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文学史||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与西域的文化艺术交流（上）

（一）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政府对西域的管理

东汉王朝晚年，内乱不已，对西域诸国的控制日渐松弛。152年西域长史王敬为于阗所杀，汉兵无力出讨。168年疏勒贵族和得杀疏勒王及汉大都尉，自立为王。170年汉遣西域长史张晏率焉耆、龟兹、车师3万余人前往征讨，无功而返。灵帝末年，黄巾起义暴发后，东汉政府一片混乱，陇右、河西遂被地方豪强控制，东汉王朝与西域的关系告一段落。

公元220年，曹丕称帝建魏，东汉灭亡。曹丕称帝后，尚不能一时统一蜀、吴，遂用兵西域，陆续平定了河西地方势力。委任张既为凉州刺史，继又派戊己校尉与西域长史常驻楼兰，西域门户复开，诸国使节相继抵达敦煌、洛阳等地。史称此时“西域流通，荒戎入贡”。史载“诏曰：‘西戎即叙，氐、羌来王，《诗》、《书》美之。顷者西域外夷并款塞内附，其遣使者抚劳之。’是后西域遂通，置戊己校尉。”（《三国志·魏书·文帝纪》）曹魏的首任戊己校尉为张恭。曹魏昌盛时期，西域诸国岁末纷纷来朝贡。“魏兴，西域虽不能尽至，其大国龟兹、于阗、康居、乌孙、疏勒、月氏、鄯善、车师之属，无岁不奉朝贡，略如汉氏故事。”（《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曹魏政权十分重视屯垦。曹操认为：“夫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秦人以急农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世之良式也。”（《晋书·食货志》）公元222年魏文帝曹丕任命承移为新任西域长使，接管了东汉载西域的屯田。魏晋屯田军已把水稻的种植技术，从内陆传到西域，开始在楼兰和高昌地区试种。魏晋在西域的开发，既解决了边防军的口粮，又保障了丝绸之路的畅通，推动了西域经济的发展。

公元265年，西晋取代曹魏，实现了短暂的统一，西晋继续维持着对西域的管辖。除继续派遣西域长史、戊己校尉外，对朝贡诸国赏赐丰厚，并普遍授予官爵。还经常遣使抚慰西域各国。中原王朝与西域地关系进一步深化。316年，西晋灭亡后，北方陷入了十六国纷争地分裂割据局面，史称“五胡十六国”。此时的西域多受制于据有凉州的地方割据势力。前凉张氏、后凉吕氏、西凉李氏、北凉沮渠氏都曾控制西域。中原王朝通过他们与西域及中亚、西亚、欧洲发生联系。他们一方面对中原王朝称臣纳贡，一方面对过往使节出兵护送。

公元423年，拓跋焘继位即魏太武帝。拓跋焘在统一北方的过程中，开始着手部署进取西域的工作。为了统一西域，北魏首先降服了割据于河西走廊地区的北凉王朝，打通了通往西域的大门。442年，北魏设沙洲于敦煌，辖境西达伊吾（今新疆哈密），以李宝为沙洲牧、西戎校尉、敦煌公。之后拓跋焘派军攻占了鄯善和焉耆，并在当地设置鄯善镇和焉耆镇，北魏政府遂控制了天山以南地区。太平真君十年，北魏联合伊犁河流域的悦殷，彻底击垮北疆地区的柔然势力，基本上统一了西域，北魏政府控制了天山南北的广大地区。

在魏晋南北朝的纷乱时期，中原各封建政权不但继承了西汉王朝管辖西域时的措施，而且不断进行发展和完善，使得西域与内陆始终保持着密切的经济文化交往，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二）汉文化、汉风俗对西域的影响日益加深

魏晋南北朝时期，通往西方的“丝绸之路”共有三道：西汉时期的南道没有改变，北道改称中道，在天山以北又辟新道，称北道。北道从玉门关西北绕过白龙堆沙漠，经高昌西行抵龟兹，与中道合，再经疏勒、大宛而达波斯、大秦（东罗马帝国）等国。西去的商品仍以丝绸为大宗，养蚕技术通过波斯传到了欧洲。从大秦到葱岭的沿途，各国的商人纷纷来中国经商，输入我国的商品有宝石、香料、琉璃、火浣布（石棉布）和水银等。229年，大月氏贵霜王朝遣使来洛阳，曹魏明帝赠予“亲魏大月氏王”的称号。西晋时，大秦的使者又来到中国。北魏曾在洛阳设立“四夷馆”，专门接待外国使节。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政治动荡，战乱频繁。但民间交流频繁，形成民族大融合的趋势。大量的西域人涌向中原，尤其是北魏迁都洛阳后，西域商人到洛阳的人数剧增。“自葱岭以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欢附，胡商贩客，日奔塞下，所谓尽天地之区己。乐中国土风，因而宅者，不可胜数。”（《洛阳伽蓝记》卷三）许多人滞留不归，仅居住都城洛阳者就有一万多户。西域人入住都城人数最多的当属北魏。

