型的产业；同样，具有品牌性质的高品质服装制造也是一种劳动技术密集型产业，而和服装业相关的服装设计、广告策划则是劳动知识密集型产业。 3. 促进第三产业内部结构升级 从第三产业的结构偏离度可以看出，浙江省第三产业具有极大的经济增长空间和就业增长空间。因此，支持第三产业发展是拓宽就业渠道的良好途径。发展的重点应放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与科技进步相关的新兴行业，如咨询业、信息产业和各类技术服务业等；二是就业容量大、与经济发展和居民生活密切相关的行业，如金融保险业、房地产业、仓储业等；三是对国民经济发展具有全局性、先导性影响的基础行业，如交通运输业、邮电通讯业、公用事业等。 浙江省第三产业发展不充分的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行业垄断和市场准入过严，如金融保险业、电信、铁路、民航、教育、卫生、广播电影电视业等，它们就业弹性较大，却存在很多进入壁垒。由于缺乏竞争，这些服务居高不下的价格不仅抑制了消费，反过来也影响了以上产业的发展规模，最终限制了对劳动力的需求。所以，当前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消除它们过高的进入门槛，吸引多方投资。 （二）加强制度创新，完善劳动力市场 前已叙及，浙江的就业市场仍存在断裂和残缺，城乡二元结构未被打破，城市内部又存在国有经济部门和非国有经济部门，正规部门和非规部门分别发挥作用的劳动力配置机制，就是非正规部门内部，在工资待遇和劳动保障等方面也存在断裂。这种不完善的劳动力市场使得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协调演变缺乏必要的条件。因此，加强制度创新，完善劳动力市场是当务之急。首次，要打破现有的制度性障碍，对现有的制度性包括户籍制度、农村土地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进行彻底改革。其次，使工资成为劳动力供需变动的真正信号，使劳动力的价值得以真实反映。再次，完善劳动力市场就业服务体系。 （三）以科学的发展观为指导，建立科学的绩效评估体系 绩效管理和绩效评估在西方发达国家已经运行几十年，有一套成熟的经验和技术。在绩效指标的设计上，主要围绕“三大E”展开，即经济（Economy）、效率（Effi ciency）、效益 Effectiveness 。这些原则和方法值得我们很好地借鉴。我们认为，在现阶段，我国各级政府之所以偏好工业，一定程度上与我国目前的绩效评估体系有关，因此，应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建立科学的绩效评估指标体系。在指标设置方面既要有经济指标，也要有社会发展和环境建设的指标。特别是在经济指标的设置方面既要体现经济增长的数量，也要体现经济增长的质量；既要考核对经济总量的贡献，也要考核对经济结构的优化；既要考核已经表现出来的显绩，也要考核潜在绩效；既要考虑当前，也要考虑未来。同时，不同层级、不同地区的政府绩效指标的设计也要体现当地特点，不能简单搞“一刀切”。 （四）减少政府过多的管制，降低特定产业的进入壁垒 政府应逐步放松对众多产业的进入管制，一方面，对于自然垄断产业，随着技术的进步，其进行垄断的理由将逐步弱化，进入壁垒将逐步降低，政府的进入管制也应逐步消除；另一方面，对于非自然垄断产业，随着经济的日趋市场化和国际化，政府基于传统观念的进入管制也必须逐步消除。政府管制的放松，必将有利于矫正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扭曲，创造更多就业机会。 （五）尽量降低产业“退出壁垒”门槛，减少产业退出成本 为了使衰退产业能够顺利退出市场，必须推进制度创新，减少退出成本。一是要建立科学的产业退出援助和保障制度，促进产业退出。二是应尽量采用低“沉没成本”方式。根据对沉没成本的影响程度不同，应尽可能利用并、转或联合，慎用关、停与破产。应继续鼓励资金雄厚、有知名品牌、管理水平高、经济效益好的企业兼并落后企业，推动跨部门、跨地区、跨所有制联合与合并。三要加强宣传，形成全民优化产业结构的共识，使产业结构调整得到社会的理解与支持。 （六）逐步以身份证制度取代传统的户籍制度，加强城市化建设，促进农村劳动力有序流动 当前的身份证制度日益完善，可以以其逐步取代严格的户籍制度，降低劳动力区域间流动的成本，促进劳动力统一市场的形成。对于户籍的城乡差别，由于我国当前农村劳动力数量巨大，一步到位地消除户籍的城乡差别是不现实的，应当采取以下措施： 第一，加强小城镇建设，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由于受就业机会、基础设施、城市管理等方面的限制，农村劳动力在短期内大量转移到大城市是不现实的，因此，加强小城镇建设就成为近期提高城市化水平、促进产业结构转变、分流农村劳动力的一个现实可行的措施。但是，小城镇的建立也需要一定的条件，小城镇若要生存和发展必须要有自身的支柱产业，而农产品的加工业就是较好的选择。一方面，农产品加工业基本属于劳动密集性产业，在吸纳较多劳动力的同时，所需投资相对较少；另一方面，小城镇与农村距离较近，原材料的运输费用较少，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具有比较优势。而小城镇工业的发展在转移农村劳动力、提高小城镇居民和周边农民收入的同时，还会拉动对第三产业的需求，从而创造第三产业的就业机会。因此，政府应当在融资和财政税收政策及行政管理措施方面对此加以鼓励。 第二，消除城市中对农村劳动力的就业歧视政策。当前一些城市为了增加当地城镇失业人员的就业机会，采用行政措施对企业雇佣农村劳动力进行限制，这些看似对城市经济有利的措施，实际上却在整体上和长远上损害了产业结构的正常演进和就业机会的增加，进而损害了经济的健康发展。因此，政府在努力创造就业机会的同时应当消除对农村劳动力的就业歧视。 （七）努力缩小城乡和地区收入差距，推动居民整体消费结构升级 统筹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是21世纪发展的主题之一，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要点之一。从前面的分析可知，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城乡之间收入差距过大等问题，已经成为制约产业乃至整个经济发展的障碍。因此，应统一思想认识，拿出切实可行的办法，尽快扭转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差距扩大的局面，通过缩小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差距，增加农民和浙西南地区特别是贫困地区居民的收入，提高城乡居民整体消费水平，通过推动消费结构升级，增强产业协调发展的内在动力。 （八）健全社会保障体系 目前的社会保障体系是原先计划经济体制下，城市偏向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的延续，存在多方面的不完善，改革难度较大。为配合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调整，应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比如通过开征社会保障税，消除或减少地区之间及行业之间的保障差异，促进劳动力在不同地区和不同行业间的自由流动。同时，将私营企业、个体工商业户以及自由职业者纳入保障范围，促进非正规就业的发展。 （九）加大教育培训投资，提高劳动力素质 如前所述，劳动力的素质已经构成对产业结构高度化和就业结构优化的主要制约因素之一。据资料显示，浙江省15岁以上人口中仍有大量文盲，其中绝大部分在农村，而从业人员中初中以下文化水平的占绝对比例（参见，浙江省2000人口普查资料）。因此，教育培训的投入力度应该继续加大。首先，政府应着眼于农村基础教育和基本技能培训的转移支付。其次，引导全社会改变传统的教育观念，强化对于成人教育和技能培训的认识。第三，树立终身教育的观念，推动家庭个人和企业对人力资本的投资。 （十）鼓励非正规就业 作为增加就业的一个重要手段，非正规就业在现阶段应当受到大力提倡。鼓励非正规就业，除了前述的完善社会保障外，政府还应当进行以下工作：第一，发布详细的职业指导信息，并使信息的可能使用者能够及时、经济、方便地得到。当前拟进行非正规就业的劳动力中的相当部分受教育程度较低，自行搜集信息的能力有限，同时，他们的经济状况也往往较差，无法承受高成本的就业信息，因此，及时、准确的低成本信息就成为他们成功就业的基本前提。第二，加大对非正规就业的鼓励措施。一方面，应当借助舆论手段改变传统的就业观念，提倡非正规就业，对非正规就业给予精神鼓励；另一方面，对于非正规就业者给以适当的物质鼓励，如税收及其他相关费用的优惠、由政府组建相关机构为其提供信贷担保等，以增强其生存能力。第三，鼓励部分高素质劳动力从事自由职业。 （十一）深化产业理论研究 理论是行动的指南，产业结构理论的滞后会使产业结构的调整缺乏明确的目标和系统的理论支撑。目前，国内对产业结构问题的研究不够深入，偏重静态、定性和政策解释性的研究，忽视动态、定量和前瞻性理论性研究，因而研究成果缺乏分量，缺乏实际可操作性，对现实的产业结构转换指导作用不大。因此，当前要加快对产业理论的研究，在吸收国外最新研究成就的基础上，结合国内产业结构的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探索产业结构发展的一般规律和国内产业发展的特殊规律，进行真正意义上的理论创新，为国内产业政策的制定和产业结构的调整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
课题组负责人：金汝斌 课题组 成 员：叶水寒 胡永芳 黄洪琳 执 笔：胡永芳 黄洪琳 参考文献： 1．赵履宽，杨体仁，姚先国，王建新：劳动经济学[M]。北京：中国劳动出版社，1997年。 2．郭克沙：改革开放中的经济增长与结构变动[M]。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1993：250。 3．杨治：产业经济学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46-47，52。 4．李冠霖：第三产业投入产出分析[M]，中国物价出版社2002年版。 5．郭克莎、王延中主编：《中国产业结构变动趋势及政策研究》，经济管理出版社1999年版。 6．史忠良主编：产业经济学[M]，经济管理出版社1998年版和2005年版。 7．龚仰军：产业结构问题研究[M]，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年。 8．苏东水：产业经济学[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 9．方甲：产业结构问题研究[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 10．刘茂松，能海斌主编：产业经济专题研究[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年。 11．毛健，产业结构变动与产业政策选择[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年。 12．李仲生：中国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变化[J]。人口与经济，2003(2)：43-47。 13．夏杰长：我国劳动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偏差[J]。中国工业经济，2000(1)：36-40。 14．李冠霖、任旺兵：我国第三产业结构就业增长难度加大——从我国第三产业结构偏离度的演变轨迹及国际比较看我国第三产业的就业增长[J]。财贸经济，2003（10）。 15．朱光华、魏凤春：就业、产业结构调整与所有制改革——一个财政压力周期变动下的基本框架[J]。财经研究，2003（9）。 15．喻桂华、张春煜：中国的产业结构与就业问题[J] 。新华文摘，2004（23）。 16．张建武、李永杰：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互动关系及政策含义。广东经济管理学院学报，2005（1）。 17．李悦：产业经济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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