这一时期，全国基本上处于分裂局面，征战不断，大量的汉人为躲避战乱前往西域。其中中央王朝在西域的统治中心和屯田基地的高昌成为汉人的聚集地。西域与中原人员的大规模流动，极大地促进了两地文化交流。在罗布泊周围的楼兰、海头、尼亚等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魏晋时期的汉文简牍、缣素等，说明当时的汉文化在西域广为流传。

中原地区的政治体系深深的影响了西域，西域很多地区纷纷模仿中原的官僚等级制度。魏晋南北朝时期在西域出现的高昌郡、西域都护、戊己校尉等类似中原的郡县。在这之后，出现了类似中原封建王朝的高昌王朝。甚至魏晋以来的门阀制度在西域也能找到。高昌的阚、张、马等大姓即门阀地主。高昌王朝时期，高级官吏几乎都由这几大姓控制。他们之间彼此通婚，结成一个紧密的封建统治集团。

魏晋南北朝时期，汉文化在西域得到了广泛发展。楼兰遗址发现了《战国策·楚策》的抄本。鄯善发现了晋人抄写的《三国志》。出土的木简中发现了九九乘法口诀。

高昌王朝的年号礼俗、典章制度均效法中原王朝，是名正言顺的中央政府属地。据《北史·西域传·高昌》记载，高昌“文字亦同华夏，兼用胡书”，汉文字、汉语言通行高昌，当地民族语文只处于从属地位。这里的学人经常阅读的典籍“有《毛诗》、《论语》、《孝经》、置学官弟子，以相教授”。（《北史·西域传》）吐鲁番出土了大量上述汉文典籍的抄本如《毛诗》、《孝经》、《尚书》、《论语》、《千字文》等，为《北史·西域传》的记载提供了实证。其中《千字文》是中原汉族学童的启蒙课本，说明高昌学童在学习基本读物《论语》之前，也要像内陆学童一样先念识字课本《千字文》。

高昌王室实行中原礼仪，供奉“鲁哀公问政于孔子”画像，一派汉地景象。高昌还不断派贵族子弟到内陆求学，研习儒家经典和中原礼俗，这些学子回到高昌后，就成为内陆汉文化的积极传播者。

在迁往高昌的汉人中，不乏僧侣、文人、画师、工匠，他们把中原地区的诗词绘画，民间工艺、习俗风尚源源本本带到高昌，在高昌墓葬中，出土了大量纸质或绢质的女娲伏羲人首蛇身图，这种盛行于中原地区的女娲伏羲形象，是华夏始祖和远古文明的象征。它不仅证实了高昌普遍盛行汉地葬俗，而且有力地说明当地汉人要求从母体文化中得到精神寄托的强烈渴望，他们世世代代秉承中原文化传统，始终使高昌弥漫着极为浓厚的汉文化气氛，牢固地保持了汉文化在高昌地区的主体地位。

魏晋南北朝时期，汉朝的服饰、丧葬风俗对西域产生了很大影响。随着丝绸之路的畅通，丝织品大量输入西域，内陆的服饰也传入了西域。当地墓葬出土的绢衣、丝履具有内陆服饰的风格。而鄯善地区“俗人衣服粗与汉地相同，但以毡褐为异”（《佛国记》）说明一般人地服饰与内陆已无区别。在罗布泊、尼雅、吐鲁番等地发现了内陆的木梳、铜镜、漆奁等，说明西域的人民很喜欢内陆的梳妆用具。在饮食方面还发现了中原特有的餐具木箸和内陆常用的炊具釜和甑。由于民族大融合，西域的婚姻礼俗也接近中原地区。《晋书·西戎传》说：“焉耆……婚姻同华夏”。《梁书·西北诸戎传》说“龟兹、于阗等地婚俗又与高昌、焉耆略同”。从发掘的墓结构、随葬品以及死者口中所含钱币等来看，西域的丧葬习俗以与内陆无太大区别。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与西域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联系，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统一地多民族国家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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